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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爱好者

第四章 互联网 党是如何学会爱上网络的

作者:Kai Strittmatter 译者:yxh66

“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1925年 鲁迅


  每次新媒体出现,都会承诺让无力者有力,从一开始,互联网也是如此梦想的。但梦想对现状总有威胁。2000年,中国刚开始尝试对互联网的审查,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开玩笑说那是“把果冻钉在墙上”。中国人听懂这个预言,然后飞快地造了一个新长城:防火长城。他们在墙缝上钉了几根钉子,看哪:果冻被固定住了。

  自由的先知们没有沮丧。2013年11月,埃里克·施密特加入了坚定乐观主义者的合唱。审查的兔子和网友的乌龟赛跑,结果简直就是必定的:“开始他们试图拦着你;然后他们想渗透你;最后你赢了。”这位彼时谷歌的主席预言,在全球范围内只要十年就能打败网络审查。同一年,互联网的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说:"柏林墙都倒掉了,中国的防火长城,我想大概不会倒掉,它会被抛弃。“一点一点的,一个网站接着另一个网站,”这个国家会开放对互联网的访问,这让它变得更伟大,同样它也会变成一个经济上更强大的国家。“

   有那么一阵,这些乐观主义者的信心得到了加强--推特(Twitter)在突尼斯引发了茉莉花革命,脸书(facebook)引发了埃及的革命,油管(youtube)鼓动了基辅独立广场的示威者。还有2014年夏天的香港,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占领了城市的街道。火聊(Firechat)、电报(Telegram)、微信(WeChat):这些聪明的、自发组织的学生们用各种手机apps作为武器,给目瞪口呆的欧洲人好好上了一课,学学这些异议者的新词汇。由此媒体、为自由的斗争和技术基础融汇在一起。

   所以,当北京当局看上去压根就不担心互联网的时候,大家都很吃惊。中国有超过8亿3千万互联网用户,绝大多数是通过他们的手机来上网。政府对于建设互联网基础设施不遗余力。杭州的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报表上的收入和利润比亚马逊(Amazon)和亿贝(eBay)加起来还要多,并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2017年11月,深圳的互联网巨头腾讯超过脸书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社交媒体公司。这两家公司都在全球互联网最大最有价值的十家公司之列。党的领导人习近平曾庆祝中国成为”网络大国“,宣布:”让我们登上互联网的特快列车。“新华社则着重于中国的”创新能力“,尤其得益于”管理互联网的独特方式“--贸易和管控相结合才有了极为丰硕的成果。

   从2014年起,在中国南方的乌镇,中国每年都发起世界互联网大会。2017年11月,大会高调欢迎了一名代表,新华社是这样报道的:“中国有无数个互联网大咖,但谁都比不上‘网络达人’习近平。”(注39)习不但把中国变成“互联网强国”,他还同时让每个人都能睡个安稳觉。”你会干开门揖盗的事儿么?当然不会!可是,‘盗’不请自来咋办?那就筑高墙,挂大锁呗。一家一户如此,空间无限大的互联网,更要如此。“

   毫无疑问中国热爱互联网。党也一样热爱互联网。可直到如今,中国仍有许多人相信西方对于互联网的乐观预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就把互联网称为”上帝给民主中国准备的礼物“,艺术家艾未未也曾预言审查制度会被瓦解:”人民才有最终决定权--哪怕你只能发出最微弱的声音。那些禁锢会被一声轻语崩塌,互联网没法控制。因为它不可控,所以自由最终必胜。就这么简单。“

  这些话艾未未是在2012年说的,不久后党就向中国的民众和全世界广泛地表示了,是的,这的确很简单--只不过结果和大多数人想的正相反。2013年习近平刚开始执政,就马不停蹄地向世界展示了如何驯服互联网。

   2013年之前的四年对中国人来说记忆深刻,人们头一回感受到了社会的归属感。公民们学会如何分享知识;和别人建立联系纽带;对决定自己未来生活的事务展开公共讨论。这些都是头一遭。在这个国家这都是前所未闻的现象,因为党总是在追求集体化和监督,哪怕是最小的村庄、最小的生意,最小的团体。对党而言,”社会“、”人民“这些词语仅仅是一件趁手的武器,可以用来鞭笞无耻的外国势力:比如,当他们”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现在社会已经觉醒了,并试图摆脱党的这套叙事。自由的词语开始出现在公民的圈子里,结果就是独立思考的公民自发形成了自己的网络。这多亏了互联网。更准确的说,多亏了社交媒体,尤其是微博。新浪微博在2009年8月14日上线,是美国推特平台的中国版本--当然推特在出现后不久就和脸书一起被封锁了。在这四年里,微博在中国的地位举足轻重,因为传统上所有媒体都被党牢牢掌控。用博客作者和”语言罪犯“慕容雪村的故事来回顾这段历史,就最恰当不过了。在上一章,我们提到过他的一名校友,如今的国家干部,向作家慕容雪村解释墙上那些宣传标语的内涵:”但我们可以把整个街道都贴满这愚蠢的海报,你行么?“

    就在这场对话几个月前,慕容雪村可以这样回应:”我当然行!“在那时,他的一个微博有四百万粉丝。当然,那会儿删帖的队伍还在路上,叫他去喝茶的电话也在路上。很快,他就成了头一个被强迫噤声的博客作者。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他是第一个被解决的。慕容雪村,生于1974年,是中国最敏锐的社会批评家之一(也是最毒舌的批评家之一)--多亏了微博成就了他。正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造就了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他们可以激发出几百万受众的热烈争论。

    这是慕容雪村在网上的第二次重生。第一次发生在2002年,那会他刚在一家化妆品公司当上高管。他坐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地上网浏览,发现有人在网上直接发布自己创作的小说,再也不需要神经兮兮的编辑和审查。慕容雪村--他这会名字还叫郝群--心想,我也能干这个,我干的比他们棒!

