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武器 恐怖和法律的互补

枪杆子里出政权   毛泽东 （注18）

    这句话是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毛语录之一。但人们常常忘了，伴随着枪杆子的，还有毛的笔杆子－－宣传。毛派们经常把两者相提并论：“革命要依靠笔和枪。”一个是暴力和恐怖对身体的威胁；另一个是思想控制。正如文（文学、文化）和武（军队、武装），这两个工具结合起来，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为中国的统治者服务了。

   内战一旦胜出，笔杆子立马就成为后续的武器。今天的党依然指挥着笔和枪－－如前所述，在中国甚至人民解放军也是党领导的，而非国家。党垄断了权力，每一个人都终身被这权力笼罩。每隔一段时间人们就再次认识这个事实，不仅仅在电视上直播庞大阅兵的那一刻。2015年秋季首都进行了盛大阅兵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北京地铁的每个车厢从早到晚循环播放的，仍然是阅兵式的录像。

   国家机器对不同政见者的碾压被限制在个别人群比如人权律师和著名的异议人士，也只会在特殊场合，比如为了镇压某些省份的严重骚乱（新疆和西藏居多），当然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屠杀是个例外。当时几百万学生、工人和市民抗议腐败和官僚的示威持续了几个月，直到6月4日坦克开进了北京。

   不论是针对党内的同志还是普通群众，毛泽东在使用恐怖暴力上无人能及。最极端的时期就是文革，令中国人害怕的不仅是上位者和党羽，甚至是丈夫、妻子和孩子。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社会逐渐恢复了生机，对无所不能的专制政党的恐惧也开始消退。人们又可以自由呼吸了，他们热爱这样的自由。但党要保证对权力的记忆不能完全消失。当它意识到从恐惧中解放出来的人们开始有自主的想法和独立的行动，多元化的种子也在中国萌芽，自然保护组织、宗教慈善机构、女权团体和法律援助团体蓬勃兴起，党害怕了－－并再次祭起压迫和强制的工具。

    甚至早在习近平上台前几年，人们就已经感受到强力机器的收紧。2012年－－我刚回中国－－政府发布的年度预算中，用于内部防务的经费超过了国防经费，这是连续第三年如此。这包括了用于警察系统和法院系统，加上国家安全机构－－这个机构在周永康领导下大规模扩张。习近平主政后，预算继续攀升：德国汉学家阿德里安·岑茨(Adrian Zenz)在2017年统计，内部防务的开支超过国防开支百分之十九。（注19）党和政府防内甚于防外--对细节的关注令人乍舌，尤其是在庆祝六十五周年国庆前夕。《人民日报》用英文在推特报道：”10000只信鸽通过了排查可疑物体的肛门安全检查“ ，配图是一只无辜的白鸽。（注20）

    习近平上台后，党对安全事务的歇斯底里发作到一个全新高度。习主政后，立马把前几年众多公民社会的各种萌芽尽数埋葬。他还进一步封锁互联网和媒体，因为它们都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大量的博客、作者和知识分子都沉默了；有些人干脆失踪了。习起草了很多严苛的法律，并无情地清洗了前几年试图用中国法律保护公民权利的律师。人权律师被要挟、诽谤、关押、粉碎，然后排着队上电视认罪。

    习上台后，恐吓不再是潜规则。在2012年之前，政府试图掩盖自己的压迫，但习主政后这个武器施施然走到了台前。新领导人还在党内散播恐怖：他的反腐败运动长期持续而且严峻，当然到底也就是一场运动。它不会引发宪政改革，更别提追根溯源。独立监督遥遥无期－－不论是通过媒体还是司法。也就是说，党仍然把这个国家看成是一个巨大的自助商店，想拿啥就拿啥，还不用付钱。

    除了习的级别，他的权力还得靠恐吓维系。这在短期内非常有效：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党的各级部门几乎因为中纪委的巡查而陷于瘫痪－－中纪委是这个国家最神秘和最有权势的机构－－中国共产党员的自杀率翻了个倍。从2009到2016年，中国社科院心理研究分院的一个研究指出，共有243名党员干部自杀（140个跳楼的、44个上吊的、26个服毒的，12个跳河的加上6个割腕的。）（注21）真实的数字肯定还要高出很多。

