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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爱好者

第十章 主体 独裁如何扭曲头脑

作者:Kai Strittmatter 译者:yxh66

“我们极容易就做了奴隶,还为自己能做个奴隶而沾沾自喜。” 鲁迅 1925



  有人在剧透了。

  内地靠近重庆某地的一个民工。千千万万普通人之一。他的儿子和他形同陌路,他的母亲也和他极为疏远。他身上带着枪,偷了一辆摩托车,抢了一个银行。有人挡了他的道,他伸手去拿枪。

  在中国腹地湖北省的一个女子。她当了小三;愤怒的妻子打了她。她在桑拿房上班。一名顾客用一沓子钱砸她,侮辱她。她拔出了刀子。

  南方城市东莞的外来打工仔。没钱,没朋友(他背叛了他们),没家人(母亲因为他赚不到钱而鄙视他),没爱人(他喜欢的女人在窑子里当着他的面对另一个男人投怀送抱)。他爬上宿舍的栏杆,跳了下去。

  山西一个农民,煤矿矿区。老板曾许诺和工人们分享挖煤的利润。现在反悔了。想讨个公道的他被暴打一顿,当着所有人的面。黑帮风格的老板还啐了他一脸。和他一样被出卖的民工伙伴还嘲笑他。他拿起了一杆滑膛枪。

  这是一连串的流血事件。

  这是一些黑色的故事。但讲故事的人说,它们“就像照亮我们的火柴”,驱散了被遗忘和被拒绝的阴影。这个手执火把的人是贾樟柯,他的电影叫《天注定》。这是一部故事片而不是纪录片,但影片中的暴力行为都来源于中国的真事。年轻人真的跳楼了,那名女子真的刺了人。所有的鲜血都在现实中流淌着。

  是互联网让贾樟柯了解到这些故事。在2013年党关上审查的水闸之前,导演从微博的海洋中把它们捕捉出来,并组合成一个宏大的全景场面。在传统的中国艺术中,这样的风景--宏大、苍劲、表述的是国家和民族--这一类的画卷称为“万里江山如画”。

  贾樟柯说:“这是我一直想拍的,一部总结当下中国的电影。”这是中国近年来出品的最佳影片之一--也是最阴郁的。《天注定》展现了繁华之后的空虚。一个没有正义的国度,一个没有道德的社会,人们最后选择了暴力,因为他们觉得这是维护最后一丝尊严的唯一手段。电影借鉴了武侠--中国武术类电影--的审美风格和叙事方式。传统武侠小说中的强盗和反贼,也就是影片里无所畏惧的英雄们,是绝望者的传说。他们被逼迫到社会的边缘无路可退,只能仗剑走天涯。但贾导的英雄们都是破碎的,无法得到慰籍和宣泄。

  贾樟柯在山西省长大,一个被烟雾笼罩的产煤区。他的父母是教师和店员,邻里也都是普通人。一开始他学的是艺术,1993年他去了北京电影学院,他学习电影理论,如饥似渴沉浸在电影的历史中。他说:“学院风气很自由,没有禁区,我去的第一件事就是借了一本日本色情电影。那时候很快活,放飞自我。”和他同时代的电影人一样,贾樟柯有意让自己的作品和前辈陈凯歌或张艺谋保持距离。年轻导演采取了一种新的写实主义,和前一代导演有着丰富色彩和历史隐喻的影片形成了对比。他说,“现在的电影应该讲现在发生的故事。”说起来,中国的故事太多了。据称习近平曾说他喜欢贾樟柯这种简练的现实主义影片。需要说明一下,这是在拍摄《天注定》之前。

