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囚徒困境 (2) 【重写版】

前言：本文第一部分发出后，没想到收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于是前几天就写了第二部分。写得有点着急，自己不太满意，而且还出现了一个错误。于是决定重写。也是因为要写这部分的原因，把钱理群老师的书竟然几天就读完了上册，接下来会接着读下册。才疏学浅，写文章不查书竟然写不下去，但这对我个人也是很好的体验。不然这些厚重的书，如果不带着问题去读，总是难于读下去的。原来的那篇暂时不删了，因为那些已经写出来的部分我还有用，可能会穿插在其他部分里面，等本文全部写完了再处理。

回顾：第一部分写了我对当前中国的政治环境向左转是历史的一种必然这个观点；并初步谈了一切有落实宪法第三十五条的人都会被中国共产党视为掘墓人，以及双方猜疑链导致的第一重困境。这部分想讲我对集权制度是不是中国人民历史的选择的问题。 本文想讲的六个问题如下：

1.      中国的政治环境向左转是某些人的问题还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2.      集权的政治制度是不是中国人民历史的选择？

3.      中国的国运是不是仍处在封建王朝的治乱大循环中？

4.      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历史的突破点？

5.      中国人的囚徒困境

6.      我们能做些什么？

2.      集权的政治制度是不是中国人民历史的选择？

       我记得高中历史和政治课本都说，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的选择；当时只觉得恐怕是作者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为社么中国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就拿这种不知所云的话来糊弄人。历史又不是一个人，它怎么就选择了？

       如今，这种话语还会偶尔以不同的面貌反复出现，说中国现行的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或者有的时候说是中国人民历史性的选择云云。

       近几年，看着国内网民和我周围朋友们对于这个魔幻现实主义时代层出不穷的热点时的各种表现，我有一天忽然觉得，这话竟可能是真的。

就我自己的理解，这种论断有几重真实的含义，但也有它故意混淆概念的狡猾。

第一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符合我族“天下为公”的儒家传承的精神内核。国人在“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坐不稳奴隶的时代”当中徘徊、轮回了几世几劫，经由儒家“家国天下”的理论体系的千年教化或者说驯化、奴化，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民族性格和存在于集体潜意识里的社会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礼记》这句话，今日读起来仍让我觉得颇为自豪。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就是愿意为集体、为“天下”做出一点个人的牺牲，这种精神难道不是很可敬可贵的？比如这次武汉疫情中的很多人。比如开卡车千里送菜的人，留在武汉的志愿者，第一批吹哨人，公民记者陈秋实、方斌、李泽华。我看了陈秋实发的一个视频，他说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共产党？说完这句，他哭了。我看着他的表情，觉得他心里这一刻想到的不是遭受酷刑和将要面对的死亡有多可怕，而是想到他在武汉看到的那些受苦的人们、那些无名无姓连数字都不是的尸体。一度网上质疑为什么陈秋实能在武汉活动不被抓，终于他消失了，看热闹的人也散了。而李泽华在他被抓之前的最后一个视频里对着他直播的观众也是门外的公安说，

“ 如果你们记性足够好的话你们一定记得，初中有一篇课文，是鲁迅写的，叫《中国失去自信力了么》，他说，咱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这才是中国的脊梁。我不愿意装聋作哑，我也不愿意闭目塞听，不是说我没有能力……我为什么要从中央电视台辞职？我为的就是，希望中国有更多的年轻人站出来，我希望更多人站出来，不是说我们说两句话，就反党了。我知道理想主义在那个春夏之交已经破灭，静坐，已经没有任何作用，现在那些每天刷快手、抖音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认为今天的生活就是他们所应得的……”

       这就是他失联之前留给我们的话了。

       鲁迅的原文是这样写的：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这样好的人们，你和他们说让我们建立起一个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恐怕没有人会觉得那有什么神圣的。社会主义理想的那种号召力能够根植于中国，有我们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基因。

