Kita

試圖理解綠洲與沙漠間發生的事,七五事件後,開始關注維吾爾社會文化、新疆議題與南疆環境史。現供稿於《轉角國際》專欄 Dwelling in a Shahr and Beyond

Grief and Sorrow:我所聽聞的,他們的巴勒斯坦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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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連數日,無論在資源與義理上均毫不對稱的圍困與轟炸,令我揣揣不安,無法不想起幾位曾在那地工作、與那地有所淵源的朋友與師長:離散巴勒斯坦人、兩位研究者與我的老師。可想見當前,他們正經歷著數倍於我的不安與憤怒,於是試著留下這篇關於他們的巴勒斯坦,且較為個人的速寫。


戰爭持續中,以色列的軍事行動、猶太極右派組織針對穆斯林社區的襲擊、哈瑪斯的反擊,皆在持續增溫。

過去的週末,半島電視台、美聯社在加薩所共用的媒體大樓,也是各國記者在加薩走廊內執勤的重要據點,被以色列軍方炸毀,使得外界及時獲知加薩現場情況的門檻將越來越高。目前雙方死亡人數累計已達 219 人,近 40000 人被迫離開家園,絕大多都是巴勒斯坦人。

我未曾去過巴勒斯坦,對於以色列長過半世紀的武力入侵與殖民擴張,也沒有特別的研究,僅曾在 2014 年戰爭期間比較認真地追相關報導,其餘也只透過一些讀本、一些巴勒斯坦研究學者的 lecture、一些文學作品(主要是 David Grossman),來暸解那地與其上的人們,並人們之間的紛爭。但接連幾日的,無論在資源與義理上均毫不對稱的圍困與轟炸,令我揣揣不安。

無法不想起幾位曾在那地工作、與那地有所淵源的朋友與師長,可想見當前,他們正經歷著數倍於我的不安與憤怒。於是試著留下這篇關於他們,且較為個人的速寫。


A 10-year-old Palestinian girl breaks down while talking to MEE, Middle East Eye.



S

很久沒使用臉書的巴勒斯坦裔同學 S,在以色列對加薩空襲加劇的隔日早晨,將自己的首頁換上了巴勒斯坦國旗。

S 非常喜歡講幹話,樂於開所有人的玩笑。S 時常酒精攝取過多,喜歡宮崎駿動畫《魔法公主》(「每個小孩都應該要看!!」),開關於天線寶寶的爛笑話。每回同學開趴,他總是滿場飛到處聊,也總是能看出易於社交疲乏的我,聚會不及一小時已開始坐立不安,對我喊著:「Kita!開心點,過來玩啊!!!!」他跟我正好相反,跑趴跑各種熱鬧的場合,越跑讓他越帶勁。

某次全班至比利時安特衛普校外教學,路過市內的中國城,S 故意指著明顯到突兀的牌坊(上書有「安市華埠」,個人覺得奇醜無比),對我說,「欸,我們來到你的同胞的地盤了!」

然而,也正是在同一次校外教學,夜半搭上德國通往丹麥間的渡輪,登船前過邊境檢查,所有人需交上護照;發還證件時,我們倆交換了彼此的旅行證件,翻看了一番,露出了心照不宣的笑意:「哼哼,一個不受國際所普遍承認的國家啊。」但其實,若硬是要相比,台灣與巴勒斯坦所遭受困境根本不在同一水平。況且苦難是難以對比的。

2017 年末,柏林街頭遭遇的巴勒斯坦聲援示威

S 也鮮少提及自己故鄉的事。

上一次見到他的社群媒體帳號出現巴勒斯坦旗幟,是在 2019 年春季,他貼了一篇阿拉伯文悼詞和一張合照,因為數日前,一名極右派白人至上主義者持槍掃射紐西蘭基督城的清真寺。51 名死者,其中一位是他的朋友。

他們都是在幼時,因家族土地房舍被以色列侵佔,以難民身份流亡到新的國度,展開新生活的年輕一代巴勒斯坦人。不若上一輩親人對家土的連結,關於巴勒斯坦,他們擁有的更多的是自身的童年片段,以及海外流亡社群建立起的情誼。可無論如何,如此源自祖輩的連結,似乎總會隨著戰爭與死亡事件的迸發,一而再再而三地,將 S 拽離那早已根生的瑞典日常,讓他重返這難解而一再滲血的歷史傷痕,一再共感於世界對於巴勒斯坦所遭受的長期圍困的,長期的冷酷與靜默。


N and K

他們一前一後是系上所收的阿拉伯裔博士生。

N 出身約旦河西岸地區,碩士起至歐洲求學,後來在我們系上攻讀博士。她的田野地位於東耶路撒冷城緣,研究主題是關於以色列的殖民政策,以及當地巴勒斯坦社群對此的回應實踐,包括彼此滿有張力的抵抗與調適。

