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喜

一個願意承受世界之驚奇的人

在線講座筆記(7.5)米米亞娜:一個喪家之犬的精神堡壘

2020年7月5日@Zoom

早在發表那篇傳播量極廣的《沒想到我這輩子還能有喪家之犬的感覺》文章之前的很多年,米米亞娜已經確立了自己寫作者的身份,在博客、微博,以及微信公眾號“米壇埋骨”上有了自己的第一批讀者。 2019年6月底,文章傳播開來之後,米米亞娜收到了越來越多的微信加好友消息,建立了自己的“反賊群”,經歷了炸號、炸群、再註冊新號、再建立新群的跌宕“網紅”之路。不過我猜想,在七月五號的講座之前,大部分人並不清楚米米亞娜的來歷,也許ta們聽說過她的故事,對這個自稱“喪家之犬”的四川女孩兒感到強烈的好奇,但對她為什麼要豁出去地行動和發聲卻說不清。

米米亞娜(下文將以“米米”稱呼)無疑是一個複雜性的集合體。鵝蛋臉,膚色白皙,擁有貓一樣變幻抽離的微笑,一副知性女學者的派頭,卻在文字中以某種決然的方式流露出一種冰冷的殺意甚至死亡氣息。米米的微信公眾號“米壇埋骨”,ID名是“dailykilling”,很多人第一眼看見都會覺得莫名其妙,直到發現下面一行小字:“一壇白米,下有白骨。精神污染,日常添堵。若“白米”可以被理解為生活的富足穩定,則“白骨”在米壇中的出現無疑是一種不祥,祥瑞與不祥的奇妙共生掀起作者內心一角,如偈語一般的意像給人以無盡的想像空間。

“米壇埋骨”微信公眾號主頁


起點

“精神堡壘”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造就的。作為一個信奉“個人的即政治的”的女權主義者,米米細緻地與聽眾分享了她的幼年:出生在山村,父母是文革後第一代知識分子,自由主義傾向,飯桌上常針砭時弊,家門外的愛國主義教育和家門裡截然不同的平行敘事,在女孩兒心中早早就種下背反的種子(甚至是對教給她這些的父母)。米米特別提到了一個“電腦算命”的故事。八九十年代的中國,陡然出現的科技熱結合了最傳統最鄉野的命理文化,新鮮玩意兒計算機送給小女孩兒一句“移居他鄉百般成”的命語。無論是它滑稽的出處還是不祥的漂泊暗示,都沒有給年輕的父母帶來什麼心理負擔;也許是以一種愉快的心理,他們為女兒珍藏了這張紙條,在冥冥之中,為她日後的去國離鄉埋下一個回味悠長的隱喻。

在家人百般呵護中長大的米米在二十多歲已經過上了可以令大多數人艷羨的日子:大學裡的工作,婚姻生活,物質富足令她能夠充分享受悠長的假期,在世界各處旅行。但米米說:

我感覺我被主流價值騙了。主流社會告訴你,結一個好婚,有了好的工作,你就可以過上幸福快樂的日子。但是我還是很痛苦。
旅行加文學是小資(生活)的代表,它可以幫你緩解焦慮,用來填補空虛,但其實這是徒勞的。因為它們無法代替你去成長,你需要的其實是跳出消費創造的景觀,到真實世界中去摸爬滾打,創造價值。我想去看這個世界,如果呆在這個安全區享受一種虛假的自由,其實是自欺欺人。要更激進地跳出舒適圈。

一次兩岸三地的女權主義者聚集在成都,有李思磐,王萍(台灣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金曄路(香港性別研究學者)等人。精心打扮的米米背著一個LV包出現在會場,卻發現這些女人跟自己是如此的不同——她們非常放鬆而驕傲,眾目睽睽,卻有主講人沒穿胸罩。強烈衝擊之下,女權主義正式走入米米的生活,成為她重新定位自己的啟蒙武器。

出走

米米用了“出走”形容她離家前往美國求學的經歷,這種理解足以將她與大部分海外留學生區別開來。對留學有著不同定義的還有父母,他們認為女兒不過是出去一段時間,終歸還是要回國,生活終歸還是要繼續。所以當他們終於得知,女兒會不惜一切代價,哪怕以放棄她現有的工作甚至婚姻的方式也要去追求她真正想要的生活時,他們崩潰了。 “他們突然發現,他們為我苦心經營多年的生活被我丟棄了。”雖然離別的方式是跟父母大吵一架、哭得說不出話來,但米米說自己眼淚之下的心,其實是輕鬆與興奮的。

在父權社會、家國同構的體制之下,父母就是主流價值的代言人,比如有長輩/晚輩,有權者/無權者等對比,所以可能中國人的反抗都是由反抗父母開始的。去忤逆父母這一刻是必然要發生的,否則你無法做自己。

她用了《哪吒鬧海》中哪吒削肉還母,剔骨還父的劇照作為這部分ppt的插圖。

《哪吒闹海》剧照

也是在這個出走的過程中,米米發現父母身上的矛盾性:

