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仪

素履往,无咎。

中国人的囚徒困境 4

如果历史有周期,我们在周期的什么位置 ?

回顾过去一百年的中国历史,在任何一个关键的时点,一个选择就可能决定后半生的成败荣辱。比如1951年,巫宁坤从美回国前,他问芝大校友李政道为什么不一起回去建设新中国,李政道说不想被人洗脑子。当时的巫宁坤并没有弄清楚李政道所说的“洗脑子“是什么意思,就回国了。1957年,李政道成为二战后最年轻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巫宁坤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1974年,李政道回国受到毛泽东接见,并提议设立少年班得到采纳;同年巫宁坤结束了全家在生产队的劳动,受聘于安徽师范大学。90年代,巫宁坤定居美国,写成回忆录 A Single Tear ,引起轰动,导致国内一些老领导不满取消了他的退休金;李政道妻子去世,他捐赠30万美金以妻子之名设立进修基金,在北京大学等国内6所高校遴选优秀大学生进行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

历史是曲折前进的,然而历史一曲折,人这一辈子就过去了。如果历史是有前进两步退一步的这种周期,那么渺小的个人只有尽力将自己置于正在前进的历史潮流中才能继续前进。如果说我们思考这些问题对个人的生活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也许最实在的也就是这一点了。

我们在中国历史周期的这样一个时点:国家将越来越走向极权,并有可能向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发展;抗击疫情的很多暂时性措施将保留下来并且随时调用;国家将逐步加强对国民生活各方面的控制和渗透,并最终对外举兵(“武统台湾”?),对内镇压。于此相配套地,必然要进行新时代、新形势下的洗脑运动,这个洗脑运动一要动员人们的民族主义也就是爱国主义情绪,必要时需要将这样的情绪煽动起来对准美国;二要确保所有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叙事和历史解读都要符合当权者的需要,不可让国民知道一些他们不该知道、不该明白的事情;三要重构国民对于执政党和执政领袖的宗教式信仰。当国家在经济领域中掌握的资源多到一定程度以后,就足以掌控全盘;比如华为、腾讯、阿里、京东以及众多的房地产企业,不管是国家要接管,还是高级领导要把他们收为家产,都是分分钟已经在进行的事情。国内的AI科技企业,最大的客户也是各级政府,主要应用场景是人脸识别和各种监控(correct me if otherwise)。对于国家机器来讲,任何一个普通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透明的,国民随时可以成为国家机器碾压的对象。甚至于对于那些能够参与和分享国家机器的这种权力的各级官员,他们也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好恶来碾压普通国民而不受或者受到很小的制约。

这种向极权过渡的趋势一旦开动,就很难停下来,它仿佛一个魔咒,几乎无法靠自身发展出的矛盾来纠正自己。这是因为:

极权体制形成一个笼罩全体国民的“权力场”,凡是与体制合作的,都能得到经济利益,而对于一个特定的群体来说,这能带来超额利润,是在竞争性的或说自由市场中很难得到的。而那些不和体制合作的,将被剥夺获取经济利益的机会。这种“权力场”的存在会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改变社会的风气,使个人的良心和底限也可以被标价和交易;而通常底限只要突破一次,人们就会改变自己对自己和世界的认知——就算是再无耻的人也不会认为自己无耻,而只会认为那些还没有突破底限的人无能、无知或者矫情。进入权力场并且尝到了好处的人们,无论开始时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甚至连被迫都谈不上而被裹挟着进入的,当他们没有退出的选项时,大部分人都会改变自己的态度,放弃原来的价值体系,而拥抱一套能与体制融合,还能保持自己尊严的新的价值体系。

所以被权力场笼罩的人们,出于对自己利益的维护,他们会维护极权体制。尽管在这个体制中,他们受制于人,有的可能外表风光,实际上的地位接近奴才,但由于体制在某种程度上给了他们在外人面前做主子的感觉,而且给了他们一种经济利益受保护的特权和“安全感”,他们通常在被政敌投入监牢之前,都会尽力维护体制。

极权国家会有数量庞大的平民阶层,大部分人疲于生计,无暇思考。他们准备着接受一整套价值观,只要宣传机器的声音足够大,重复的次数足够多,他们很可能就会全盘认可。也是在这个阶层中,当权者能够找到最大数量的、很容易产生同质化集体意识的人群。而所谓的“知识分子”或“中产阶级”,经常难以洗脑,并且他们由于个人趣味和知识、理念的不同,也不容易形成同质化的集体意识。

因此只要当权者确保新兴的中产阶级形不成规模,他们的思想在平民阶层中传播不开,只要他们无法和平民阶层相融合,那么这两个团体就都很容易分而治之。而一旦中产阶级对私有财产、个人自由、司法独立等等的诉求形成思潮,甚至在平民阶层中扎下根基,通过结社、集会、形成民间组织和社会力量,就有可能掀起燎原之势,动摇基本盘。

所以商鞅的“疲民”、“弱民”之法,是维持极权阶层利益长治久安的良方。最好能将越来越多的中产变回平民,让平民的生活水平维持在基本生存标准附近就可以了。保持国民的长期贫寒,使大部分人疲于奔命无暇他顾,才能使他们一直接受被洗脑的状态。一旦这些人拥有了个人财产,在经济上有一定的自由,就难免会开始思考并要求更多的个人自由了。

