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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世界 中国如何施加影响力
“习近平思想.....有纠正和改变现存世界秩序的潜力。” 中国日报 2018/01/30
在伦敦，皇家宫廷剧院取消了一个关于西藏流亡者的剧目。该剧的印度作者阿比舍克·马朱达尔(Abhishek Majumdar)说，是因为害怕中国。英国市政厅给剧院写信，告知该剧的排期适逢中国将要举行的“重大政治会议”，此举有可能损害皇家宫廷剧院将来在中国开展其他项目的能力。(注159)
在斯图加特，德国车企戴姆勒公司在它们的Instagram频道引用了达赖喇嘛的名言：“从各个角度看问题，视野会更开阔。”无关痛痒的警句，印在日历上的格言。但中国人爆发了：领导人认为达赖喇嘛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战狼”。戴姆勒因为给了达赖喇嘛好处，所以现在只能跪倒在北京脚下，并发表公开声明。戴姆勒公司对“严重错误”深感懊悔，他们了解自己“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借此机会，我们将立刻采取切实措施，深化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理解。”这些话听起来仿佛戴姆勒公司逐字逐句的采用了中共的宣传语言。
还有安卡拉，土耳其外交部长承诺“采取措施消灭所有批评中国的媒体报道。”
2017年剑桥--在中国审查部门的要求下--历史悠久的剑桥大学出版社从网站上撤下了三百多篇文章，因为其中有批评中国的内容。在受到来自全球的巨大压力后，剑桥大学出版社又把文章放了回去。
且慢：不是说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像西方了吗？如今中国人在麦当劳吃饭；听阿黛尔和Lady Gaga，开大众、奥迪和奔驰。这是一条错误的迂回路线么？如果我们西方人要跟中国继续交易的话，是不是我们才是应该改变的一方？2017年末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还在谈论以前那些希望：“你得二选一，是下场参赛还是站在边线外嚷嚷着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我个人的观点很明确，你得参与，你得上场，因为在边线外面什么也干不成"。(注160)
库克在公司遭到严厉批评后如此替自己辩护：苹果公司迫于北京的压力移除了应用商店的一些app，这些app能帮助用户绕过审查。几个月后，苹果公司还部署了中国的icloud服务器，以存储中国用户的数据，这些服务器的拥有者是贵州省政府的一家公司--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政府。顺便说一下，苹果公司每卖出三台iphone，就有一台销往中国。谷歌，硅谷唯一拒绝了审查并在2010年撤出中国的公司，在2018年又回到了中国。它在北京运营了一个人工智能实验室。北京出生的李飞飞是当时谷歌AI的负责人，她说：”我相信AI和它带来的利益不应该有国界之分。“谷歌的这一举措并没有引起主流媒体的关注。(注161)
谷歌终究还是上了头条新闻，它被曝光正在为中国市场秘密开发一个搜索引擎--用谷歌的先进技术为中国审查和监控部门服务。项目的内部名称叫“蜻蜓”--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可以看到一切的复眼昆虫，谷歌的工程师要么就是在高级黑，要么就是啥都不懂。在内部员工和美国政客愤怒的抗议之后，眼下谷歌看起来放弃了这个项目--来自“侦听”(The Intercept)的报道指出该项目并未彻底停工。(注162)
那么到底是西方改变了中国，还是中国在改变西方？
对了，他们现在也不听Lady Gaga了--因为她和达赖喇嘛讨论了瑜伽。
说你们呢，都闪开：中国在过来了！
中国早已经是经济上的超级大国，但几十年来一直相当谨小慎微。那样的日子已随风而逝。2017年十月的十九大期间，习近平宣告了一个“新时代”。他承诺中国将“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塑造中国已不够，党希望按照自己的设计来塑造世界。中国的独裁者对世界广而告之，自己才是世界的榜样，这在毛泽东以后是头一次。同时，官方媒体新华社说：“西方自由民主正在沉没，到处是危机和混乱。”中国宣传机构大肆鼓吹“中国道路”，称中国的领导人让中国又一次成为各国羡慕的对象：《人民日报》说，全世界都“感受到习近平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热情”。宣传机器不仅在国内称颂习近平思想是“新式共产主义”--现在它还能“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注163)
两种体制的竞争又来了。还是新华社：“历经了几百年，西方模式走到头了。是时候深刻反思了--这种民主制度在全世界引发了很多弊病，能解决的却寥寥无几。“(注164)习近平下令要”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总算轮到世界来倾听”中国故事“了。是的，中国雄狮现在醒了，习在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时表示，影射拿破仑曾经奉承中国是一头不应该被唤醒的睡狮。”但它是热爱和平的、彬彬有礼的，文明的。“(注165)
中国明白其他国家的一点怀疑--尤其是那些邻国。但“中国人的DNA中没有侵略基因”，习曾经说--自从他这样说了以后，中国的外交官们反复在引用“和平基因”这种说法。(注166) 那么三千年前，只是在黄河中下游拥有几块属地的周朝，如何了变成今天庞大疆域的帝国，宣传机器就视为不可言说的神秘了。
中共现在试图在全球发挥影响力：对政商精英们；对大学、智库和媒体。大多数动作至今无人关注，但卓有成效。在欧洲曾引发了短暂的关注，因为有一个案例是关于英国的保守派作家、人权活动家本尼迪克特·罗杰斯(Benedict Rogers)，他发起了捍卫香港自由的活动。结果他在多塞特的母亲和伦敦的邻居们都收到了诽谤信，在信中罗杰斯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敌人。在德国，部分报道是因为情报部门发出了警告，中国的特工大规模使用社交网络比如LinkedIn“来获取信息并寻找线人”。情报部门还报告了“对国会、政府部门的广泛渗透”。2018年夏，《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曾揭露中国间谍几乎成功招募了德国国会--联邦议院的成员。
正如美国曾努力让世界成为民主的乐园，今日的中国正努力让世界成为独裁的乐园。和俄罗斯人对西方的影响不同--他们通常是进行普遍意义上的破坏和单纯的摧毁，中国人则有着特定的利益导向。同时，它在尝试全面的战略，以建立亲中国的领导人和决策者的网络。首要目标是消除和党不一致的立场--比如，威胁连锁酒店和航空公司，不允许它们在网站上把台湾标注为一个主权国家。这些公司通常都屈服了。