    就这么着,他开始写三个年轻人在成都浮沉的百味杂陈的经历,这是一个描写现代化中国社会中酗酒、赌博、贿赂、背叛和妓女的故事。他每次在网上发表一章,很快就累积了五百万读者,拿到了第一个出版合同,获得了第一个文学奖项,还被标杆杂志《新周刊》选为”年度风云人物“。互联网把这个28岁的青年打造成文学新星。慕容雪村是那个时代颠覆中国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从那时起,发掘的新人、流行的新方向都来自互联网。读者们听到的都是以前从未听过的声音。

    慕容雪村辞去公司职位,开始专心写作这些狂野的、滑稽的、严肃的小说,内容都是新时代中国的过剩精力,关于贪欲、性和暴力,他的职业作家之路非常成功。但是中国的现实很快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在现实中旧式独裁者和官僚仍旧当道。和其它国家一样,中国的职业作家必须和传统的出版社合作,在合作中,出版社往往在和作家签约后就横挑鼻子竖挑眼:最后搞成了中国特色的四不像。

    慕容雪村有时不得不中断正在进行中的书稿,因为他知道这书肯定过不了审查关。他在江西省一个金字塔传销团伙卧底调查了三周后,写出了一本纪实报道《中国,少了一味药》,虽然这书只在中国境内发行,但仍然让慕容雪村陷入了困境。这个报道让他获得了2010年”人民文学奖“,但是编辑们的大量改动让他极度愤怒,以至于他的获奖感言成了一篇对中国审查制度的清算宣言。他告诉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当时宣传部长也是现场听众。在作者上台之前,编辑苦苦哀求他千万别说这样出格的致辞。当他上台领奖的时候,台上的另一个人甚至拦住他不让他接近发言的讲台。”那真是岂有此理。我在生活中是个安静和和蔼的人。但那天我没跟任何人鞠躬,也没和任何人发生摩擦。“获奖者转向听众,然后举起两根手指慢慢竖在嘴唇上,仿佛给嘴巴装上了封条。这个手势让他更出名了。

   事后他把这篇感言的全文发在了网上。”我也很难说自己是个作家,我只是一个潜在的‘词语犯’。“在中国最终只有一个真相,感言中写道:”唯一的真相是不能说出真相。“慕容雪村谈到了审查制度的耻辱:”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大师?“因为他们,包括慕容雪村自己,都被”阉割了“,用他们自己的手,匆匆忙忙地、百依百顺地阉割了,”甚至主刀的大夫还没动手。“

    慕容雪村作为一个政治时评作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第三次生命,就在那一刻开始了。他说:”那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在这个国家,风险很大。“尤其是当你按照逻辑去思考和推论,当你不像其它人一样转弯抹角粉饰太平,而慕容雪村从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像其它批评者一样,他在微博建了四个账号:这样一个被封掉了,他可以启用另一个。他成了正在兴起的微博革命的一份子。他描述不受限制的权力:”失控的怪物。“关于腐败:”在这个国家,这就是常态,不成文的法律。你都不需要刻意去腐败,它自然就把你拖下水。它无处不在,没人能洁身自好。“关于体制:”六十年来,中国人都活在一个让头脑更加迟钝、让人们互相憎恨的体制中。在这里每个人都是罪犯,所以每个人都不需要为他的所作所为感到悔恨。“

    这些年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在一个独裁主义的体系中,最古老的权谋之一就是孤立你的主体。亚里斯多德为暴君准备的格言就是”不可深交“。在《政治学》一书中他是这样说的:暴君必须得”扼杀任何促进这两样东西的事物:自信和互信。“要让人民彼此陌路,”如果他们变得熟稔,他们就会信任彼此。“在中国,这样的孤立突然被打破了。这是传统互联网一直没能实现的:审查大军保证了党对网络的严密管控。微博的总公司,还有其它新社交媒体公司--都来自于私营资本,而非传统的宣传机构--这些机构建立的时候就按照当局的指示配备了大量的审查人员。

   刚起头的时候,党还没弄明白社交网络从根本上讲新在哪儿。人们不是端坐在家里的电脑面前,迷恋新鲜物事的中国在购买智能手机方面甚至超过了欧洲。每人都有一台,人人都用手机上网。你可以从手机上发一条消息或一张照片,下一秒钟成百上千甚至几百万人就能看到它。如果一个审查员花了20分钟发现并删除了一条消息,那他就迟到了20分钟。所以在那四年中,微博成了前所未见的自由王国,尤其是对于中国都市里的年轻一代更是如此。

   在那个时间点上,微博有3.5亿注册用户,其中5千万是日活跃用户。食品丑闻、污染、警方滥用暴力--突然间,中国人可以接触到他们以前没资格看到的信息。用户们甚至强迫北京市政府发布污染水平指数。他们分享笑话、kitty猫的卡通和各种阴谋论,这跟世界上的其他人别无二致,但他们也会争论中国的宪法,毛粉会发布长篇大论,自由派著名博客作者比如慕容雪村或韩寒的短文--韩寒在最高峰的时候有5千万粉丝,那是在他的发言变得越来越谨慎之前。

   ”有了微博,人们开始思考,“慕容雪村说,”这就有了一次觉醒:个体的、政治的、审美的、文化的。“作者相信,一旦我们可以自由的思考和发言,你很快就能挖出被党的垃圾思想和垃圾语言深深掩埋的宝藏:常识。”像所有的独裁体系一样,它倚仗的现实就是你独自面对有压倒性优势的组织,你只能屈服。当微博出现,这一套就不管用了。人们自发形成了人际网络。“ 猛然间,中国不一样了。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有了一个属于人民自己的公共空间,他们可以畅所欲言。公民社会开始萌芽了。

    光这一点就够让党不安的了。何况还有另一个更直接的挑战:新网络最牛逼的现象之一就是“人肉搜索”。成百上千个用户一起合作收集信息去寻找某个特定的个人--因为他被认为干了坏事。结果有时也不是十分美妙;它经常被用来诬蔑无辜者,或骚扰“祖国的叛徒”和其它意识形态方面的小众份子。可在2012年,在全社会的默许下,网络人潮吹响了号角去追捕贪腐的官员和党员干部。

   最著名的案例是56岁的杨达才,陕西省的一位官员。网上流传的他的很多照片初看和那些标准的宣传差不多:一个脑满肠肥的党员干部在进行巡视,为人民服务,在建筑工地和会议室里为摄影师摆拍。

但精明的网民们发现了有趣的细节:杨先生戴的手表都是瑞士名牌。他们发现了一块雷达表、一块劳力士、两块欧米茄和一块江诗丹顿--总价值大约十万美元。这大大超过了一位省级干部的正常工资收入。从那时起,杨就成了“表叔”,党的身上又添加了一桩丑闻,中国民众对共产党的贪腐已经突破天际的印象又被加深了。

      更重要的是,人民发现了自己的力量,党却有点没底气。那些关于新媒体让人民有力、让人民自由、能颠覆独裁政权的预言要一语成谶么?

