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喜

一個願意承受世界之驚奇的人

香港速寫其二:想念高校長

夜深了,百萬大道上黑黝黝的,沒有一個人。我低頭趕路,快到圖書館時,忽然發現腳下的這塊地磚有些奇異之處。藉著昏黃的路燈,灰白的花崗岩表面浮起一層色調不一的影子,好像印象派作品中那種模糊又無比清晰的“所指”。我不由地停住了腳步,彎下身子,看見一排地磚上用什麼顏料描了幾個大字:

“想念高校長”

山城之圍到現在已經過了兩個多月,校方發動工友洗刷掉了學生噴在圖書館外的絕大部分“文宣”。跟周圍碩果僅存的一些口號比起來,這五個大字不但沒有一般口號常見的那種戾氣和殺氣,反而多了一些斯文的柔情。我再三確認第三個字是“高”,接著便陷入沉思。


中大曾有過很多校長,但真正跟這次反修例運動有關的只有現任校長段崇智和前任校長沈祖堯。沈校長開明親切,在學生中享有極高人望。作為院士級別的醫學專家,沈十一月十二日晚帶領一批全香港最好的專科醫生回歸中大,為在激烈衝突中受傷的學生義診。與之相比,現任校長段崇智在運動日益激烈、大量中大生遭到逮捕之際長期“神隱”於幕後,表態又差強人意,引起學生強烈不滿。直到十月十日校長見面會,一個個故事如夢魘般從平時擦肩而過的同學口中道出,校長流下的眼淚才為他重新贏得尊敬。

然而這些都是沈校長和段校長的故事,與高校長又有何干?高錕校長於千禧年來臨之前已經離任,至18年辭世,此期間因受阿茲海默症困擾而專注治療,深居簡出。這樣的一位老人,又憑什麼被這些Z世代的年輕人銘記於心,以至於用他們最得心應手的黑色噴漆將他的名字噴在花崗岩地磚之上?

是因為高錕平易近人?高錕曾經的學生、現在中大政政系教授周保松回憶自己第一次見到高校長,覺得他“率真誠懇,沒官腔,很隨和”。這位十分隨和的校長,一邊回答學生記者尖銳的提問,一邊還在白紙上畫各種幾何圖案。高錕的另一個學生、作家梁文道說自己有一次向校長扔紙團,待被發現後又趕快說是別的同學亂扔垃圾。這位在梁文道眼裡“總是笑得有點傻”的校長,“一如以往,頓了一頓才反應過來,慢吞吞地說:'這就不太好了。'”無論是否熟悉高錕,大概都會記得他那個被《明報月刊》總編輯潘耀明形容為“澄澈如溪流,銀亮如秋陽”的笑靨。高錕清瘦,但雙目明亮有神,一笑便露出一排整齊潔白的牙齒,幾乎立即令人覺得這個人的心地,從內到外沒有一絲陰霾。這對一些人來說如沐春風、對另一些人來說又顯得有些“大唔透”的笑容,會讓學生們在冰涼的世情中感到一些暖意吧?

是因為高錕氣度寬宏?對於異見,高錕似乎天然有一種包容之心。中新社有過一篇報導,講高錕有次開完一個很棘手的會議回到辦公室,因為他進門時吹著口哨,秘書便以為一切順利,沒想到那個會議其實唇槍舌劍,火爆異常。對高錕來說,似乎不同意見的存在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由於中大迎新營的“洗腦”爭論,高錕曾被激進學生遞過套了避孕套的麥克風;面對要跟學生算賬的呼聲,高錕只反問一句:“為什麼要懲罰學生?” 在各式各樣的社會分裂中,這樣一位大肚能容的校長能夠讓學生少受一些被清算、被打壓的恐懼吧?

還是因為高錕目光長遠,敢為人先?今日光纖技術的大規模普及離不開超高純度的玻璃纖維材料,而在最開始的階段,生產出純度高到可以降低光的雜質損耗的玻璃還只是一種夢想。是高錕數十年如一日的遊走和堅持令越來越多的目光和資源被投向光纖技術,直接創造了光纖技術得以被大規模應用的條件。身為一個自然科學家,高錕在本業之外亦十分重視跨學科融合。 《二十一世紀》,這份後來馳名海內外華人知識分子圈的人文社科刊物,在創刊之初得到了高錕的鼎力支持。從旁觀者的角度看去,高錕的支持“絲毫沒有其他實際考慮,只是認為它本身在學術上、思想上有意義、有價值而已” (陳方正《發明家、校長和童真—悼念高錕校長》)作為校長,高錕認為自己的工作是創造一個開放的學術思想空間以培育英才。 “什麼都反對才像學生哩!”“避孕套麥克風”事件之後,高錕回到家,對夫人黃美芸如是說。在氾濫的門第之見、短視之見中,一位能夠著眼於“將來”和“別處”的校長會打消學生對黨同伐異、文人相輕之風的不少顧慮吧?

我想了很久,每一個答案都似乎是正確的。也許地上的名字,這份只能用黑色塗鴉表達在花崗岩石板上的思戀,只是一種被時間召喚出的偶然相遇。時代淘換著我們,將年輕人的面龐變得粗糲模糊,語言不再有效,整個世界似乎正失去根基、飛速下沉。在這樣的時候,尤其是在這樣的時候,也許我們會突然想起那個可愛又天真的老頭子,想起在他不平凡的一生中,他曾以怎樣的熱情去愛著這個美丽而并不完美的世界。

原中大校長、諾貝爾獎得主高錕


“也許有一天地球會被一顆隕石撞毀,也許有一天太陽會冷卻,變成一個黑洞,一切復歸沉寂。有誰會知道人類曾經存在?但人類的精靈會存在於宇宙間,在下一次導成肉身時重現,我想,到時我們也許會再次相聚,細訴離情。”

——高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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