  贾樟柯坐在他位于北京城北的办公室里,背后的墙上是毛泽东:这是2000年拍摄的电影《站台》法国放映时的海报。原版的海报中,毛的头像是头朝下的,贾贴的时候把他正了过来。他谈起了许多中国人成长环境中的暴力文化,那都是因为毛。换个不一样的中国,他的电影就不见得非得宣泄暴力(他说,也许可以拍法庭故事),他只是想展示这段历史造成的创伤。一个丧失了同情和人性的社会。腐败横行,权力充斥一切。人们毫无希望,再三被羞辱,诉诸暴力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一种最终的自决行动。贾樟柯说:“他们只有如此才能讲述自己的绝望故事,他们承受重压,所有的渠道、所有的出口都对他们关闭了。那样很危险。”

  事实上,中国并没有传染凶杀和伤害这样的瘟疫--它也许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不过经常会有一些让人不安的暴力事件:一个坐轮椅的人在北京机场引爆了一个炸弹;一个穷困潦倒的街头小贩在厦门炸毁了一辆公交车,杀死四十七人;从同一个省份来的十几名上访者在天安门广场服毒,因为集体自杀是唯一的示威手段。在党反复强调的稳定底下,一些伤口正在溃烂。

  2013年夏天我采访贾樟柯时,他说:“过去没有微博,人们听到这些故事,会觉得这是偶然的。有了微博之后,我们发现这些事一直在发生,到处都在发生。他们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没法再否认这一点。”他的电影就是一个窗口。就像微博曾经也短暂的成为一个窗口。我采访后不久,当局就通知贾,他的电影虽然之前通过了审查,但终究不可以在影院放映。风向已经变了。与此同时,习的手下已经开始管制微博。否定又回来了。

  正是中国正在发生的戏剧化变革,那些迷失了自我、失去了彼此的普通民众的命运在困扰着贾樟柯。有些评论把贾称为"底层“维权人士,但贾导自己对这个称谓一点不感冒:”很滑稽,这个国家的每个人,甭管自己是农民、工人还是知识分子,都用一种贬义的口吻谈论“底层”,没人觉得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其实在中国我们都生活在专制政权下面。大家都是一样的。只有两种人,赵家人和所有其他人。我们都是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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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的无知“--专制政权努力让它们的主体保持的理想状态。他们使用的策略就是巨婴化,把成年人当成小朋友来对待,小朋友当然不能独立思考,也不能为自己负责;随时准备着被斥责和教育,随地吐痰、乱插队、公共场合大声喧哗、没有礼貌不守秩序。多年来,成功的审查制度让多数中国人保持在无知状态。接着当局犯错了,允许微博上自发的、自由的讨论四处蔓延。

  这个长达四年的自由是一个惊喜,它让宣传机器粉刷好的图画上出现了裂缝。少数勇敢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看穿了闪亮的外表和繁华,目睹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作家阎连科写道:“当我注视当代中国时,我看到一个生机勃勃的、扭曲的国度,我看到腐败、荒唐、无序和喧嚣。每天总有一些不合常理和逻辑的事情发生。用几千年发展起来的道德体系和对人道的尊崇正在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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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2012年回到中国后的头两年,接触的每个人--朋友或采访对象,大多是从中国奇迹中获益的城市中产--都有一个心愿:离开中国。百度上关于“移民”的搜索剧增。一个北京的朋友告诉我,“在微博上逛一个小时就能让你抑郁一个星期。”人们对微博上海量的信息感到紧张。很快,就开始绝望。无助感开始散播。这就是国家承诺的他们的未来么?

  这时习近平开始主政,表述的是“中国梦”和伟大的民族复兴。可是各地的民众第一次通过社交媒体找到了共识--他们在互相转告自己的私人梦想。一个著名的学术界人士告诉我,“我们以前跟国家做同一个梦,但现在人们说,这些梦跟自己无关。”他说到自己在英国留学的女儿,“我的梦想就是她将来能过得好。”

  对于共产党和它梦想的没有界限和时限的统治来说,这几年很危险。社会的大部分从党宣几十年造就的催眠和浑浑噩噩中醒来。我最常听到的三句话是:

