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范看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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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我理解的两岸。

阮次山离世 媒体是怎么记录他的?

小编:

阮次山去世,让我们看看维基百科、搜狐新闻、和他同事分别展示出来的他:

1.维基百科:

阮次山拥有美国国籍,关于身份认同,他曾回应记者称:“我的老祖宗是中国,我当然要说‘我们中国’。……如果你要逼我到墙角,说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那我当然是中国人,还能是美国人吗?”[8]对于“拿着美国护照说爱中国”等非议,阮次山回应称:“我虽然不在国内体系长大,虽然拿着美国护照,但这不影响我爱自己的祖国。对国家的感情,不会因为你在哪个空间而不同。”[9]

2007年7月6日,阮次山在一中文电视节目中评论香港上街游行争取普选的香港人是饱暖思淫欲,他指责香港人没良心,今天的好局面全赖北京,他又表示:“你香港再闹,就可以从广东断你水……”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县发生了八级地震,阮次山在贵州谈到此次大地震,向当地民众说:“中国的表现让世界震惊,让世界刮目相看。各国都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指出,1994年洛杉矶大地震,联邦民兵最大的责任就是在灾区进行宵禁,防止打砸抢。而中国的灾区治安稳定,没有人趁灾打劫[10]

2010年8月24日,阮次山在凤凰卫视节目中评论菲律宾马尼拉劫持香港旅行团人质事件时,指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没资格打电话给菲律宾总统。阮又说:“巴士绑架很特别、罕见,因此警察经验不足是情有可原。香港地区的特首不是国家元首,你不要搞错了,要打也是胡锦涛打,何况胡锦涛也不可能打,这小题大做”,并谓“要菲律宾提出责任报告,谁有责任,关你香港什么事?这个报告出来,保险公司可以赔多一点吗?”,[11][12][13]对于他的言论,有批评指中央没及时反应,特区政府只好自行设法救人,在二十多人危在旦夕之时,拘泥什么僭越、身份不对等,只有患上泛政治病的人,才会有此反应。[14]

2014年3月21日,阮次山在凤凰卫视节目上表示台湾政坛主张两岸服务贸易协议逐条审查,马英九“背叛”祖国大陆。[15] [16]他声称台湾是无政府状态,年轻人逢中必反,加上民进党推波助澜学运,让马英九遭遇执政以来最严重危机[来源请求]

2.搜狐新闻:

阮次山

第三种“忠诚”

1992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与江泽民的会面是阮次山不断回到的一个原点,那是他的“忠诚”曾受到的最大认可。

文|刘君萍 编辑|张伟 张悦 摄影|周裕隆 化妆造型|明峰 场地|蓝色山居

Who is it 美籍华人,香港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

阮次山先生反感《环球时报》扮演的“忠诚”角色,尽管他被许多人称作“体制外胡锡进”。他觉得后者“档次不够”,给党添乱。他也不认可1980年代风靡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的看法。这本书提出两种“忠诚”,一种是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另一种则是独立地、有主见地看国家和政治人物,作者赞扬后者。

阮次山创造性地探索了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第三种忠诚”,即在两者中找到中间道路。这名生于台湾的美籍华人、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努力展示一个身处体制外的建议者形象。他强调自己效忠国家而不是党和政府,但最看重的“效忠”方式是对党和政府高层施加影响,主动替他们分忧,并在察觉受最高层冷落时倍感沮丧。

68岁的阮次山曾面见江泽民、胡锦涛。他自称“很多人,包括现在很多常委透过朋友讲,‘我经常看他的节目’”。

阮次山写专栏时,心里有一个清晰具体的潜在读者。他曾因江泽民希望他不要停掉专栏而坚持又写了几年,“怕他需要我这个”。后来,他主持电视节目,心里同样有一群潜在观众。

采访中,他137次提到“国家”这个词。2009年,他将自己节目的制作总部从香港搬到北京,买车买房。他乐意被邓朴方称为“无可救药的爱国主义者”。他说:“这个中国我是爱定了—此爱生生世世!”

