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律

本名李律鋒,政大新聞研究所博士,萬年政大人。2010年以李律之名註冊臉書後,因時常發表世紀長文而累積眾多粉絲,目前追蹤人數將近兩萬人。身分有流浪博士、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廣播主持人等等。 目前在央廣主持廣播節目「金曲律動」,並在獨立評論、關鍵評論網有不定期的文章發表,作品散見於風傳媒、個人臉書、《聯合報》副刊等,新媒體與傳統媒體皆有文章發表。 2020年出版第一本書《顯示更多》。

一篇抄襲論文,摧毀的是整個社會對學術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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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國家的知識的生產與創新,從來沒有走進一般人民的生活中時,大多數時間其實並不會怎麼樣,大家還是過各自的生活。然而,當公共信任的危機出現時,我們就會像體質不良的兒童或是結構不穩的建築物,逃不過傳染病或是強震的考驗。

原文發表於 2020.07.25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05/article/9722


給那些看不完長文的人,只看這句結論就好:

一個韓國瑜,摧毀的是全體國民對民主社會代議政治中政策論述與執政團隊的公共信任。一個李眉蓁,摧毀的是全體公民對於學術論文審核機制的信任。

我們痛苦走過的論文路,只為了對得起自己

寫論文是一條漫長又孤獨的路,那些痛楚與不堪都只有自己清楚。

柯裕棻曾經在書中提到,她在美國求學的時候,在大雪中奮力走上一條因大雪覆蓋而險境重重的上坡、不時可能滑倒、甚至不進反退,她領悟到,學術之路,正是如此漫長、困厄而孤獨。

我後來甚至覺得,有任何一個人想要研讀博士、碩士之前,我都想建議佛心一點的師長或是助教,可以像是從事高空彈跳、浮潛、衝浪、拖曳傘等等具有高風險的極限運動一樣先進行安全宣導。

或者這樣說,如果你進去了才知道,原來裡面是不巧恐龍逃逸的侏儸紀公園,或是開啟了一條不能回頭的南極之旅,你只能硬著頭把它走完;你可能在熱帶叢林中疾奔躲避四面八方狩獵你的迅猛龍、或是一個人拖著數十天的糧食裝備在靄靄大雪的極地上逆著狂風暴雪,看不到目的地或任何生物,只能盲目地往前走。

這時候你一定會想:「如果一開始就有人警告我會變這樣,我發誓會好好三思。」

我不曉得其他的學者或是初入叢林的研究生們,是不是像我一樣在論文寫作上遭遇了極大的困難。我相信這世上還是有許多極有創造力、富有耐性與自我鞭策的動力等等的研究者,花了無比的耐性,屢屢調整每一次的學術論文體例格式,對於一個文獻資料求證再求證,只希望能夠對自己寫出來的東西負責。

因為是這樣痛苦的歷程,論文寫作比起其他的創作形式,要來得不自由、自我懷疑、嚴謹、高度邏輯化而且考驗重重。那些痛苦的歷程,有很大部分在於從腦海中將一個模糊未成型的概念,透過一次次的辯證慢慢成形,在這期間則必須蒐集、取得並閱讀大量的文獻。從物理上的取得與心智中的閱讀、困惑、反思到理解,那都是非常艱困而不舒服的歷程。

有許多人在說著共通的語言,那不是你的語言。你的任務是,你突然被丟進愛沙尼亞,一個字都聽不懂,他們說,幾個月後,你要用愛沙尼亞文對他們最博學的耆老、牧首與學者演講,說服他們接受你的概念。

在你苦學愛沙尼亞文的過程中,偶而會有幾個多事的老伯與大媽經過你的窗口,笑著問你:「啊你什麼時候要畢業?」

我說過了,這種瘋狂的事,為什麼連個安全宣導與友善防呆警告都沒有?

後來,他們就沒有再回來了

在原住民的文化中,少年獵人要靠自己的力量獵到第一隻獵物,才會被部落承認是一個完整的「人」。在斯巴達文化中,被丟到荒野的少年一樣要徒手制伏一隻猛獸,才能被認可為斯巴達戰士,回到城邦中成為公民。

當口試通過的時候,當列隊諸位教授對著研究生說,「恭喜你,你以後就是我們的一員了。」我以為,那個關卡與儀式其實就是跟徒手制伏猛獸是差不多的意思。

但是我小時候看的書都沒有告訴我,沒有打到獵物的少年獵人、沒有制服猛獸的斯巴達少年,他們到哪裡去了?

我後來才想到,他們應該就沒有再回來了。

就像在我的研究所,那位我不認識的學弟,我也是看了新聞才知道,他在某天資格考完之後,安靜地上了社科院的頂樓,然後就沒有回來了。

我覺得好複雜。我甚至覺得羞愧。我覺得那不應該是學弟,應該是我。差別只是在於我是在論文meeting完走上了新完成的台大社科院大樓,而那裡不是20樓,只是挑高的五樓。

我看著下面小小的人影,只是看著。我忘了是多久,可能是20分鐘左右,我離開了陽台。

那有可能是我。那天走下陽台的我是一個平行世界的我,向老天借來了傷停時間的我。在那夢裡我通過了論文、拿到了學位,然後繼續往前走。

缺乏讀書與知識的公民社會

曾經在一段時間裡,世界以一種相對穩定的秩序運轉著。那是一個因為冷戰時代的世界秩序,大家被迫要活得非常清醒又冷靜的年代。

那個時候,資深民主國家的代議政治相對穩定,官員受到媒體的監督,媒體的可信度高,也以第四權的捍衛者自居,謹守著自己的分際。學者與知識份子的意見受到高度重視,他們的意見透過老牌、立場公正的報紙、雜誌,廣泛被其他民眾所注目。