  没有安全感。

  没有信任。

  没有道德。

  中国有着勇敢、激情和富有同情心的人民--这些人有团结的意志,也乐于助人。但这些人在中国生存得很艰难;他们受到其他民众最多的质疑。他们还经常成为国家机器的整顿对象。比如,2017年的寒冬,有一场无情的运动要把北京的外地人赶出北京,市政当局拆掉了很多农民工的房子。很多北京市民震惊了、愤怒了。有市民给无家可归者提供帮助--结果迎来的是专政机关的铁拳。通州的杨长河让流离失所的人在自家的房间里存放他们的物品,警察很快就上门了,结果他自己也没法继续在那儿住了。画家华涌拍摄了强制驱逐的影像,结果被迫离京逃亡,几天后在天津被捕。

  另一个例子:人权活动人士胡佳第一次被捕的时候,他正在为河南省艾滋村的患者奔走。胡佳问道:“为什么在这个国家好人就要被抓?”这就是一个腐败政权的逻辑,把各种理想主义者都视为可疑分子。

  每一个独裁者都试图毁掉民众的团结和同情心。今日的中国充斥着怀疑,对于道德沦丧的民怨也日益沸腾。有几个原因。其一,文革的创伤仍未平复。其二,随着毛一起被埋葬的共产主义信仰留下了巨大的真空,人们再没啥可相信的。只剩下党在声嘶力竭的叫喊:致富!在这个新的中国,贪婪成了必需品。

  张朝阳出生在1964年,现在是互联网公司搜狐的CEO,在新的中国属于明星人物。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没有价值观,也没有原则,只知道丛林法则。你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成功。不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你得想法子利用一切,利用到极致。”  

  2017年市场调查组织Ipsos在全球进行了一次民调,了解人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大多数国家的答案是失业、腐败和不平等。只有中国民众选择“道德滑坡”作为首要问题。专制腐败社会的生活,被毒害的个体和人际关系。汉娜·阿伦特是这样描述极权国家的:“统治所到之处,就开始摧毁人的本性,”(注134)中国社会病得不轻,虽然外来者粗略一看时并不明显。

  丛林法则。对金钱和权力的崇拜。野蛮的实用主义,来自长年累月把基本的生存作为唯一的追求。唐纳德·川普在竞选总统和当选后头几个月的时候,一个最不同寻常的现象是他在中国拥有了庞大的粉丝团。川普对中国的长篇抨击压根就不重要,人们最在乎的是他无耻地反对所有形式的政治正确。他们为他鼓掌,因为川普抨击了福利国家政策和难民政策。在他们眼里,这都是误入歧途的、卑劣的白左们干的好事。

 白左就是左倾的白人。在一些中国的在线社区用这个词来骂人一度非常流行。他们用这词来称呼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比如希拉里·克林顿或安格拉·默克尔(她还有一个尖刻的词‘圣母’,这是描述她在2015年难民危机时的立场)--更广泛的,那些为寻求庇护者、贫困阶层或LGBT组织出头的人。这些人被贴上伪善和软弱的标签。他们的口头禅是,每个人应该为自己的生活负责,自己解决遇到的困难。

  在一项2018年的研究中,挪威研究人员惊奇的发现,在他们调查的中国人中,持有右翼自由主义观点、认为社会不平等是自然秩序、反对富人重税的人群比例,要远远高于美国。五分之一的中国人认为国家不应该进行财富再分配。《北欧科学》在网站上宣称,“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右倾。”(注135)

  在成都李承鹏告诉我,“中国人并不仇富;他们自己也想发财。其次,他们厌恶道德。哪儿都不对劲。”他当过体育记者,后来成了自由主义畅销书作家,是出名的社会批评人士。在2013年那场针对独立博客和作家的运动中他也被迫沉默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把自然界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那一套照搬到人类社会,在中国很有市场。历史学家程映虹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专制政治是天然盟友。它抹杀了基于权利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维护这个不平等的暴力、欺诈和压榨。”(注136)