他因此饱受争议,有人在网上讽刺他名字像越南人,长得像日本人,口音像台湾人,护照是美国人,其实是党的人。

2月9日起,他不再担任凤凰卫视访谈节目《风云对话》主持人。他说,这是“国家的损失”。

“他有需要”

某种程度上,1992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与江泽民的会面成为阮次山不断回到的一个原点。那既是他的“忠诚”曾受到的最大认可,也奠定了他此后的工作信念。

见面在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高迪引荐下进行。阮次山向《人物》记者强调,那是一次“私人聊天”。

那是阮次山至今唯一一次踏入中南海。“警卫一开门,他已经站在门口了。”阮次山回忆与江的第一次见面,两人距离不到1米。

当时是春天,怀仁堂会客室挂的画作是《春回大地》。阮次山与江,以及同行的邓朴方、高迪聊了4个半小时,在他描述里,江给他“交了底”,“无所不谈”。“对我深入内情底线,我知道我们的底线在哪儿,态度是什么,不会误判”。

在阮次山的形容中,此后他和江建立了某种心照不宣的联系。在中间传话的人是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1997年,江泽民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他访美之前,通过朋友来跟我说,对他第一次到美国有什么建议,我就给他很多建议,很多被采纳。”

他的建议包括“穿西装袜子不能露出脚肉来,选长筒的”,“眼镜太大了,能不能换小一点”。

当时,江参观纽约证券交易所并为交易所开盘敲钟时,他举起大拇指以示庆贺。阮次山说,这也是他的建议,“因为他手很胖,我说你就举拇指。他回来后透过朋友跟我讲,告诉阮先生这玩意儿灵啊。”

阮次山称,江看重他在专栏中对时局的分析,“每次碰到国际大事,下面呈资料给他,他一看没有我的东西,就会交代一句,你们去看看阮次山怎么说”。1999年,在美国工作的阮次山考虑到香港凤凰卫视就职,他征询汪道涵的意见。“他说,我来问江主席一下,你如果去了港台以后,他会不会还是有这种需要。过两天,他答复我,说江主席讲没有问题,你去哪里都可以,可是你写的专栏不要断。”

为此,2000年进入凤凰卫视做新闻的头几年,阮次山没有停止专栏,“我怕他需要我这个”。过了两三年,他又问汪,“他还有没有这个需要?”汪回复,太忙了可以不写,“你的节目他现在都可以看得到。如果他需要什么观点的话,临时再告诉你。”

“那是一种鞭策,”阮次山说,“这个就是让我深深感觉到,我必须要继续扮演我这个角色的原因。”他停顿了一下,强调,“他有需要。”

胡锦涛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阮次山失去了过去那种可靠具体的上层联系。但他并未放弃努力。

2006年胡锦涛首次访美,他提前一个月到美国做准备。“我为了他访问美国,先他一个月到,做了十几期节目,美国的政要、人民,民主党、共和党,对中国友好的、不友好的,在他访美以前我访。”

在他表述里,每件事都是为“他”做的。胡锦涛在西雅图接见美国代表团时与阮次山握手,聊了四五分钟。“他表示感谢,说节目我都看了,很有用。”阮次山记得,“我在美国为他做了一个多月,累得出疱疹,他说这个东西中医有办法,我给你介绍一个中医。”

他还曾与朱镕基见面。“有一年在亚洲博鳌论坛,朱镕基在宴会大厅,老远老远他看到我,他过来,哎呀阮先生我天天看你的节目—有我太太为证,他把她叫来,问,你说是不是我中午都听?”

阮次山解释,他选择高层路线,委婉批评而不直接指责,因为这对中国最有效。他这样谈论中国官员:“中国共产党训练出来的这些干部没有一个是傻瓜,看你如何去驾驭他,让他的思维超脱于他的乌纱帽。”

有一次,他在美国参加华人聚会,当时,美国正讨论对华最惠国待遇,一名来自大陆的学者希望美国通过此事对中国施压改善人权,“我就站起来讲,我们中国人讲的是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你是从大陆出来的,你了解共产党比我们多多了,可是从我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看,你回答我一个问题,目前这些老党员,有谁是受到外国的压力而改变他自己的?中国的老党员是宁可去吃亏,绝不受外国的压力。”

“阮次山之音”

过去13年,阮次山在《风云对话》中访问了克林顿、普京、卡扎菲等400多名政要、大使。告别这档节目后,阮次山说:“唯一的缺憾是,没有机会替国家从旁做这些事情,从旁做他们做不到的外交助力了。”

“有时候常常想,别折腾了,少了你还怎么样?”接近70岁的阮次山说,“我每天忧心这个,我太太说,轮不到你。可是如果我不忧心,不上这个电视节目的话,还真是整个社会就被误导了。”

除了采访,阮次山还随时背负着“国民使命感”。他去不同地方采访,会主动联络当地大使馆,看“国家”是否需要向对方传递什么信号。这种使命感有时使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外交官员而不是媒体人。《风云对话》栏目组对外联络记者赵涵说,阮次山曾告诫同事:“外交无小事,虽然我们是电视台,但我们出去代表的是一个国家。”

