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六月十二日：一个陆生的田野笔记（一）

1.出发

自从到了香港，我的月经就很少规律。所以当我走到地铁站外，感到下半身明显一热的时候，我相当诧异。跟同行的R讲，我要去地铁站外面的7-11买卫生巾。R点头，说正好，我们可以一并去买口罩。

7-11的阿姨迅速给我们拿了几个口罩。没有往日买东西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冷淡，她竟然揶揄我们：“那么晚才出去啊？有的学生六七点钟就走了。”我愕然，也有些羞赧。

一大包姨妈巾放进来，背包明显沉了些。我是一个“松鼠症患者”，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即使用不到也会塞在书包里，所以我的书包一般都特别沉。清晨收拾书包的时候，我特别请出了一大帮平常在书包里光充数不干事的家伙，只留下一个笔记本，几支笔，一个充电宝，钱包，钥匙，八达通卡，还有一本汉娜.阿伦特的书。前晚像着了魔一样从图书馆借回来几大本阿伦特的著作，有《论革命》，《极权主义的起源》，《共和危机》，本来想带《论革命》去看，但听说警察会搜身，我想了一会儿，还是把《论革命》放回了书桌上。

我和R不约而同的穿了黑衫。在大学地铁站等车，月台上见到几个身着黑衣的青年，眼角总不自觉地会多瞟两下。现在是早上十点，车厢里人不算多，一向温柔的R面色阴沉。尽管如此，他也还是体贴地询问我，有没有多带一件衣服。“多带一件衣服？为什么？”我觉得莫名其妙。R解释说，因为如果被警察捉，要是多带一件衣服的话，就可以赶快换上，增加逃跑的成功率。我听了有些不知所措，R所勾勒出的画面，已然是我对法国68学生运动的所有想象了。我不知道，本着一腔好奇和一点点对于正义的信仰而要跑到现场去的我，到底有没有做好被警察“捉”的打算。

从旺角转港岛线，一上车就看见两个戴口罩的黑色青年，应该是一对恋人。他们并没有刻意地观察我们，只是在轻声讲着些什么。我假装不经意地瞟过他们，低声问R，现在就要戴口罩了吗？R没说话。列车到了佐敦，R把口罩从背包里抽出来，在拥挤的车厢中，用一只手艰难地剥去口罩的塑封并戴上。我还没有想清楚现在戴口罩到底会更危险还是更安全，但一节车厢的统共四个黑衫青年中，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以真面目示人，这一点令我很不舒服。于是我也取出口罩。

事先我和R并没有确定在哪一站下车。作为今天所有活动的目的地，金钟站的上落情况极不稳定，最近的消息说金钟站目前仍然无法停车。况且就算可以停车，我们也不得不谨慎万分。昨晚传来的消息，警察在金钟站大肆搜查“可疑”人士，画面上不少年轻人被喝令背对墙壁站直身体。金钟站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早就不安全了。R与我商量，过了海，要么向西一站到中环，要么向东一站到湾仔。从尖沙咀到金钟的海底隧道，除了飒飒的风声以外一切沉默，列车好像一个在虚无中奔跑的鬼魂。

2.蚂蚁

我们从湾仔落车，然后出站往金钟的方向走。这里已经可以看到很明显的黑色队伍了，绝大部分都是青年人，绝大部分都戴着口罩。也有穿白色衣服的，我惊讶地发现，有一些人居然是穿着那种在香港十分常见的白色校裙的女中学生。她们有些是如此瘦小，瘦小到令我怀疑，也许她们去海洋公园玩的时候都不需要买成人票。令我更惊讶的是，她们并没有闲着，而是在搬运。R像个大哥哥一样跟她们搭讪，她们也像个成年人那样不慌不忙地应答。显然对于她们来说，她们所搬运的东西都是对这场运动至关重要的物资。我没有想到，她们的劳动成果，直接或间接，的确令后来的我免受了不少身体之苦。

我们从太古广场进入围绕在政府总部外面的行人天桥。政府总部是一栋位于海边的大厦，和它东北边的立法会综合大楼和西北边的行政长官办公室一起，隔着维多利亚港遥望对岸的九龙。在这几栋大厦和海水之间有一大块绿色的草地，这就是之前各种团体号召大家前去开展“野餐”“写生”“摄影”“观鸟”等活动的添马公园。这几栋大厦的南侧是夏悫道，这是一条三线双程的分隔道路，为香港中西区的主干道。在夏悫道的南侧和西南侧则分别是金钟地铁站和金钟（添马街）巴士总站。地铁站更南边是太古广场，也是香港有名的购物胜地。从北到南，由西向东，夏悫道行人天桥、中信天桥、金钟廊等多处行人天桥将政府总部到太古广场这一大片空间中的若干栋建筑围的严严实实，从上到下，从商场到海边，形成了一个相对开放、多维和灵活的活动空间。