“中国不仅仅是站在欧洲的大门口--它早就登堂入室了。”这句话来自柏林智库MERICS和GPPI联合发布的关于中国影响力的研究报告《独裁的进击》。(注167)中国的行动带来的不安在许多地方爆发，包括欧洲内部和外部。在温哥华--那是很多中国财富人士的移民目的地--当市长用升旗仪式纪念中国的国庆节时，人们大吃一惊。中国国旗在市政厅上飘扬，乐队奏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017年末，首次有关中国"手太长“的国会听证会在华盛顿举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宣布，中国政府企图”引导、收买或强迫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并试图控制对敏感议题的讨论“(注168)，这些针对西方的行为无孔不入无处不在。中情局CIA和联邦调查局FBI的局长都发出警告，中国政府长久以来都试图增加对”社会整体“的影响力，其程度”远远超过了俄罗斯“。
眼下对中国影响力的争论最激烈之处当属澳大利亚。中国是澳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澳洲有超过一百万华人居民（总人口二千四百万），其中一半出生在中国大陆。最近的调查显示，来自中国学生社团--受北京操纵--的压力主要针对那些批评祖国的大学讲师。讲师们打破禁忌的话题比如西藏、台湾或天安门事件，现在学生社团要求更改课程和教材。(注169)他们认为，澳洲的大学应该”考虑中国学生的感情”，因为中国自费留学生每年给学校带来可观的收入。
报告中还披露，北京有计划有步骤地迫使澳洲中文媒体站在党的一边，而几年之前它们还非常活跃和多元。为党服务的商人用金钱来影响堪培拉的国会议员，让他们在敏感议题上按北京的要求发声，比如南中国海争夺岛屿的议题。
澳洲作家和学者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告诉媒体，澳洲的一家大出版商‘艾伦与安文’(Allen&Unwin)取消了他新书的出版计划，因为这本书的主题是批评中国。这引发了极大的骚动和不安。文稿已经完成，但出版商退出了，担心来自书中提到名字的中国人物的投诉。汉密尔顿说，他并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仅仅是因为害怕中国--这”阴影已经笼罩了澳大利亚“--就已经足够了。(注170)在很多澳洲人看来，出版商的举动恰好证明了作者想要论证的--即”一个强大的、独裁的外部国家可以在海外压制对它的批评，而且它发起的运动一路畅通，这场运动将让澳洲绕着它制定的轨道运转。“该书最终由其它出版商发行出版，但这个事件引发的忧虑却变得更加紧迫了。(注171)
在一份给国会的报告中，澳洲安全部门ASIO的代表称，来自中国的各种行动的”威胁程度极高“。在邻国新西兰也有类似的警告。公众们的争论始自情报部门的披露，中国出生的议员杨健曾在洛阳的军校中培养未来的中国间谍。新西兰汉学家安妮-马里·布雷迪(Anne-Marie Brady)是《神奇武器》一书的作者，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对中国试图扩展海外影响力最详尽的著述。(注172)她认为”中国在新西兰开展的秘密的、通过贿赂或强制手段获取政治影响力的活动已经达到了非常危急的水平。“(注173)
在她突破性的报告发表后，布雷迪经历了她自己描述为恐吓的行动。她在基督城的住所和办公室数次被侵入，入侵者很显然察看了她的电脑、手机和U盘。她收到匿名电话和信件（“你就是下一个”）。有人侵入她的车库对她的汽车做了手脚。(注174)
今天是澳洲和新西兰，明天就该轮到欧洲了？中国试图在全球施加影响力的活动不都是秘密的。“软实力”这种靠民族和文化来辐射魅力的方式，似乎对中国不适用。“为什么中国.....一点都不酷？”2017年3月的《外交政策》杂志问道。(注175)好吧，什么时候这世界见过一个酷酷的独裁政权？这个国家只有通过发明火药和纸赢点分了。
皮尤研究中心的进行的一个调查发现，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大多数人对中国的看法是积极的。在欧美这个数字就要小得多；德国人尤其以多疑著称。可是，说到底这些并不要紧，北京清华大学的一名美国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告诉我：“很简单，影响力都是靠钱砸出来的。我们有足够的钱。看看已经在吹喇叭抬轿子的都是哪些人。而且将来我们会更有钱。”
在现实中，北京的手段多种多样--引诱和威胁、招募和渗透。早在2015年，美国汉学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估算中国在这一类形象和影响力塑造的行动上每年投入一百亿美元--比美英法德日五国加起来还要多得多。(注176)这是集体行动，完全不局限于外交方面：大学、智库、友好社团、情报机构都参与了这些行动，也包括在全球进行贸易活动的中国公司（包括私人公司）。当然，党和它那些五花八门的部门都隐身其后。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部门位于北京市中心。天安门（上面挂着毛的肖像在欢迎你）西侧是中南海，这里不对游人开放。这是古代的皇家园林，毛在革命成功占领北京后选择此处作为中央政府驻地。这里是中国的克里姆林宫--就在隔壁，府右街135号就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党通过这个机关来影响海外的中国人。
统战部是列宁的发明，是全世界共产政权的标志。传统职能是吸纳新的社会团体，中和敌对势力，接近有影响力的人物并把他们转化为党的喉舌。在中国，统战部负责管理八个民主党派（像东德一样，它们的存在主要是形式上的）。它还把少数民族、宗教组织和各界名人都纳入了体制。亿万财富的企业家、歌星和演员，加上藏族、蒙古族或维吾尔族的成员--通常身穿传统民族服装--被邀请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最主要的目的是为领导人鼓掌。偶尔代表们也会提提建议，但并没有真正的权力和影响力。互联网新公司的老板也会定期被召唤到统战部的研讨会，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统战部逐渐丧失了影响力，成为一个照顾同志的闲差。现在习近平把统战部从沉睡中唤醒了。他和当年毛一样，称其为中共争夺影响力的“神秘武器”。按照安妮-马里·布雷迪的说法，现在的统战部“受重视的程度是1949年以来所未见的。”(注177)一份流落到《金融时报》手上的统战部手册上写道：“海外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其中许多人把中国看成潜在的威胁和对手，所以千方百计挫败和压制我们。”(注178)幸好，统战部就是”一个让我们解决所有问题取得胜利的神秘武器。“作为在外国领土上行动的战略，中央统战部课本的建议是诱惑和恐吓同时进行。它鼓励干部表现出友好、令人愉悦和自信，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时，他们必须不怕任何困难，建设”钢铁长城“来阻挡所有”敌对势力“。
几十年来，统战部一向都秘密的运作，但2018年起党觉得它没必要继续躲在其它政府部门的后面。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侨务办公室已经被并入统战部，整个统战部现在都直接对外运作。习近平宣布海外的工作也是一个重点。从2018年开始，他建立了新的指导委员会，打通了统战部和党内领导层的直接联络，预示着这个部门在他未来宏图里的中心地位。