       第二是，百年前共产党初创之际，依靠的是工人和农民。而第一代领袖毛泽东，也是了解农民、依靠农民、在农民和当时的社会各阶层中都有极高威望和号召力的。如果仔细观察建国前几十年的历史，我最惊讶的是，在毛发动反右之前，连傅雷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被毛折服。1957年，听完毛泽东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演讲，傅雷在家书中，他这样告诉儿子：

“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 pause，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毛泽东）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毛泽东竟然能用一场演讲就让傅雷觉得他们俩没有分别！

        可以想见，当时就算全国来一次全民公投，胜出者也很可能是毛泽东。

第三是，毛泽东运用人民给他的权力，通过他对人心超凡的洞察力和敏感度，把全国人民罗织在一张大网中，使中国的每一个阶层都成为囚徒，一会动员这个阶层斗那个阶层，一会动员那个阶层斗这个阶层，人人都有大难临头之危。——这是请君入瓮，这不是人民的选择。当大家发现实情时，已经没有选择了。 

       毛后来通过“引蛇出洞”发动的反右，毁掉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这时工人、农民党内官僚是支持的，没有人站出来为知识分子说话。这之后，他确立了“五七体制“和单位体制。也就是各个省部、各个单位由第一书记大权独揽，将人按照政治上的左中右排队，建立档案制度，再把个人的工作、福利、医疗、子女教育等等全部和工作挂钩起来，形成一张天罗地网，使人的经济和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完全被“单位”管理起来。这张严密的大网是他动员社会的基础，也是人性异化和奴化的基础。把敢说真话的人都折磨迫害，将人与人之间的意见不和扩大为政治对立和阶级斗争，最终在文革中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内战。反右之后，在后来的“大跃进”当中就出现了广泛的瞒报，夸大产量，毛基于夸大的产量坚持实行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到了60-62年就出现了大饥荒。等到农民们快被饿死的时候，他们仍然不明白自己今天的遭遇和当年的反右有什么关系，将死的关头，农民选择写信给领导反映情况。据钱理群老师在《另一中历史书写：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第八讲提到农民的上书，一封说：

“领导上只要能开恩，让我们种一点自留地，子孙后代都会感念共产党大恩大德的。政策不变，只怕拖不了两年，人都会饿死的。”——这封信写于1960年6月。

        当时的农民和倾听农民声音的各级官僚，都支持农民提出的“包产到户”。但毛不同意，毛认为自己代表农民的长远利益，要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农民提出的、获得了刘少奇等人支持的“包产到户”只是符合农民的眼前利益。……毛认为一旦开了私有产权的头，就会产生贫富两极分化，旧社会出现过的放高利贷、找小老婆的弊病就会卷土重来。他指出：

“如果基本商单干或者全部单干，那就是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他不允许的。

       最终“包产到户”这一建议在当时由于毛的否定而未被推行，毛批判“包产到户”之后，刘少奇从支持迅速转变为“强调要巩固集体经济”，各省第一书记也支持毛，军队由于没有收到饥荒影响并不认为包产到户有必要，而且这时林彪也站出来支持毛。

       但钱理群老师指出，这背后深层次的问题是利益问题。反右之后“五七体制”的确立，使得各地都产生了一批大权独揽的利益集团，农民虽然粮食不够吃，但是掌权的领导们都有特权，掌握物资的统一征收和分配的权力。这批人自然是反对“包产到户”的。

       就这样，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出现了各种人相食的惨剧。

     “五七体制”不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党的第一书记掌握绝对权力，对社会各个领域进行严密的掌控，为社会各阶层编织天罗地网并请君入瓮，这是毛的独创。因为这种绝对权力体系的建立，中国人民在60年前就付出过惨绝人寰的代价，今天，不仅是中国人要付出代价，连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在劫难逃。按照世界77亿人来计算，如果有10%的人感染新冠，死亡率平均1%，那么将有770万人因此死去，这还不包括这个疾病可能引起的次生问题导致的死亡——我这还是以很保守的方法计算的，大家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认知去算自己的数。（人命不可以论斤称，我们不能说77亿里死掉770万人不是大事。国内总有些朋友拿出美国流感每年要带走一千多万人来比较，又有人拿出车祸的概率和这个病的致死率比较，我暂时无法反驳他们。因为这个病的前因后果还没有水落石出，等到真相大白于天下的那一日，我不相信还有人能那数字这么去比较。）

