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喜
荷喜

一個願意承受世界之驚奇的人

香港六月十二日:一个陆生的田野笔记(三)

8.预警

我跟着艾米丽的朋友阿文一起往“防线”外面走。阿文三十来岁,看上去像家庭主妇,她说肚子饿,准备到外面吃点东西。阿文一面走一面抱怨自己的牛仔裤:“哇,今日真系好热啊,下次出来一定记得着短裤!我一阵都要翻屋企换下先翻来…” 她问我的来历,得知我是大陆人也并没有太多惊讶。“给好啊…呢滴野,行出来唔一定有用,乜都唔做仲衰…我个细路仔如果唔使翻学,佢都要同我一起啫…”

我们从龙和道和龙和街的交汇处向外走,抗争者在这里搭起了“铁马”的防线,仅留下中间一个不大的缺口可供两人并肩通过。有三四个戴口罩的青年人站在缺口一侧,谨慎的样子如同哨兵。走到防线以外,不知怎地,我竟然感觉轻松了一些,兴许是离“铁马”以内那种暗流涌动的不安情绪远了些吧?我和阿文步出龙和街,再向东进入分域码头街,右边已经可以望到香港演艺学院的成片建筑。

就在这条街上,我看见了我至今为止的人生中,所见过的数量最多的警车及警察。在分域码头街的四个车道上,除了左右两边稀稀拉拉地停着几辆私家车,以及左边的第一个车道似乎尚且可以通行以外,右边的两个车道,从龙景街一直到港湾道,目之所及尽是标有“police”字样的白色冲锋车。这些车辆极其有序地组成两排白色长龙,我粗略估计了下,说有三四十辆毫不夸张。

就在这些停在路中央的警车旁边,我看见有几十乃至一百不等的穿蓝色警服的警察。他们主要集结在我的左手边,也就是靠海的一侧,但并没有进行什么实质的动作,我反倒看见有人在交头接耳地讲话,还有人提着装有饭盒的塑料袋跑过。我将视线转到右边,看见另外一群没穿蓝色警服、却全身漆黑的警察。不同于其他人,我面前的这些警察从头到脚被黑色头盔、护胸、护袖、护膝武装得严严实实,除了面孔,基本看不到身体其他地方的肌肤。不像那些站着的蓝衣警察,这些黑衣警察成片地席地而坐,也在交谈着什么。我不经意扫过一个人的脸,他的表情似笑非笑,那眼神里有着叫我说不清的东西。

9.唐吉诃德

阿文也看到了警察和警车。“哇,今日全香港警察都出来嗮!痴线!”她一边骂,一边掏出手机大喇喇地拍照,紧接着又给艾米丽打电话通报情况(我就是在这时知道了穿黑衣的警察叫做“速龙小队”),叫她们千万要小心。阿文要去吃饭及换衣服,我要去上厕所,我们就在路口告别。

我正寻思着去哪里找厕所,不意瞅见了香港艺术中心的大门。18年9月23日,拜一位爱好戏剧的朋友S赐票,我曾经有幸在这里看过由法国戏剧大师戈利耶(Philippe Gaulier)改编、并由他的两位高徒、香港著名戏剧演员詹瑞文和陈淑仪表演的《唐吉诃德》,其中詹瑞文对唐吉诃德的精准演绎、其如醉如痴的表演风格曾给予了我很大的艺术震撼。此时又回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屠格涅夫(1860)评价唐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那篇著名的文章来:命运不会一开始就告诉人们何为宝盔,何为破铜烂铁,我们也绝不会晓得风车到底是不是巨人,因为命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方才会开启答案。而在答案揭晓之前,我们所能够做的,也许只是相信我们现有的“相信”。在他人眼中业已癫狂的唐吉诃德,何尝不会是另一种语境之下值得人们信赖与崇敬的英雄呢?今天来到此处的人们,又何尝不可以是像唐吉诃德一般可敬的人物呢?

我在二楼上了洗手间,小腹突然开始剧痛,头也森森地疼起来。我知道这是月事第一天的正常反应,只有晃悠悠地走到旋转扶梯旁找了一级台阶坐下。我捂着肚子靠在墙上,突然看见就在我不远处,有一条天桥横跨龙景道,将艺术中心二楼与对面连接在一起。想到刚刚遇见的警车队伍,我决定去天桥上看一看。

下午一点三十五,我站在香港艺术中心二楼外的天桥上,看着面前一路向港湾道延伸的白色警车长龙,忍不住呆了。我情不自禁拍了一张照片,犹豫一会儿,还是传到了脸书。后来想想,当时我并没有想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天桥上除了我之外还有不少围观者,几乎所有人都在拍照。既然大家都在拍,也不在乎缺我一个吧?但这种想法马上被否定了,因为我立即想起给艾米丽她们“通风报信”的阿文。这是一场运动,我跟自己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不管怎么样,有大量警车和警察现在正集结在香港艺术中心附近,这个消息应该被更多人知道。

10.人海

当我在脸书上公布警车照片、试图向人们示警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觉,仿佛自己成为了《鸡毛信》那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故事中的地下党成员,又或者是像菲迪皮茨那样不计一切代价也要把战胜的喜讯传回雅典的勇士。在某种程度上,我意识到这种奇特的感觉和整个运动所承受的客观条件限制是分不开的。举个例子,在我分享了照片之后,有脸书朋友第一时间进行了转发。这种迅速说明他们认为这条消息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如果这条讯息的确是重要的,仅靠一个路人随手拍下又贴在脸书上的一张照片,就可以达到有效地传播消息的目的吗?老实讲,我并不知道是否曾有人考虑过从一开始就在各个重要地点布控人手、采集消息的做法;但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说不定人们的处境能够少一些被动、多一些机会。

至少从信息的传达和整合看来,我为这场运动中的人们感到一丝难过,因为跟警方相比,他们不得不在很多情况中依赖其最有优势、但同时也缺乏技术含量的策略---人海战术。我在现场遇见的不少人嗓音都是嘶哑的,这显然是因为在无边的人潮中,组织者只有通过大喊大叫才可以第一时间将讯息传送出去。相比抗争者们略显原始的口耳相传的通讯方式,像警用对讲机这样的设备则可以为警察们省下不少力气,令他们稍后能够精神百倍地释放催泪弹。

除了传递讯息以外,物资的运送也必须依赖人们密切的合作。当“前线”需要诸如长柄雨伞和头盔这样的物资时,常常可以看到有青年人如同百米冲刺般抱着物资钻进人流;对于手套、索带这些较为轻巧的物品,则往往会通过“隔空接力”的方式,一个人接着一个人地不断扔到更前方,直到传送到“前线”。由于最主要的物资站被设在夏慤道以南的太古广场之内,可以想见,当“前线”的讯号通过数十数百人口口相传而来、再由商厦外的数十数百人飞跑接力而去的时候,人们的脚步似乎已经错过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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