他們的說和做是分開的,是一種很實際的生存哲學,不需要在現實生活中踐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大家覺得這樣割裂沒問題。所以那一刻,當他們知道我竟然真的想要去過我自己理想中的生活,他們覺得震驚。

在新大陸

關於美國,米米有很多第一次的記憶:第一次體會到因為總統選舉而帶來的集體政治抑鬱,第一次感受到來自LGBTQ群體的恐懼情緒,因為川普的當選,第一次觀察到中國國內自由派公民社會的強烈反彈、種種撕裂,也因此第一次擁有了夾縫中人的視角,在中間地帶同時觀望、思考雙方。

在美國參加倡議活動的米米

也是在紐約,米米與更多來自中國和世界各地的女權主義者合流,從全球女性大遊行,到同志遊行、metoo運動,從線下的活動組織到線上的消息傳布,美國社會給米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公共空間,為她打開一扇公共參與的大門。

公共參與是一種學問,一種技術,需要學習。其中又包括情感介入-理論支持-方法學習-能力培養等不同步驟。民主社會培養人們的公共參與能力,而在中國,這塊兒是缺失的。我是在美國修復了這種被閹割的公共參與能力。
我們應該對公共參與抱有正確的態度,意識到這不是一個遊戲,有人會因此受傷...我們要破除公共參與的精英主義迷思,但同時也要意識到,它應該被嚴肅對待。

亦是在美國,米米接觸到一套名為“英雄之旅”的敘述:主角開始一段冒險,從平凡的世界漸漸走向不平凡的世界,遇見導師,夥伴,也歷經艱險,甚至墜落深淵,最後以鳳凰涅槃般的方式重生和回歸。之所以認為這套敘事重要,是因為對“深淵”或“地獄”的理解:

‘英雄之旅’讓我思考我對於‘地獄’的預期,問自己是不是要墜入這個地獄了。但是每一次都會覺得不是。正因如此,我心裡有一個特別大的防守區,支撐著我走過了許多困難。
“英雄之旅”示意图

”美國,尤其是紐約,那種近乎狂妄的樂觀,彌補了作為一個中國小孩受到的那種自尊心的創傷。” 在豐富的公民實踐機遇的滋養之下,米米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公共參與策略,分為發現問題、認識問題及提出解決方案並加以實施等多個具體步驟。以米米對中國當下社會“剩女”現象的研究為例,米米認為,要全面了解這個群體遭受的污名化,不僅要在系統層面理解污名誕生的語境,也要在社會層面理解每個具體的個人,從不同的個體故事中發現這些女性所共有的集體命運,洞悉並提煉相關概念:

1.她們的共有目標(長期):社會的平等對待和包容,獲得相應的婚姻議價權以實現婚姻自由;

2.她們的共同需求(短期):由社群提供的安全空間,公共話語權與博弈力量;

3.她們所面臨的障礙:社會刻板印象,“剩女”污名;

4.她們的相似現狀:經濟獨立,有積極的自我認知,但遭到邊緣化和孤立

調研中的米米

在理解了這些女性的處境之後,便可以提出相應的參與方案:嘗試將她們聯結起來,形成社群,對主流社會發聲以對抗污名化。

我意識到這些個人問題其實是社會問題的一部分,很難自己去找到解決方法,因為自我是無解的。我們需要在更大維度上討論這些問題,才可以走出自我邏輯的死循環;而在走出自我的過程中,自我並非不存在了。在聯結中,我們可以實現自我的更大賦權。

困境

研究單身女性群體給了米米很多思考的機會,包括意識到“在地”的重要性。在米米看來,社群的維繫需要組織者的物理在場,行動的大忌是脫離社群,猶如寫作的大忌是脫離語境

為什麼我不斷被炸號、封號還是要上微信、微博,就是因為我需要了解在審查語境中,中國社會獨有的輿論生態,很多話語、情感及知識生產是從那個生態裡面生長出來的,如果你長期不在場就會不理解,不理解就會站著說話不腰疼,就會'何不食肉糜',就會'裝外賓',會陷入自以為是、自娛自樂的狀態。
所以我一直相信中文沒有辦法脫離其土壤,我們都是使用中文的人,這塊土壤已經被眼中污染了,很痛心,但我們還是可以去避免被污染,可以嘗試像個人類學家那樣,既全面融入,又能夠抽離。 ”

在2015年3月7日的“女權五姐妹”案之後,以女權行動派為代表的青年女權力量受到極大打擊,中國大陸女權運動的線下活動空間開始急劇收窄。與此同時,隨著新浪微博的商業轉型、網紅經濟崛起和大量都市年輕女性用戶的出現,以新浪微博為代表的網絡公共空間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泛女權聲音,包括2016年開始為人所知的博主papi醬等人。但在米米看來,微博女權話語有著自己的局限:

(一些人)脫離了真實的女性經驗,比如她們要反婚反育,將想要結婚或者已經結婚的女性成為'婚驢'...這件事令我非常的憤怒,因為她們沒有看到社會共謀的對女性的壓迫,和權力和資本在中間扮演的角色,而是把仇恨指向結了婚的女性,這對我來說像是一種弱者之間的相互踩踏。這種踩踏不能說是沒有作用,因為有人說我就是這樣被罵醒的,但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幫你找到解決女性困境的一個現實路徑呢?這是一個問號。

