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扎纳夏日 | Fino al cuore della rivolta

那天夜晚，我和丹尼尔再次坐上英格的那辆小福特，离开山顶的Museo audiovisivo della Resistenza，返回萨尔扎纳。黑夜里，英格的福特的车灯照射着窄窄的山路，他载着我们蜿蜒往下行驶着，有时在山路转弯处能够看到远方聚拢起各家灯火，如同星群散布，丹尼尔指着一个方向，跟我说：”那里是萨尔扎纳“。

这是我第二次在萨尔扎纳丹尼尔的家里度过夏天了。去年在这里待的时间不长，托米和丹尼尔带着初次探访的我和乔瓦尼去了鲁尼、比萨、列利奇等地方，我和丹尼尔还抽两天空去了一趟佛罗伦萨，所以对于萨尔扎纳的平凡夏日没有太深的印象了。

今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全球范围内的新冠疫情使得不少家庭都体验到了和亲人分隔两地的煎熬。原本人员自由流通的欧盟国家，也曾一度采取关闭国境的举措。6、7月开始各国政府纷纷放宽防疫举措，也开始重开旅游业，丹尼尔的爸妈听说我这个夏天被困欧洲，没有回国的计划，就邀请我到萨尔扎纳来过夏天。前些日子，我从阿姆斯特丹坐火车到德国维尔兹堡探访朋友，然后再从法兰克福搭乘火车途径瑞士抵达意大利。

过去的大半年时间里高度的焦虑和紧张，一人在外生活的不安感，都被丹尼尔的家庭的温暖和热闹消解了。来到萨尔扎纳之后，由于睡在他的房间，于是我只好适应丹尼尔的生活作息——睡得晚起得晚，每天早上都能在小房间里听到客厅里丹尼尔的姐姐埃丝特和10个月宝宝丽贝卡玩闹的声音，还有她和芭芭拉和亚历山大（丹尼尔的妈妈和爸爸）喝着咖啡聊天的声音，我常常在半睡半醒之间分不清自己是在故土还是在他乡。在模糊的人声中醒来的感受，和学生时代的记忆中每个寒暑假时在外婆家醒来的感受极其相似，我在这种感受中找到了家的感觉。

那天英格带我们上山是为了去参加Museo audiovisivo della Resistenza组织的反抗音乐节——这是丹尼尔和他的朋友每年夏天不会错过的活动。Museo audiovisivo della Resistenza，翻译过来是：反抗视听博物馆。听起来很别扭，也让人很不着调。不过，其实并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山间会有这样的小小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所在地，曾是二战期间周边的意大利人民组成的反抗法西斯的游击队根据地。利古里亚大区的复杂地形为开展游击行动提供了自然屏障。1921年的夏天，萨尔扎纳是当时的意大利为数不多的先行抗争法西斯统治的城市，一小支游击队员设法抓住了当地的法西斯头目，并将其囚禁在老城堡里。到了40年代，山林里意大利共产党人的精神犹存，反抗的精神在此地深深扎根，用各种形式的活动抗击纳粹。

多年后，今日围绕着Museo audiovisivo della Resistenza的组织运作的，仍是这么一群具有反抗精神的当地人。他们组织的反抗音乐节往往会持续好几天，邀请不同的艺术家来义演，活动不设门票，组织和协助活动举办的都是志愿者。这个活动听说在萨尔扎纳和周边小镇都颇有名气，居民们纷纷邀请家人朋友一同上山，有时只是来听音乐，有时也会选择在音乐节期间在组织方的院子里吃晚餐，餐饮的收入成为组织方的活动经费。今年由于疫情的影响，活动改成每个周末邀请一位艺术家来演出，傍晚六点开始演出，演出后提供一顿晚餐。为了控制人数，想要参加活动的人必须提前打电话和组织方预约，并在参加活动的当天进行信息登记且预支付晚餐的费用后才能入场。

走过一张张露天的长条木桌，沿着林间小道跨上几段台阶，我们抵达了一小片树林。从台阶往里大概两百米处的两棵树中间，拉起横幅，下面则是搭建好的一个小舞台。在台阶和舞台中间的树林里，间隔着摆放着一些稻草扎起来的方垛子，这些就是观众席。我们抵达的时候，音乐会已经开始了一会儿，有不少的人坐在草垛子上看演出。英格眼尖，看到前方有个空着的草垛子，位置也好，不会被树遮挡视线，便灵巧地一边躲避坐着的人一边朝着那个草垛子往前走，我们跟着他身后。他到了之后看了看周围，示意我们就坐在这里，自己跑到更前面的席位去了。

草垛子坐着非常扎实，但是没有靠背的地方。过了一会儿，我把丹尼尔的背包放在草垛子前的地上，我坐了上去，拿草垛子当垫背的。干枯的稻草并不柔软，有些扎人，我又只好把自己的小包塞在背后当成靠枕。

丹尼尔低声解释给我听，横幅上不仅有Festival della Resistenza反抗音乐节的活动口号”Fino al cuore della rivolta （To the heart of revolt）“，还在下面加了一行字：” Niente sara come prima（Nothing will be as before）”。全球性新冠疫情的背景条件下，各国都有不少关于新常态的讨论，亦或是对于疫情发展的预判和对经济复苏的渴望。欧洲有不少持极端意见的右派一直在高喊“恢复正常社会秩序”的口号，公然反对防疫举措。针对于这种现象，反抗音乐会的组织者决定在横幅上再加上这么一句话——我们并不需要回到过去那样的社会，疫情过去后，我们应该开创一个更好的社会。