我們這一屆學生有幸在研究法課程,聽到甫通過論文答辯的她分享來自巴勒斯坦的案例。

她描述,在阿拉伯裔人口居多數的東耶路薩冷,以色列政府推動的都市化進程,是透過政策與官僚系統所展現的一種蠶食式的定居殖民主義(Settler-Colonialism),目的在於透過治理技術、訴訟、買賣等行政手段,逐步取得東耶路撒冷的主控權,讓巴勒斯坦人離開自己的土地。

例如在六日戰爭(1967)後,以色列佔領東耶路撒冷,兼併了土地,卻未承擔起予巴人完整的公民權(annexed the land, yet do not annex the Palestinians' citizenship),反到還施行一系列基於種族而制定的差別待遇原則,訴訟權、就業機會、社會福利、受教權,皆是猶太社群優於阿拉伯裔社群。再者,在都市發展計劃方面,以色列制定了極為嚴苛的營建法規,規定僅有 7% 的土地為建築用地,窒礙難行的建築申請程序使得房舍更新的速度,遠遠落後於人口增加速度與居住需求,導致違建大量增生,這使得政府佔盡法規優勢,以拆除違建的名目拆遷巴人家戶。同時,以色列刻意在西岸地區不施行限建政策,並興建城牆以隔開耶路撒冷與西岸地區,搭配前述的差別待遇與拆除違建,利用種種政策差異的優勢,以色列企圖鏟推巴勒斯坦社群,將他們一點一滴地擠離耶路撒冷。

這樣一批並非因為戰爭,而是因為以色列慢性的都市政策推動,而被迫離開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社群,已逐漸在牆東、西岸地區既有的難民營之外,形成了可觀的定居聚落。N 主張,這類新生的邊緣聚落空間是以色列屯墾殖民政策的副產品:一種搜羅吸納當局所不希望在城區看見的巴裔市民的大型容器(containers);對巴人社群而言,這些空間也是當局精心設置的陷局(traps),讓流落邊緣地區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自此陷入無從突破、永久的暫居性之中(the state of permanent temporariness)。

換句話說,壓迫與暴力並不單透過戰爭來展現,更是透過政策而充斥於東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當中,而這一切,僅是以色列企圖猶太化耶路撒冷並猶大全地的一小實例。事實上,這個月逐步升溫的對抗,即是起源於耶路撒冷城東部,謝赫.賈拉社區(Sheikh Jarrah)的巴人家庭拆遷驅逐案。

另一位同學 K,出身埃及,曾在 Human Rights Watch 中東與北非的地區辦公室工作,也當過家管兼職翻譯——後來才知,他是《修正》(Jonathan Franzen)、《1984》(Georeg Orwell)、《潘妮洛普》(Margaret Atwood)等書的阿拉伯文譯者。由於長期參與埃及與巴勒斯坦的人權議題,經驗較為豐富,時常在課堂上提出較為基進的反思與批判觀點(這是稱讚)。

軍事行動升級以來,他持續在社交媒體上聲援巴勒斯坦,與夥伴交換彼此的觀點,只可惜我並不會閱讀阿拉伯文;唯一一則英語的貼文,他貼了張文化研究學者薩伊德(Edward Said)在 2000 年,自黎巴嫩向以色列方扔擲石塊的歷史照片,下註:「Edward Said throwing a rock with the resistance!」

(忍不想碎念一下,實在沒有很喜歡 Said 的作品,甚至覺得他在西方後殖民論述的神主牌地位實在過於誇大,論出身與聲望,他也賺盡了自己身份政治所能獲得的利益,相形之下 Fanon 倒是誠懇許多。但這都無損於 Said 對於人類智識的貢獻,只是對他沒有愛而已。扯遠了。)

另外有件值得一提的關於 K 的事:可能是由於學科性質的關係,同儕間時常交換彼此所關注的議題看法,而 K 是我在歐洲,第一位知道「維吾爾」此一族群的朋友,那是 2017 年的冬季,維吾爾遭受大規模系統性拘禁的新聞還沒有被國際媒體所重視。

他提到自己在開羅的住家附近就有一些維吾爾聚落,常常在幾間自己開的維吾爾的餐館聚集。我當時就順勢問了當年夏季,埃及政府應中國大使館要求,大規模遣返維吾爾留學生回國的事。他點了點頭説,「那是真的。」口吻滿是遺憾。

那些被遣返的學生多半就讀於開羅的伊斯蘭大學,且應中國政府要求而遣返維吾爾人的情況,自 2014 年起即成為常態,南面出逃路線必經的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國,皆有大量類似的遣返案例,且沒有人知道那些被遣返的人們,最終去了哪裡。