  作家慕容雪村写道:“我们活在一个尘土遮天的时代,政治很脏,经济很脏,连文化都带着腐烂的臭味。我们的心本应如秋水长天,但久置灰尘之中,也会变得又黑又脏,并且极为脆弱。”(注137)这是一篇延续了鲁迅先生传统的短文,是对当代中国最鞭辟入里的分析之一。在文章发表的当天,它是微博上被转发最多的帖子,当然它刚出来就被删掉了。慕容雪村描述了独裁体制给主体内心造成的荒芜。他鉴定了几种人格,最突出的是麻木、对事实拒绝接受、奴性。这样的结果来自于几代人都在为基本生存进行的消耗性斗争。

  这里举个例子,慕容雪村这样描写麻木状态的民众:“粮食被抢走,饿着;耳光扇到脸上,忍着;房子被推倒,看着;老婆被抓去流产,哭着。一切不公正都被视为“命该如此”,不如此反倒不正常。”这种麻木也适用于他人的命运。“有人挨打,他就站在旁边围观;有人哭诉,他就在旁边冷冷地嘲讽;如果有人说要自杀,他首先想到就是‘这人要炒作,想出名’。没人为他说话,他忍着;有人为他说话,他看着;为他争来权利了,他感谢命运:嘿,该我的就是我的;没争来权利,他扮演先知:早知道没用,折腾什么呀?为他说话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窃笑:活该,让他出风头!”

  当麻木到达极致,主体就开始憎恨一切美好事物。他认为所有的理想主义都是伪善,为正义抗争的都是无耻的机会主义者,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到处都是道德自卑感引发的报复性行为。西方的研究也表明,当人群中某个人做了好事,从道德方面说,他从同伴那里得到的憎恨要多于钦佩。(注138)他们的善行让他人看到自己的缺陷,还提醒他们另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这样的戏剧在每一种社会都能看到,但是在一个怀疑他人的动机成为一种处世原则的国家,这就尤其有害了。

  一百年前,鲁迅曾描述了生活在专制政权下的主体们转化为奴隶是多么轻而易举--因为恐惧、机会主义或是麻木。慕容雪村写道:“今天的奴隶们大多不认为自己是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忠于集体、忠于国家、忠于党,唯独不提忠于自己。”在这样的国家,故意避开信息就是合理选择。长平,被驱逐后居住在德国。他曾是《南方周末》的编辑,那时它是中国最优秀的报纸。他说,中国人不傻,但很多人选择不去思考。“因为思考会带来理解,而理解会带来麻烦。”(注139)

  类似的表达我经常能听到。一个北京的老师告诉我,“这个体制中最不幸的是那些看透了的人,最好就是那些稀里糊涂过完一辈子的:他们很安全。”艺术家艾未未在推特上曾写道:“一旦你开始了解你的祖国,你就走在了犯罪的道路上。”(注140)很少有人有勇气去尝试民权律师和异议分子所走的自杀之路。对其他人来说,这样的知识只能让你的生活成为更加痛苦的谎言。

  有一次我参加了从成都出发去台湾的旅游团,我亲身体会了人们的决心--不去接触可能会打扰到自己的信息。旅游团的一个队员是市政府的党委书记。她是个年轻的女士,穿得很时尚,和我热烈讨论了台湾的夜市和美食。她说:“曾经成都也有这么棒的夜市,可惜现在都没了。”我们站在孙中山纪念堂附近,等我们的汽车,有一个老人向我们走过来,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他是个法轮功成员。

  法轮功兼收并蓄了佛教和道教的教义,加上适度的动作操练,在90年代的中国吸引了几千万信徒,直到共产党开始感受到威胁。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禁止了法轮功并开始迫害它的信徒,有时手段十分残忍。在台湾,法轮功信徒现在有意聚集在中国游客的必经之路上,向他们宣讲大陆对法轮功信徒的迫害。他们拿着卡片和宣传册,里面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和器官移植照片,他们声称这些来自中国的监狱和集中营。

  那个老人走过来的时候,我们站在人行道上。他走向我身边的党委书记,要塞传单给她。我看到她惊讶的目光,然后变成了惊恐--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她刚开始似乎呆住了,然后她用两只手捂住耳朵,像小姑娘一样两个脚一起在地上蹦跳,叫喊着:“我啥都没看见!我啥都没看见!”