舞台上的意大利歌手弹着吉他，时常讲两句玩笑话，打趣陪同演奏的键盘手，惹得观众一阵又一阵的笑。不懂意大利语的我迷失在熟悉的音律里，无法将这些音节串联成我的认知，只能偶尔捕捉到一些关键词，但起码我能够享受他回绕林间的歌声。树影斑驳间，我一直在想，这样的夏日经历对于我来说是多么的难能可贵，而对于丹尼尔和英格来说却是陪伴他们成长的惯例。我们有着太不一样的生命体验了。

我无数次在心里对比起我在广州度过的那些夏天。学生时代的暑假，除了和家人的旅行，最日常的记忆大概就是和表妹躲在空调房里看剧看视频。平时与同学朋友相约的时候，无非也就是去咖啡厅、去餐厅、去桌游吧或朋友家玩桌游、或者大家一起去唱k。回想起这些小事，我意识到罩着我的生命经历的那个玻璃盖子，贴着消费主义的标签。商场、餐厅、卡拉OK，除了这些地方，在城市里，我和我的朋友们无处可久留。于是我们坐在咖啡厅里，喝一杯冷萃，或是冰拿铁，拍一张照片，上传到朋友圈。我生活在一个消费主义的景观社会里，轻车熟路地游走在这种生活方式中。而萨尔扎纳的夏日，是山顶的一场反抗音乐会，也是和朋友结伴随时出发，前往那些未被私有化的自由海滩或是河边游泳晒太阳。一切都不慌不忙，甚至是随心所欲的，是懒散的。

演出结束后，原本隐隐约约的蝉鸣变得清亮起来。八点才缓缓降临的暮色改变了树林的基调，橘色的光从青翠欲滴的树叶的间隙渗透下来，显得那么温柔。晚餐的时间到了，我们仨找到了安排给我们的座位，桌上已经摆好了餐具，还放着一瓶红酒和一瓶水。

英格有着金色的卷发和总是显出惺忪睡意的眼睛，他说话做事都带着一种慵懒的气质。他一边打开桌上的红酒，一边给我解释这是组织方自己在山间酿成的葡萄酒，“在意大利，我们通常管这种自家酿制的红酒叫grandpa-wine，像是每个家庭里都有这么一位老爷爷对酿制葡萄酒兴致勃勃，每年过节都要逼着亲戚们喝他自己酿的酒。自家产的东西往往是好的，但是葡萄酒除外。味道嘛，肯定是比不上专业酒坊的出品，尝尝看“。要是非要谈葡萄酒的品鉴，我可是一点知识都没有。但在意大利的这几天，亚历山大总是在晚餐时候必然是要拿出各种葡萄酒招待全家人，跟着喝了好几天，我也能尝出grandpa-wine和亚历山大餐桌上的美酒相比稍逊一色。

夜色又深了一些，许多人已经用餐完毕离开了。我去了一趟洗手间，回来发现丹尼尔和英格挪去了另一个长桌，那个桌子上的一群人都是他们相识的人，英格为了不让我感觉被排斥在外，特意把中间的位置留给我。倒是我的社交恐惧症，让我觉得自己夹杂在中间，不太自在，借口去纪念品摊位看看，起身离开。

Museo audiovisivo della Resistenz的花园里支着一个纪念品摊位，贩卖的商品有T恤、明信片、介绍这个组织历史的书籍、以及一款烈酒。看守摊位的是一群年龄大概八至十岁的小女孩，绝大部分的心思并不在摊位上，结群在周边跑跑闹闹，只有一个穿着大红色纪念品T恤的金发小女孩，一脸认真的神情，一直坐在摆满商品的木板后面，哪怕并没有多少客人驻足。我指着这个小女孩跟丹尼尔说，”你看，那个认真的小女孩。我在她身上看到了我自己”。我自认为小时候的自己有些过度的责任感，甚至可以说认真起来有点死板，因此对这个小女孩产生了莫名的亲切感。我拉着丹尼尔走去纪念品摊位，买了一件军绿色的T恤，是小女孩身上的同款。因为不会说意大利语，我想夸赞小女孩穿着红T恤很好看，开口却哑然，只能对她笑了笑，抵过钱，说了一句意大利语的谢谢。小女孩看我的眼神里，有些羞涩，还有些好奇和被鼓舞了的那种愉悦，那一刻我真希望自己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跟她好好聊聊。

我们回到长桌，原本坐在那一桌的格雷戈问大家想不想喝酒。他所指的酒，就是我在纪念品摊位看到的那款烈酒，酒精浓度35度。同桌的另外一个女孩跟我说，“这个酒也是他们自己产的，但是比grandpa-wine要好一些，是跟北部的伦巴底的工人合作生产的。他们占领了一个工厂，决定为工人自己的利益进行生产，于是合作社的人们联系了他们。这边的组织方在山间种植和采集草本原材料，运送到伦巴底去，工人们再把完成品运送回来“。格雷戈拿着一瓶酒和几个小杯子回来了，给每个人都倒了一些。我尝了一口，入口的味道很甜，但过一会能感受到酒精的辛辣。”是不是太甜了？“，他们问我。我点点头。格雷戈耸耸肩，”我们都觉得这个酒很一般，太甜了。他们一直想宣传这款酒，让大家拿它调鸡尾酒。出于支持伦巴底的工人们，我们买来随便喝喝也觉得无所谓。只不过这种宣传肯定是行不通的啦“。只这么一个夜晚，我听到了关于这片山、关于反抗音乐节、关于一款烈酒的各种有趣的故事，在心里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涟漪。

那天夜晚，我和丹尼尔再次坐上英格的那辆小福特，在返回萨尔扎纳的路途上，广播里放着意大利语的歌谣。我对他们说，”我好羡慕你们每个夏天都能有这样一段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