畢業後,K 拿到繼續深造的機會,現正攻讀博士班,研究埃及貝都因部落的對英法殖民的環境抵抗史。


M

最後一位則是我就讀碩士班的老師 M。

瑞典托派政黨、記者出身,自 2000 年代初即常駐巴勒斯坦,關注以色列的屯墾擴張與背後軍事化的資本驅力,並批判瑞典於巴勒斯坦政策的背信,此外他也關注伊朗的工人運動,並為這些議題撰有多本著作(只可惜皆是瑞典文)。後因故轉移戰場,回到大學,研究資本主義與石化燃料的歷史糾葛,拿了博士學位,在系上授課。

不過他對巴勒斯坦的關注,已浸透在他在瑞典的日常教學中。

印象最深刻的是,某次課堂報告,某位同學談的是教育與去殖民實踐的結合,M 在回應中稍稍提點還需留意到教育這件事本身,對於不同社會群體有不同的意義與期待。例如他所待過的巴勒斯坦社群,儘管資源缺乏,卻普遍高度重視教育,而這正是背後殖民歷史的展現:人們普遍認為,地土家園田產隨時皆可能被以色列殖民者強行奪去,唯有透過教育所獲得的智識,是殖民者和軍人所無法奪走的;縱使流亡,也是無可奪取的財富。

那是一種隨時預備被迫放棄家園,隨時被迫流離失所的長期心理狀態。而坐在台下的我只感到萬分哀戚。

後來某次的師生聚會,他刻意談到自己逐漸淡出巴勒斯坦左翼運動,轉往學術界的轉折。他就著爐火所燃放出的光線說話,希望自己的經驗,可以對在各自所關注議題上努力的我們,有更多一點的啟發,而不致燃盡毀壞。

M 自述,在 2010 年後,自我感受遇了某個瓶頸,不是智識或身體上的,而是對於所珍視的價值所抱有的盼望,他感到無以為繼,感到自己再也沒有辦法持續下去,因為眼前的一切完全沒有好轉的跡象,而自己已難以抵禦那樣內外交迫的絕望,並自內而生的坍塌。

Angelus Novus, Paul Klee (1920). Israel Museum. Wikimedia Commons.

他讓自己回到歐陸,潛沉了一段時間,找到了得以說服自己繼續前進的說辭。

有點老派又帶點故作姿態的彆扭地,他在火光中摯然地引述了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對於保羅‧克利(Paul Klee)畫作 Angelus Novus 的詮釋,當年的他從中理出了得以支撐他,繼續往前的力量:「我不知道你們是怎樣,但我是個悲觀的人。若你是個悲觀的人,你才會需要鬥爭/奮鬥(struggle),樂觀的人是不需要鬥爭/奮鬥的,樂觀的人只是相信一切都將會變好。

「(而)激勵我繼續走下去的,不是一個可看見的,更好的未來,也不是因為我們相信我們最終將獲勝,而是亡者,那些已經逝去之人,而是對我們逝去的伙伴們,那種最為真實又切入心底的 grief and sorrow。

「因著對於夥伴們的 grief and sorrow,使我不得推著自己,在歇息後繼續努力前進。」




我不知道天性開朗的 S 如何看待身為流亡巴勒斯坦人的宿命?我不知道在最為重視社會平權的北歐唸書的 N,當她在聖城東部做研究時,如何調解所看見聽聞的一切一切的不平等,與理想世界之間的巨大落差?我不知道 M 在巴勒斯坦的最後一段時光,究竟經歷了什麼樣的,失去摯友的衝擊?但看著近日以色列在加薩的軍事行動,我很難不想到他們。

不知他們這時溢滿胸臆的是什麼樣的感受?是年輕時的憤怒?絕望而無可承受?還是 M 那晚所分享的,grief and sorrow?當我看著 Middle East Eye 的短訪,那家園被以軍空襲所夷平,只是希望自己可以成為醫生或任何能幫助自身同胞困境的大人的那位巴勒斯坦十歲女孩的詰問,我無法不想起他們。

儘管各自所專注、認為重要的議題不盡相同,但他們皆曾在私下或課堂等各類場合,聽我分享過維吾爾族所遭遇的困境,給予支持與同情。這樣的精神與實踐,以及與他們相處的時光,在在促使我持續專注在所在乎的議題之上——為了所認識的、已然無力的人們,試著找到透出光線的那個方向,盡己所能地多往前一點點。因為我相信我們都知道,這個世界很令人失望,一點也不公平,暴虐掌權者恣意橫行,我們都知道,也深諳那種內心的世界止不住地坍塌,內縮,逐漸荒蕪的自我鄙視。

無論如何,我未曾踏上過巴勒斯坦的土地,但我希望以此紀念曾在那地努力過,抑或是流亡自那地的人們,他們的巴勒斯坦經驗。我看見他們真實地看重自身與那地的連結,無論是先天宿命式的,抑或是基於機緣或傷痕的,他們與其掙扎、逃避、搏鬥、試圖正視容納它;我看見他們真實地重視近代國際社會中最為艱難的歷史傷痕與不公義。

為了那些已然逝去的,困頓的生者要理出更多努力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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