统战部工作之一就是把香港和台湾的民众转变为热切的爱国人士。它还负责各项高度敏感的事务：和梵蒂冈讨论让中国天主教（有超过一千万信徒）回归神圣罗马天主教会。这件事罗马天主教会已经盼望许久，但始终无法如愿，因为党坚持每个中国公民--包括中国的天主教徒--在人间要服从的最高权威不能是教皇，必须是党。
这不是持无神论的党和宗教当局的唯一斗争。一段时间以来，统战部和西藏流亡政府在达赖喇嘛的转世化身问题上争论不休，达赖现居印度。这位藏民的宗教领袖近年来多次表示，他绝对不接受在中国境内转世。北京的反应很明显是在恐慌。达赖喇嘛的转世化身要是不在党的掌控下，那对中共绝对是一场噩梦。统战部官员罗布顿珠表示，达赖喇嘛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他不能否认“只有北京中央政府”才有资格认定谁才是他的真正转世者。(注179)这位官员还提醒新华社，“从2007年起国家对于宗教事务的管理文件就清晰的列举了”关于转世化身的现行法规。
统战部的工作人员，通常打着外交官的招牌，透过特别设立的友好协会或文化协会，在海外招募中国商人。西方研究人员只要自己愿意，就能畅游中国，并参加被慷慨赞助的各种会议；相反，批评人士则受到取消中国签证的威胁。对很多汉学家来说，这可能意味自己的职业走到了头。
与此同时，很多大学--包括著名的德国哥廷根大学--有来自北京的资金支持的中国教授职位。间接的资助更不胜枚举。在剑桥大学设立“中国发展”这个教授职位的时候，它发誓三百七十万英镑的捐赠来自私人的中华基金会，和中国政府无关。不久记者就发现这个注册在巴哈马群岛的基金会的实际控制人是温如春，中国前总理温家宝的女儿。中共正在把意识形态的战斗带入西方的大学。从布鲁塞尔到华盛顿，和中共有联系的新智库如雨后春笋，透过它们中国学术界和亲善的外国朋友就能把党的声音传达到海外的高层。皇家联合服务机构进行的一个研究，首次尝试全面展示中国对英国实施影响力的努力，其中写道：通常来说，“中共的首选方式是创造依赖性和引导自我审查、自我限制的政策，英国脱欧会让中国更渴望干预，”报告还预测：“它会继续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目标是投射自己的全球规划并提升自己的利益。”(注180)
通过学生联合会，党努力让海外的中国学生都站在自己一边。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越来越多的学生报告他们受到监视、遭到来自学联的“思想控制”和恐吓威胁，这在英国也很普遍。罗伯特·巴内特(Robert Barnett)是最著名的西藏问题专家之一，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项目的主任，他报告说几名申请研究助理职位的中国学生，后来才发现是中国领事馆派来的。王丹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前学生领袖，他说现在“中国共产党正在把监控延申到海外的批评者。”(注181)党正在用“恐惧和威吓的运动”来让其它国家的中国学生闭嘴。王丹称，在美国大学里，像他的讲座和沙龙这一类“不爱国的活动”会被“间谍或中国政府的同情分子”记录下来，参加活动的中国学生名字会向领馆报告。谁敢越过红线就得冒着中国的家人被骚扰的风险。与此同时，美国一些大学的中国学生还成立了党支部，目的是“引导意识形态”，当他们返回中国的母校后，一些人被要求汇报同学的“反党思想”。(注182)
现在有超过五十万的中国学生在海外留学。北京正尽力争取把更多的学生和研究者组织起来，归属在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的旗下。至少在一个案例中（华盛顿的乔治镇大学），CSSA被证明其部分的经费直接来自于中国大使馆。
有时，学联和大使馆合作组织挥舞旗帜列队欢迎的人群，比如在2015年9月习近平国事访问期间。《外交政策》报道，每个参与的学生事后的酬劳是二十美元。(注183)学联热衷于组织”中国文化“的各种庆祝活动--比如在中国春节时--在必要时他们也会发起政治抗议。比如，当位于圣迭戈的加州大学邀请达赖喇嘛发表演说时。CSSA的代表坚持要见校监，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激烈反对这次访问--尽力模仿和选择美国大学示威活动的观点和术语。他们创建了主题标签#中国学生很在乎，声称邀请”暴虐的“达赖喇嘛不仅冒犯了”中国社区的感情“，而且还是对”多元化“和”包容性“的侮辱。即便如此，学校的立场仍然很坚定，达赖喇嘛也发表了演讲--这跟几年前北卡罗来纳州大学取消邀请不同，当时学校的孔子学院坚决反对达赖到访。
把中国的海外公民变成党的马前卒只是统战部的功能之一。更多时候，它试图招募海外华裔，尽管他们已不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它试图动员一种泛化的中华爱国主义，一种中国传统中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当然，全球执行人必须是中共。2018年中国宪法修订包括了把”努力复兴中华民族的爱国者“加入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人民日报》发表了头版文章，邀请全世界的”中华儿女“来分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繁荣昌盛。(注184)
这种对种族团结的动员，在宣传中变得越来越普遍，这也激起了海外华人社区的反抗。"当一个国家把爱国主义武器化，还动辄代表它的人民，它就模糊了人们的身份感，如果你已经穿越了国家和语言的边界，那么原本你的身份认同就有点乱。”这是程阳阳(音译)一条被大量转发的推特，她是在美定居任教的物理学家。她讲的故事是她自己被CSSA要求去欢迎中国领导人的国事访问（“每个人都要去，才能超过‘自由西藏’等团体的示威人数”），还谈到了"狡诈无情的国家“如何利用”人民的弱势“。(注185)
不管到哪里都不能躲过中共的眼睛，这种无远弗界的感觉让人们越来越不安。这个范围远远超出了美国、澳洲和欧洲各个大学的讲座会场和研讨会议室。香港书商、瑞典公民桂民海被绑架，他在泰国的度假村失踪，重新出现的时候已经身在中国的监狱，这也许是中国安全机构近来最惊人的一次跨境行动，但绝不会是最后一次。被流放的人权活动者和异议人士，西藏人和维族人，也是中国间谍部门的目标，经常受到恐吓和威胁。
这些威胁主要针对仍旧在大陆居住的家人。比如前面提到过的记者长平就是例子。因为批评政府，他在广州报纸《南方周末》的编辑职位被解聘。现在他被流放，定居德国，为《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写专栏。2016年3月他向中国异议人士发表公开信，呼吁党首习近平下台，之后他在四川的弟弟和妹妹被拘押了好几天。警方宣称，他们并不是被‘挟持’，而是被传唤，因为‘森林火灾”。同时，长平收到弟弟的短信，恳求他撤回公开信，也不要再发表批评党的文章。之后，四川一个半官方的网站发布了弟弟的公开信，宣布他对长平继续在德国“散布谎言”和“恶意攻击政府”感到“非常失望”。
在法国的维族人--包括法国公民--谈到被中国警官接触并索要个人文件。警察通常通过电话和微信联系你。他们要知道你的家庭和工作地址、近照、法国身份证件的扫描件、甚至结婚证书和学位证书。《外交政策》引用了一段微信的对话："你好，我是某某警察局的警官，让我们好好聊聊，不然我们就要每天去你父母家，这多麻烦。”(注186)