  总的说起来,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旅行团其他人都是第一次去台湾:这个岛屿在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后一直处于自治状态。很长一段时间,台湾都在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下。到了80年代中期,在蒋的儿子蒋经国时代,台湾开始了民主之路。今天,北京的中共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但在过去三十年中,台湾人已经把自己的家园建设成亚洲最具活力的民主政体,他们没有任何统一的意愿。

  成都的这个旅行团员都是些善于思考的人,在台北的几天旅程后,他们就向导游抛出了许多问题,并开始互相讨论。为什么这里的人都很有礼貌彼此善待?为什么路人都这么乐于助人,虽然他们都不认识你?为什么交通这么有序,不像家乡那样乱哄哄?为什么每个人,包括走路的行人,都会停下来等红灯?导游(台北本地人)简练地说:“好吧,我们自己制定了规矩,我们就要遵守它。”团员们对他们的所见所闻真的感到受挫,甚至有人觉得羞耻。这些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对么?他们和我们同源同种,说着同样的汉语,黑头发黄皮肤同样的DNA?但台湾人对待彼此的方式是如此迥异。

  台湾的有趣之处,不仅在于它是一个罕见的成功典范,从专制政体和平地转变为民主政体。它还是对中共一个活生生的反驳,证明中国人并非与民主无缘。(台湾的官方名称是“中华民国”,区别于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转型的过程中,最迷人之处在于,可以实时的、近距离的、犹如显微镜一般的观察,看到社会的变迁;看到新的政治体制对民众的互动方式有何影响。当我1987年作为留学生到台北的时候,蒋经国总统已经卧床不起,台湾名义上仍然是一党独裁的国家,台北和其他的亚洲城市类似--喧嚣、肮脏、骚动不安、野心勃勃、五光十色。街道上臭烘烘的,路上拥堵不堪,当然也没人会停下来等红灯。然后就开始了第一次自由选举,台湾人投入的民主热情,我在欧洲从未见过。这个社会开始用自己的双脚站立起来。

  我的惊讶一刻发生在2004年3月,那一晚是台湾第二次总统选举,反对派领袖胜出。我作为外国记者去台北采访,午夜时分我离开一个民进党胜选的选举庆功晚宴。外面天很黑,路上几乎没有车了。我走回酒店,和另一群人同时走到一个路口。行人过马路的灯是红灯。我干了和以往我在亚洲干的一模一样的事情(在台湾我也一贯如此):我不看信号灯照样过马路。

    我刚走了两三步,一件我从未经历过的事情发生了。有人在喊我:”嗨!“--接着又喊得更响:”你好!“我回过头。所有其他行人都规规矩矩在等红灯。那个喊我的人指着前方:”是红灯啊!“路上根本看不到车,但台湾人仍然停在了马路一边。我的感受和若干年后成都旅行团的成员一样:我刹那间觉得受挫。然后我觉得特别羞愧,并像一个优秀市民一样跑回人行道。

  如果你想让行人停下来等红灯,有两个办法。你可以全面监控、装摄像头、大数据再加上社会信用系统的严厉制裁。或者你还可以让人们自己负责,让社会自行制定他们认为必要的规则,来实现日常生活中顺畅的共存共荣。

  如果你想去中国呆一段时间,我奉劝你不妨其中几个月放在台湾或香港--尤其是如果你想了解“中国人”到底有什么特点。观察民主法治环境下的中国人社区能让你大开眼界。你就能区分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的要素中,那些方面的行为是在政治体制的干扰下形成的。

