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钝角网

作者：冯天瑜、马国川

當下中國面臨的問題出發略作前曕，集中起來便是中國要跨越兩個陷阱：一個是中等收入陷阱，一個是修昔底德陷阱。如果國內經濟、政治舉措失當，便會落入經濟緩進甚至衰退陷阱。一個時期以來，我國對此種危險估計不足，淘醉於”厲害了我的國”的頌聲中。這是要反省並改進的。我們必須承認“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在國際上無為而治，多交友、少樹敵。對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勿忘以往中國在援外上吃過大虧。

“這次大疫給我很大的情感沖擊和思想啟迪，大大加深了我對生態問題的認識”，武漢大學教授馮天瑜如是說。

今年78歲的馮天瑜是國際上有重要影響的文化史研究專家，尤其對文化生態學有深入研究。在武漢封城期間，他端正地在新書《中華文化生態論綱》的扉頁上題詞“僅以本書敬獻給武漢父老鄉親”。

作為一名德高望重的知名學者，馮天瑜深受學界推重。他在許多社會問題上直言不諱，贏得了社會各界的尊重。

在接受專訪時，馮天瑜先生提出，這次大疫應該促成公共衛生制度改革，加強國民醫保制度，同時建議以這次公共衛生危機為契機，開展一次社會啟蒙。

“武漢有厚實的基礎，文教力量非常強，而且武漢人民勤奮聰明，完全有實力恢覆重建”，馮天瑜建議，“在恢覆重建中一定要充分尊重和發揮民營企業的作用。”

通過這次公共衛生危機，馮天瑜也在思考中國的未來。他說：“我對中國未來的期許，就是好好想辦法超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這次大疫大大加深了我對生態問題的認識”

馬國川：這次大疫對您個人的生活和研究有沒有什麽影響?

馮天瑜：大疫封城後，大家禁足在家，但是心都懸著。我有一個學生是民營企業家，為抗疫多有捐獻，我幫著做一些聯絡推介工作。其余大部分時間在看兩年來所撰《中華文化生態論綱》的校樣。

我從1980年開始研究中國文化史，四十年來一直關註生態問題。1990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華文化史》，上篇即《中華文化生態》。文化生態是文化史的一個基本學術問題，也是一個基本的社會問題。這次大疫呈現了相當深重的生態危機，給我很大的沖擊和啟迪，加深了我對生態問題重要性、嚴峻性的認識。因此在封城禁足期間，我對書稿做了相當程度的修改和補充，還在扉頁上題詞“謹以本書敬獻給曾經封城的武漢父老鄉親”。

馬國川：堪稱憂患之書，太有意義了。

馮天瑜：我把生態分成三個層面：一個是人和自然的關系，必須維護生態平衡，否則自然就會以它的鐵拳回擊人類;第二個是經濟活動層面，保持一種有節制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第三個是社會制度層面，通過人與人社會關系的協調，實現人與自然的協調。故文化生態兼及”天人”關系和”人文”關系，有必要總結古今中外的經驗教訓，當然需要從若幹具體的微觀的角度切入，由細節見博大。

馬國川：從文化生態角度切入如此宏闊的問題，在中國學界有開創意義，您的研究可以說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馮天瑜：願追隨司馬遷後塵，試走小半步。“天人之際”從人而言，包括與天(自然)的關系，又包括人與人的關系，也就是人的社會關系。如果人文關系處理不好，也無法正確處理天人關系。

歷史學家錢穆先生最後的遺言就是談“天人關系”，他認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就是“天人合一”。揚棄“天人感應”之類的唯心主義解說，“天人合一”講天與人的統一性，不讚成天人對立，天人對立，人類必自取滅亡。英國科學家霍金生前曾經說，一味破壞生態環境的人類很可能只能在地球上待200年。此言過分了，但其精義當引起人類自警。

馬國川：工業文明以來，人類對生態的破壞太嚴重了，導致許多生態災難。

馮天瑜：在生態保護方面，中國文化蘊藏深厚。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自然為最高範疇。

“這次大疫應該促成公共衛生制度改革”

馬國川：文化生態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實踐問題，而這次大疫凸顯出這個問題的現實緊迫性。這場突發的公共衛生危機暴露了哪些值得反思的問題?