    纪律检查委员会不仅反腐败；它还要调查党员是否对党忠诚。纪委巡查员有权停职并把你关押到秘密场所审讯数月之久。它仿佛是现代版的西班牙宗教审判所，在各个政府部门、国有企业、高校和智库中抓捕异议人士。那些曾经积极宣扬和争论一些敏感话题人群忽然都低调起来。有办法的人移居海外－－至少把资产转移出去，这样他们的家庭成员－－特别是子女们－－能有条出路。

    委员会还到处追踪社会上的异议人士。比如人权律师们被长期监控，家人、朋友、房东遭到恐吓。他们被定期传唤审讯，软禁在家，被秘密关押或公开逮捕。有些被长时间失踪，酷刑折磨，或关进精神病院。

    北京对发生在阿拉伯地区的“茉莉花革命”感到恐慌，这引发了2011年第一波针对人权律师的打压。即便是那时，被捕的律师也被强迫“认罪”和“悔改”，偶尔被折磨。伊娃·皮尔斯是一个法律学者和中国专家，她曾引用一个受害人的说法：“他们不仅要让你把黑说成白，还要让你解释为什么黑就是白。”（注22）

    党要让每一个敢于挑战政府的人都颤栗－－即便这种挑战只是要政府信守承诺，遵守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同时，党也乐于让普罗大众对党的恐惧与日俱增，这样每个人都会明白，在中国，唯一被允许的异议行动就是叹气、耸耸肩、然后嘀咕一声“没办法”－－你还能干啥？

    这就是那些公众场面背后的理由，一句话，“杀鸡儆猴”。几十年来，这包括了对不同政见者和异议人士的虚假审判－－几乎成了央视晚间新闻的常规节目。现在，习近平给了国安和宣传部门一个新武器：电视认罪。公开羞辱某人曾经是文革时的重头戏，如今在这个电视媒体时代，它又粉墨登场了。

    从2013年夏天开始，央视CCTV就启动了这个似乎永远都不会结束的游街，对象就是那些被逮捕或被“消失”的人群。打着“谈话”的旗号，大部分在监狱中，他们扮演的是痛心疾首的罪犯，忏悔他们的劣迹－－远在会见律师和法院审理之前。这些人包括一个抽大麻的摇滚歌星；一个凶狠的邪教领袖；或者是一个财经记者比如王小璐。2015年股市崩溃了－－政府对此引发的恐慌感到尴尬－－于是王成了替罪羊。在电视里，这个忏悔的记者承认，因为写了“危言耸听”的文章，他一个人就得为整个金融市场的恐慌负责。

   出场的还有一个出名的自由主义博客作者，一个发表批评文章的出版人和一个瑞典NGO的雇员－－他曾经帮助过一些人权律师。他们都得对着上亿的电视观众表演忏悔和服从，对他们犯下的“罪行”表示痛心疾首，谴责曾经的同事，指控背后黑手就是“境外反华势力”，感谢党的宽大处理，并乞求再给一次机会。除了涉及自己的那一部分，其它台词基本雷同。

   在2018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十二名曾经的囚犯诉说了这些电视认罪是如何发生的。（注23）一个人在摄像前被迫服用药物，然后在囚禁他的牢房中背诵他已熟记在心的内容。另一个回忆官员再三叮嘱说到哪里应该掉眼泪。王宇，国内最知名的民权律师之一，告诉记者官员曾经在审讯时给她看16岁儿子的照片。照片上的标签是“嫌疑犯”，王晕了过去，等她醒来，一名审讯官站在她身边：

   他告诉我儿子已经被反华势力抓走了，幸运的是警察找到了他，他现在在云南。官员说我的态度将决定儿子是否有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问道：我怎样做才能救他？官员说我得录一段视频给PSB（本章注释）的领导看，这样才能显示我的积极态度。我问道：什么样的视频？什么样的积极态度？他们写下我要说的每一句话，让我牢记。我已经记不太清了，主要意思就是谴责指定的几个反华势力。

    王宇根本就不知道，她录制的“认罪”视频会在电视上播放。

   对一部分中国人来说，这样的电视节目唤醒了对黑暗岁月的记忆。“这是文革的重现，”北京的斯伟江律师对我说。对异议人士的公开羞辱和折磨，在公众场合自我批判和忏悔－－这正是文革那可怕十年中每天上演的现实。那时，“批斗会”在每一条街道和每一个广场召开；一个老师曾经把这种羞辱和折磨视为轮奸。央视的认罪节目就是这种批斗会的复活；没那么血腥，这倒是真的－－文革时，有些人在这些暴民的围攻下未能生存下来－－然而同样有效。