       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否论述过为什么国家必须一党专政？我没有读过马列主义任何著作，但我估计是没有的。不然为什么党总要强调他的领导是人民的选择，这就说明连党也不得不承认，领导者的地位必须由人民赋予，否则连自己都编不下去了。那么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不能有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

       我想这在理论上也是没有问题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或者说经济体中保留国有企业的成分，这和民主本身没有什么矛盾之处吧。（如有，请指正）

       可是为什么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都走向了专制和集权？为什么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从“天下为公“的理想出发，造就一个真正的以民为本的社会，反而是像瑞典和挪威这样的国家，更像是社会主义社会？

       我以为经济学中的两个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情况，一个是理性人的假设，一个是Principal – Agent Dilemma。

       理性人的假设认为，人是理性的，每个人都会以最小的代价去获得最大的利益。经过这么多年对周围人的观察，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假设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成立的，这个对人性的洞见是非常深刻的。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甚至生命；不惜歪曲事实指鹿为马，不惜做尽坏事，将自己从上级那里奴颜卑膝攒下来的怨气向下级发泄，造成一张专制的大网，这些行为规律的根源都在于这些人是经济学里讲的理性人。因为他人所付出的代价与不是自己付出的代价，对理性人来说，让别人付出代价而自己得到收益是最理想的结果，那意味着自己的付出为零。

       理性人的基因和心理模式导致了人是可以在专制体制中被异化的。也是因为如此，一旦专制制度把人置于不害人则自己受损的选择中，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去害人，一旦自己已经去害过人了，就难于去否认这个体制或者自己的行为，更难于去反抗体制；因为那就等于否定自己，承认自己错了，承认自己的罪，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很痛苦的。

       社会心理学中有一个很基本的理论，当人的态度和行为不一致的时候，会产生心理失调，人一般会采取三种办法来缓解这种心理失调：改变行为，改变态度，或者认为这种冲突不重要。那些被体制强迫去害人的人，由于长期经受心理失调，又不能认为这种失调不重要，他们如果不害人，就要为体制所迫害，对于他们来讲最小的代价就是改变自己的态度，获取最大的利益就是和体制合作。领导吃肉，他们跟着喝汤，说服自己，这样做是对的。

         钱理群老师在书中提到，他研究当年一位右派冯亦代的告密日记（冯被派到章伯钧家里卧底），“发现他开始时是被迫的，到后来是相当自觉、理性地在做这件事。”

        回顾这套整人的办法，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去人化，例如说他们是“牛鬼蛇神”；第二步，将人分子化，孤立起来，羞辱折磨；这第一步也是为了第二步铺垫理论基础，因为你都不是人了，那怎么样对待你不行呢？第三步，在你濒临崩溃的时候，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只要你成为体制的鹰犬去害那些还没有屈服的和你一样的人，就跟给你好处。大部分人都会从精神上屈服。这种奴性的塑造是从延安时期开始积累的斗争经验，估计有一整套非常成熟的方法。

       不过利用完了你之后，照样可以再回过头来迫害你；并不是你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和自己的手足兄弟姐妹，就能让你坐稳了奴隶的。

       例如丁玲，在延安时期，毛对乱提意见的青年文人不满，但是鉴于丁玲当时在国内的声誉，决定不动她，而是对王实味下手。丁玲闻到风向转了，主动站出来批判她的小伙伴王实味。在后来的反右当中，她还和沈从文分享经验：凡是对党好的，都可以去做。结果呢？反右、文革、一个也没有逃过，70年被关入秦城监狱。

