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斯特尔

学者

我这一代人(1985-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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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一九八九年前后五年出生人口的“代际”思考

作者按:这是一篇写于5年前的抽屉文章。那个时候想要做一个关于“代际书写”的自媒体,就写了这篇文章给几位朋友看。后来自媒体没有做成,但关于“代际”问题的思考一直都存在心里。我总觉得,198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初期出生的这一代中国人的体验,是有一定的整体性与特殊性的(理由在文中——核心就是“匮乏”、“发展”与“不公”,文中没有写到的,或许还有来自于官方与官僚体系的赤裸裸的“不义”),而且颇有鲁迅所谓“中间物”的历史味道。

顺着这个思路,我读了一些再现90年代的小说,尤其是读到了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有感而发写了篇评论,同时开始做一个关于小说的自媒体(已亡)。

那个时候,习近平第一个任期还没有结束,中国和世界还没有疯狂到如此地步,“小粉红”还是一个贬义词,“爱国”还是一种可以怀疑的情感。五年过去了,当我和我的同代人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落后的时候,更愿意相信(想象?)这一代人毕竟是不同的。

七一那天,当社交媒体一片血红的时候,我的同龄友人很多都默不作声,甚至有个做警察的朋友在朋友圈里说,由于观念不同,他要关几天朋友圈,以图清净。

这篇文章只是篇过于粗糙的思想草稿,未来或许会围绕这个问题继续思考。

不过,在思考之余,我也知道这种思考可能只是出于自恋。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把这篇文章压在抽屉里的原因之一。


我一直不太认同80后、90后这样的说法。一则,这种说法往往伴随着网络大众对自身及他人的标签化;二则,80到90年代之间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往往被这样的区分生硬地切断,同时80年代和90年代自身的内部差异又被囫囵抹去

第二条原因显然更加重要。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对于个人来说,其受教育时的历史境况要比其出生的节点重要得多。对于一个出生于80年代初期的人来说,她/他的学龄前生活以及基础教育经历或许仍能浸润几分80年代末尾的文化氛围,但对于出生于85年的人来说,情况或许就完全不同:当她/他还是一个儿童时,这个国家就已经因社会动荡和制度转轨而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转折,而转折后新的文化氛围注定要参与她/他的人格塑造。

二是,成长过程中的物质条件又决定了不同年代生人之间的差异性。对于80年代生人来说,物质的匮乏大概会存留于大部分人的童年记忆中。然而,对于80年代初的人来说,在这种匮乏之侧似乎并没有大范围的不公存在。这不是说当时没有不公,事实上,体制性城乡差异造成的不公触目惊心。然而,此时的不公似乎更多地表现为城乡群体的分化,而并非如8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经济改革释放了社会活力,同时政体改革并没有提供均等的机遇,使得不公触目惊心地出现在每个人身边对于个体来说,其匮乏感在学校环境中会被不公感无限放大,甚至造成一种受损害感或丧失感。对于群体来说,这些感觉又会加强其内部的共鸣。而到了90年代后期,尽管不公仍然存在甚至更加严重,但经过90年代之后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匮乏已不再是大部分人的童年伴生物;即便是乡村,其物质水平比起80年代及90年代初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尽管自此以后乡村儿童由于其亲长外出务工而成为社会矛盾的底层接盘手。

因此,比起囫囵吞枣的“80后”、“90后”来说,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1985-1994)出生的这一部分人或许更具有代际特性。历史地看,这一代人共享着同一种境况:他们都有90年代(或者“后89时代”)的鲜活经历——1985年生人在90年代完成了正在普及的九年义务教育,而1994年生人在此度过了学龄前的童年时光。在他们面前或背后,中国从80年代的经济改革,经历90年代初的全面市场化,刚刚在2001年来到世贸组织的门口,正准备以积极的姿态加入全球资本的狩猎游戏。 在此过程中,80年代后期,电视开始大规模地进入普通家庭,借助这一媒介,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进程为这一代人制造了美丽的发展神话,同时又用赤裸裸的不公来刺激着人们的神经;90年代,作为上述进程和矛盾的产物,民族主义骤然兴起,又通过学校教育和大众媒体塑造了这一代人的群体性格。2000年之后,当这一群体进入网络空间、社会层级或教育系统时,他们所携带的90年代成长记忆必将深度影响当代中国文化的构造。例如,他们见证着匮乏与充盈为邻的时代景象,也营造着反智与“文艺”并存的文化氛围;又例如,他们在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2008年奥运火炬事件以及近年来的钓鱼岛事件中表现出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地震救灾与环保运动中实践着积极的社会参与。

如果这些简单的想法有些许道理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一个群体——例如“85后”或1989年前后10年(1985-1994)——视为一个更为有效的代际分析单位?依托这样一个单位,可以提出以下设想:我们是否可以抛开自身的情感因素(比如前面提到的群体的丧失感),以历史的态度去思考“我们何以成为我们”这样一个问题?或者,如果无法抛开诸种情感因素的话,我们是否有可能去言说自身的历史?最终,我所期待的是,这样的思考和言说能够反过来促使我们形成一种主体意识和承担意识,因为我们就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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