    民权律师们是这一轮媒体羞辱中最受打击的群体：在2015年夏天对律师进行前所未见的大逮捕和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丑化行动。在党眼里，这些律师是正在发酵的大麻烦。在全国范围内他们的数量已经增长到二三百人；他们有自己的联系渠道；他们明白如何去行动并共享彼此的资源；他们也很懂得如何利用互联网的关注去推动他们的案子。

    在抓捕了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的几乎全部律师后，央视的制片人把律所称为”犯罪团伙“，并给观众献上了一场大戏。律师们在镜头前排成一行，不但自己认罪，还争先恐后谴责其它同事。各种视频剪辑穿插其中，场面充斥着色情和名誉扫地的场景。这些律师经常替普通人出面抗争－－大部分都是独断专行的政府官员的受害者－－此时都被塑造成道德上破产的、贪婪的皮条客。按央视的说法，律所的创办人周世锋同时有六个情妇。节目中竟然还播放了这六人的影像资料。

    话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党可以在一夜之间把律师变成罪犯，英雄变成狗熊。动机也不言自明：同过去一样，目的不仅是恐吓目标人群，而且同时也在社会上诋毁他们的形象。这有用么？斯伟江律师说：“恐怕真的很有效。我相信很多观众会觉得眼见为实。”

    甚至对那些对这场大戏不感冒，把它看成是一出荒诞舞台剧的人们，这种战术依然有效。电视认罪让人汗毛直竖，它是对所谓的法治最无情的嘲讽；它是对独裁政权无限权力的非常有说服力的展示。只有疯子才会自不量力地要去用鸡蛋撞石头。

    斯伟江律师并未被捕，也还没有被吊销律师资格，他把央视认罪叫作“宪政国家的一出闹剧”。这样的说法假设中国至少还是一个宪政国家－－应该和那些拥有有效的司法体系和权力受到真正约束的国家用同样的尺度来衡量。

     曾经有那么几年，真的，即便是国内的法学家们，也觉得中国有很大机会向宪政国家迈进。从2000年开始，每年都举办类似“中德法治对话”的活动（当然，作为前台活动，它也掩护了西方政治机构对商业机会的更大兴趣），这种现象使得宪政化的希望也感染到西方国家。现在，哪怕党的领导人整天把法治挂在嘴边，这种希望也被埋葬了。习公开批评党的官员们不重视法律。“我们要在全国都贯彻依法治国，”他曾经如此宣告。但是，对于中共，法治的意思跟西方民主国家公民理解的概念大相径庭。

    在汉语中，法治两个字是“法”（法律）和“治”（统治）。中国观察家们花了很多年去了解中国会怎样理解这个概念。他们会逐渐走上我们认为的“依法而知”么？还是走上另一条路－－“以法而治”－－法律沦为统治的工具？这个谜语已经解开了。习近平自己把法律的角色比作“党手中的刀把子”。在2015年夏天，周世锋律师，上面提到的锋锐事务所的创办人，曾向我解释他对党所谓“依法治国”的理解：“他们的意思是：我会制定我需要的法律然后用它来治你。”在这次会面四周后，他就进了监狱。很快他就上央视认罪了，在节目中他被说成是一个“匪帮”的主脑；一年后他被判处七年徒刑，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在中国要犯颠覆政权罪很容易，你要求党和它的法律说到做到，那就有罪了。

    中国的法制体系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迥异的道路。在文革极端的暴力混乱后，邓小平领导的中共向公众承诺要建立一个健全的法制体系。1982年，国家拟定了新的宪法。中共一向强调不允许挑战它的统治地位，但慢慢的，中国社会在变得更自由和自信。经济发展带来的不仅是繁荣，还有更多的冲突。越来越多的公民了解到自己的权利，越来越多的律师们起来捍卫这种权利，包括对抗滥用职权的官员们。他们利用这些自由，有时甚至扩展了这些自由。大约十年前，中国的媒体－－包括央视－－还在为今天坐牢的那群人欢呼，称赞他们是对抗司法不公的英雄。2005年，香港杂志《亚洲周刊》评出14名律师作为“年度人物”，如今他们要么被逮捕，要么受到当局不公正的对待。

