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斯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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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契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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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契诃夫的“晚期”以及《姚内奇》《万尼亚舅舅》《樱桃园》的一种心解。

晚期不是晚年。对于契诃夫来说,“晚年”一词过于残忍,毕竟他肉体的生命只有44岁。读大学时,曾听一位老先生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位中年朋友,突然患上了不治之症,被预告还有两个月的时间。老先生去医院看望他,临走时回过头,发现他正站在病房的窗前向外看。老先生说,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眷恋。

直到今天,每当我路过那家就在我学校附近的医院时,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那副画面。我不知道他是谁,大概什么样子,因此,他在我的想象中只是一个背影,却仿佛我亲眼看到过一样真实。而且,在我的想象中,他西装革履,而非穿着医院的病号服,正在某个窗前望过来,或许看到了满是忧虑的我,感到无比艳羡。但同时,我也会觉得我就是那个人——我正站在那个窗前,在努力地看这个世界,或许还看到了那个向医院望过来的我。

这种感觉就是晚期。来得猝不及防,又早有预兆,无奈也只能接受这不该结束的结束,不能挣扎的挣扎,以及不愿静止的静止。

契诃夫的晚期很长。如果从他的库页岛之行(1890)开始算起,那么就有14年;如果从《第六病室》(1892)开始算起,那么也有12年。但晚期的感觉真正到来,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六年之中,也就是从1898年《万尼亚舅舅》发表开始的短短几年。

别人对晚期是避之唯恐不及的,但契诃夫似乎是主动找上晚期的。在契诃夫这里,晚期不只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状态,还是一种主动的出击和爆破。只不过,爆破的过程,是悄无声息的;被爆破的,是契诃夫自己。

这种悄无声息的爆破出现在小说《姚内奇》(1898)之中。那个充满活力的年轻医生爱上了省城的一个年轻姑娘。她会弹钢琴,尽管弹得不怎么样;她的母亲爱写小说,写得也平淡无味。但在省城中,这家人已经是最有教养、最令人羡慕的家庭了。然而,她不仅看不上姚内奇,还通过把他约到墓园而戏耍了一把,然后就远走莫斯科学音乐去了。随着时间流逝,无果的爱情变成无味的回忆。她长大了,不再光彩照人,有时会为拒绝姚内奇而遗憾和抱歉。姚内奇呢?他中年发福,早已失去了激情。生活就在庸庸碌碌中到来,又在庸庸碌碌中远去了。

这种爆破更在《万尼亚舅舅》之中。万尼亚舅舅一生都崇拜自己的姐夫,一位老教授。他一直为远在莫斯科的教授管理庄园,照顾家人,尽心尽力。教授呢,曾经是一个闪闪发光的人,吸引过万尼亚舅舅的姐姐,也送走了她的生命,如今带着年轻的新妻返回庄园,打算在这里安度晚年。可是到头来,万尼亚舅舅发现,教授不过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凡夫俗子,他写出来的东西即便是同行也无人阅读,他研究的问题或许根本不值一提。更糟糕的是,教授不仅对此毫无察觉,而且对万尼亚舅舅的付出也毫不动心,甚至对他此时逐渐增长的厌恶毫不在乎。万尼亚舅舅逐渐走向崩溃,甚至试图开枪杀了教授。可教授又做错了什么呢?即便做错了什么,他又能怎样呢?他已经老了,万尼亚舅舅也老了。该被杀死的,不是教授,那一枪也当然没有瞄准。然而,枪声过后,有什么东西彻底地粉碎了。

那声枪响使得《万尼亚舅舅》成为了契诃夫最有“冲突”的戏剧。但即便如此,《万尼亚舅舅》还是显得沉闷。戏中没有好人,也没有坏人,没有突转,有的只是一个普通人疲惫、空虚、无聊而痛苦的人生。甚至,在这位曾经以幽默讽刺见长的短篇小说家手里,一点机敏的笑料都不剩了。这也叫戏剧?