2004年,他专访美国原国务卿鲍威尔时,促成鲍威尔公开否认台湾主权,“这次访谈被有关人士定位为一次历史性访谈”。

阮次山在采访中对鲍威尔提到,台湾过去一直表示,台湾已经是个“独立的国家”,不必再宣布“独立”。鲍威尔回答:“台湾没有一个独立国家所拥有的主权,这是美国坚决奉行的政策。”这段访谈播出后,台湾股市在两天内跌了100多点,市值蒸发了1000多亿新台币。

“如果我不问这个问题,到现在我们中国也无解,我们拿他没办法。”阮次山说。

“所以我扮演很多角色,为什么政府对我那么支持那么信任,政府都知道这些。”阮次山说,“我每次访谈都要挖出一点东西,这未必是当局要我做的,当局也从来没有要我这样做过,可是我必须这样做。”

“新闻从业者有没有我这样动不动就有家国感,使命感的?凤毛麟角,他达不到这种境界。”阮次山自我总结,“我是唯一的。”

有时,这种忠诚会受到怠慢。2010年去利比亚采访卡扎菲时,阮次山让助手打电话给外交部非洲司负责人,问有没有什么事可以帮忙,对方拒绝了,这让阮次山很生气:“很多外交官素质不够。”

曾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现任外文局局长的周明伟证实,1990年代后期,两岸信息往来受到许多限制,阮次山的信息显得“具有特殊价值”。

“两岸关系当时在半官方交往中,最高峰是海协会和海基会两个领导人在新加坡会见,他见证了这个时刻。能够实现这个过程,他是有贡献的。”周明伟说。

“我当时参与涉台事务,对台湾的一些观点常常是通过他的口讲出来的。”周明伟将此称为“阮次山之音”,“他一直在扮演我们不方便扮演的角色,能配合北京的声音,他是一个有特殊作用的人。”

周明伟认为,阮次山对中国的感情不是与生俱来的。“他和汪老的相互交流,以及汪老个人对他的影响,使他越来越关注中国内部改革开放发生的变化,关注台海关系,同这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关系。”周明伟说,汪道涵希望阮次山发出一个不同的声音,不是大陆的声音,而是“第三者的声音”。

“当部长指日可待”

阮次山的父亲是一名从大陆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党工,一直为国民党“歌功颂德”,“可是我从来没有对国民党产生过那种要效忠的感觉”。阮次山说,他常和父亲顶嘴,认为父亲说得不对,“逻辑不对”。

事实上,他对大陆的好奇在父亲的党化教育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生长。他与大陆官方的甜蜜接触,则发生于他因害怕危险逃到美国时。台湾政治的挤压推动了他对大陆的好感。

也有这样的时刻,阮次山会想,自己如果“没有这种反动意识”,没有离开台湾,如今过着什么生活。至少起点听起来不错:“当年离开的时候,我是国民党第一个年轻的处级官员。”

1980年因妻子生病,阮次山中断在美国的学业回到台湾,成为中国广播公司新闻编制组组长,算处级编制,“当部长是指日可待”。

按他的说法,如果不是怕蒋经国次子蒋孝武手中那把枪,他也许会在台湾一直生活下去。

进入中国广播公司一年后,蒋孝武接任总经理,阮次山看他“很多恶行恶状”,曾在会上“两次得罪他”,让蒋非常不满。

此后的故事在阮次山嘴里讲来惊心动魄。一位同事告诫他,“你不了解这个太子,他抽屉里有枪的,他火了,干掉你就像干掉一只蚂蚁。”阮次山几天后就“不动声色地”回了美国,他甚至在机场时还提心吊胆,怕被蒋截回。第二年,他将太太、儿子全部接到美国,并申领绿卡,定居洛杉矶。此前,他曾两次故弃拿绿卡的机会。

如今,阮次山说,自己对台湾人充满好感,但青年时期留下的对台湾政客的恶劣印象从未改观。“这个地方土地是对的,人是对的,政客不对。”

大学时,阮次山就觉得“整个中国的前途,未来全部不能在台湾”。那时,“看《人民日报》、研究中国问题是要坐牢的”。他说,恐怖气氛让他对大陆更为好奇,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他借给《匪情月报》写专栏的机会,看了很多台湾大陆工作会搞来的大陆情报,“我从那里得到很多材料,而且从那里得到反动思想。”

就算在高中毕业后服兵役的两年里,整日接受政府宣传的阮次山也“从来没有说这个地方(大陆)是很烂的,从来没有,这是本性的问题,我在想”。

阮次山自己也无法找到他对共产党这份好感的原始痕迹。在高雄中学一座礼堂般的图书馆里,阮次山第一次看到胡适日记,以及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等早期共产党员的书。他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不知道海峡对面的世界。每天中午午休时,他都会去看这些书。他努力思索自己对共产党理念的认识,“不是一个时间被电到,是慢慢被启发的,看多了以后就慢慢地感染了你。”

