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斯特尔

学者

急就章:不敢愤怒

一份精神残疾病人的自检报告。

2010年参加考研之后,我写了一篇大骂共产党的文章,把我所知道所有脏话都用上了,发在了豆瓣网上。因为复习背政治的过程太痛苦了。要记那么多你根本不相信的信息,那么多你厌恶至极的冠冕堂皇的伪善说辞。我无法将它们看成知识,无法说服自己为了分数去复习。所以我愤怒,压抑,再愤怒,再压抑,终于在考完当天爆发,控诉自己被折磨和被控制的痛苦,宣布自己和共产党不共戴天。

这或许是一种年少气盛,但我如今很庆幸,曾经可以愤怒。不是说可以公开表达这种愤怒,发在豆瓣网上而不被删帖,而是我自己,可以内在地感到愤怒。

因为我发现,如今的我已失去了愤怒的能力。更可怕的是,我发现,我或许已经不敢愤怒。

人们常说,敢怒不敢言。是说内在地感到愤怒,但是不能言说,于是困厄。但我的体会是,如果无法言说,或许会逐渐地内化,以至于最后也不敢愤怒。

让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是最近的郑州暴雨。京广隧道里应该有成百上千的冤魂,但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因为这个数字一定是骇人听闻的,是有伤国体的,还因为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更重要的是,这是国祸,是最近几年的体制僵死和政改僵局的令人意外但又毫不意外的恶果,是这个紧绷到极致的系统的一次突发的、然而又是必然的脆断。

这让我想起整整10年前的温州7·23动车事故。那次事故的剧本和这次如出一辙。先是天灾,然后有缺陷的系统人为放大了天灾的恶果,导致了大的事故。更可怕的是,当救援才刚刚开始,上方就下令掩埋车体,理由是“为了方便救援”。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面对记者质疑,回答“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

王勇平的回答引发了90年代之后罕见的全国性和公开性的愤怒。从媒体到网络,王勇平和铁道部成了众矢之的。即便温家宝在事故现场向死者献花,也无法平息国人之怒。对于很多人来说,温的热泪,不过是让自己坐实了“影帝”的名头。

但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这次动车事故开启了胡温最后两年和习上台之初两三年的新风气。它不经意地将体制的恶疾暴露在公众面前,给了胡温撬动板结系统的把手,歪打正着地帮助他们拿掉一些之前拿不掉的人,推动一些已然无法推动的改革。总之,在一段时间内,人们在愤怒之余相信,会好的。我也一样。

然而,十年过去了,当类似的灾难再度发生时,我惊恐地发现我已不敢愤怒。我不知道说什么,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自身的情绪,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但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说,我感到愤怒。因为我确实没有。那片心地已是空旷的荒原,只不过在空中飘荡着许多无名的鬼魅罢了。那些鬼魅,就是我的情绪,自己都难以理解、但又确定不是愤怒的情绪。

我知道,“愤怒”的消失不是来自于“成熟”和年岁增长,而是来自于内外合力的阉割。苛政未必就以猛于虎的形式出现,或许也像是慢性下毒。“言语犹如小剂量的砷”。日复一日的宣传、审查和自我审查,像实施慢性的化学阉割一样,把愤怒从我身上剔除了。

我自认为比较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而且已经过了可以被洗脑的年龄,所以不认为愤怒的消失源自于被洗脑。但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我突然愈发理解1949年之后滞留大陆的知识分子,如何在日复一日的学习、检讨和揭发过程中变成后来他们自己所说的“鬼”,也愈发理解1989之后大陆知识分子在新一轮学习、检讨和揭发过程中变成让很多有出息的学生讨厌的模样。我突然觉得,我理解他们,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只不过,那只魔掌在我身上施加的手术,变得更加地隐蔽、精细和长效了,以至于令人无法再“相信未来”。

我是病患。这篇急就章算是一个病人的自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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