馮天瑜：不久前，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一個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的《決定》，要改變中國人濫食野生動物的陋習。這是“形而下”的”器”層面的舉措，很有必要。如果再向“形而上”層面作”道”的思考，這次大疫對公共衛生建設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這次大疫應該促成公共衛生制度改革，加強國民醫保制度。多年以來，民眾對醫保問題有意見，近年有部分問題在逐漸解決，但是要達到文明國家的基本水平，還有待更充分的、更強有力的措施，特別是要糾正把公眾醫療拋給市場的作法。在市場化問題上，我們一方面經濟領域市場化還不夠，政府管得過多;另一方面，又把醫療、教育、養老這些需要由政府承擔的責任推給市場，流弊頗多。

馬國川：這是中國社會的一大問題，導致普通大眾得不到基本的醫療保障、教育保障和養老保障。

馮天瑜：醫、教甩給市場，導致醫、教這些公益部門直奔利益的趨向。特別令人痛心的是，醫療和教育本來是最受社會敬重的行業，醫生和教師本來是最受尊重的人，可是最近這些年，醫務界、教育界陷入市場牟利大潮，醫德、教德下行，遭受大眾非議，醫患矛盾、教師與學生及家長的關系緊張，演出一些悲劇。

不能把問題簡單地歸結為道德問題，認為是教師、醫生道德墮落，根本問題是本應該由國家兜底的事情被推向市場，既入市場，當然就利益掛帥，醫患關系、教師教家長必趨惡化。而大疫期間，醫護人員與患者關系極好，有許多動人故事。為什麽如此呢?因為醫療界突破了利益訴求，治病救人覆歸為唯一宗旨，南丁格爾的獻身精神煥發。這一情形值得我們深思。這次大疫給我們指出了讓醫務和教育這兩個系統重回健康的、有尊嚴的路徑一一政府把醫教經費兜底，讓廣大民眾享有基本的醫療保障，不必把醫護人員推到市場上去謀利益。

馬國川：但是有一個現實問題，醫療保障是需要大筆錢的，錢從哪裏來?

馮天瑜：醫教養老經費的解決途徑，明擺在眼前。首先，節省巨額的行政開支。現在黨政機構龐大，消耗國家資源，如果切實精兵簡政，經費自來;其次，杜絕奢華，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花費巨資開會擺闊;第三，對外援助要適可而止，切勿搞有去無回的漫撒千金。如果這些錢能夠節省下來，國家兜底教育、醫療、養老，是綽綽有余的。

馬國川：既然我們已經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了，就應該向文明國家學習。文明國家的首先表現，就要把社會保障的切實保下來，對公眾該盡的責任要盡到。

馮天瑜：且不說那些發達國家，即使經濟水平不如我們的，比如印度，都能夠做到醫保和教育免費。中國現在有錢了，要把用在解決老百姓的基本問題上，這是長治久安之道。

“通過這次公共衛生危機推動社會啟蒙”

馬國川：這次危機應該成為一次推進社會啟蒙的機會，您認為哪些方面迫切需要啟蒙?

馮天瑜：確實有必要以這次克服公共衛生危機為契機，開展一次社會啟蒙。社會啟蒙所涉很廣，現在只談談和疫情有關的三方面。

其一，提高國家和全民保護生態環境的自覺。關於保護生態環境，多年來有所討論和實踐，但還須向縱深推進。正在修訂的拙著《中華文化生態論綱》從文化史角度有所評議，在此從略。

其二，提高信息透明度，認真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5條。《憲法》第35條賦予公民言論出版自由等基本權利。這次公共衛生危機說明，公民言論自由不僅僅是公民個人權益問題，也是維護社會安全的保障。如果壓制公民的言論自由，信息淹沒，國家和公眾必受其害。今次大疫證明了這一點。

馬國川：這次大疫因為禁言造成的後果太慘痛了。

馮天瑜：今次大疫播散全國乃至上百個國家和地區，除了是新病毒，認識和應對需要一個過程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堵塞言路，導致疫情信息掩蓋一個多月，坐失防疫黃金期。李文亮等醫生在醫療實踐中發現疫情，及時向社會報告，提請友人警惕，這是合理合法的行為，當受憲法35條保護，卻被公安部門指為造謠，受到嚴厲訓誡，央視也播放他們”造謠”的新聞，給講真話的人很大壓力，結果是醫生們禁口，公眾蒙在鼓裏。