  当公权力一直被用来操纵人心,第一个受到伤害的就是心灵世界,这是南韩前外交官和学者罗钟一(Ra Jong-yil)说的,他写了很多关于北韩的书。“如果极权统治的社会长期持续,人们除了服从外部强制力之外没有任何选择,其结果就是全国范围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人们为了生存内化了压抑他们的体制,这样有助于更好的适应无可避免的结局。人们不但和体制相处愉快,他们甚至真心相信了自己原本是无奈的选择,也相信了他们被灌输的内容。”在中国,你经常能听到人们信念坚定地在捍卫党对现实的歪曲,不管这现实已经被扭曲得如何难以置信。这些人不知道什么是更好的。除此以外,很多时候他们这么做,都是在演戏而已。

  在专制政权下生活,模仿艺术会成为你的第二本能。绝对没错,有些人在潜移默化中会完全吸收谎言,最终遗忘了真理与谬误的差别--当然这样的人永远是少数。多数人则戴上了面具,有时候即便在自己家里也不拿下来:如果孩子到学校里复述了在家里听到的某些话,可能就会惹祸上身。”国家选择什么是主流,你必须得保持一致。如果你的理想和主流不一样,那么你肯定错了,“靠互联网游戏发财的青年企业家王思聪告诉BBC:“为什么在线游戏在中国这么火?因为你一旦上了网,你就能摘下面具说真话,再不去想什么是主流。”(注142)王思聪是地产大亨王健林的儿子,王在很多年里都一直是中国最富有的人。

  没有安全感。每个人都在狼奔豕突;没人能停下来。是精力充沛么?也许。首先,这就是一种群体紧张。今天的中国,这种不确定感比以往更甚。在欧洲,丰厚的物质条件让人们获得安全感,至少那些中产阶级是这样。但中国不是。城市居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富裕得多。同时,他们承受得压力也指数级增长。住房价格比工资上涨要快得太多。iphone生产商深圳富士康的一个工程师,和我在离他工厂不远的一家披萨店里一起推算了一下,他要工作多长时间才能在附近买一个两室的公寓房。超过200年。他是在哈尔滨的大学念的学位。

  买房,只是这个福利国家花钱的一个开始。”要是家里有人得了癌症,那就足以让全家都进入经济危机,“一个北京的朋友这样告诉我,他是收入不菲的广告业人士。”他们称我们是‘中产’,但这个称呼跟欧洲有着天壤之别。“另一个同伴是一家连锁餐厅的公关经理,他表示同意:”现在没人感到安全,没有一个人,甭管他多有钱。在德国,你是在生活;在中国,你是被生活所迫。“

  生活节奏的改变和改革开放后的竞争压力是一个问题。从旧的传统中继承下来的关系网络是另一个问题,它让你在遇到生活的重大挑战时--为孩子找个好学校,好医院,为身患癌症的母亲寻医找药、输血配型--不可能用一套简单的规则来指导所有的复杂局面。每一次你都要依靠自己的人脉,找到合适的可以解决问题的人,求他帮忙。人们没有可以依赖的权利,也没有法院可以保护他们;也不会有政治家让你觉得可以托付。在那次天津非法化学品仓库剧烈爆炸后--仓库附近有新建的高档住宅区,在微博上疯传的一篇短文有下面这一段:

  显然,如果你在滨海有个漂亮的房子,还有宝马车和一只小狗,空下来转转你的手串,要么去跑跑步健健身。你对任何公共事件都保持沉默。那么表面上你和一个普通国家的中产没啥两样。

  但这是个幻觉。一次爆炸后,启航嘉园和海港城的业主们发现他们和以前鄙视的上访者一模一样,连动作都一样:跪下来展开横幅,在政府官员面前呼号”我们相信党,我们相信政府“。这一招无数上访者都用过--来自月收入五六百加上化肥补贴的那些省份。业主们尴尬地意识到,一次事故就让我们和他们变得没啥两样。(注143)