    与此同时，中国在一系列领域制定了一大堆堂而皇之的新法律。只不过没人注意到罢了。一个律师说：“拒绝我查阅辩护人的相关法庭文件，简直司空见惯。”据北京一个业内人士透露，执法人员通常“粗暴、傲慢、盛气凌人和冷漠。”在审讯中，“经常越线”并且“暴力”是家常便饭。法官"不守法“；他们”甚至根本就不听受害者和律师的陈述。“他们还”收受贿赂并按照关系的亲疏来判案。“这些话并非出自政府的批评者之口，而是一个最高检察院的高级官员的发言。（注25）

     在起诉罪犯方面，中国的定罪成功率是99.9%:如果你被逮捕并起诉，那你基本上就被定罪了。被无罪释放就像“凤凰的羽毛和独角兽的犄角”那么罕见，因为警察和检察官绝对不会犯错。在这样的体系中，为客户争取公民权利的律师总是很艰难。在香港发布的一个报告记录了从2006年到2015年的几十个案子，这些案件的律师都被关押和折磨。（注26）除了常见的刑罚，受害者们还遭到电击、灼烧、性器官的虐待和睡眠剥夺。被波及的律师数量逐年增加－－直到习近平掀起的压迫狂潮把他们全都湮没。

曾有一段时间，那些还没被抓捕、还愿意谈论的律师都指出，当局正在不停地关押律师。接着被关押的，就是这些律师的律师。现在，他们开始关押律师的律师的律师。到最后，习近平想做的，可不是检查若干律师：而是尝试贬低司法改革的全过程，最终让它寿终正寝。

习近平本人在这个问题上，发出过相反的信号。一方面，在讲话中，习认为有效的司法体系对现代的经济和社会是必须的。在地方上，他希望压制党政干部对法院的影响力－－在当下他正在扑灭的律师们发起了一场持续数年的运动后－－他废除了劳教制度，这个制度可以在没有律师和法官介入的前提下直接关押任何人长达四年之久。

    与此同时，这位党的领导人也是他誓死捍卫的体制的人质。劳教所虽然不存在了，但公民们还会被各种机构无理由羁押。对习来说，真正独立的司法体系令人恐慌。所以，在新华社提倡“法治”的同一天，它又提到“讨论党和宪法哪个有更高的权威”是“绝对禁止”的。（注27）既然党是高于一切的神一般的存在，那么当然，讨论这些就是亵渎神灵。

    哦对了，还有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实际上，当然只有第一条是被重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句：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第一个倒在习近平独裁狂潮中的公民组织，是新公民运动的倡导者许志永，这发生在习刚上任不久。这个运动提出的要求史无前例：要求国家遵守宪法，包括那些在第一条之后的美好的法条。结果就是虚假审判、软禁和数年的徒刑。

    把2014年12月4日定为”宪法日“，充分展示了党在法律上精神分裂的趋势。香港大学一个记录网络审查的研究项目发现，在微博上，宪法日那天被屏蔽和删除的最多的词语就是”宪法“！北京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在《人民日报》撰文：”讲'依法治国‘和’党的领导‘是一种矛盾，从根本上就错了。”他继续用一种令人吃惊的坦诚解释道：“我国法律本身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法律化、制度化。“（注28）

    在曾经的改革年代，对一个有效的司法体系如何构建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的法官和律师身上。其中，专业化是一个常用词：法官应受到正规培训再辅以高薪。在法律圈子中，西方标准经常作为一种积极的榜样被讨论。独立审判作为理想在越来越多的官方文件中被提及。有些法官更是开诚布公：在大案要案上要杜绝政治干预。

     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多年以来，始终支持这样的运动。但从2017年开始，这位墙上钉钉的司法改革乐天派，突然发起了对司法独立的攻击，警告说中国不可以掉进”西方意识形态的陷阱“。中国的法官和法学界必须对”三权分立“或”独立司法“等有害思潮”亮剑“。（注29）在新浪微博上（中国最大的微博服务商，推特2009年就被封锁了），中国最高法院补充说到：中国当然有司法独立－－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仿佛在告诉一个囚犯享受他的自由，只要呆在他的牢房里就行。

     习近平执政后推出了海量的新法律，似乎主要是为之前一系列暴政做好法律支持或补救。北京民权人士、律师黎雄兵告诉我：“有一次我和同事刚走出办公室，他就被警察拽走了，接着就被拷打和审讯了七八个小时，第二天才放出来。他们压根就没说为啥。当然，跟过去一样，他们想逮谁就逮谁－－但如今他们会编一个理由，以某个法律条款为借口。”你也许可以称之为进步。但你也许会想起约瑟夫·斯大林的断言：我们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稳定的法律。“那是1936年，正是闻名史册的大肃反大清洗的中间时段。