令人不解的是，至今沒有任何一個單位出來宣布訓誡是錯誤的。盡管現在把李文亮作為先進工作者加以表彰，但此舉是隔靴搔癢，敷衍公眾輿論。此事件不是頒授“先進工作者”就能了事的。李文亮事件的癥結是，禁止說真話，導致老百姓不知疫情，引發疫情蔓延。外交部女發言人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1月3日中國就向美國通報了。而訓誡李文亮等醫生恰恰就是這個時候。既然向美國都通報了，卻不讓中國老百姓知道，這是怎麽回事?!

馬國川：有一種說法，怕傳播出來會使社會不穩定。

馮天瑜：這是什麽邏輯!我們來看一看，究竟是什麽造成了社會不穩定?恰恰是令人禁口，信息被淹沒，廣大武漢民眾由於不知疫情，便有4萬人參加的百步亭“萬家宴”，一百萬武漢人在春節前夕出走外省或到外國旅遊，導致疫情大範圍傳播，導致武漢封城，十萬人染疾、數千人死亡，國民經濟損失達數萬億元之多，這才是社會不穩定，而其肇因正是堵塞言路造成的惡果，這證明了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5條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馬國川：這次大疫說明，如果不能維護言論自由，不只是損害公民的基本權利，而且可能殃及整個社會。

馮天瑜：需要啟蒙的第三點，是端正掌權者與民眾的關系。長期以來，雖然有“為人民服務”的教言在上，但掌權者和民眾的關系並沒有搞清楚，所以在疫情深重之際，有負責人迫不及待的要對武漢人民進行感恩教育，要求百姓感恩領導，引起民眾公憤。在輿論的壓力下，後來改口感恩人民。如果僅僅是策略性修改提法，是遠遠不夠的，一定要真正端正掌權者和民眾的關系。中國古代即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名論，現代政治文明更強調，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人民有權監督、問責政府，這樣才有健全的政府，才能保障社會健康運行。

2012年在廣東黨代會上，時任省委書記的汪洋說，要糾正人民的幸福生活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為什麽要糾正呢?就是一些人顛倒了關系，迫不及待地要人民進行感恩領導人。前些年有“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的提法，這是不錯的，應該轉化為實際行動。

馬國川：如果顛倒了掌權者與民眾的關系，就使“人民共和國”名實不符了。《憲法》第二條就規定“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歸於人民”。

馮天瑜：有哲人痛心地指出，歷史上一些災難最後沒有得到應有的補償。我們希望，經歷這次生態危機，吾國吾民有所收獲，以上三方面的認識和實踐能夠提升，不致讓國家的巨大代價、人民的慘重犧牲付之東流。

在武漢恢覆重建中尊重和發揮民營企業的作用

馬國川：這次大疫對武漢的傷害非常大。作為長期生活在武漢的學者，您對於疫情結束以後的城市恢覆和重建有什麽建議?

馮天瑜：對此我還沒有系統的思考，只能粗略言之。武漢是重災區，一個千萬人口的特大城市封城五十天，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可謂創巨痛深。近代大武漢曾經是一線城市。改革開放前期，東南沿海突飛猛進，武漢相對滯後，成為二線城市。最近十多年武漢急起直追，發展勢頭強勁。有朋友說，武漢有希望在近幾年重新躋身一線城市之列。但這次大疫武漢受到重挫，要緩過勁來將頗費心力。

不過，我對武漢的恢覆、重建抱有信心。因為區位優勢罕有其匹，歷史積澱相當深厚，古代就是“四大鎮”之首，後來又是中國近代工商業的重要發祥地之一。武漢有厚實的工商業基礎，文教力量強勁，武漢人民勤奮聰明，完全有實力再創輝煌。在恢覆重建中要充分尊重和發揮民營企業的作用。武漢民企已有相當大的規模，不少公司走在行業前沿。武漢民營企業家富有活力，有強烈的社會擔當精神和行動活力，今次在救災抗疫中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們是當代弦高、當代盧作孚。

馬國川：近年來對於民營企業有許多負面議論，甚至一度有“民營經濟退場論”。對此您怎麽看?

