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在這裡：讀Kregg Hetherington《豆政府》

Kregg Hetherington, 2020, The Government of Beans: Regulating Life in the Age of Monocrops. Duke University Press.

掌權超過半個世紀的政黨意外輸掉了總統大選。新總統出身農村，肩負各方黨外勢力的期許。他滿腹理想，延攬了許多過去的倡議戰友入閣。長期以批判政府為職志的運動者突然發現，自己現在就是「政府」了，但改革前路漫漫，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幾年之後，一場警民對峙擦槍走火，大量抗爭者傷亡。農民方才醒悟，國家仍然不是站在自己這邊。黨國舊勢力趁虛而入，總統黯然下台。

──這套劇本聽起來很熟悉嗎？

這裡是南美洲的巴拉圭，一個正逐漸被大豆佔領的國家。然而，當汽車行駛在巴拉圭的鄉間小路上，你往往看不到任何一顆大豆。超過兩公尺高的象草或甘蔗構成的「活著的牆」（barrera viva）沿著道路兩側生長，徹底阻隔了視線。

綠色長城的誕生與普及，背後有個悲傷的故事。2003年，名叫Silvino Talavera的十一歲男孩在住家附近騎單車，被鄰近大豆田的農藥波及。一家人陸續出現嚴重的中毒症狀，最後，因為鄉村醫療資源有限，Silvino不幸離世。Silvino之死震驚全國。農村的左派運動者抓準時機，同時在媒體與法庭上與大豆業者展開攻防。大豆方的辯護律師則認為，男孩本來就營養不良，鄉村醫師又誤診，更沒有任何直接證據顯示中毒症狀與農藥相關。

「事件」與「日常」之間的張力是Kregg Hetherington《豆政府》一書的主旋律。到底，Silvino是被毒死還是窮死？無論如何，「大豆殺人」（la soja mata）的口號開始在鄉村流傳，「活著的牆」被納入法律。

2008年，Fernando Lugo在總統大選中勝出，進步派人馬接管了農林局處單位。Lugo與他的執政團隊便是書名所謂的「豆政府」──他們是一小群試圖減緩大豆衝擊、提昇農村福祉、推行實驗性政策的政府新官。他們制定農藥殘留標準、取締沒有種植綠色長城的豆農、取樣分析水質與泥土，還有最重要的，深入偏鄉接受陳情。

新官上任三把火，人類學家當然也跟著下鄉考察。小農Santiago代表聚落發言，他抱怨大豆田的輕航機鎮日盤旋：「夏天的時候，他們從清晨四點一路灑藥整天。」雖然沒有人直接暴露在農藥中，但村民們普遍認為腹瀉、紅疹、頭暈、虛弱等症狀必定與此相關。除了健康問題之外，農產品的銷路也受到影響，因為噴藥的緣故，中盤商不願意進入這個地區收購。更糟的是，在大豆收成的旺季，呼嘯的大型貨車壓毀馬路，更損壞馬路下的水利設施。最終，年輕男人失去農場上的工作，家戶內的摩擦惡化，世代對立嚴重。

Santiago講述的民生凋敗故事由各種「不足以構成事件」的慢性暴力構成，內容有時候甚至互相矛盾。它們好像都跟大豆有關，又好像都跟大豆無關。表面上，它們指向了大豆的鬼影，實際上卻是二十一世紀、被巴拉圭主流社會邊緣化的農民血淚史。大豆的暴力貨真價實，卻又難以被科學化地證明。Silvino之死是極少數真正成為了「事件」，直接推動體制內改革的例子。

這些控訴，豆政府的團隊聽到了，但他們能做的卻極其有限：記錄下來呈報給中央、丈量大豆田與農家的安全距離、採樣土壤標本、確保「活著的牆」的厚度與長度，最後留下名片和聯絡電話，一切似乎只剩下政治展演的功能。農民的不滿持續累積，大豆田持續擴張。最後的結果我們都知道了：2012年，發生在Curuguaty的暴力鎮壓造成十七人死亡，隨著Lugo被彈劾下台，豆政府瓦解，舊勢力復辟接掌政權。