同时，中国对西方大学提供大笔费用，以在学校安插孔子学院--这对那些经费紧张的大学尤其有吸引力。2013年主政后不久，习近平就在孔子故里曲阜发表讲话，盛赞了孔子，曾经被毛批倒批臭的孔子。习称党是传统价值的守护者，习把最热情的赞美送给孔子学院，它像蘑菇一般开遍了全球。习近平说，孔子学院的成功，展示了西方对中国智慧如饥似渴：“他们那些资本主义是最高善举的理论摇摇欲坠，社会主义才是奇迹。”他声称，西方的自信不堪一击，“西方国家都在或明或暗地把自己和中国的政治经济路径相对照。”
2004年共产党决定把孔子塑造成他们的歌德和塞万提斯--有着全球使命的国家文化机构的代表人物。今天，在一百四十二个国家有超过五百家孔子学院（本书写作时，英国有二十四家），超过一千个孔子课堂。2017年政府声称超过一千三百万人参加了学院的课程。孔子作为一个品牌再次具备了吸引力。不管你在哪里看到他，党都在幕后注视着你。 还能有其它可能么？按照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说法，孔子学院是“中国在海外体现软实力的重要元素。”孔子学院扮演的就是中国版本的英国文化协会或歌德学院，但有理由相信，从本质上，它们是截然不同的。再引用一句李长春的话：“通过中国的语言进行渗透完全合情合理。”
学院的北京总部是"国际汉语协会办公室“，中文简称汉办。汉办的网站称自己是”教育部直属机构“。这只是部分事实：实际上，汉办是由一个控制着十几个相关办公室的领导小组管理的，这个领导小组还控制了宣传部。直到2018年解散前，小组的领导人都是副总理刘延东--中共政治局委员。
学院设置的模式从基础上就和它欧洲的同行不一样。英国文化协会和德国歌德学院都是独立运营的机构，有他们自己的场地。而孔子学院则相反，是和当地大学合作办学。英国、德国或法国的大学提供场地和基础设施；北京则通过汉办提供资金；某一个中方的合作大学提供师资；每一方都指定一个自己的监理人。几年前则爆出一个争议事件：我们的大学可以容许自己被一个独裁政权收买么？一个德国汉学家争辩道，这个学院真的是”中国潜水艇“么？有一点可以确认：这些大学邀请了中国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来学校安家落户。这事之前从无先例。
既然汉办的核心业务是和全世界进行对话，那么要找个人做采访实在很困难。我在2014年首度提出的采访申请两个月无人应答，甚至一度连电话也无人接听。终于，中国语言文化传播研究所的张静告诉我她可以接受采访。这个研究所为汉办提供关于孔子学院的合作和扩张的战略性建议。曾在美国留学的张静说，他们最重要的目的，是"将中国思想带入西方的话语。”她说，毕竟汉学是由西方的传教士奠基而来，到今天仍然被西方掌控着。“在中国的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被研究的对象。这带来的风险就是，要么你被塑造得过于正面，要么就被严重扭曲。”北京现在当然不担心过于正面。任何时候，汉办都乐于资助全球的汉学家们：“我们明白各地的人文学者的处境都越来越艰难。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国家，中国现在有能力支持这些研究。”
不断有审查和自我审查的报道出现，尤其在美国--那里有超过一百所孔子学院。几年前在洛杉矶，汉办宣布在美国大学理事会(US College Board)的合作下，已经开办了二十所孔子学院。理事会主席大卫·科尔曼(David Coleman)欣然作诗：“汉办就像太阳一样。它照亮了在美国发展中文教育的道路。大学理事会就像月亮一样。我很荣幸能反射我们从汉办收到的阳光。”(注187)
与此同时，来自保守游说团体全国学者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的报告则建议关闭美国所有的孔子学院。有几所大学已经走出了这一步，不但在美国，还有其它地方。在激烈的公开争论后，芝加哥、费城、斯德哥尔摩和里昂的学院都已关闭。德国强调在德国高校中开设的孔子学院是特殊的，和学校并无瓜葛（这和美国不一样，美国的孔子学院课程和高校自身的教学是一体的，甚至还能拿到学分）。莱比锡大学的菲利普·克拉特说：“美国这样做的潜在冲突太多了。”德国的孔子学院几乎都注册为自愿协会(e.V.s)，主要向公众提供语言和文化课程，和所在高校的日常教学活动完全区分开来。
也许是这样，但汉办肯定不满足于仅仅提供开设语言和太极课程。北京公开宣布它的目的是要打造“新汉学”。张静说：“我们的学院在全球开展语言、书法和饺子制作的课程，这些可不够。我们希望孔子学院能把我们的愿景带给全世界的学术圈，带入汉学。很简单，人们现在对我们国家的想象是错的。我们希望新的汉学可以更多地融入中国的政治经济，我们希望它能告诉人们，我们不能走西方的道路。”
如果你相信来自德国西部波鸿的汉学家海纳·罗兹(Heiner Roetz)的话，那意味着汉办在闯空门。罗兹说，"和学院达成伙伴关系甚至可能与某些人保护中国政权的潜在意愿有关，尽管这会招来很多批评。然后他们会说让中国走自己的路吧；这毕竟是不一样的文化。真正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什么孔子学院--而是汉学中的文化相对主义。”
有时汉办让它的朋友们很难堪。2014年7月底，欧洲的汉学家们聚集在葡萄牙的小镇布拉加(Braga)和科英布拉(Coimbra)，召开欧洲中国研究协会的会议，北京却闹了一个大大的丑闻。汉办主任徐琳和另一个副主任，特意从中国赶来参加会议，因为汉办也是赞助人之一。她发现另一个赞助人来自台湾--并且这个赞助人的标志也印在会议材料上--于是她下令收回所有的会议材料。许多陌生的中国人排成一行，一边说“不好意思，我的忘带了”之类的话，一边从那些不知所谓的代表手中拿走了材料。第二天，会议材料送回来了，那冒犯了北京的一页被撕掉了。与会代表之一，来自弗赖堡(Freiburg)的历史学家和汉学家丹尼尔·里斯(Deniel Leese)说，“这让人太吃惊了。”之后，欧洲中国研究协会的主席罗杰·格里特雷克斯(Roger Greatrex)发表了一封愤怒的公开信，发对这种审查行为，并称孔子学院总干事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注188)
孔子学院的巨大开支在中国也引来了一些批评。但习近平似乎有个规模更大的计划。2018年初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在习主持下开过一个会，通过了改革孔子学院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可以在《人民日报》网站上找到，里面有关于未来的宏伟宣言，学院要更好的为“强大中国的外交服务”。(注189)党很明确地把学院看作是施加影响力的工具。在瑞典的一次电台采访中，中国驻斯德哥尔摩的大使说，孔子学院的教师当然有”责任“告诉学生和同事关于天安门广场屠杀的”事实真相“。鉴于以上这些来自北京的清楚明白的消息，那些作为合作方的西方的大学的同仁们还在为学院辩护的话，往好的说也是天真到极点。我们得想尽办法，让孔子学院搬出我们的大学。