     新的掌舵人在2012年底给出了答案。一切都发生得很快。党媒认为互联网是“意识形态的阵地”,在阵地上“西方敌对势力”正在引发暴动:“谁赢得了互联网,谁就赢得了这场战争。“上海的党报《解放日报》如是说。2012年8月,习近平发出指示要”夺回互联网高地”。到了11月一位宣传部的副部长宣布任务完成:“我们的互联网又变干净了。”再不用害怕了。战场上的观察家们揉了揉眼睛:真的这么容易么?

   就是这么简单。党使出了它的老办法:恐吓、审查、宣传。重新装裱、与时俱进。最开始的反击是恐吓:首先,党删除了让它不安的博客账号;慕容雪村就是头一批。他的账号被删除,四百万粉丝被鼠标一点就烟消云散,他觉得自己“被推回了孤立状态”。散播恐惧是独裁者的核心竞争力。面对一个在弹指一挥间就能摧毁你和你家庭的可怕机器,只有极少数人还能拥有英雄气概去反击。在2013年夏季对互联网的重新占领--尤甚于此的是,让互联网用来对政权歌功颂德--充分展示了一旦系统识别了对手,它会变得如何高效。它也许有未知领域,但国家机器仍旧在工作。

   慕容雪村的账号在2013年5月被删。真正的运动是从8月10号开始的。那一天,中国网络上最主要的意见领袖们--也叫大V们被请到北京一个酒店开会。很多大V都是著名企业家;还有一些是电影明星或著名歌手;大部分人为了自由发声都有个网名。会议的召集者是一个刚成立的组织的领导,这组织就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CAC)。在会议上,这些知名博客作者被告知要注意他们的“社会责任”,每个人都有义务去提倡“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会议在友好的氛围中进行;真正的一击在两个星期之后的8月23日。

   那一天,中国人得知其中一个大V,风险投资家查尔斯·薛(薛蛮子)被捕。薛在微博上有一千二百万粉丝,除了普通的帖子,他还用这个平台呼吁政府要多关注清洁的空气、健康的食物和拐卖儿童。电视观众们有机会看到现场直播:警察在晚间突袭了他的住所,伴随着闪光灯的狂闪和一连串的大呼小叫,他和几名女子被警察带走。央视指控他”容留卖淫“和”拉皮条“--并不失时机地同时指出查尔斯·薛在微博是个臭名昭著的”搅屎棍“和”谣言家“。然后查尔斯·薛就失踪了,直到不久后在央视出现,身陷囹圄并身穿囚服。

   这是CCTV第一次发布与痛改前非的罪犯的”采访“视频,之后这一类节目就定期登上了节目单。眼含泪水的薛忏悔自己和其它很多博客作者在没有党的指导下竟然在微博自由发声,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党制止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是如何英明和正确。

   最终的第三次打击来自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9月它发布了新的规定:即日起,任何发布”谣言“并被转发500次以上或被点击5000次以上的,属于”败坏社会秩序“,将可能被判处最高三年的有期徒刑。

   500次转发?5000个读者?坐牢?你可以想象那些有着二百万、五百万甚至上千万粉丝的著名博客作者们读到这条规定时该有多么不寒而栗。所有的人都沉默了,无一例外。自那时起,微博不再是一个和政治相关的媒体。曾几何时,那里的争论是如此的激烈:有时甚至是狂野,经常带着批评,幸运时又非常智慧--但起码一直是活生生的。今天,那里就像坟场一样寂静。

   等一下,微博当然还存在。从商业上讲现在的微博比以往更成功。商业化和娱乐化就是它的砝码;那里有魅力和浮华,名人八卦和各种宣传,微博上还撒满了共产党各个组织的帖子和隐秘地为党工作的帖子,他们被称为“五毛”党,因为他们发一个帖子的工资是五毛钱。

   在查尔斯·薛被迫在电视上认罪后不久,我拜访了北京的黄楚新。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刚发布的《新媒体发展蓝皮书》的作者之一。黄在社科院做研究工作,同时也是很多政府出版部门的社交媒体顾问。在我见他的那个星期,他刚刚出差去了湖南、山东、内蒙给当地政府官员上课,如何对付微博和类似网站。

   黄用一种欣然的口气谈论新媒体的潜力:“政府现在的机遇千载难逢,收益远大于风险。”黄认为,中央政府最终认识到,只要一些技术性修正,社交媒体就能成为鼓舞全国人民士气的新渠道。同时,党现在也鼓励公务员和各级政府都去开通自己的微博账号。“他们要和人民对话。这样可以使政治更加透明,政府的机器也更加高效。”当然,这些职能部门必须学会快速反应并使用更通俗的语言。黄认为:”《人民日报》就做得很好。“不幸的是,在基层公务员中间,他得到的反馈是他们都”惧怕微博“。在他上课期间,官员们的第一个问题总是关于危机公关。”在危机发生时,我们如何才能让公共舆论得到控制?“这里的舆论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批评。

   在全球最大的宣传和审查机器重新占领”互联网的统治高地“后没几个月,它就迎来了第一次力量测试。2014年夏天,香港的抗议者让这个城市暂时停滞。示威人士撑开雨伞对抗警察扔出的催泪弹,这个运动很快就被称为”雨伞革命“。香港市民们抗议北京日益高涨的影响力,还抗议对这个属于他们的城市民主自由的缓慢侵蚀。他们要求港首直选。

   抗议刚一开始,审查者就关闭了照片和视频分享网站Instagram。流行的消息服务微信在香港的用户发现,虽然他们仍旧可以发送各种消息,但大陆的收信人却无法收到。总部在香港的抗审查项目微博眼界(Weiboscope)报告说在警察对示威者使用催泪弹的第二天,创记录的微博帖子被删除和拦阻,是全年最高点。新闻封锁线从第一天就开始生效。在中国几乎没人能知道香港究竟发生了什么。审查机器干得极为出色。

   鲍朴是香港的出版人,但他在北京长大,是接近权力核心的中共高级干部的儿子。他对中共和新科技都有所了解。因为这个缘故,他说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鲍朴说:”技术永远对拥有更多资源的一方更有利。所以互联网肯定能更好地为中共服务。“无所不能的秘密警察现在只要看一眼微博和微信,“就知道下一个该抓谁。”

   在微博的审查之后,微信一下子流行起来,并很快超过了微博。但微信从根本上是不同的服务。微博是个扩音器:你可以将声音传到成千上万甚至百万听众。在微信上,人们加入各种关系群。一个群最多可以容纳500人。人们只能和自己通讯录上的朋友说话。从微博向微信的流亡,就是撤退到一个半私人的范围内。审查系统似乎对微信更宽容,但用户们在微信获得的相对安全感是一种欺骗:为支持香港示威者,一群北京居民在微信上组织了一个诗歌朗诵会,当他们去宋庄艺术家之角会面的时候,统统被捕。国家安全组织读了你每一条消息。