  我们都是底层。对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个体,独裁国家就是一个雷区。不管你积累了多少财富或权力,没人是安全的。每个人每天都在犯罪,因为法律被故意制定成这样子。到头来,你反正也指望不了它。如果党觉得时机成熟了,那么即便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公司的老板,也可以一夜之间被消失。同样的命运也会落在党员干部头上,甭管你爬的有多高。党的高层的生活可以是”肮脏、野蛮和短命的“。(注144)永恒不变的是,落马的官员都被冠以腐败的罪名,但在现实中,收受贿赂、逃税和走私几乎是中国每个精英分子或多或少都会实施的轻微罪行。只有当你在权力斗争中站错了队,这些罪行才会被用来起诉你。

  一夜之间,在宣传机器粉刷下光环笼罩的卫道士和天使就变成了黑心的恶魔。鲁炜就是个极好的例子。多年来,他一直主管互联网,审查关闭中国的博客,为习近平安排了世界互联网大会。马克·扎克伯格曾向他献殷勤,2015年还被《时代》杂志评为全球100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2018年2月他被逮捕的第二天,党媒向惊呆了的公众透露,就是这个鲁炜一向以来”品行恶劣“、”专横跋扈“:”他以权谋色。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收受多套房产作为礼物。他违反了每一条重要的政治纪律。他是典型的两面人。他的案件影响极坏,性质极为严重。“不久之后,我因为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被请到外交部,一名公务员向我透露,他十年前曾为鲁炜工作。”就算那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坏透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他又是如何在十年间继续升官,一直升到党和政府的最高层呢?

  讽刺的是,在这个体制下,即便是独裁者自己也不能保证他的自由和生命。日日夜夜,他都在担心他的对手们是不是在为复仇密谋,就等他下台的那一天。在中国,有一个四个字的词语最贴切表述了这种冷酷的权力斗争:你死我活。也许这解释了习近平为何要修改宪法以便于自己可以终身连任。即便是他,非此也无法保障最基本的安全。


全书尾注:

132. 阎连科 ”在中国的黑暗中寻找光明“ 《纽约时报》2014/10/22

https://www.nytimes.com/2014/10/23/opinion/Yan-Lianke-finding-light-in-chinas-darkness.html

133. "世界在担心什么?” Ipsos Public Affairs 2017/07

https://www.ipsos.com/en/what-worries-world-july-2017

134. 汉娜 阿伦特 《极权主义的起源》 London 2017 P.XI.

135. 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加右倾 《北欧科学》2018/10/08

https://sciencenorway.no/forskningno-norway-politics/chinese-are-more-right-wing-than-americans/1459150

136. 程映虹:「低端人口」——社會達爾文主義政治的不祥之兆 《端传媒》2017/11/26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1126-opinion-Social-Darwinism/

137. 慕容雪村:”如秋水长天“  在香港图书节上的演讲 2012/07/25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12/07/one-authors-plea-for-a-gentler-china/

138. 塞巴斯蒂安 赫尔曼 "为什么榜样不应该太模范" Suddeutsche Zeitung 2018/03/03

https://www.sueddeutsche.de/wissen/psychologie-warum-das-vorbild-nicht-zu-vorbildlich-sein-darf-1.3402683

139. 长平 "什么政府咱都满意“ ChinaChange.org 2015/10/01

https://chinachange.org/2015/10/01/wed-be-satisfied-with-any-government/

中文 

https://www.dw.com/zh/长平观察什么政府咱都满意/a-18720071

140. 艾未未 “你如果希望了解你的祖国,你已经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推特 2010/03/30

141. Ra Jong Yil “内心的黑暗” 2012/05/15

http://destinationpyongyang.blogspot.com/2012/05/darkness-of-heart-by-ra-jong-yil.html

142. http://shanghaiist.com/2015/08/28/wang_sicong_secrets_of_china/

143. 微博 @渊流青年 "普通国家的幻想“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15/08/translation-normal-country-delusion-in-tianjin/

144. 裴敏欣 "中国历史告诉我们:斗争结束前都不要停止斗争” 日经亚洲评论 2017/07/27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Chinese-history-tells-us-Never-stop-fighting-till-the-fight-is-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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