成為喪家之犬

“單飛”項目不僅僅在紐約的課堂裡獲得了極高評價。對米米來說,新浪微博上一個月之內數以百萬計的閱讀量和大量網友近乎一面倒的正面評價,是對她辛苦工作的最好報償。來自同胞的熱烈反饋,和對於一套西方中心敘事的持續疏離,令米米不斷湧起回國從事社會工作的念頭。

時間線來到2019年夏天,香港“反修例”運動爆發。

用米米的話來說就是,見到了“令人嘆為觀止的審查,宣傳機器的全速開動所炮製的對立敘事”,假新聞在官媒頁面堂而皇之地出現,記者扭曲事實,公共空間的網暴與人肉、私人空間的舉報和割席無日無之。彼時米米正在國內進行一系列線下講座活動,親眼見到那些加深仇恨與誤解的內容不斷被製造,而意在化解矛盾、增進雙方理解的內容卻不斷被刪帖,朋友圈裡一片哀鳴,猶如“被堵著嘴暴打”。回國節骨眼上發酵的香港事件對米米造成了又一次巨大的衝擊:

那是一種屈辱和悲憤混合的創傷體驗,如同四面楚歌。 (我)一腔熱血想回國,卻遇到這樣一種打擊。

也是在這又一次“夾縫中做人”的體驗中,米米開始領悟到“喪家之犬”對於她的意義:

任何一個自由主義者,或多或少,應該說,或遲或早,都會有這樣(成為喪家之犬)的時刻...這個概念在今天被大量年輕人所共享,代表了(ta們)因堅持內心價值而無路可退的靈魂。 ta們不被時代認可,也拒絕被體制收編,因此‘喪家之犬’是為ta們開闢了一種新的抵抗空間。

兩篇喪家之犬的文章發布之後,米米收到了各式各樣的評價;而惡評之中,最令她印象深刻的,是一則來自本該是“自己人”陣營的評語:“到現在還對中國抱有希望是多麼愚蠢...你像怨婦一樣的哭訴是多麼醜陋與無用。”對於這則明顯帶有污名化女性傾向的評論,米米沒有一笑置之,而是仔細地將它與“喪家之犬”結合起來分析:

這條評論反映出的不僅是政治立場,而是某種人性層面的驚人的麻木與冷漠。可能因為大家在這個環境太久,太絕望,受過太多傷,所以沒有更多同情去分給別人了,然後我們最後都變成了暴力和冷漠的共犯,個人與公共以一種惡性方式在互動。
我覺得“喪家之犬”的概念很重要,因為它要去反抗這種內化了的控制。就是這種拒絕痛苦、貶抑情緒、苛求完美,是我們內化了的暴力控製手段和自我審查方式。而“喪”傳遞出來的情緒是,我寧願流亡,也不同流合污。
很多人意識到自己遭受暴力,但並未意識到ta們也是被這些暴力寄生的。 ta可能既是一個“反賊”,又是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會宣揚以暴制暴。比如之前“metoo”運動中暴露出來的男性公知們,有些人整天談民主自由,卻可以隨時對女性進行蕩婦羞辱,難道女性不是自由民主的一員嗎?我們生活在社會關係裡,我們對待彼此的方式,就是我們的政治。除此之外,我們沒有一個超越性的政治理想的存在。

講座最後,米米邀请大家打破追求“完美”的迷思,堅持公共參與,堅持抵抗:

認為執政者看得比我們遠,我們沒能力去行動,這是權力對於行動力量的剝奪。我們都是在被剝奪的貧瘠的土壤里長出來的,我們要自己去找回被閹割掉的行動力。

而對於作為一種抵抗手段的寫作,她說道:

其實寫作者都知道,語言的力量不在于冠冕堂皇、宏大敘事,而在於具體和準確;對我來說就是真實和勇氣;
我發現女權主義和我作為寫作者的身份有了一個合流,即對人的脆弱性之探討...女權主義和寫作都關心經驗,弱勢群體,和人的同理心,都以脆弱、不完美去对抗永恒和宏大,我想以写作去展现的就是这种人性,我关心的不是一个完美、强大、优秀的人如何在这个社会变成人生赢家,而是一个脆弱、残缺的人如何在这个社会得到幸福、公正、人道的对待。

對於像米米一樣的,無數在家國與異鄉之間徘徊流連的“喪家之犬”來說,ta們能夠不那麼快地墜入虛空,甚至可以對未來抱有一絲希望嗎?米米的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李文亮醫生去世後,我與國人曾經脫鉤的情緒再次相連,對同胞的共情修復了一些創傷。李文亮事件是我們最接近全民抵抗的時刻,它緩解了我的屈辱感,因為看到抵抗力量仍然存在。
抵抗不是為了有用。我們抵抗的人物,是為了對房間裡的大像做出真實的指認,如同那個揭露皇帝新衣的小孩子,尚未被體制同化。
自由、真實​​地言說是寫作者的命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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