   香港的抗议活动是对互联网新型管理模式的活生生的课程,阻挡信息只是任务的一部分。党马上就拿出了自己的对应叙事。宣传变得愈发复杂。当然,那些老式的煽动人心的言辞凿凿还得继续用,国家媒体连篇累牍、唾沫横飞地宣布示威者必然会“遗臭万年”。但效果更好的是其它一些片段,专业制作的信息图表,伪装成一个忧心忡忡的市民来为争论贡献一份力量的匿名博客,对国民们如此解释:香港正向骚乱中滑落。示威者试图把香港分裂出中国。他们是被宠坏的孩子,只关心他们自己经济上的优越地位。他们背后是海外势力,不想让中国更加强大。

   这是一场来自中国宣传机器的示范性展示,告诉大家它是如何劫持西方术语的。《人民日报》甚至指出香港示威者的问题出在他们”反民主“的态度。党的宣传机构说,由于英国殖民者的统治,这种”对民主的敌意“深植于他们心中。所以眼下的第一要务就是恢复这个城市的”法治“,言下之意,就是要一劳永逸地粉碎示威者。

   与此同时,所有可能为政权对立面使用的词语在网上都被禁用。在微博你无法谈论”雨伞“。用户们也很有创新精神,他们有着恶作剧的搞笑态度,用”东方明珠“偷换被禁用的”香港“--但北京根本无需担心这些隔靴搔痒。对示威者和他们的同情人士最核心的论述语言已经被夺走,他们在网上掀不起什么实质性的浪潮了。词语、笔和枪在网上融为一体,变成了党不可战胜的新武器。

   这一章演示的,是窃取你对手的核心术语并给予它相反的意味--这一着棋如此精妙。到最后,惊人之处不仅是宣传机器上演的这出戏本身,而是人们如何宾服于地与狼共舞。当威武的由国家资助的”五毛“军队在网上齐声痛斥香港市民是如何不知感恩、如何不热爱伟大祖国的时候,你的确可以在现实中听到这些宣传的回音--在北京大街上的日常聊天里,在和同伴交换意见时。

   我在香港示威现场附近偶遇慕容雪村,他说:”我认识的人几乎没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而那些知道情况的人里面,七成都在埋怨香港人。他们只是无法想象如今还会有人为理想挺身而出,因为在中国所有的理想主义者、所有的原则、所有的道德都被荡平了。人们只会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自己的那点蝇头小利奋斗,所以他们也只能看到其他人最低层次的动机。“在中国,有句俗话就是形容这种情形:"狗眼看人低”。

      日复一日的审查由一套巨大的设施来完成。在2017年,审查机构拦阻了128,000个网站,它们都包含了“色情和庸俗信息”并“对大众网络观点产生了消极影响”。安全机构还定期实施“即时关闭”--例如在2017年8月,在中共上一次党代会的两个月之前。在一次长达几个小时的演习中,互联网管理机关必须向公安部长证明他们有能力在几分钟内就干掉一系列指定的网站。在2009年爆发骚乱时,技术人员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网络暂停了很长时间。自从2003年党指示中国的互联网工程师建设一道“金色盾牌”后--“中国特色的互联网”--他们的确干了不少难以置信的事情。中国用各种硬件软件建造了一个完全独立于全世界以外的网络。今天,中国的网络更像一个内联网而不是互联网。即便审查系统今晚就切断这个网络同外界的联系,绝大多数人恐怕也不会发现。

   对微博和其它平台上禁用词清单的定期更新已经成为网络的日常现实。2018年伊始,当修宪允许习近平终身连任的消息成为公众知识,这个清单变得更长了。微博上不能发布的词语有“连任”、“吾皇”、“吾皇万岁”,你也不能提到“动物庄园”--乔治·奥威尔关于极权主义的寓言小说。维尼小熊的文字和图片都被禁止;中国网上的讽刺作者们已经把迪斯尼这个粗短的小熊变成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分身。有一段时间,人们甚至不可以在网上提到习近平的名讳。最异乎寻常的是,禁用了三个字--“不同意“。每一个试图使用这三个字的人都会出错并收到提示:很不幸,“我不同意”这个用词”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

   修宪被许多人看成是一个历史时刻,它违背了邓小平的遗产--为了应对毛泽东的长期独裁统治,在邓治下的1982年引入了官员任期制度。许多知识分子和城市中产被习近平这一招给吓到了。在2018年3月的人大上,修正案以两票反对三票弃权被通过,修宪旋即成为许多中国人和外媒的首选谈资。但在投票当天,这个新闻在中国被消过毒的社交网络上,甚至都没登上最多人读过和最多人讨论的话题榜单。取而代之的是,在这个投票几个小时后,微博十大话题之一甚至是一篇题为“当你的女朋友是个富婆”的文章。这个榜单的前三名有一个激烈的争论贴:“在高铁上能否吃方便面?”

   我一个移居柏林的熟人在脸书上这样描写她在北京的一名做编辑的朋友:他被网上自动审查系统折磨得如此沮丧,以至于晚上做梦都是在绝望地一遍又一遍地修改那些文章中的敏感词试图通过审查。我这个熟人也曾经是在北京工作的记者,她说:“它让我想起了一只在梦中闻到鱼腥味就开始奔跑的猫,即便它就躺在我身边熟睡。每天都经历着太多的创伤。”

   互联网改变了审查的方式。国家机器不再需要担心传统的党媒;它的注意力转向了初创企业和互联网巨头,几乎都是些私营公司。当然,每一个中国的私营公司都明白自己生存在党的光辉之下,他们当然也称颂中共并宣誓自己对党的领导无限忠诚,他们当然也从一开始就在编辑团队中自愿安排了成百上千的审查员。只不过他们的商业模式对中国来说是全新的:和无数竞争者的激烈竞争,对利润毫不掩饰地追逐,没有底线的商业化,全球互联网产业让人透不过气的持续更新的节奏。总有一些漏网之鱼能逃脱审查系统,所以系统也必须持续调整它们的方法。

