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歌

SOASian × UNNCer × 湖南人

母语露了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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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朋友介绍,我在本月初也用上了Clubhouse。可我没能成为重度用户,因为中英夹杂的言语方式有时让我不舒服,而这种情况在房间里常常发生。

从词汇替换上看,大概有三种类型,不过真正膈应人的只是其中一种。有的人母语并非中文,或者中文并非成长环境中的主导通用语言,因此出现的多语言混合,实属自然,而且这种混合蕴含着创造力,是值得长时间追踪的情况。在SOAS就是如此,学生的家庭背景和语言习惯已然多样,带入各种语言的学习当中,不时能碰撞出有趣的组合。比如我的日语课上就有一位能混合粤语和日语、却不能说普通话的小哥。另一种情况是中文里找不到合适的对应词,只能从英语或其他语言中借词,以确保意思表达准确。在英文文献和课堂里浸泡的人应该会有同感,因为不少领域的专门词汇、人名地名等确实难以翻译,或者是翻译方法太多找不到通用的版本,比如说religiosity这个词,我就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译法;反过来也成立,一些其他语言和文化中的概念引进到英语中时,也会有翻译的困难,有的是继续用旧词,比如用immortal翻译“神仙”,有时候则直接取外语,比如tsunami和raj。其他语言中更是常见,比如法国人名字是用法语读法译还是用英文读法译,这就造成了Émile Durkheim和Pierre Bourdieu的数个名字,比如做德国哲学的人总会把德语词挂在嘴上,再比如日文汉字有时并不能直接挪用,“総理”要译成“首相”。而真正让人不舒服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夹杂的词汇都能在中文中找到常见的对应词,也就是说,完全没有替换的必要,比如personally,basically和motivation,idea等等,有时甚至能听出是从中文转译过去的二道货,比如“什么是你的ideology”这种让人匪夷所思的表达。第三种情况恰好是最多的。

用一种特定的语言方式为自己装点门面并不鲜见。在国内,“说好普通话”不止是为了便利各地区的人交流而已,它还有符号的性质,区别出了“受过教育”和“未受教育”两个群体,说话带口音,则顺鄙视链下沉;而能否说英语,则在“受过教育”的群体中再次区分出“受过良好教育”和“受过一般教育”。在说话时掺入几个英文词,成了自我标榜“受过良好教育”的捷径,同时也劝退了只“受过一般教育”的人。但是想来这种自我标榜和劝退也是有条件的:加入的语言一般得是英语。兴许是因为英语作为通用语,会的人多,使用的场合也多,夹杂英文的时候,倒也能保证交流的顺畅。不过,如果是说一些使用人数和场合都较少的语言,比如意大利语和德语,则会有听不懂的风险,反倒干扰了交流。如果加入的是更为冷门的语言,比如波斯语和乌尔都语等,除了干扰交流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作用。而如果加入的是在国内比较热门的日语和韩语,整个对话的感觉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不说联想到动漫和综艺,连对话双方的年龄似乎都会拉低。然而,选择可以加入的语言,并非只是按照使用的人数和范围来定的,比如两个要素都高的法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相对来说就不是优先选项。所以,英文得以成为一个优先被加入的语言,除开其使用情况之外,还有其他要素的加持。在高等教育这个行当来看,英语和英语国家在绝大多数常见学科上的“霸权”几乎是毋庸置疑的,这就直接给“受过良好教育”提供了支撑,而众多的大学学科排名榜,则直接为这种结构性权力背书。其他的行业,比如金融和互联网,也都差不多如此。所以,在中文中加入英文词,也传达了这种权力结构,而刻意换用不必要的英文词,则是狐假虎威。

这些语言现象总是在某些地方溢出了语言学的范围,而流进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领域,处于后面这些学科里的人,应该得敏感才是。我总觉得,语言的好玩之处在于,它时时刻刻都处在“生理-非生理”和“自我-他人”等关系的中间地带,唇齿龈舌搭配气流,就能组成各种特定的意思,通过声波传递,然后被解码。在土耳其语中,“语言”和“舌头”是一个词“dil”, 同时,这个词也藏在量词当中,与“dilim”(我的语言/我的舌头)形态相同,意思是“条”“片”,比如“bir dilim karpuz”(一片西瓜)。 这样一个“dil”,既是灵巧的舌头,又是表情达意的话语,还有了纤细的感觉,并不需要比喻的手法,它就把“巧舌如簧”表达了出来。在佛教的传统中,舌是“眼耳鼻舌身意”中的一根,和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一起是要被消除的,然而,“舌灿莲花”的境界又为人们所景仰,语言的高妙远高于生理的感受,即使两者都得依凭“舌”。在道教传统中,诵经之前需要念《净三业神咒》,“身心口”三业中的“口”,其作为语言和气的通道,需要首先清通,名讳为“正伦”的舌神司职“通命养神”。以上的例子看来,作为语言的生理基础的口舌,是需要有意识地被管理的,而以此为基础的语言则会附带一种灵性和神性。因此,言语的调整,从其生理基础上看,不啻为“身体技术”之一种。如果这一在身体维度上的推论成立的话,语言则会在当代技术和政治等多重外部压力之下,成为保全自我的一个据点:当我说话,并表达自己的想法或陈述一件事实时,我调动的是自己的血和肉,起码夺回了一部分身体的自主权,那么异化以及其他无形的力,才不至于将我全然吞噬。对我而言,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体并捍卫它,是现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步,它是通向自我反思的基础,是各色身份得以附着的实体,是在不平衡的权力结构中生存的底牌——我们仍然可以呐喊,尽管我们已然彷徨。

语言会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沉淀,那些特定的音节会慢慢将口舌凝固。说白点,说话也是肌肉记忆,时间一长,人也会固执在某种发音和说话方法上。因此所谓口音,与其说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结果或者是说话不够“标准”,不如说是母语、过去的经历和社会环境一同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复调。语言和身体既然都是我们在现代生活中生存实感的来源,在社群崩解、“附近”消失的时代,也是我们抵抗外力的唯一也是最后一道防线,那么有意识地斟词酌句则成为了对自我的确认和珍视。否则,母语露了怯,是身体的战栗,是自我的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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