如我们所看到的，党一直都在关注西方的学术出版社。和中国做生意风险很高，尤其当你用学术自由做筹码的时候。剑桥大学出版社(CUP)，以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自居，在2017年被曝光应北京的要求对出版物进行了审查。在回答记者的质询时，剑桥大学出版社承认，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它们从享有盛名的刊物《中国季刊》的网站上移除了三百多篇学术文章和书评。突然之间，许多欧美知名的汉学家发现他们的著作上了黑名单。在一份声明中，出版社称它们和北京在审查上的合作是为了“保证其它学术和教育资源可以继续向中国市场的研究者和教育者开放。”(注190)我们也许可以加上一句，这是个很赚钱的市场：像其它出版社一样，剑桥大学出版社在中国靠卖书挣了不少钱。
一开始，搞中国研究的这些人被惊呆了。接着就是爆发。谴责的声音从全世界涌来。学者、记者和民权活动人士称出版社的行为”可耻“--一种”投降“。一个教授发推特：”可以说它实用主义，更合适的说法是可怜虫。“(注191)大家的感受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出卖了自己的灵魂。"麻省理工的格雷格·迪斯泰霍斯特(Greg Distelhorst)和康奈尔的杰西卡·陈·维斯(Jessica Chen Weiss)在一封公开信中说，”要去讨好权贵的话，学术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中国的审查史将来一定会为剑桥大学记上这一笔。“(注192)乔治镇大学的詹姆斯·A·米尔沃德(James A.Millward)争论道：”这不仅是对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作者极不尊重；它还显示了对中国读者的厌恶和不屑。“(注193)
最终，剑桥大学出版社撤回了这个决定，重新发布了被移除的资料。它还发布了一个声明盛赞学术自由是最大的善，并自辩审查仅仅是个”权宜之计“。但即便在这次骚动平息过后，人们依然怀疑这样的审查可能会卷土重来。随着每次狼来了的警告，愤怒会越来越平淡，审查也慢慢变成了新的日常。
几个月后，同样的戏码在柏林再次上演，施普林格·自然是全球最大的学术出版商之一(注194)。它的网站在中国可以访问，其中一千多篇涉及关键字台湾、西藏、文革或天安门的文章被删除。施普林格·自然和英国同行的反应截然不同，对来自作者的批评一笑置之，对冒犯北京的内容继续屏蔽。几天后，中国的国家媒体祝贺施普林格·自然和中国互联网巨头腾讯成为“战略合作伙伴”。柏林对各种质询的回应是一篇干巴巴的新闻稿：“在中国屏蔽相关内容是一件事，和中国互联网公司腾讯的合作是另一件事，两者并无关联。”按照公司网站的数据，到2018年5月，施普林格·自然和中国的合作伙伴一共发行了超过110种学术期刊。
只要能买来西方精英的合作，中国很乐意掏出真金白银。中国一直在设立新的基金，让“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都能得到各种荣誉头衔和薪水优厚的职位。皇家联合服务机构用一个术语“精英捕获”来描述这种机制，这样一来，这些高收入的顾问们会变得“更容易顺从中共的目标”。(注195)中共慷慨解囊的对象包括了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林(Jean-Pierre Raffarin)，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鲍勃·卡尔(Bob Carr)，现任澳中关系协会主席（目标是传播澳中关系“积极乐观的理念”）。当德国前副总理菲利普·罗斯勒(Philipp Rösler)出掌一个纽约基金的时候引起了轰动--这个基金部分被神秘的HNA公司拥有，传说该公司和北京的红色贵族过从甚密。当然别忘了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这位曾宣布中英关系“黄金年代”的首相，自2018年起运营一家英中投资基金，该基金将为支持“一带一路”投入十亿美元。(注196)这肯定少不了来自北京的啦啦队。
同时，党还发动了全球范围的媒体攻势。它的对外广播如CGTN（电视台）和CRI（电台）得到了大量的长期预算资金。2018年春，它们和国家媒体CCTV和CNR合并成为一个新实体：“中国之声”。这个名字见证了美国的长期影响力：先前，美国梦变成了中国梦；现在美国之音又有了对手中国之声。这个新机构是全球最大的宣传机器之一，并直属于中共。按照新华社报道（新华社也在努力扩展海外的影响力），该机构的使命是“宣传党的理论、目标、原则和政策”，同时，更重要的，是“讲好中国故事。”到2018年12月，新的宣传频道CGTN位于伦敦的欧洲总部已经发布了超过三百五十个新职位的招聘广告，招募有经验的电视记者。按照媒体报道，薪资将远高于伦敦平均。
CGTN声称自己的观众数达到了十二亿，分布在英国、俄罗斯、阿拉伯、法国和中国，这意味着它是全球最大的广播公司。2017年播出的一段视频中，它主张中国以外的人们被“西方价值观的记者们洗脑“--所以必须制止。这段话出自这样一个国家，它目前在”无国界记者“的新闻自由排行榜上排名176，倒数第四。
年复一年，非洲的大群记者都会飞到中国去接受”培训“。中国通过数字化电台和电视频道向许多非洲的编辑们提供新闻稿、技术装备和财务支持。它还在境外铺设光纤网络、开设数据中心、发射电视卫星--这都是”数字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在美国，宣传部购买了”发现频道“的播出时间段，专门用于播放三集庆贺式纪录片《习近平治国方略》，按照党媒的说法，该片”聚焦于中国将为世界提供些什么。“位于北京的《中国日报》也花费巨资让它的宣传专栏”中国观察“发布在西方主流报纸如《华盛顿邮报》、《费加罗报》，甚至有一次在《南德意志报》上面。据传它给英国的《每日电讯报》每年带来七十五万英镑的收入。
在德国电视上，"你好德国”这个感觉良好的节目是由新华社共同制作的，最近它刚刚播出了第五百期。在中国，这样的战略被称为“借船出海”。宣传部长刘奇葆说，当然能直接买船就更好。例如忠于北京的企业家就买下了香港的《南华早报》，又如被路透社的调查所发现的，有人悄悄地收购一个电台的股份，这个电台覆盖了华盛顿和周边地区。(注197)
在中欧和西欧，中国公司也在投标购买数家媒体集团。政治局委员刘奇葆总管这些活动。他掌管着权力巨大的党的机关--”中共中央宣传部“，现在被重新包装为”政府宣传部门“，仅仅是为了让外国人听着舒服一点。（在中国它仍旧沿用旧名：宣传部）意识到换个标签肯定糊弄不了自己人，北京还试图让西方的专业人士来帮忙。像伟达(Hill+Knowlton)、凯旋(Ketchum)、奥美(Ogilvy)等等大牌公关公司都曾帮助中国政府美化其说辞。
最好的投资是在好莱坞，这里不仅能看到一波中国联合制作的影片，还有来自中国公司的收购狂潮，首当其冲的就是大连万达集团。2012年万达收购了AMC，美国最大的连锁影院运营商--四年后，它又收购了传奇影业，这个好莱坞制片厂曾出品过蝙蝠侠系列和侏罗纪公园系列。万达的创始人王健林通过房地产业成为中国首富--像其它商业巨头一样，他和党的领导层有着深厚的关系。在一次采访中王曾说，他的公司自然认为自己是在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做贡献。