其实,在戏剧的长度和广度中,契诃夫找到了他在短篇小说的压缩时空中未能展现的东西。为契诃夫写出了动人传记的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写道:“在契诃夫的内心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自由,某种细微精妙、含糊不清、自相矛盾且又生机勃勃的东西,没有任何人能够抑制。”

这种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生活本身——不能被任何戏剧程式、美学原则、艺术传统和刻板印象所限制的生活本身。人们或许会说,谁不是在生活之中的?谁还不了解什么?然而,契诃夫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其实生活中我们不是每天谈恋爱和杀人。我们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吃饭和聊天,做无聊的事情。为什么舞台上的事情不能表现生活中的事情?我们应该让他们一致才对。在我们吃饭或聊天中,我们没有想到我们的命运在另外一个地方被决定。我们某一个人的生活正在被巨大的改变,而他自己不知道。

因此,在契诃夫的晚期戏剧中,我们可以看到迟暮的俄罗斯帝国,色调暗淡,前景渺茫;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个多姿多彩的平凡人物,他们或许一直向往着有意义的人生,或许还向往着远方。但他们无力理解和生产所谓的“意义”,也无力前往所谓的“远方”;更何况,那个诗一样的远方根本就不存在。于是,他们终究还是在等待和希望中变得昏昏噩噩,庸碌不堪。

这些人物最终来到了《樱桃园》(1904)这部绝笔之作中。剧作讲的是世纪之交一个全俄罗斯最美丽的樱桃园行将消失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之一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年轻时追逐爱情,却把大把的青春和财富浪费给了游手好闲的浪荡公子哥,并跟着他旅居巴黎多年。故事开始时,她带着孩子们回到家中,仆人罗巴辛告诉他们,家里的樱桃园就要被拍卖掉了。一家人看着几代人经营的庄园,不住地哀叹。罗巴辛劝他们把庄园分割出租给城里人,因为附近刚刚修了铁路,城里人可以来这里盖别墅,这样就可以挣到大笔的钱,避免庄园易主。然而,对于柳鲍芙一家来说,他们又如何忍心这样毁掉庄园,终于什么也没做。拍卖的那天到来了,庄园易主。这时大家才知道,新的买主正是罗巴辛。罗巴辛是农奴之后,从小被柳鲍芙抚养长大,如今已经攒了大笔钱,不仅买下了庄园,还有了彻底改造庄园好发财致富的宏伟计划。最后,在樱桃树一棵棵被砍倒的声音中,柳鲍芙一家暗淡地离开了庄园。

在这个故事里,柳鲍芙一家做错过事情,他们那美丽旧世界也即将逝去,却令人怀念;罗巴辛什么也没有做错,一切手段都合理且高明,他那金碧辉煌的新世界也必然到来,却令人惶惑而无所适从。这个新世界里并不在乎什么诗和远方,除非它们能贴上价签,如同那些樱桃树占据的土地一样。那舞台后面传来的伐木声,是晚期契诃夫生命那枯涩的内爆声,也是看穿生活底色时心脏被锤击的闷响。

这部剧于1904年1月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执导上演,赢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契诃夫却因此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颇为不满:契诃夫把这部剧标明为喜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却把它导成了彻底的悲剧。问题可能在于契诃夫对喜剧的理解与常人不同——对他来说,人们对待生活的廉价幻想本身就是可笑之事,而在生活的冷酷与无奈面前,这种可笑就构成了喜剧式的讽刺与荒诞。契诃夫的坚持当然没有错,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处理也不算错,二者之间的矛盾,正来自于契诃夫晚期的张力。

对于一个还有希望的人来说,这张力或许太大了。半年之后,契诃夫就在德国休假时因哮喘而心力衰竭,不幸早逝。再过一年,俄罗斯将迎来第一次国内革命;又12年,十月革命爆发,契诃夫的那个老旧帝国也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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