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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疫情時代的搖椅人類學專欄,相信民族誌值得被認真對待。 Matters 和 Medium同步連載,舊文持續搬遷中。 Medium網址:https://allaboutanthropology.medium.com/

可是我偏偏不喜歡:讀Lisa Stevenson《生命之側》

之前貼出的這篇文因為手誤而被隱藏,配合上週的Marcel Mauss《愛斯基摩的季節變換》,再次重貼。Lisa Stevenson以優美書寫,帶我們看見當代因紐特人的生命。他們在殖民政府的報告中化為一行行數據,人類學家卻告訴我們,一切或許還有其他可能。
Lisa Stevenson, 2014, Life Beside Itself: Imagining Care in the Canadian Arcti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作家吳曉樂有本散文集叫作《可是我偏偏不喜歡》,名字可能取典金庸小說〈白馬嘯西風〉結尾既美麗又哀傷的名句:「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歡。」這本散文集也無比哀傷:學生時代被阻止的「早戀」、母親對女兒的婚姻期許、一些(不)成功的社會職業與形象……諸如此類,記錄的都是那些日常社會裡大家設想應該「很好很好的」,偏偏讓主角嘆氣或痛苦的故事。用這樣子的聯想開場或許有點俗套了,但這是真的,我讀Lisa Stevenson的這本《生命之側》時,每一章節每一頁,總忍不住想到吳曉樂的這本散文集子,想到這些在我們生活中熟悉不過的故事。

這本民族誌談的是加拿大原住民中主要居在北方接近極地的因紐特人,關注他們被收編到加拿大政府的醫療與看照體制(控制)底下之後的結果。Stevenson以傅柯「生命政治」的概念貫穿全書,回顧這群因紐特人如何被化成一行行明白的數據,只在出生或死亡率的統計上佔有意義。她主要討論了兩個時間段/事件,分別是1940到1960年代在加拿大爆發的肺結核疫情,以及自1980年代起在因紐特社群裡開始爆發的自殺潮。這兩個大事件,不只關乎傅柯對於生命政治、生命權力的討論;Stevenson同時要指出的是,這些事件與政府權力運作的背後,還連結到了殖民的議題──這裡,我們於是看見比起吳曉樂的散文所涉及更沉重也更複雜之處。

書中名為「合作」的一章很清楚地說明了這點。其實光是標題本身就足以說明了很多事情。這群因紐特人無預警地被納入到加拿大的統治之中,「成為」加拿大公民,並且被要求合作,接受許多「現代」醫療與防疫的政策。他們的日常生活被大幅度破壞,許多人因為政府(強迫)提供的肺結核治療計畫被移送到加拿大南方,從此與家人斷絕聯繫。更重要的是,Stevenson指出,政府不只是冷漠地追求防疫的數字成效,完全不在意也不過問這些因紐特人的名字、故事或者他們的生活模式;這整套官僚運作的邏輯與計畫背後還潛藏著一套殖民者的歧視──政府一方面強調要保障、改善因紐特人的健康生活,一方面卻又彷彿篤定這個計畫終將因為原住民的劣根性而失敗。舉個類比的例子,這就如同我們常聽見的台灣教育現場故事,老師訓斥學業成績表現不佳的學生,告誡學生要更加努力,要上進才能擁有好生活的同時;卻又暗示學生的家庭背景不佳,生長環境與朋友皆壞,所以只求學生安份就好,反正「你大概也不可能成功」。正是這樣子自相矛盾的狀況,讓人無所適從,更遑論和解或信任,使得因紐特人活在巨大的憂鬱與恐懼之中,也間接導致了1980年至今因紐特社群裡長期居高不下的自殺率。

與此相對,Stevenson提出因紐特人的信念中,各種不同的陪伴與羈絆──親人化為渡鴉回來身邊陪伴的故事,熟人回來投胎的夢……Stevenson引用班雅明《柏林童年》的概念,強調「圖像」的概念──也就是頑固地存在我們腦海裡充滿意義的畫面。這些畫面,我們或許已經忘記具體、明確的事由,解讀不能,也無法化約成某種敘述或情感,但無論如何,無論是夢、是回憶、抑或自己的想像,總之它存在。它就在那裡。它蘊含更多可能。

Stevenson行文非常優美,整本民族誌都帶著美麗與哀愁。在整本書的最後,她講了一個因紐特社群裡背負著「縱火嫌犯」標籤的少年的故事,Stevenson藉由反省這個少年遭受污名、歧視與排斥的過程,再次強調了一種不被定型、不強求解釋,不被化約的生命可能。故事與呼籲極為動人,然而我不禁覺得可惜,總覺得Stevenson在此失手了。在前面幾章的討論中,她關注的是那些看似「好」,卻偏偏充滿矛盾、其他用意,或者不理解的複雜情況。「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歡」也正是在這樣子的狀況裡才突顯出本身的力道──殖民議題乃至於我們生存的社會,往往並非極端「好」與「壞」;相反地,更常是善意中帶著惡意的刺,某些傷害中卻帶有救贖或新生的可能;也有些時候我們面對這些矛盾的情境與情緒不知所措,無處置放。這正是吳曉樂的文章,或者《生命之側》前幾章帶給我們的高度省思。然而在最後這一個故事中,忽然轉進因紐特族群內部,講的是污名,那些複雜的矛盾性似乎一下子就消癟了。我能夠理解Lisa Stevenson試圖傳達的「不同想像的可能」,但我不免也覺得,我們是否能夠讓收尾顯得更「艱難」一點,邀請大家繼續思索我們生命之側,各種不同的「好公民」與「壞人」,思索怎麼樣的狀況明明感覺要「很好很好」,內在卻抹殺了他人的可能。而最終,我們又要怎麼要理解這樣哀傷,矛盾,糾纏的畫面?

《生命之側》一書所附的攝影。

註:有關本書的書名 Life beside itself,Stevenson要表達的是,每個人的生命都並非獨立完滿的,它同時也以各種形式連結/繼承/包含了他人的生命。這也就涉及到Stevenson在書中討論到種種對於生命政治、生死以及生命意義的議題。


Lisa Stevenson為加州柏克萊大學(UC Berkeley)的人類學博士,期間受業於Lawrence Cohen以及Nancy Scheper-Hughes。現在則為加拿大McGill大學的人類學教授。《生命之側》 一書除了獲得2015年的 Victor Turner Prize,去年亦再獲得J.I. Stanley Prize。


關鍵字:醫療人類學、殖民與後殖民、原住民研究、生命政治、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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