   有一个让互联网社区哄堂大笑的事件来自一对聊天机器人叫作BabyQ和小冰。聊天机器人是一个你可以和它用文字或语音交流的系统。他们的交互是完全自动的,不需要人工干预。这些人工智能的造物是腾讯用来和QQ平台上的用户聊天的。人们很快就开始转发BabyQ的聊天截屏,它回答这样的问题:“你爱中国共产党么?”回答是“不”。如果你对它喊口号:“共产党万岁!”它就以关于体制“腐败无能”的长篇大论来回应。如果你问它的“中国梦”,一个机器人会回答它想移民去美国,另一个会说:“中国梦是白日做梦和噩梦。”

    腾讯在这个自我学习系统失控本能上的教训,和微软类似。微软开发的推特聊天机器人Tay同样也很快就堕落成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喷子。同时,这也可算是对中国当下“主流”的惊鸿一瞥--现实和党喋喋不休的宣传画面是如何地脱节。这个造反机器人立刻就被关闭了,可它们的学习算法吸收到的对党的憎恨绝非空穴来风。

    中国有全套的审查部门,任务就是让全国都“文明上网”,让“党在互联网上发出最强音”。按照《人民日报》的说法,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CAC)的目标就是“让互联网的舆论环境和现实中党和国家的要求保持同步”。在CAC成立一年后,它还为2015年春节录制了一首颂歌。在一段网络视频中,身穿节日盛装的CAC工作人员组成的合唱团用一首歌曲称颂网络审查工作:“在这片天空日月忠诚的守望/网络强国 网在哪光荣梦想在哪”。在光荣的网络上这首歌迎来了劈头盖脸的嘲笑,审查机构很快就把这首歌颂审查的合唱给审查了,网络上这首歌的视频都消失了。

    最近一波又一波审查浪潮席卷了社交网络的大公司和大平台,它们被指责传播"庸俗“、”暴力“和”谣言"。中国最大的社交渠道微博、微信和百度贴吧都曾被临时监管。每一次,这些公司都收到指令要“肃清它们的所作所为并立即整改”;它们俯首帖耳并誓言捍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浪微博、百度和腾讯竞相招聘更多的内容审查人员。腾讯给自己的审查人员起了外号“企鹅巡逻队”(公司的吉祥物是企鹅),公司不但招募正式的编辑还启用了普通的互联网用户,只要你发现不被允许的内容就能得到各种抵用券和装备。审查人员的缺口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些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一直在发布审查岗位的招聘信息。

    “头条”app拥有1.2亿日活跃用户,是全球最成功的新闻类app。在2017年9月,《人民日报》对这个公司发动了猛烈攻击,指责它散播“不文明内容”和“情绪化新闻”,这样的app是得了“绝症”。(注40)党的不满来自于app的用户使用算法来过滤政治宣传,并专注于体育、名人八卦和封面女郎。头条立马给有4000人规模的新闻审查部门再增加2000人。招聘广告上要求申请人有“政治敏感度”,每天可以浏览1000个帖子并发现非法内容。

   没过多久,公司就宣布审查员部门增长到了10000人。2018年初,在被审查当局再一次批评后,头条封掉了1100个博客,并暂时把主页上的“社会”栏目替换成“新时代”,专门发布给习近平的政策唱赞歌的文章。(当然,毕竟这才是党国社会最紧迫的任务。)所有这些,仍不能让审查当局满意。

   2018年4月,公司的估值达到200亿美元。当局对公司的压力如此之大,公司的创办人和CEO张一鸣公开道歉。他的道歉信从众多类似的宣言中脱颖而出,混合着令人屏息的低三下四和对公司生存显而易见的担心,充分展示了中国的新兴公司要走一根多么纤细的钢丝绳。

   张一鸣说:“我真诚地向监管部门致歉,向用户及同事们道歉。 从昨天下午接到监管部门的通知到现在,我一直处在自责和内疚之中,一夜未眠。”(注41)接着,张坦承自己公司的高速发展必须感谢这个由党的领导习近平带来的“伟大时代”:“我感恩这个时代。”最后,他要忏悔自己的罪恶:“我深刻反思,公司目前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四个意识”淡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缺失、舆论导向存在偏差。一直以来,我们过分强调技术的作用,却没有意识到,技术必须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导,传播正能量,符合时代要求。”

    从根本上讲党并不反对使用算法;党把它看成未来的神奇武器。《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甚至希望有“生化机器人“来实现政治正确的最终解决方案。作者的真正意图就是要让机器、人和党融合一体:红色算法。

党用大坝阻塞了河流,但又小心翼翼地不让河水断流。让不同的声音有一个窄小的空间,各得其所,又不至于造成危害。在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社会被鼓动起来,创造出一个利益多元、意见纷繁的天地。党也希望能听到不同的声音。就算是现在,对社会问题的争论,只要不存在对体制的潜在威胁,有时候也会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话题(或者局部范围的,或者短暂的)。#Metoo(我也是)的争论就是这样的例子。

2018年春,几百万人--尤其是学生--讨论一个二十年前北大某年轻女学生被教授强奸后自杀的案件。更商业化的一些党媒会把社交媒体的这类争议变成自己的文章,有时也会有效果:北京大学发表声明,保证推进反性骚扰的制度建设,其它学校也纷纷效仿。但与此同时,你可以感受到这个体制对于任何一个不是它自己操纵的争论的一贯的紧张--况且这种女性要求老师、教授、经理、高官问责的运动必然会导致中国这样一个威权家长制主导的社会体系遭受冲击。在中国,男人们互相打掩护是一种习俗,男性尊严不容侵犯。

随着近来女权主义在社会上的觉醒,一场与之相对应的反女权运动也在兴起。通常这是由中共的妇女组织支持的,目的似乎是哄骗女性回到依顺和符合女性传统美德的旧时光。(注42)审查之手从未远离。在一个微信群中,北大的一些女权积极分子被警告:她们的斗争已被定性为”政治运动“。如果她们继续发声,那很快就要被当作勾结外国势力的叛徒来曝光(注43)。

一个叫岳昕的北大女生在微信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讲述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她半夜被校方从寝室赶回家,并被母亲锁在家中数日。这个事件在她的同学中引发众怒,一些匿名学生在校园里张贴大字报要求释放岳昕--从1989年起大学里从未出现过大字报(本章注释)。美国网站《中国数字时代》现在还保存有当时审查当局的指令,要求所有媒体和平台禁止发布传播”所谓的团结一致的内容“(注44)。这是独裁者最根深蒂固的恐惧:他的统治对象们团结互助。这样的萌芽必须得掐断。北京其它高校的积极分子受到警告,他们的运动是不会被接纳的,因为这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在中国,有组织和有计划的活动只能由党来主导。

