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喜
荷喜

一個願意承受世界之驚奇的人

香港六月十二日:一个陆生的田野笔记(四)

11. 烧味饭

湾仔瑞安中心是一栋三十多层的高档写字楼,它位于港湾道的入口处,像香港很多其他写字楼一样,它的最底层设有供写字楼职员们使用的停车场、设宴的酒楼和解决三餐的连锁快餐店。此刻我和许多人一起在“大家乐”的大堂里等待取餐。

我有点饿了,想吃多一点、好一点。餐牌上最贵的一份食物是五十二块的咖喱牛肉,包含饮料;最便宜的烧味单拼饭,只用四十二块钱。中间价位的有烧味双拼饭,可在切鸡、烧鸭、叉烧中任选两款,含饮料供四十八块。还差两个人就到我了,我几乎下定决心,“咖喱牛腩”四个字马上就要从我嘴巴里飞出来。

就在这时我想起了M,想起了那些到现在应该已经绝食了十四个小时的老师、学生和艺术家,我几乎条件反射式地产生了一种罪恶感。“绝食”行为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执拗激烈的反抗手法,但我想,对于绝食者来说,他们是在何其无奈的心境中才走到了必须要用自己的肉体来与当权者博弈的地步啊?“绝食”对他们来说是相当和平的抗争手法。一个是“激烈”,一个是“和平”,这看似完全矛盾的两种说法其实建立在一个令人悲伤的事实之上:“绝食”能够取得效果的所有前提就在于:谁“care”,或者说,谁更加“care”绝食者的身体。对一个合格的政府来说,保障其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是它义不容辞的责任,是以若人民以身体相逼,政府为了不失去人心,不得不考虑到人们的身体损耗从而做出让步。

遗憾的是,这种理想的逻辑经常在现实中遇到阻碍。在绝食团拼尽力气所进行的脸书直播中,一位观众写下了这样一句评论:“你地唔好用自己身体去同呢个政府抗争啦,因为绝食对你父母一定有用,对呢个政府呢就冇。” 当绝食者把“身体”这份私有的财产从私人领域“取”出来,放到公共空间中去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开始了一场危险的赌博:作为需要定期输入营养和水分的有机体,他们选择用自己的血压和血糖去对抗不公的决策系统,试图用逐渐衰退的体力跑赢和一个理想情况下应该尽快认错的政府的竞赛,试图以肉身的切实痛苦迫使这个政府羞愧,从而迷途知返。

当政府承受着来自绝食者们的道德压力时,绝食者也在用尽自己最后的能量。虽然时间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但相比由一整个官僚体系所组成的权力部门,时间无疑对绝食者们提出了更加严苛的要求。绝食者们并非不知道这些充满危险和不确定性的边界纠纷,也必然清楚他们的身体任何时刻都可能“罢工”,但他们依然选择了用这种方式去表达抗议。这种“平和”自有它“激烈”的地方,并且和其他所谓勇武派的“激烈”又不相同。

我敬佩M等人绝食的意志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也深知现阶段的自己并没有加入她们的能力。既然如此,不如就好好吃饭,保存体力,抗争天然需要健康的身体。

我犹豫再三,没有点最贵的咖喱牛腩饭,只点了中间价位的烧味双拼。

12.装备

怎么回去是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艾米丽她们现在是否仍在龙和道,而且因为刚刚一场出其不意的大暴雨,我的苹果手机现在像被黑客入侵一样不停地在不同界面之间疯狂切换,已经不能打字发消息。我想起刚刚看见的全身黑色的“速龙小队”,心里怵怵的,立刻打消了原路返回的计划。想来想去,我决定穿过瑞安中心,向东兜一个圈回到金钟之后再做打算。

我回到了太古广场,又从行人天桥回到了M和绝食团所在的地方,打算借M的手机问下L和艾米丽等人现在何处。M精神看起来还不错,她抱歉地跟我说,手机在这里都没有信号,没法接收和发送消息。既然如此,我只好自己一个人在附近游荡。