中共当然也乐见本土电影能在艺术品味上胜过西方电影--来对抗好莱坞的软实力。2019年春国家电影局局长王晓晖为中国导演们设立了一个高标准：到2035年，中国要成为像美国一样的“电影强国”。王很清楚中国现代电影制作到底缺什么：“我们讲故事的水平远远落后于好莱坞和宝莱坞，”他向大家讲述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大好前景。其实这样的现状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不是由于中国缺少杰出的导演和演员，而恰恰是因为王晓晖这样的官僚和他背后的体制。他在讲话最后对艺术家们说道，新一代的中国电影应该多拍“爱国故事”，中国的电影工作者绝不能“挑战政治体制”。(注198)这就是党反复陈述的悖论：把自己给阉了，再多生几个！
在西方电影圈，中国的资金比中国的艺术感染力要有用多了。尽管有几个折戟的案例（交易失败，电影停拍），今天的好莱坞的大片仍然瞄准中国市场并按照那里的规则行事。这个市场的巨大规模让人垂涎：中国的电影观众人数在过去十年里以两位数的百分比在增长，2018年初，中国的票房第一次反超了美国。
好莱坞开始认真考虑中国的审查，并有一定的实际影响。北京的国家电影局禁止进口有以下内容的电影：攻击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威胁中国的社会稳定、统一和主权，或丑化中国领导人的个性。在合拍片中，国家电影局明确规定要“弘扬正面的中国元素”。
中国电影导演从电影《天注定》的一次推广活动回国后，他告诉我在纽约和一名电影记者的谈话。他们问他，对于好莱坞制片人在和中国审查当局合作方面，他有什么好主意。贾说，“我都无语了，它让我心里发毛。”演员理查·基尔(Richard Gere)因为批评中国并是西藏的好友而出名，他告诉好莱坞的记者他被踢出局就是因为中方不想让他干。中国坏蛋从脚本中被剪掉，中国的侵略军队（参考电影“赤色黎明”red dawn）在数码编辑室被匆忙修改成北韩军队。在制作的前期，编剧越来越多的在剧本中加入中国男性或女性英雄人物。
比如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2015年的电影“火星救援”(The Martian)，中国国家航天局CNSA使用运载火箭帮美国航天局NASA走出了绝境，挽救了失陷在火星的宇航员（演员是马特·达蒙 Matt Damon）。“火星救援”在中国的票房是九千四百万美元。而现实中的CNSA局长许达哲，引用该电影作为证据说道：“我们的美国同行强烈希望同我们共事。”但非常遗憾，合作的道路上“有一点障碍”--这暗指美国国会在2011年的法案，禁止NASA以任何方式同北京合作，理由是国家安全。
比起俄罗斯那种谣言炒作，中国要高明多了--主要关注点是基础架构和各研究机构。在中国已经炉火纯青的 "思想工作"，正在各个你能想象到的层次上扩散。目标就是全球新秩序。
中国是在全球的宏大尺度上追寻其目标。它对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动了越发积极的外交战。在2018年4月，他们第二次尝试通过一个他们自己的提案--让他们所谓和谐的、本土化的宣传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这个提案倡导一个“共享未来的社区”和在人权领域的“互惠合作”，提案的推荐人包括叙利亚、埃及、缅甸、布隆迪和厄立特里亚。(注199)用词似乎完全无害，最多是有点花哨，但人权活动家认为这个提案是试图重写国际人权规范的第一步。中国驻南非大使在《人民日报》英文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在追求人民的幸福和.....人类的发展，今天，十三亿中国人民正在安享他们的和平岁月，他们自由幸福，不用担心战争和冲突。中国有着飞速的人权进步和完善的人权保护，在人权方面为全球做出了典范。”(注200)
这个“共享未来的社区”也是党试图在网络上创建的。它相信，全球互联网急需重塑。它应该安全、有序、服从。这就是在南方的乌镇搞世界互联网大会的目的。2014年以来，每年来自全球的政治家、科研人员和商业巨头都聚集到这里，目的是要传播大会的理念--互联网应该在全世界都“为国家安全服务”并“尊重国家主权”。乌镇位置绝佳：一座费尽心机还原旧貌的中国南方水乡古镇，有风景如画的运河和石桥。古代中国在这里作为一个利润丰厚的主题公园重现， 主打旅游产业。被清除一空的不但包括以前的住户，还有尘土、垃圾和任何形式的生活。它被一条长长的城墙、几道城门和宽宽的护城河与外界隔开。现在，它就是一个漂亮的空壳，等着被贸易和宣传填满--当然啦，填充的每个点滴都既开放又充满活力，就跟中国的互联网一样。
这个大会的主持者是中国互联网的管理部门CAC，所以西方政客都敬而远之。王沪宁是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总负责人，他在2017年12月的开幕式上发言倡导“虚拟空间上共享未来的社区”，但醉翁之意不在酒。蒙古、巴基斯坦和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副总理却听得很认真。对他们来说，中国“有效的互联网安全管理”令人敬佩--而且有可能“在我们这些国家运用”，这是泰国军政府代表的致辞原话。(注201)
西方的政客也许缺席，但西方的科技精英们却对乌镇趋之若鹜：他们应邀而来，就等于迈进了神奇的中国市场的大门。2017年，苹果公司的老板蒂姆·库克知道如何给邀请他的主人唱赞歌；他说“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就在同一个星期，华盛顿的NGO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又一次把中国加冕为“全球最恶劣的网络自由的践踏者"，甚至比叙利亚和埃塞俄比亚还要糟糕。(注202)毫无疑问在库克的脑海里回荡的是王沪宁的发言片段：”让我们把数字经济的蛋糕做得更大！“其它出席者还包括了思科、IBM、谷歌和脸书的高管：这个蛋糕的诱人香气吸引了硅谷的众多巨头，他们都准备了风趣的发言稿--哪怕那些产品和服务在中国市场被拦截和封杀的公司亦然。
在高管们谈论网络、开放和桥梁建造--水乡的暗喻在乌镇特别风行，隔壁房间正上演着另一出戏码。在金星会议室，公安部联合主办的“打击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国际合作论坛”正在进行。教授张经平（音译）说，很不幸的是，境外媒体经常会使用“恐怖分子的语言”。中国应该更加努力地回击：“我们应该用自己的语言在全世界回应。我们自己的叙事必须赢得先手。”
来自上海的教授梅建宁（音译）继续举例阐述这个问题：他给出了三个理由，说明为何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应该被归为”恐怖组织“--这个大会在慕尼黑成立，被德国当局认定为流亡者的和平组织。首先：“他们歪曲了事实，使用了污言秽语。”其次：“他们散播我国一带一路项目的负面消息。”第三：”他们与其它反华组织合作。“梅教授建议中国政府给推特和其它西方社交媒体公司更大的压力，促使他们关闭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其它类似”恐怖组织“的账号。
当天发言的外国客人包括土耳其安卡拉的一名警官和伊朗驻北京大使馆的一名联络官员，该官员认为美国政府才是互联网最大的恐怖威胁。会议主席最后总结道：”这将是一场苦战，我们要迎头赶上。“