当然，在我刚刚走上夏悫道行人天桥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我的面前挤满了人，即便是在以人口密度出名的香港，一条普通的行人天桥突然变成了周末时分的旺角，这种情况也很不寻常。不仅天桥上挤满了来来往往的人，我发现在所有天桥的下方，在地面，一整片人海取代了原本应该车水马龙的夏悫道。和六月九日的白衣人游行不同，今天大部分人都穿了黑衣，在上午还算不错的日光中显得十分扎眼。目之所及，无论是呈U形延伸的天桥上，还是从政府总部大厦到金钟地铁站出口的“名都酒楼”，还是在标着一大个“立”字的立法会综合大楼的更东面，我看到的是满满当当的人，黑色或者白色的人，声音太多太杂，仿佛置身于一整个蜂群之中。

我仔细盯着面前这些人，试图从他们口罩以外的地方摸索出更多的线索。从装扮和身高来看，绝大部分人的年龄应该介于二十至三十岁。除了黑或者白的衣服外，有的人有很明显的肌肉线条，有的人有很张扬的发型发色，有很多人的手臂或小腿上有在我看来很棒的纹身图案。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眼睛：没有张扬肆意，也没有躲躲闪闪，而是非常平静的眼神。人潮中突然出现一阵骚动，有人大声喊着“行开啦行开啦”，一个长发姑娘费劲地穿过人群，我这才看见原来一旁的天桥栏杆上斜靠着一只 “铁马”。她刚一伸手去抓“铁马”，人群中立即有其他人站出来帮忙。他们把“铁马”架住，由姑娘指挥，向政府总部那边走去，人群立刻为他们让出一条路。

我情不自禁地从天桥向下看，立刻有种“上帝视角”一样的感觉。人那么小，那么多，对天桥上的我来说，看他们就好像在看一群蚂蚁。但我知道又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也是一只蚂蚁，只不过是一只站在高一点的地方的蚂蚁。R看着下面的人潮，静静地对我说：“如果要决定下去的话，就要做好被拉（抓）的准备。”我有些不知所措。R的话让我意识到自己原来是有选择的，但正是这种新出现的选择权令我开始不安。在我至今为止的人生经验中，从来没有人曾向我确认我所拥有的政治“权利”，更不用说还要我对这种“权利”的使用负起责任了。可以说，R的话完全打破了我之前对政治参与的所有认知。

3.放假

我不记得什么时候跟R失散，只是顺着天桥上的人潮被动地向前走着，最终来到了政府总部大厦外。我在这里看见了我的一个朋友M。前一天晚上看见消息说一群教育和文艺界人士开始发起绝食活动，M的名字赫然出现在绝食名单的第一位。我暗自猜测是否M的“第一名”来自她第一个举手报名，同时也忍不住担心她看起来绝不算强壮的身体。除了M以外，绝食团还有十来个人，他们现在一齐坐在天桥与政府总部之间的地上，一面“绝食明志”的黑色条幅挂在他们身后，面前稀稀拉拉地摆着几瓶水和各自的背包。

我没有看见M，却意外撞到了我在中文大学的一位同事D。“Oh shit!”一向一本正经的D见到我，第一反应居然是爆粗。据D解释，今天她是请假来的，所以不免偷偷摸摸，没想到却在这里遇见了熟人。其实在人们得知政府会在12号强行推进法案的二读程序之时，号召大家罢工罢课的声音就开始出现了。11号已经有不少企业主先后宣布12号将会暂停营业，对有些服务性的行业，比如按摩店和凉茶店来说，它们直接宣布将把营业地点改在添马公园，为的是向集会者提供按摩服务或是免费凉茶。在教育界，不少学校也加入联署，声明支持罢课，其中甚至包括像特首林郑月娥和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的母校。罢课和罢市的号召在各种阻力下依然取得了不少市民的响应，但对于罢工来说，各行各业乃至各个公司的差异令打工一族只能见机行事，一不留神就可能被不满的上级领导记过甚至开除。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原谅D见到我时颇冲动的讶异 。

没有见到M，却在绝食团旁边见到了L。L是我在九号游行时认识的朋友，那天我和她一起跟在M后面为“新移民反送中”的旗帜敲锣呐喊。L小小的个头，爱在头发上扎一块方巾，穿着素色长裙，这令她看上去像一位日料店中的刺身师傅。我和L还有几个素昧平生的伙伴准备一起到政府总部大厦的东面看看，听说就在那里，抗争者已经占领了通向湾仔会展中心方向的龙汇道。

我就在这一群人的陪伴下，走下天桥，走到了人群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