       然而今天这一套手段，恐怕也是管用的。因为人是理性的，也是短视的。你和他说今天的冷漠、麻木、告密将导致将来长远的苦难，甚至祸及子孙，他可能都是不信的。我已经当了狗了，为什么还要整我呢？—— 因为你是不稳定因素，你今天当了狗，不保你将来环境变了不做回人，不保你危急关头不倒戈。如果不了解历史，那就不会了解今天，我们没有走出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能力更也没有觉悟走出毛泽东划定的方针和套路。王健、肖建华等等白手套们，都难免被体系绞杀的厄运。绝对的权力不仅要求绝对的服从，而且也有深刻的恐惧，一点风吹草动就觉得自己不安全，连毛泽东当年都是这样，为了守住自己的绝对权力，绝不承认自己连路线都带错了，不惜饿死几千万农民，也不惜发动文革，难道还在乎整不整几条狗这种问题。

       人们都落入这张天罗地网，就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是理性人，而且是短视的理性、眼前的理性。当大多数人都是理性人时，少数不愿意吃人血馒头，甚至关键时刻要为大家站出来说句话、做点事的人将会挫骨扬灰，死后变成别人的人血馒头。但如果大多数人不是理性人，或者说是对他人的苦难有共情，看见别人落难就要说话、要做事的人——再或者有什么因素让大部分理性人一起说句话、做点事的，那么体制这张网就破了。

       另一个使社会主义国家难逃极权魔咒的是Principal – Agent Dilemma。

       Principal – Agent Dilemma在经济学领域通常讲的是股东和管理层的关系，股东指派管理层管理公司来最大化股东的利益，但是管理层是理性人，所以他们的决策会倾向于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这就使股东和管理层之间可能存在利益冲突。在公司治理层面，股东可以决定管理层的奖金，定期可以投票换人，所以这个反馈机制保证了这种利益冲突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样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也存在Principal – Agent Dilemma。 如果说建国初期人民选择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来执政，同意我们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将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国计民生都托付给了共产党，这是当时人民历史的选择。但是执政了70多年，每当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党就选择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人民的利益之上，甚至是用人民的生命去换领导的面子，这就是Principal – Agent Dilemma在政治领域血淋淋的呈现。民主国家的政治领域也有Principal - Agent Dilemma, 但定期的选举、言论自由、和三权分立也使这种利益冲突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民主国家可能没有辉煌的大工程，但也没有大饥荒。（如有，请指正）

       所以在理性人和Principal-Agent Delimma的双重魔咒下，国家的财产和权力变成党产党权，党产和党权又变成几个家族和相关利益阶层的私产私权，几个家族的私产私权在同样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之中不停地你方唱罢我登场，变成一场演了三千年世世代代轮回的吃人大戏。而大部分沉默的人们，只要还能“坐稳了奴隶“，就只在旁边看着，“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早晚有一天，也难免引颈就戮变成老北京烤鸭。

       汶川大地震，80%捐助的物资都交给了财政。和这次疫情中的情况一样，先垄断接收物资的权力，再把分配物资的权力交给当地的第一书记，捐钱捐物的人并没有权力过问甚至影响物资的用途。一位网友发在推特上的日记中提到，本次物资中只有约20%给了医护和其他一线抗疫人员；80%由政府调用。甚至北京最近还从武汉调了应急物资，这些物资是给谁用的？海内外网友捐给医生护士的N95都给谁用了？

        这就是说，在红十字会所垄断的救灾捐赠领域，Principal – Agent的利益冲突已经达到了80%。

       这样大的利益，这样多的特权阶层，体制自有他的惯性，人性就是有“理性人”的一面。并不是哪个位置上换掉一两个人就能改变的。任何体制内的，敢于去动这个利益的改革家、开明人士都会觉得寸步难行，轻则罢官免职，重则粉身碎骨。不知道历史会不会有一场审判，将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人在历史的关键肯綮所作所为都给他们一个公平的论断，对于那些还未过世的，让他们承担应当承担的罪责。但无论如何，体制本身的问题不应该让任何个人全部来承担，否则那就相当于肯定这个体制。