  有一种说法,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可以作为党和政府的信息反馈通道和早期预警系统,事实上每个党政机构都设置了这样的数据收集部门。北京的传播学专家胡泳比大多数人都了解中国的互联网现状,他把这些部门称为"公共情报服务行业“。胡认为,这个行业的初衷是要刺探特定人群的当前情绪,而现实却总是在摧毁它的愿景。它的工作会自动”带来对公众意见的污染“:换句话说,它一旦发现偏离主流的意见,固有的条件反射就发生作用,当局“立刻强力介入并压制负面的意见“。本来想要客观收集数据的演习迅速蜕变成”对民意的操纵“。安全机器经常会自我束缚。

  2017年哈佛、斯坦福和圣地亚哥大学做了一个联合调查,基于江西省泄露出的数据,调查者证明服务于中国政府的”庞大的秘密行动“是存在的。(注45) 调查者认为,仅在最近一年中,中国政府资助的”五毛“大军就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了4.88亿个帖子。研究显示,这些付费的水军不仅有业余五毛党,还包括了负有专责的公务员。研究还表明,这些水军通常会避免公开支持政府观点而卷入争论。他们的主要技巧是笼而统之给党唱赞歌(比如”如果每个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中国梦就一定会实现!“(注46))或者是直接顾左右而言它:如果一个敏感的争论已经到了某个严重的强度级别,水军们就一拥而上让论坛或评论里充塞各种帖子,目的很简单:转移话题。

 尽管有审查制度的打击,中国互联网上仍然流传着各种互相竞争的、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毛主义,新左派,爱国者,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传统主义者,人文主义者,自由主义,民主派,新自由主义,美粉等等等等。他们在天涯、猫眼、铁血、观察等论坛上展开争论。”中共试图建立一个统一意识形态的努力受到了互联网空间高度碎片化公众意见的挑战,“柏林的智库MERICS(莫卡塔中国研究院)在一个对在线讨论的研究报告中如是说。(注47) 文章作者的结论是,与2013年之前相比,这些争论的受众有限--因此他们也“不再对党的统治构成直接的威胁”,而且争论的参与者多数属于城市中产,他们对中共统治保持稳定至关重要。

  文章作者在审查的雷达下努力对1600名论坛用户进行了问卷调查,得出一些令人吃惊的结果。高达62%的人说他们想要中国成为全球强国--但与此同时,尽管中共正在进行一场反对“西方价值观”的运动,还是有75%的人欢迎这些价值观。当他们在回答哪些价值观才是他们认同的“主流”时,前四位是自由、民主、平等和个人主义。调查问卷并没有准确反应这些人眼中的“自由”“民主”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许有些人甚至以为这符合党的宣传口径,但一个事实是“社会主义”只排在第七,爱国主义则排名十四。

  必须要说明的是,这个调查发生在2016年夏季,从那之后围绕习近平的宣传攻势--爱国主义、中国崛起、比西方更胜一筹--已经在强度和密度上增加了。研究报告写道:"中国政府尚未赢得广泛的社会认同,也没能完全去除互联网公共空间的各种意识形态,“”但是一党专政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支配地位已经确立。“习近平的意识形态攻势已初步形成,战略一如既往:使用压倒性的力量。

  报告中提到的一个论坛”共识网“,是自由派和左派学者经常交流的一个网上空间,在MERICS发布报告后不久就被审查机构勒令关闭。删除账号关闭论坛是一个粗野的工具,让体制的压迫本质暴露无遗。所以党现在更愿意提前行动,对主体施加影响力。几年前,《人民日报》主办的一份民族主义者的小报《环球时报》发表了一个”中国好网民“的条件。文章认为,理想化的互联网用户应该自律,保证网络”艳阳天“、传播”正能量“。

  任何一个普通公民,互联网从某种程度上都可以把他转变为一个创造者,一个新闻的传播者,这种现象引起了审查机构的注意。《人民日报》2012年(文章标题是”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就认为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如今,既然言论传播的潜在范围越来越大,党自然也希望它的主体们能感受到这格外重大的责任。忽然之间,原来仅仅针对报社媒体的审查规则和法律现在也把普通民众纳入了范围。例如2017年发布的群聊管理规定,就规定要“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法规不但要规范聊天服务的提供者,更要严管“聊天群组的创建者、管理者和参与者”。其实就是每个使用者。国家掌控了人们最私密的对话。老大哥的监控是实时的,它想要钻进你的脑袋里。监控你的书写和行为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目的是要你内化它定义的规则。人民日报说:“在头脑中真正筑起网络安全的‘防火墙’,我们才能打牢国家网络安全的地基。”(注48)

  中国互联网控制最广泛使用的比喻就是“防火长城”,它封锁着这个国家,防止外部的有害影响。曾经有一段时间,它是公安部发起的所有数字化信息控制项目的范本(顺便提一下,防火长城要是没有唯利是图的西方IT和电信企业例如思科Cisco、摩托罗拉Motorola、北电Nortel的帮助,也不会这么快就变得坚不可摧)。如今,防火长城这个说法已不足以描述中国的现实。更准确的是“每个人都被蜂窝一般的许多防火长城包围”,大卫·班德斯基在《香港出版自由》写道。他认为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处在一个"嗡嗡作响的蜂巢中间,可以按照需要随时被绝缘"。他们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宏大的幻境;人们想象自己“是蓬勃的、浅唱低吟的空间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他们都在党的领导和团结下加入了重新编程过的项目--所有人基本上发出的都是同一个频率的声音“。(注49)

  这是聪明的审查者的平衡之术:给人们以足够的表达空间以维持他们自由的幻觉--但又不要大到让他们培养出太多自信。审查永远不是完美的。总会有漏洞、疏忽--防火长城上的裂缝,坚持不懈的人和追求自由的灵魂总能透过孔洞和裂缝窥视外面的世界。这不碍事。审查制度生效了,即便它不完美但它一直会奏效--只要它附属于一个终身进行思想控制和操纵的体系;只要绝大多数人甚至对墙外是什么都不感兴趣;只要社会控制和恐吓与物质奖励双管齐下、人民热衷于消费和物欲;只要他们自认为正在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自由。

  难道这不就是现实么?中国的网上也许充斥的都是消过毒的信息和图片,但你仍然可以无数次地陶醉其中。中国访问量前十名的网站都是中文网站(本章注释)。政府从国家的记忆库中删除特定主题,把它们放逐到公众视野之外,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无关痛痒。在政府腐败、公民社会、食品丑闻、西藏新疆的紧张、香港示威、台湾民主、重大自然灾害、人为事故等话题中,只能听到政府在发声,他们也没有丝毫不安。许多人甚至都没发现;其他人无奈地接受了。

