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關於情緒：一個患者的責任。

速記失眠夜的跑馬燈。

思考了很久，當年松德醫院的兩位醫師都拒絕給我一個確切的名稱，我的情況跨越了躁鬱和焦慮，嚴格來說又都不到「症」的標準。

「好好照顧自己的話，不會確診的，妳沒事的。」依稀記得當年主張精神疾患只是矯揉造作的實習老師這麼對我說。

也許是因為病識感很強烈，我很有自覺的知道「那麼做是不對的」，用盡全身力氣把所有情緒和可能被他人貼上標籤的言行都封印在文字裡，寫下的日記和廢紙拿去過磅竟有六公斤之重。把大部份的自己鎖起來，剩下的我就顯得遲鈍又蠢笨不堪。

我不喜歡這樣的自己。

吃了幾年抗焦慮藥物，因為我有自覺的自我控制，醫生一直拒絕讓我換副作用比較小的藥，「那個對妳來說太重了，」醫生說，「妳的發作頻率不高，吃那個沒有必要。」直到今天我都還記得那個當下我有多絕望。

我問他：「那，我腦海裡的收音機怎麼樣才能關掉？」醫生沒有正面回答，只是針對我的安眠藥和肌肉鬆弛劑詢問狀況，例行性的關心。

我一直都乖乖的，每天早晚一顆抗焦慮，睡前一顆抗憂鬱、一顆肌肉鬆弛、一顆安眠，安份的拿藥、吃藥，看著我的日記一天天的越寫越少，看著自己像隔著囚室的玻璃觀察犯人。

「妳有罪。」有一天，我在日記上這樣寫，「妳拒絕空白就是給別人帶來困擾，沒有人有權利義務要承擔所有的妳，特別是妳的情緒。」

再下一次拿藥的時候，我跟醫生說我想要停藥了。

「我寫不出東西了，但我怎麼能不寫字呢？我怎麼能沒有東西寫呢？」我對醫生說，眼眶含淚，「不寫字的我就像死了，我的腦子快要死掉了。」

想起發作的前兆是人生走馬燈似的記憶海嘯，在那段麻木的歲月裡這些片段從來也沒有停止對我的侵蝕，直到現在、直到今天，我都依然與之共處。

我想，作為一個難以被歸類的患者，求生不是本能，但抽離是一種責任。

＊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是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體系中主治身心科的醫院，簡稱「松德醫院」。

＊後來還是被歸類在焦慮的那一邊，我的鬱症成份很低，躁症也不明顯，就是很多的擔憂導致我沒辦法正常思考，對於人事物的反應也比較極端，雖不至於物理性的傷人，但發作的時候言詞會比較尖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