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rianAu

需要藍天

再說紀錄片

發布於

再來講紀錄片。

最年有不少紀錄片與書籍一同出版,比如陳天壐在2009年完成紀錄片《無國籍—Stateless—》後,2011年出版《無國籍:我,和那些被國家遺忘的人們》;《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都有紀錄片配書籍。這些書籍大都是補充紀錄片沒有的資料。

最近讀畢了一本書,金中不是以這形式出版。書名為《綠色牢籠:埋藏於沖繩西表島礦坑的台灣記憶》,作者是黄胤毓,亦是紀錄片《綠色牢籠》的導演。

《綠色牢籠》以沖繩台灣移民、台日後裔等題材的第二部作品。第一部是《海的彼端》,講玉木家老太太回台灣返鄉之旅。而這部是講述來自九州、沖繩與殖民地台灣、朝鮮等地的數千位礦工來到日本沖繩西表島上的「西表礦坑」打工的艱困生活。紀錄片透過橋間良,闡述這段悲慘片段。而這書是記錄導演拍攝記錄、田野調查及資料搜集過程。

導演在書一開首就提出一重要課題:

幾年來我偶爾在紀錄片倫理上被這樣質問:我是不是要利用這樣一位毫無防備的老人,透過她達成我對歷史的觀望,像是論文的取材對象一般—我是否在利用一種情感的質問,以便取得我的資料與論述? (頁6)

的確,這是每個紀錄片工作者不斷自我檢討的過程;特別是拍攝社會底下階層時:被拍攝者對拍攝者的信任,是紀錄片很重要的一環。如果被拍的人不再參與,那會判那部片「死亡」。當然有例外,就是《水底行走的人》(I've got the blues)。陳安琪導演拍攝畫家黃仁逵的故事。影片一開首就是一段火爆場面:導演對著主角爆粗。影片結尾是主角不再參與拍攝。但安琪導演簡直「化腐朽為神奇」,完成一部很精彩的紀錄片。

紀錄片《綠色牢籠》除了訪問外,亦會有重演部份。導演在書中亦有講及他的看法:

但「重現/重演」一詞,如今在紀錄片圈中攤牌討論時,依舊是充滿許多爭議的議題。「為何需要重現?」的問題,也如影隨形地跟著我、跟著這個案子,而這背後的問題即是:我想做一部什麼樣的影片?而重現作為一重導演手法,是否真的能幫助我述說、創造我想做的影片風格與我想企及的紀錄片觀點?
一是理論上的實踐,透過「真實的再創造」,我們企及了什麼樣的目的,而更靠近了我們相信的「真實」。
二是執行上的實踐,透過如劇情片的拍攝手法,我們實際上如何控管「重現」與紀錄片之間的鴻構及根本性的差異,讓兩者融為一部片,而不使觀眾反感、不使兩者之間斷裂而互相拉扯,造成一部片本質上內部亂流。(頁236)

這本書是一本很好紀錄片教材書。期待紀錄片的上映。

~~~~~~~~

無國籍(博客來)—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22056

綠色牢籠(博客來)—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89707

紀錄片《綠色牢籠》預告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S-DGBa2zwA

圖片來源:Yahoo奇摩新聞



喜歡我的文章嗎?
別忘了給點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CC BY-NC-ND 2.0 版權聲明
1

看不過癮?

一鍵登入,即可加入全球最優質中文創作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