《豆政府》的文字平易近人，但格局恢宏。Hetherington仔細分析了大豆帶來的多尺度暴力，以及新政的誕生與幻滅──包括執政黨內部的城鄉派系、農民運動者與左派知識分子之間的貌合神離。在農民的控訴裡，肆意蔓延的大豆田意味著國家的缺席。但人類學家提醒我們大豆與國家的共構性：大豆在巴拉圭的出口經濟中舉足輕重，往往具有外資與黨國背景。此外，因為鄰國巴西的地緣政治壓力，巴拉圭將大片邊疆森林轉換為國土，更加速了大豆田的擴張。

Hetherington巧妙地指出，大豆和國家在分析上也具有相似性：它們都是「超物體」──看似無影無蹤，卻又無所不在。超物體無法被輕易定性，它們一次又一次地掙脫人類的掌控，甚至反過來掌控豆政府。大豆與國家這兩項超物體，讓Hetherington把問題導向人類世的整體生命處境。

這是《豆政府》最不可思議的地方。它從一本典型的環境抗爭民族誌，到跟著倡議者進入政府，然後在差點成為枯燥的政策分析之前，見證它的分崩離析。最後，卻又能再次跳脫框架，把各種四散的線索拼湊起來，提醒我們更宏觀地用生命政治的角度思考大規模農業的本質。

Hetherington認為，如今蔓延的大豆，其實是廿世紀中期、進步主義掛帥下的綠色革命的回音。作物的育種與改良，本質上就是促進某些生命、放棄其他生命的治理技術。在綠色革命的論述中，農作物的生死攸關人類福祉與國家發展。他並不只是將「生命政治」的概念套用到「非人」，而是要告訴我們，大規模的單一作物農業如何本來就是現代性──更精確地說，人類世──的核心。

另一條令人印象深刻的線索，在Hetherington訪問八十幾歲的醫師、知名異議份子Joel Filártiga（1932–2019）的時候浮現。在大眾的理解裡，老人的兒子當年被警察所殺，是因為Filártiga同情共產主義者。後續的訴訟與運動策略中，這樁慘劇也被以言論自由對抗威權政府的角度來詮釋。然而，Filártiga向人類學家透露了故事的另一面：他堅定地認為，兒子的慘死，是因為自己抨擊了國家的綠色革命發展政策。

你說，這件事跟大豆有關還是無關呢？大豆無影無蹤，卻又無所不在，它成了餵養牲畜的飼料，它成了洗手臺上的化妝品，它就在你手上的那本書裡，它不是單一政府可以處理的問題，也不只是「今天少吃一塊豆腐」就可以解決的事。大豆是人類世的隱喻，挑戰著我們對政治的想像。

如今，在巴拉圭鄉間，豆政府早已成為隱隱作痛的遙遠回憶。

幾年後，Hetherington再次造訪這些聚落。曾經的倡議者Ña Costanza現在與丈夫兒孫住在大豆田不遠處，領取開發商的補助維生。「你要怎麼辦呢？」她問人類學家：「豆子贏了，這裡沒別的了。」煙硝味散去，這裡不再是抗爭的前線，事件復歸為日常，一個平靜而無法拒絕的現實。

難道，這一切都毫無意義嗎？Hetherington沒有徹底悲觀。豆子贏了，但豆政府窮盡各種方式，多少拖延了鋪天蓋地而來的大豆。仍然有其他抗爭，在森林的邊緣發生。在犬儒式的投降之前，我們或許還有一點時間。

Kregg Hetherington是加拿大人類學家，現任康考迪亞大學（Université Concordia）社會學與人類學副教授。他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C Davis）取得人類學博士，受業於Marisol de la Cadena、Anna Tsing、Tim Choy等人。Hetherington的研究探討基礎建設、官僚國家與環境之間的關聯。《豆政府》是他的第二本書。

關鍵字：環境人類學、官僚系統、農業與農村、人類世、拉丁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