北京已经有了一些合作伙伴。俄罗斯就证明自己是个一心求学的好学生。几位中国审查系统的创建者曾到访莫斯科去传授他们的经验。2016年前互联网总管鲁炜和防火墙的总设计师方滨兴，一起参加了第七届互联网安全国际论坛。该论坛的举办方是康斯坦丁·马洛费耶夫创建的互联网安全联盟，他与克里姆林宫、GRU（俄罗斯的军情机关）和东正教会关系密切。不久后，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就和习近平举行了一次峰会，并同意在互联网和虚拟空间安全方面加强合作。对俄罗斯人来说，获取高端新技术是主要目的：比如中国公司华为就将帮助克里姆林宫建造新的数据存储系统。
人权观察透露，中国电信公司ZTE曾帮助埃塞俄比亚政府建立了电信系统，帮助政府监视活动人士、记者和反对派人士。(注203)面部识别相机的厂家和其它AI技术公司出口的货物越来越多。2018年初依图科技宣布非洲是下一个重要的市场，而早在2017年华为就声称自己的智慧城市概念已经在四十多个国家的超过两百个城市落地。客户可以决定订购的智慧城市是否附带监控组件--当然公司的销售在演示时会极力推荐购买全套服务，因为这样更安全：“安全城市是智慧城市的基础。”(注204)
南美也有大把的买家。根据新华社的重点报道，中电集团（CEC）为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政府搭建了监控网络。(注205)CEC是一家国有企业，并为中国军队提供产品。在厄瓜多尔，CEC安装了全套监控摄像头网络并与ECU911安全系统集成，外加一套智能手机监控系统。犯罪率一下子就下降了四分之一。时任厄瓜多尔总统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对中国表示感谢，因为中国慷慨捐赠了一部分监控设备。
2018年，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又一次把中国加冕为“全球最恶劣的网络自由的践踏者"。报告中提到，“2018年全球互联网自由度连续第八年下降"--这种下滑可以直接追根溯源到”中国模式的广泛审查和自动监控系统“在全球的泛滥。(注206)在被调查的六十四个国家中，中国出售了互联网和电信基础设施给其中的三十八个国家，并向十八个国家出口了带有AI功能的监控技术。中国还在三十六个国家开展了互联网管理和新技术的培训，在其中的越南、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这直接导致了照搬中国模式的新法规。
例如，在津巴布韦，自由之家报道了一家中国公司云从科技(CloudWalk)正在搭建全国性的监控和面部识别系统。作为交易的一部分，津巴布韦同意将几百万公民的生物数据发往中国的服务器，这样云从科技可以训练它们的算法来识别更深的肤色。自由之家写道：”这些趋势对开放的互联网的未来和全球范围内更大的民主前景构成了威胁。"在2017年的党代会上，习近平发表了他把中国变为“网络超级大国”的计划。在讲话中，他认为中国模式是“为其他国家和民族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加快发展提供了新选择。”
任何技术，包括人工智能系统和监控摄像头，都可以用来行善，也可以用来作恶。其日益增长的成熟性和有效性对任何派别的领导人都构成了一种诱惑--而方兴未艾的中国模式的输出，正值世界各地的自由和民主受到威胁之时。
全书尾注：
160.Dan Strumpf,"苹果的蒂姆·库克：不需要对中国大喊大叫” 《华尔街日报》2017/12/07
https://www.wsj.com/articles/apples-tim-cook-no-point-yelling-at-china-1512563332
161. https://www.blog.google/around-the-globe/google-asia/google-ai-china-center
162.Ryan Gallagher "谷歌雇员揭秘正在开发审查版的中国搜索引擎“ 《The Intercept》2019/03/04
https://theintercept.com/2019/04/04/google-ongoing-project-dragonfly/
163. 贾文山 ”习思想的包容性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 《China Daily》2018/01/30
http://www.chinadaily.com.cn/a/201801/30/WS5a6fb50ba3106e7dcc1377af.html
164. Li Laifang 李来芳 "开明的中国式民主让西方蒙羞” 新华网 2017/10/17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7-10/17/c_136685546.htm
165. Teddy Ng, Andrea Chen, "习近平说世界无需害怕一头正在醒来的‘和平的狮子’”，南华早报 2014/03/28
166. 例如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宋彦斌在联合国和平大学发表的演说，哥斯达黎加 2016/12
167. Thorsten Benner, Jan Gaspers, Mareike Ohlberg, Lucrezia Poggetti ,Kristin Shi-Kupfer
“独裁的进击：回应中国在欧洲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 Berlin, MERICS and GPPI, 2018/02
169. 权力和影响：中国软实力的强硬一面 2017/06/05
https://www.abc.net.au/4corners/power-and-influence-promo/8579844
171. 克莱夫·汉密尔顿 《沉默的入侵：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力》 Melbourne 2018, (Silent Invasion: China's Influence in Australia)
172. 安妮-马里·布雷迪: 《秘密武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治影响力行动》Christchurch, 2017/09
174.Eleanor Ainge Roy, "我被监视了：安妮-马里·布雷迪，中国批评者生活在对北京的恐惧中” 卫报 2019/01/23
175. George Gao, "为什么中国一点不酷？“ Foreign Policy 2017/03/08
176.David Shambaugh, "中国推进软实力” Foreign Affairs, 2015/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5-06-16/china-s-soft-power-push
177. 同172
178.James Kynge, Lucy Hornby, Jamil Anderlini ”中国争夺世界影响力的‘神秘武器’揭秘“ FT 2017/10/26
https://www.ft.com/content/fb2b3934-b004-11e7-beba-5521c713abf4
179. 达赖喇嘛不能否认中央政府在转世化身问题上角色（Dalai Lama can't deny China central government's role in reincarnation）"China Daily" 2015/09/06