  香港雨伞运动的时候,人们占领了市中心,我在香港呆了几个星期,沉醉于人民的团结和力量。飞回北京后,我直接从机场就去了市区北边一个画家朋友的派对。有些艺术家把原本的老房子改造成画室;派对上有烤羊肉串、啤酒和红酒。香港的近况是派对的主要话题,共同的疑问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乐于重复政府的宣传--香港的学生如何不懂得对祖国感恩,如何勾结外国势力。

   大部分在场的都已经五十多岁并经历过文革--这段经历让很多他们这一代人成为一辈子的怀疑论者。就在参加派对之前,一位来自宋庄画家村的画家客人,刚收到消息他的几个朋友在凌晨被捕,原因是他们打算参加一个支持香港学生的诗歌朗诵会。他谈到了党在1989年天安门屠杀之后在全国实施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习近平上台后愈演愈烈。画家说,这办法的确奏效:“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们都无可救药的迷失了。幼儿园就开始了洗脑教育。这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被称为迷失的一代,因为那会儿中学小学和高校都被关掉了,我们许多人都没受过良好教育。但实际上我们是幸运儿。我们从缝隙中漏下去了。洗脑教育被躲过了。毛死后,每个人都渴望着中国迎来开放、改革、自由。”

  大卫是一个28岁的北京本地人,他在一所精英私立学校教英语,他这样描述他的十七八岁的学生们:“你别不信,他们特别精通上网技术。他们会用隧道软件和其它网络技术越过审查,比我们熟练多了。他们还用它来上脸书或油管--目的是娱乐和追星。”大卫说他偶尔会在课上给他们读一些英文原作,一些关于历史的文章,甚至有时是《纽约时报》的文章。“但他们会无助地看着我。他们的思维完全跟不上,他们没有一丁点背景知识。”这一代人只要点几下鼠标就能获取全世界的所有信息。但他们不会这么做,他们根本就不想这么做。

  “我的学生说他们没空。他们有太多其它事情要去做,”大卫说,“虽然我才比他们大十岁,但他们根本不理解我。他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里。他们被党的宣传和他们所受的教育完全操控:我的学生们只懂得买买买其它啥都不会。他们甚至忽略了现实,因为这样过得更轻松。”

  文化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他的著作《娱乐至死》中写道:“奥威尔害怕的是那禁书的独裁者。赫胥黎害怕的是再也不用禁书了,因为没人会读书。”(注50) 微博还活着。它比以前规模更大:在2019年的一个月就有4.6亿活跃用户,甚至比推特的3.3亿还多--并且这数字还在增长。但人们不再像几年前那样,对某件事会了解、跟进、发表意见。被最多次转发的微博帖子停留在2014年9月:“我今天15岁,这么多人都站在我一边。感谢这几年始终和我在一起的你们。”这可能是全球访问量最大的社交媒体帖子,它的转发次数是1亿次。

  这个微博的博主是TFBoys的成员之一王俊凯。TFboys是一个公司推出的男生演唱组,可能是近年中国年轻一代最走红的组合。三个男生的形象介于童声唱诗班、南韩K-pop和少先队之间,并仔细地打磨去除了青春的叛逆气息。他们的歌曲都是在学校里认真读书、团队精神、热爱祖国。在某个视频中,他们穿着少先队的服装并唱道:“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微博上他们有三千万粉丝;他们发行歌曲、视频、影视和周边产品,这些有着精雕细琢的个性发型的马克思主义流行王子每个月要净赚好几百万美元。这就是中国社交媒体的现状。

     每年的这一天,中国的互联网都要经受能力极限的考验;这一天全国各地的人们从凌晨到深夜都守在电脑屏幕前,点击他们要买的商品。“双11单身节”是互联网平台阿里巴巴的一个市场活动。仅仅几年时间--靠着诱人的折扣和优惠--这一天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这是全球范围对消费主义最恣意的庆典。

  “单身节”--11月11日--最早是南京一帮找不到女友的光棍学生发起的一个搞笑节日,但阿里巴巴把它转变成一个在线购物的狂欢节,并远远超越了它的前辈和原型--美国黑五。2018年11月11日,阿里巴巴的成交金额是310亿美元;亚马逊(Amazon)在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的成交金额加起来也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仅有140亿美元。妮可·基德曼和玛丽亚·凯莉都出现在杭州阿里巴巴晚会的现场助兴。这一天过后,中国的快递业要配送十亿个包裹。绿色和平组织北京分部称双十一是“一场环境灾难”,但这不能阻挡这场全国24小时的狂欢。共产主义在全球已经消亡,但--感谢网络--全球消费主义在中国有了新的总部。

  中国从艰难岁月走了出来--其实那并非久远-- 食物需要配给,买一个自行车或打字机都需要票券。今天购物消费是一件赏心乐事,党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它的主体放开手脚肆意享乐。资本主义是领路人:消费带来增长,消费是万灵药。这个逻辑在中国肆无忌惮的横行,远甚于其它任何地方。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里的控制者说:“现在万世太平,人民欢乐;要啥有啥,他们也从不去要无法得到的东西。” 赫胥黎在1946出版的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完美的极权国家,是当权者”控制的奴隶们不再需要强迫,因为他们已经乐于当奴才。“

   赫胥黎认为最早支持普及教育和自由媒体的那帮人缺乏想像力,他们只想到”两种可能性:宣传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他们没能预见....已经发生了,在我们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社会凌驾于一切的是大众传播业,它在乎的......不是对错,而是虚构,基本上和事实全然无关。总之,他们没看到人类对娱乐的无限渴望。“(注51)

  当赫胥黎写下这些文字时,他见证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第一次过剩。唐纳德·川普的美国和习近平的中国则又一次证明了他是个伟大的的预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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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伊始,斯坦福大学发表了一项有趣的研究,支持了上面大卫老师所述。(注52) 两位作者分别是斯坦福大学的大卫·杨和北京大学的陈玉宇,他们研究了2015到2017年间1800名北京学生使用互联网的情况。在这个项目之前,80%的学生从未尝试翻越大防火墙--部分是因为要花钱。虚拟专用网络VPN可以帮你绕过审查和限制,但多数VPN供应商要收费。作者估计,全国只有1-8%的用户会定期使用这样的软件。(请注意这个调查发生在2018年春党开始大规模查封VPN服务之前)为了应对这个问题,项目为参与者提供了为期18个月的免费VPN。