       如今，虽然“五七体制”和“单位体制”的网已经缩小了很多，只能钳制住体制内的人，但我们仍然生活在新时代的天罗地网里。今天甚至连生活在自由世界里的人都甘愿自投罗网，有多少华尔街的人、美国学界的人、欧洲政商两界的人、台湾和香港的商人，已经一步步进入了这张大网。据说现在的手段是“蓝金黄”，这也真是深刻地反应了人性。

我觉得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序言里所描述和批评的那样：

      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没有哪个地方，专制制度产生的后果比在上述社会中害处更大；因为专制制度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助长这种社会所特有的种种弊端，这样就促使它们随着它们原来的自然趋向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下去。

       这种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时我在飞机上，那是2013年，我还记得当时机舱里昏黄的光线和那种密闭空间的气味——这篇文字在那一瞬间像是一道强光劈开了在我潜意识深处的某种混沌无明的困惑。这个生活在两百年前的法国人，居然像先知一样能够预言今天中国社会的演化。虽然今天的中国人并不像他说的没有一切“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联系，但可以说这种联系都是相对松散的，不能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族和一百多年前风起云涌的各种党派社团相比。我看见高校在堕落，文学在堕落，社会在堕落，人们浸淫在这种难以名状而又无孔不入的，对于财富的追逐和焦虑中。这世上不是没有坚守道义和理念的人，但他们往往过得不好，也寂寂无名，最终那些为众人报薪者都在无人守望处“冻毙于风雪”了[1]。

       只是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这可能是专制制度有意引导和驯化的结果。当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时，我只是混沌模糊地以为如今大部分的中国人就是这样子的，甚至可能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子的——甚至于一度我陷入苦闷，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整天想一些和生活无关的问题，不能被人所理解。但以此观之，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用一套处心积虑的组合拳，在刻意引导国民性格的塑造和国民思想的方向，不停地放任国民去发展那些他喜闻乐见的思想、行为和言论（甚至可能参与煽动和传播），而在他看来那些具有危险思想的言论甚至行为，必须要遏止，甚至扼杀。

托克维尔又继续说：

       反之，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 专制者本人也不否认自由是美好的，只不过唯独他才配享有自由。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甚至有一些党内元勋，对于自由的呼声都未曾停过。只不过他们很少能和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相结合，很少能够成功地让人数最多的阶层得到启蒙，产生社会的合力。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他们都惧怕自由派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力，他们惧怕这种渴求随着咨询的广泛传播和时代的演进呈星火燎原之势，使他们不再能够享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和权力带来的巨大利益。

       所以现在共产党连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主动到工人们中去帮助工人们解决问题的青年学生都容不下了，这是撕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你可以Google “岳昕”。

       今天的极权体制仍然能控制中国，是因为人们恐惧，人们没有选择；也是人们自己已经四分五裂互相斗得热火朝天；香港人骂大陆人是蝗虫，大陆人骂香港人是废青，自己已经要把自己的兄弟置于死地，而无法自发团结起来共同想办法对抗强权。那些想傍着强权获得利益的人们，也不知道自己将面对的是什么，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不是代价，最后每个人都付出代价。

      绝对的权力不仅带来绝对的腐败，也会给人类带来灾难。这是历史上发生过的，而且是反复发生的。如果搜索中国历史上“人相食”的事件，你会发现历朝历代都有。历史上公认的好皇帝执政的时期也有。所有忘记历史的人们，都在历史中走不出这个轮回。

[1] 仅举一例： 中国调查性报道的衰亡；

参考:

1. 《另一种历史书写：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钱理群；
2. 《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