    对中国的独裁者来说，把法律看成控制手段早就司空见惯：让人民匍匐在地的办法之一。近2500年前，商鞅和韩非子这些哲学家就宣扬这样的观点：用严刑峻法统治人民是建立统一王朝和中央政权的必经之路。之后的中国皇帝们都采纳了这些观点，表面上遵从儒道，口头上宣讲道德和仁治，实际上国家机器是由严苛的法律和刑罚的威吓在驱动。当他们试图为独裁统治辩护时，宣传口径往往和1911年辛亥革命的国父孙中山的说法一样。他说：中国人就像”一盘散沙“，没有什么可以把他们凝聚起来。

    这样的理由其实站不住脚。中国社会不是因为遗传性的无法自治所以才需要强力的政府。恰恰相反，是中国的政府故意促成了社会的瘫痪。”民弱则国强，民强则国弱。“《商子》云，“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注30）商鞅写道，在你去面对敌人之前，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战胜自己的臣民。”他继续阐述自己的理念：“战胜臣民就是要去控制他们，就如铁匠要打铁，锅匠要夯土。根基不稳，人民就如飞鸟和走兽。那谁还能治得了他们？治理臣民的根基就是法律。所以善于治理的君主都用法律来阻止人民。”（注31）

    这些关于法律与秩序的观念对今天的独裁者们仍然有用。在杂卜的今日中国，缜密的法律武器固然提供了对现代化国家的治理，其核心仍然是暴政。权力的走廊上贴满了法律文件和法律条文的墙纸，但撕下来也是分分钟的事。独裁者对真正的、一贯的法治毫无兴趣；他的理想是让国民们始终游移不定、惊慌失措。

    中国的法律表述模糊并互相矛盾，以至于每个公民实际上每天都在违法。对绝大多数公民和绝大多数案件来说，这样的违法行为并无大碍－－甚至是必然的。在一个表里不一成为常态的体系中，大多数公民对法律的厌倦态度也就不奇怪了。可是一旦政府注意到你，要跟你算账了，那么随时随地，它都能找到一个适用的条款来对付你。这些法条本来就是用来钓鱼执法和杀鸡儆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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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注释 PSB公共广播服务，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中央电视台。

全书尾注：

18. 1927年8月7日，毛第一次提出这个说法，是在武汉紧急召开的党中央委员会议。参见：邵建斌“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来历与演变” 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17/0613/c85037-29335727.html

19. Adrian Zenz "国内安全经费：对已知数据的一次调查“ 《中国简报》 18卷 第4期 2018.12.3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http://jamestown.org/program/chinas-domestic-security-spending-analysis-available-data/

20. @PDChina 10000只鸽子通过了排查可疑物体的”肛门安全检查“ 2014年9月30日 人民日报 推特报道

21. “跳楼上吊撞火车，官员为何这么极端？”《新京报》2017年7月4日 http://news.sina.com.cn/c/nd/2017-04-08/doc-ifyeceza1579240.shtml

22. Eva Pils:"恐怖的统治?一份中国对话的文件“2016年2月18日  Rule by Fear? A china File Conversation"http://www.chinafile.com/conversation/rule-fear

23. 保护维权者：“设定的台词和舞台：在中国电视认罪的幕后”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2018.4

24. 同上 p24

25. 蒋磊　”最高检：向八大司法顽症亮剑“ 《求是》2015/02/15 

26. “中国律师酷刑个案” ChinaChange.org 2015.5.7 https://chinachange.org/2015/07/05/cataloging-the-torture-of-lawyers-in-china/

27. “绝不允许‘党大还是法大’伪命题干扰政治定力”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2/05/c_1114272511.htm

28. Andrea Chen "人民日报说：在中国讨论法治毫无意义” 《南华早报》2014.10.29 https://www.scmp.com/article/1627657/rule-law-debate-pointless-china-peoples-daily-says

29. 中新社 张子扬 ”周强：要敢于向西方错误思潮亮剑“   中国新闻网 2017.01.14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01-14/8124300.shtml 

30. 商鞅 《商子》 《The Book of Lord Shang》 tr.Yuri Pin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9 20.1

31. 同上 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