  虽然经过了六次提醒,仍然只有53%的学生激活了VPN软件。作者深知害怕可能是学生们如此选择的一个因素。所以他们有意把水搅浑,提供了一个被封锁的电影下载网站的免费账号和域名;这样可以遮掩他们的真正兴趣。他们的目的之一是要发现多少学生会借机去浏览被封锁的新闻网站。比如,他们会不会去看一眼中文版的《纽约时报》?结果,在激活了VPN的学生中只有5%的学生这样干了。

  这个结果和外语水平不高无关:台湾、香港和美国有几千个中文网站提供着北京宣传矩阵以外的内容。但40个年轻人中只有不到1个人觉得有必要去访问这些信息。这些学生群体来自最著名的、也是以前最自由的中国高等学府,是这个国家受到最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中国未来的精英。审查制度的有效不仅仅是因为当局封锁了这些免费信息:“更进一步的,它孕育的环境让公民们首先就不再有获取这些信息的需求。”(注53)

  那么,研究人员如何确定,他们的研究对象究竟是因为他们成长在被审查的无菌环境所以缺乏好奇心,还是因为害怕一旦接触了此类信息而招致横祸?第二阶段的研究设计就是针对这一点展开的。对于其中一个组别,研究者设计的问卷问题他们必须去查阅《纽约时报》等其它被禁网站才能回答,每答对一题就能挣2美元(如果学生真的害怕秘密警察,这个金额就不足以打动他)。

  如果这些学生为了答题而去探索被审查阻挡的西方网站,那么除了这点钱肯定他们肯定得有其它动力。事实上,学生们的确这么做了。到研究的最后阶段,浏览《纽约时报》这些网站的所花时间是开始时的九倍。而且学生们开始搜索一些研究者并未提出要求的信息;而且他们会经常访问维基百科(Wikipedia),这个网站在中国也同样被禁。

  一旦学生发现墙外的信息如此引人入胜、值得探索,他们的兴趣就来了。在那些经常访问被禁网站的学生中,研究人员能看出“在知识、信念、态度和行为预期方面有着广泛的、实际的、持久的变化”。(注54) 他们对中国政府和机构的信心大幅下降,变得越来越怀疑和不信任。他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判断也变得更悲观。许多人表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需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造。

  这个研究对党来说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坏消息就是,党对信息自由流动的恐惧不无道理。好消息:只要它继续使用新技术为自己服务,继续当下的思想信息控制系统,那么至少眼下没什么好怕的。它的审查系统不需要无懈可击;大多数人压根就不会去找漏洞。

  斯坦福和北大的研究者们得出结论,对自由信息的需求“并非天生就低下,也不太可能是因为害怕当局惩罚才让学生裹足不前。”是他们”无法认识到未被审查的信息的价值所在“压制了他们的好奇心。人们不知道他们失去了什么。他们正如中国寓言中的井底之蛙,认为它的井就是全世界,从井底看到的一圈天空就是苍穹。当有一天乌龟爬过井栏告诉它还有无边无际的大海,这只青蛙只能茫然地看着乌龟:它可以在井里蹦蹦跳跳,在每条裂缝中休憩,还能在井底洗个泥水澡--难道这只青蛙不是已经拥有了这个世界的所有快乐么?他能从这个乌龟所说的好笑的大海里得到什么呢?

  在这样一个体系下生存的大部分人,即便能翻墙而出,也已经对外部的信息和争论有了抵抗力。道教鼻祖庄子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夏虫不可以语于冰,曲士不可以语于道。(注55) 完美的思想控制可以让青蛙永远都背着它的井--它也许可以走出那个囚牢,站在自由无垠的天际,但它仍然只能看到井里的那一圈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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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注释:中国术语--大字报--是一个特指,专指用大号字体手写的抗议招贴。这个传统上溯到1978-79年那短暂的自由时光--民主墙运动(又称为北京之春),再往前是1966年,毛泽东自己写了一张,号召学生去“炮打司令部”。


本章注释:对比数字:2017年,香港是前十名有四个,台湾是五个,南韩是3个。



全书尾注:

39. 赵银平 "网络达人习近平“ 新华网 2016.11.17 http://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17/c_1119932744.htm

40.人民网一评算法推荐:不能让算法决定内容 《人民日报》2017.10.5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7/0918/c1003-29540709.html

41. 这封信的中英文全文 David Bandurski 所著“伟大时代的技术之辱” China Media Project 2018.4.11 

http://chinamediaproject.org/2018/04/11/tech-shame-in-the-new-era/

42.Leta Hong-Fincher(洪理达)所著《剩女:中国性别不平等死灰复燃》Leftover Women: The Resurgence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 London 2016

43.Javier C.Hernandez and Zoe Mou 所著 "Me too", Chinese Women say. "Not So Fast, Say The Censors" New York Times, 2018.01.23 https://www.nytimes.com/2018/01/23/world/asia/china-women-me-too-censorship.html

44.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18/04/minitrue-do-not-report-on-peking-university-open-letter/

45.Gary King, 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 E.Roberts 所著"中国政府如何虚构编造社交媒体帖子进行系统化地干扰,而非正常争论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bricates Social Media Posts for Strategic Distraction, not Engaged Argument" 《全美政治学评论》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1,3,pp.484-501,2017年4月

46. 同上, p.499

47.Kristin Shi-Kupfer,Mareike Kohlberg, Simon Lang, Bertram Lang 所著”各种主张和意识形态在争夺中国的政治未来 Ideas and Ideologies competing for China's political future" MERICS papers on China, No.5 2017年10月 p.10

48. 筑牢国家网络安全屏障 《人民日报》2018.04.23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8/0423/c1003-29943655.html

49.David Bandurski 《中国的防火长城更像一个围绕个体嗡嗡宣传的大蜂巢China's Great Firewall is more akin to a Great Hive of propaganda buzzing around individuals》Hongkong Free Press 2017.09.24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7/09/24/chinas-great-firewall-akin-great-hive-propaganda-buzzing-around-individuals/

50.Neil Postman 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娱乐时代的公共讨论》New York 1985

51. Aldous Huxley, 奥尔德斯·赫胥黎 《重访美丽新世界》 1958 https://www.huxley.net/bnw-revisited/

52. Yuyu Chen 陈玉宇 和 David Y.Yang "The Impact of Media Censorship-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媒体审查的影响-来自中国田野调查的证据 斯坦福商业研究院 2018.01.04

53. 同上 p.2

54. 同上

55. 庄子全集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uangzi  tr.Burton Watson, New York 2013, P.126

CC BY-NC-ND 2.0 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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