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紀錄片

再來講紀錄片。

最年有不少紀錄片與書籍一同出版，比如陳天壐在2009年完成紀錄片《無國籍—Stateless—》後，2011年出版《無國籍：我，和那些被國家遺忘的人們》；《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都有紀錄片配書籍。這些書籍大都是補充紀錄片沒有的資料。

最近讀畢了一本書，金中不是以這形式出版。書名為《綠色牢籠：埋藏於沖繩西表島礦坑的台灣記憶》，作者是黄胤毓，亦是紀錄片《綠色牢籠》的導演。

《綠色牢籠》以沖繩台灣移民、台日後裔等題材的第二部作品。第一部是《海的彼端》，講玉木家老太太回台灣返鄉之旅。而這部是講述來自九州、沖繩與殖民地台灣、朝鮮等地的數千位礦工來到日本沖繩西表島上的「西表礦坑」打工的艱困生活。紀錄片透過橋間良，闡述這段悲慘片段。而這書是記錄導演拍攝記錄、田野調查及資料搜集過程。

導演在書一開首就提出一重要課題：

幾年來我偶爾在紀錄片倫理上被這樣質問：我是不是要利用這樣一位毫無防備的老人，透過她達成我對歷史的觀望，像是論文的取材對象一般—我是否在利用一種情感的質問，以便取得我的資料與論述？ (頁6)

的確，這是每個紀錄片工作者不斷自我檢討的過程；特別是拍攝社會底下階層時：被拍攝者對拍攝者的信任，是紀錄片很重要的一環。如果被拍的人不再參與，那會判那部片「死亡」。當然有例外，就是《水底行走的人》（I've got the blues）。陳安琪導演拍攝畫家黃仁逵的故事。影片一開首就是一段火爆場面：導演對著主角爆粗。影片結尾是主角不再參與拍攝。但安琪導演簡直「化腐朽為神奇」，完成一部很精彩的紀錄片。

紀錄片《綠色牢籠》除了訪問外，亦會有重演部份。導演在書中亦有講及他的看法：

但「重現/重演」一詞，如今在紀錄片圈中攤牌討論時，依舊是充滿許多爭議的議題。「為何需要重現？」的問題，也如影隨形地跟著我、跟著這個案子，而這背後的問題即是：我想做一部什麼樣的影片？而重現作為一重導演手法，是否真的能幫助我述說、創造我想做的影片風格與我想企及的紀錄片觀點？
一是理論上的實踐，透過「真實的再創造」，我們企及了什麼樣的目的，而更靠近了我們相信的「真實」。
二是執行上的實踐，透過如劇情片的拍攝手法，我們實際上如何控管「重現」與紀錄片之間的鴻構及根本性的差異，讓兩者融為一部片，而不使觀眾反感、不使兩者之間斷裂而互相拉扯，造成一部片本質上內部亂流。(頁236)

這本書是一本很好紀錄片教材書。期待紀錄片的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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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國籍（博客來）—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22056

綠色牢籠（博客來）—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89707

紀錄片《綠色牢籠》預告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S-DGBa2zw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