馮天瑜：國有經濟、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兩大支柱，缺一不可。有些人抓住《共產黨宣言》”消滅私有制”一語，作超時空發揮，劍指民營經濟。其實，我們萬不可忽略《宣言》大篇幅講到的商品經濟對人類歷史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馬恩稱，在價值法則推動下的近代幾十年創造的財富超過此前人類全部財富的總和。馬恩從來對商品經濟的歷史功能給予高度評價。中國是在一個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基點上開始改革開放的，改開之所以能夠經濟騰飛，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商品經濟贏得了活力，其中民營企業的崛起是關鍵一環。

民營企業是按價值法則創造財富的，與靠占有公權力掠奪財富的“權貴資本”大相徑庭。我在《中國文化生成史》的結語中，講到“權貴資本”既不姓“資”也不姓“社”，而是姓“宗法專制”。依憑宗法專制的權貴資本是通過權力攫取財富，與民營資本有質的差別。發揮民營經濟的活力，是武漢覆興的一個方面。

對未來的期許：跨越兩個陷阱

馬國川：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您對未來有什麽期許?

馮天瑜：我不想從高遠的角度去做展望，而是從當下中國面臨的問題出發略作前曕，集中起來便是中國要跨越兩個陷阱：一個是中等收入陷阱，一個是修昔底德陷阱。

從世界現代化全局觀之，只有少數幾個國家及地區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大多數追求現代化的後發國家都沒有如此幸運。拉美的巴西、阿根廷都曾經發展不錯，亞洲的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非洲的埃及等國工業化程度不低，後來都因政治腐敗或經濟失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數十年不能自拔。因為這些國家發展到中級階段，原有的後發優勢喪失，又未獲得新動力。這是相當普遍的現象，中國時下正面臨此種困局：經濟起飛初期勞動力、土地價格低廉等優勢逐漸喪失，進入新世紀以後，產品價廉不如更落後國家，先進技術還趕不上發達國家，商品競爭力下降，如果國內經濟、政治舉措失當，便會落入經濟緩進甚至衰退陷阱。一個時期以來，我國對此種危險估計不足，淘醉於”厲害了我的國”的頌聲中。這是要反省並改進的。

馬國川：“修昔底德陷阱”是近年來的熱門話題，它是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

馮天瑜：“修昔底德陷阱”講的是大國關系問題，涉及到中國在世界上怎麽擺好位置。

對於此一陷阱須作兩側面分析，一者，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強國已歷百年，人稱打壓老二的專業戶，是陷阱制作者，二戰後有壓蘇、壓日的成功經驗，現在則用力於限制中國發展。二者,在中國方面，有跳進陷阱和避入陷阱的抉擇問題，這考驗著我們中國人的智慧，要在知己知彼，理性處世。從知彼而論，要正視美國的國力，不可輕率以為美國已然衰落;從知己而論，中國須確立發展中國家地位，有大量國內問題需要解決，必須戒慎戒懼，切莫自我膨脹，四面出擊，當年鄧小平不挑頭、韜晦行事的策略並未過時。我們必須承認“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在國際上無為而治，多交友、少樹敵。對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勿忘以往中國在援外上吃過大虧。1949年以來，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中國在那麽困難的時候，人民勒緊褲腰帶，給他們幾十億、幾百億援助，結果反目成仇，多年來咒罵中國最狠的恰是這三個國家。個中教訓不可忘卻。現在有沒有類似情況在發生?值得警惕。

馬國川：這需要建立真正的現代國家的觀念。

馮天瑜：是的。中國歷史上對外關系上就講究“厚往薄來”，外國喜歡派使者到中國來得好處。這種以厚賜得友的外交行為應該改變。中國要確立平等互利的現代國際關系意識，不要以天朝上國姿態漫撒千金。那樣做自己損失巨大，也交不上真正的朋友。對強勁對手要以柔克剛。

總之，對中國未來的期許，就是設法超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這是吾土吾民的福祉所系。更高大上的夢想，我就不去虛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