對了,那個時代的人們還讀書。

不過,隨著時代的推移,資訊的生產、傳遞與接收的形式改變了。資訊形式的改變徹底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節奏、步調、耐性,還有可以容忍資訊的多元性與注意力。

慢慢地,人們不怎麼讀書了。每件事都叫他們分心。

我們所在的國家,沒有經歷過那些資深民主國家的歷程,因為冷戰秩序的時代,我們國家的知識分子被執政當局有目的、大規模、階段性地捕殺、淘洗,所以等到第一批留外學者紛紛回國,建立起公共知識領域的論述時,我們才剛解嚴沒多久。而遺憾的是,知識分子的論述,一直沒有進入一般老百姓的生活。

我們國家大多數的人,並沒有像我們的近鄰日本一樣,在電子媒體大興其道之前,有一段很長、沒有打擾、可以專心看書的時間。那個時候我們太窮了,大家都在勉力生存,而且討論國事有生命危險。

等到大學學歷普及,已經是千禧年以後的事了,之後,高等教育的人才大增,比例逐漸提高。各個領域的專家開始能擺脫戒嚴時代的束縛,慢慢建立起各個專業領域的共同論述門檻,我們的公共論域(Public Discourse)才好不容易慢慢起步。

但是,很遺憾地,這個國家還是沒什麼人在讀書。

不讀書並不是什麼動搖國本的大災難。應該是說,隨著高學歷人口增加、以及數位革命的躍進,大家的數位素養都有增加,知識的取得途徑,數位路徑及載具也大幅壓倒了傳統媒體。

不太讀書的困境,顯現在各種跨領域基礎常識上的共同建構基準的缺乏,而那些基礎性的知識建構,需要靠完整、系統化、長時間的閱讀建構,那是短篇化、刺激化、要求有梗、要求速成的數位路徑與載具無法提供的知識建構。我不會說大家都是笨蛋,大家都是該領域裡的專家。只是離開了專業領域,大家對其他領域的基礎常識,可能都不會超過一個計程車司機。

這是我們國家跟其他資深穩健民主國家的差別。我不會說其他國家就比我們強到哪裡去,但是在其他老牌已開發國家,中等學歷以上的公民,他們對於每個領域的專家發言,都有基礎的辨別常識。好比人權、法治、公共衛生、國防、財務、社會福利,乃至文化、藝術。

當然不可諱言,任何一個已開發國家再怎麼樣,笨蛋還是佔人口多數的,有時候就是會因為民粹偶像、媒體誤導等等原因,國家還是會在某些時刻的民主機制中集體走鐘,這是民主體制必須面臨的挑戰與風險,也是當代社會的危機之一。

而缺乏公共論域、缺乏基礎跨領域智商、缺乏畢業離校後自我持續學習習慣、缺乏批判反思訓練──簡稱「不讀書」的台灣人,在遇到這樣的當代公共性社會危機時,免疫力就會異常地低。後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我就不多做解釋了。

當公共信任的危機出現……

因為缺乏跨領域整體常識,我們對於各個專業領域的知識論述與運作方式的認識,建立在一種盲信上:我是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啦!但是起碼他們都是考過試、通過檢驗、拿到執照的人,應該不會給我亂搞吧?

而這樣理所當然、無基礎的盲信,只要遇到一個單一個案出了錯,就會傾向強力反彈,將整個制度都視為不專業的亂搞,從盲信一瞬間轉為極度不信任。

想想恐龍法官這個詞怎麼來的。想想黑金民代、想想國營企業肥貓、想想狼師、想想黑警、想想收賄公務員。想想那些一兩個人行為犯法,然後我們就把他們這一整批人的專業訓練、考核機制、內在自我要求、操守、尊嚴,完完全全掃到地上的反射式判斷。

然後我們走到了這一天。一個國民黨籍的直轄市長補選候選人,她的論文的生產形式與檢驗過程,賠上了全國的高等教育從業人員,以及所有從事知識生產的研究者。

不管是為了非常功利的學歷與畢業證書,又或者只是為了能夠在某個專業學術領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哪怕只是往前挖掘推進了一小粒的礦石砂土,他們所經歷的那些艱困的歷程與考驗、孤獨與痛苦……就在這一刻完全被否定了。

當一個國家的知識的生產與創新,從來沒有走進一般人民的生活中時,大多數時間其實並不會怎麼樣,大家還是過各自的生活。然而,當公共信任的危機出現時,我們就會像體質不良的兒童或是結構不穩的建築物,逃不過傳染病或是強震的考驗。

或許這就是民主的功課,危機出現時,我們往往才驚訝於對於實際狀況的不理解與未曾掌握。而唯一的解法,只能不斷思考、不斷學習。

這也是民主的代價。民主很累,民主建立在公民理解到自己的責任與無知的基礎上,而願意隨時保持謙虛、艱苦學習,彷彿像是那些初入學術界的研究菜鳥一樣,踽踽獨行在漫天狂風暴雪中、看不到盡頭、只能孤獨地慢慢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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