对于知识分子的打压迫害,发动学生告发老师等等一系列技术,到围攻“公知“,都是这种整体策略在不同时代、不同情形的具体运用案例。

马克思主义兴起之前,封建帝王用科举和与士大夫共享政权的方式来笼络“知识分子”,使平民阶层中成长起来的优秀人才皆为帝王权力所用;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后,不仅“知识分子”,也包括各个行业的精英,要么变成体制的喉舌鹰犬,要么轻则丢饭碗,重则粉身碎骨。然而由于权力场内的玩家们本身也没有和平的退出机制,斗争之酷烈无底限使人往往前一天还炙手可热权倾一时,后一天就人间蒸发身陷囹圄了;所以可以说体制所承诺的那种优越、特权和“安全”,也是虚妄的。

对于权力场之外的人群来说,中国经济的蛋糕由于经济周期的存在,是忽大忽小的,但是有这样一个特权阶层,无论蛋糕大小,都要保证他们分得的那块蛋糕大小不变,甚至稳步增长,那么只会让剩余人口分得的蛋糕波动性更大。几乎可以肯定,当有灾害或者经济衰退的时候,剩余人口分得的蛋糕可能会不足以维持生计。

极权体制要一直维持它所谓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几乎不可能的,尤其在这个体制所管理的人口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极权程度越高,可能崩溃速度越快。这与当权者贤愚善恶无关,与国家机器掌握的科技手段和信息的传输和处理能力等硬件也无关,而是因为唯上是从的体系自身的悖论。

只有言论自由能保证信息的无损、不失真的传输。而唯上是从的体制种各级官员都想操纵言论、操纵信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不受控制的言论是他们的公敌,将受到他们不遗余力的打压。各级官员向上传达的信息必然是经过过滤和操纵的;这种做假不是任何一个人有意为之,而是体制性的。或者说,只有能够揣摩出什么时候报告什么信息给上级,懂得如何造假的官员,才能晋升。杨继绳在他的《墓碑》中已经写得很清楚,不是完全没有说真话的官员,只是有良心说真话官员的下场和完全按照毛的精神,不惜一切代价做出毛想看到结果的官员的下场,截然不同。经过几轮体系性的筛选,凡是能够爬上去的都是能够不计代价实现组织目标的官员;凡是保留了一点人性良知,不肯对人民下狠手的官员都被体制淘汰了,甚至(在大饥荒中)饿死了。

这样,当权者几乎可以肯定他看不见真实的信息,尤其是当他的想法很难执行,或者说当他错了的时候。他无论有什么意图,都能从下面得到符合他的意图的“事实”,他极权程度越高,这种倾向就越严重。因此越极权就将越一意孤行。权力越大越危险。正因如此,他越要办大事,越可能带来灾难。而这时,他的追随者,就需要创造一套叙事,把失败的说成成功的,把错的说成对的,把黑的说成白的,把死人说成活的。而且他们可以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找到无数的法宝,帮助他们把这套创造叙事的工作做好。越是能做好这个工作的,就越得到赏识。于是当权者对于自己的威望和能力也将有着不切实际的认识;甚至有可能他自己的某些特质容易被熟悉他的人所利用来达到某些目的。

我们的历史就在这个方向上前进着,这个故事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替可能似曾相识,但又不尽然相同。主要是因为现代的战争形态和古代不同。古代中国的战争主要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而且在漫长的古代,中原文明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体系基本不受挑战,总是入侵的落后的北方游牧民族汉化,而中原文明顶多是引入他们的音乐、服装等等这个层面的元素。而今天,中央帝国的集体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正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军事层面上,多个大国拥有核武器,世界的疆域也基本确定了。核威慑的存在使大国热战的概率大大降低。而且在企业可以跨国经营和贸易的今天,要取得一些战略资源并不一定要通过战争,中国没费一兵一卒也取得了斯里兰卡那个港99年的租用权。今天的战争不再是古代的那种形式了,它可以在信息领域、舆论领域、金融领域、商业领域等没有硝烟的领域用看不见的一整套策略暗度陈仓达到战略目的。比如今天中国想让全世界购买华为的5G设备,而美英等政府不希望这件事发生,这已经是一个战场了;而华为的5G设备,必然是一个更大战略的一个关键步骤,至于这个更大的战略是什么,大家尽可以自己去探索和估算。古代战国的故事是在周天子分封的疆域内进行,而当代的战国是在上天赐予人类的地球上进行。下一步是六国合纵,秦国连横;古代六国合纵因各怀自己的小算盘,都想苟安保存实力不想出力而失败;秦国连横成功的原因一是进行了商鞅式的战时法治改革,二是将六国分而治之。当代战国的故事刚刚开始,不同的是,秦国的体制和齐国的体制均出现了一些问题,都需要一些变革。

但今天的战国与古代不同的是,中原文明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体系受到了挑战。过去中原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边打边融合,但所谓融合实际上是北方游牧民族学习中原文明,中原文明吸收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一些元素来更新和补充自身。今天,以自由世界为代表的美国的世界观,和秦始皇加马克思的中国的世界观不存在融合的可能性,两者的根本原则就针锋相对;两者在上个世纪已经有一场对决,看来在本世纪也要有一场对决,这场对决可能就是未来几十年决定世界风云变幻的主题。

我在动笔写《中国人的囚徒困境》之时,以为是有第三条道路的存在,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甚至一度认为中美两国的体制都应该吸收对方体制当中好的部分。但这几个月多读了点书,已经不得不承认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恐怕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关于这一点,后面再谈。

通往奴役之路的出口在哪里?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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