https://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5-09/06/content_21800755.htm (原注新华社链接失效，译者更新)
180. Charles Parton 中英关系。影响和干预的边界在哪里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RUSI Occasional Paper, February 2019
https://rusi.org/event/china–uk-relations-where-draw-border-between-influence-and-interference
181. 王丹 “北京阻碍美国的言论自由” 纽约时报 2017/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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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Bethany Allen-Ebrahimian, "中国共产党在美国大学设立党支部" 'Foreign Policy'2018/04/18
183. Bethany Allen-Ebrahimian, "中国的长手已经伸进了美国的校园“ ‘Foreign Policy' 2018/03/07
184. 让中华儿女共享幸福光荣 《人民日报》2018/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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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twitter.com/yangyang_cheng/status/965351874571505665
186. Bethany Allen-Ebrahimian, 中国警察向法国的维族人索要个人信息 Chinese Police Are Demand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From Uighurs in France 《外交政策》2018/03/02
187. 《中国日报》2014/05/30 美国的孔子学院之旅
http://global.chinadaily.com.cn/a/201405/30/WS5a2fc6f3a3108bc8c6729bf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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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孔子学院要更好的为中国外交服务“ 《人民网》 2018/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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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Charles Parton, 中英关系，怎样划定影响和干预的边界？"China–UK Relations: Where to Draw the Border Between Influence and Interference?
"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Occasional Papers, 20 February 2019
196. Jim Pickard, "Cameron faces scrutiny on UK-China fund" 《金融时报》2018/04/22
https://www.ft.com/content/b558418a-43ee-11e8-803a-295c97e6fd0b
197. Koh Gui Qing and John Shiffman "北京的秘密广播网“ Reuters 2015/11/02
ttps://www.reuters.com/investigates/special-report/china-radio/
198. Rebecca Davis, China Aims to Become ‘Strong Film Power’ Like U.S. by 2035, Calls for More Patriotic Films 中国想要在2035年成为美国一样的电影强国，并呼唤更多爱国主义电影 “Variety” 2019/03/03
199. https://undocs.org/en/a/hrc/37/L.36
200.Lin Songtian "China is setting up a new model for world human rights" 中国为世界人权树立了新典范 “人民日报”网络版 2019/01/17
http://en.people.cn/n3/2019/0117/c90000-9538911.html
201. 泰国副总理巴金(Prajin Juntong)，2017年12月3日，在乌镇互联网大会的致辞
202. 原注失效，译者更新。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net/2017/manipulating-social-media-undermine-democracy
203. 埃塞俄比亚：电信监控侵犯人权"Ethiopia: Telecom Surveillance Chills Right " HRW 2014/03/25
https://www.hrw.org/news/2014/03/25/ethiopia-telecom-surveillance-chills-rights
204.Diana Adams, "Real Life Huawei Collaborative Smart City and Safe City Solution in Action" 现实生活华为协同智慧城市和平安城市解决方案在行动 Medium 2017/11/15
205. "Chinese technology brings falling crime rate to Ecuador"中国技术给厄瓜多尔带来犯罪率下降 Xinhua 2018/01/19
http://xinhuanet.com/english/2018-01/19/c_136908255.htm
206. Freedom on the Net 2018. The Rise of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Freedom House, 2018/11
2018年的网络自由--数字专制主义的崛起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net/2018/rise-digital-authoritar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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