除了一座两层升降机外,人们还可以通过一条呈弧形的阶梯自天桥走到下面的夏壳道。我看见弧形的墙面上有人用黑色胶带贴出了“连侬墙”三个大字,此外还有无数七彩缤纷的便利贴整整齐齐地粘在墙上。我走进这些颜色、笔迹各不相同的便利贴,发现上面写满了人们对法案的不满、对政府的失望,当然,最多的还是那些给香港打气加油的话。有的便利贴上写着“撤回恶法”,有的写着“不撤不退”,还有人在两张粉红色的便利贴上写下“自” “由”两个字,言简意赅。虽然数量繁多,但这些便利贴并没有像很多大陆人熟知的小广告那样相互覆盖、彼此争抢地盘,而是很有秩序地和更早的便利贴平行或垂直地排列着,因此看上井井有条。从远处望去,“连侬墙”像一只身背彩羽的鸟儿,风一吹过,无数便利贴上的“民主”“自由”和“香港加油”就会随风起舞,整面墙好像动了起来,很是壮观。

现在是下午三点,我趴在“连侬墙”外侧的围栏上,这里离地面尚且有大概两米的距离,睥睨着下面的人潮,我好像有一点迷失。集体的呐喊依然在继续,时不时就有“撤回”“撤回”的呼号,伴随着强烈的击掌;时不时地也会响起阵阵掌声,那是因为有更多的青年抱着急需的物资从后方赶到了。每隔一会儿,就有戴着头盔、眼罩(护目镜)、口罩,双臂缠着保鲜膜以及手夹长柄雨伞的青年急速穿过人群,有的还扛着“铁马”。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这些装备到底有什么用:头盔是那种建筑工人常用的塑料质地的黄色头盔,看起来并不很坚韧;眼罩的形状有点像90年代很流行的那种飞行员护目镜,但设计更加简单,由一根松紧带绑住一个塑料质地的透明镜框便是全部;除了这种类型的眼罩,我甚至还看见有人戴着游泳眼镜。口罩既有最常见的蓝色医用口罩,也有白色的防霾防尘口罩,甚至有明星们常常佩戴的那种时尚感很强的黑色布质口罩。

这些装备对于我来说是全然陌生的,至少到那时为止。如果我后来没有真实地感受到催泪弹对于身体的影响,也没有在手机上看见警察发射布袋弹导致市民受伤流血的照片,我就不会知道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回想起来,这些香港青年对于这些装备所表现出的熟稔也许和五年前的那一场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面对警方的暴力,人们也在学习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和他人。

13.出场

紧张的时刻在三点一刻左右出现。我正在“连侬墙”附近流连,夏壳道上的人群又是一阵掌声,新的装备从后面送过来了。正在这当儿,几个青年从我左手边的政府总部大厦一侧冲出来,几乎是用尽全身所有力气般地嘶吼着“上面需要人手!快D来啊!上面要多D人手!!!”我猜到了些什么,但是仍然不敢确定,忍不住往前凑了两步,在人潮中翘首望向那面的政府总部大厦。

警察来了。从不远处的绿化带边缘出现了一大群蓝白相间的人,在几个白衣警察的带领下,数十名身着蓝衣的警察举着透明的防暴盾牌,整齐有序地缓步向这边的人群靠近。人群顿时被紧张的情绪所笼罩。我本来站在天桥上,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但那几个青年的嘶吼和立即开始后退的人群让我非常不安。我看见警察迈着整齐的步子越来越近,又见到面前通向夏壳道的连侬墙,也不知道哪来的灵光,我料想他们现在的目标应该只是天桥上的人群,于是我迅速纵身穿过面前的几个人,尽量不慌乱地走下阶梯,想要汇合到地面的人群中去。

果然警察没有转弯,而是直直地朝着天桥上的人群开过去。人群不断往后撤离,慢慢向太古广场方向移动。我在连侬墙边看见警察步步为营,他们每往前一步,人群就后退一点,直到警察前面的所有人都被赶得不见踪影。但有趣的是,由于天桥在这里呈“T”字形分成两边,当警察向右驱赶人群的时候,左边本来也在后撤的人群又慢慢地聚拢回来,再次占领天桥。随着警察向右越去越远,左边的人潮也越聚越多,最后又慢慢填充了本已经被警察驱赶干净的天桥,如同在和这些执法者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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