去美国后,他读了《红星照耀中国》,看缩印版《人民日报》,“终于发现了我当年要探索的地方”。

如果说在台湾的经历使他对大陆开始感到好奇,在美国与大陆官员的接触,则成为“忠诚”开始生长的土壤。

 “非我族类,不能”

在美国办报时,阮次山第一次与中国大陆官方人士建立了联系。

1981年,洛杉矶《国际日报》老板聘请阮次山做总编辑,他以“报纸要异军突起,一定得有大陆消息”为由说服老板,在这张“右派报纸”上同步转载新华社、中新社的稿件,成为“第一个在美国华人媒体上启用新华社稿件的总编辑”。

据他说,这让他在大陆媒体和官员看来是可以信赖的,也让他被美国侨社称为“台湾训练出来的左仔”,被台湾政府列为“左派分子”。1987年他的母亲过世,台湾一度扣发他的入境证,不许他回去奔丧。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他在希尔顿酒店为中国代表团举办了第一场正式欢迎会,结识了团长何振梁、女排教练袁伟民等。现场有台湾特工拍照,“我说不必拍了,我主办的”。

他还为大陆媒体报道团提供实际帮助,主动提供办公地点,甚至连自己家也贡献出来,“在家开第一次会议”。此时,阮次山结识了当时的新华社副社长、后来出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曾建辉等一批大陆媒体人、官员。“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国内有些什么样的官员经过洛杉矶,总要跟我碰碰面,聊聊天。”他说,“我想他们已经把我当成大陆的朋友了,尤其是他们要了解台湾,了解美国,我是他们最大的渠道。”

1986年,阮次山第一次到大陆,当他行走在“宽广”的长安街上,沿着红色城墙看到天安门,他“兴奋地感慨万千”,感受到一种“归属感”。“终于看见了祖国大地,终于看到了。”

此时,阮次山已经开始怀有此后他显露出来的政治观念。在纽约主编《国际日报》时,作家刘宾雁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的男主人公倪育贤前来面试校对一职。倪在书中曾说过一句话:“我爱我的国家,我的国家爱我吗?”当时,面试官阮次山对他说:“国家永远爱你,你要把国家、党和政府分离。国家永远是国家。”

有学生曾在演讲时质问他是不是在讨好当局。阮次山回答说:“我除了讨好孙女,不讨好任何人。中国在我眼皮底下成长,快速地成长。我到美国之前,那时候中国是什么样一个社会?到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我们中国人终于在美国社会抬头了。”

1992年跟江泽民见面时,阮次山曾说:“觉得一般人对国家的概念不够。比如讲,天安门前升旗、奏国歌的时候,路上固然车水马龙,可是没有人听到国歌要肃立。养不教父之过,你没有教他。”

“江主席听得很仔细。”他说,“后来没多久,三四个月,他就下令国内中小学校,有条件的每天升旗,没条件的一个礼拜一两次。”

有时候,在对待家人的态度上,他也坚持这种“爱国”情怀。阮次山两个孙子在美国读幼儿园,假期两个孙子来北京时,他会有意给他们做爱国教育。“我问,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两个孙子答:“我是中国人。”他很满意。

他的小儿子和一名美国女孩谈恋爱,交往7年,阮一直不同意两人结婚,原因是“非我族类,不能”。后来妻子多次从中开导,他才回美国主持了婚礼。

打一场美好的仗

2005年江泽民卸任全部职务,同一年,汪道涵去世,阮次山与中央高层的直线联系“完全中断”。“他们大概觉得没有这个需要经常跟我联系了。”

他猜测:“我现在节目每天都在为他们出言,他只要看我的节目,没必要再私底下联系。”

他指出的另一个原因是身份困境。“你要知道我现在在国内有点尴尬,因为我还被列为境外媒体记者,在我们中央政治局的纪律里,见境外记者要经过常委画圈的。”他说,“跟军方的朋友吃顿饭,我还要报备。跟我见面是很折腾的事。”他说,这还是“文革”时代的思维。

这让阮次山感到“失落”,“受了伤害”。“我是中国人,我是比你们更爱国的人,我是你们的朋友,闹了半天你还把我当外人。”他说,“我常常指着那些高层的朋友,我说我跟你们讲,对你们来讲你们没有朋友。”

“所以这一套你希望它什么时候改,我真的希望越快越好,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敢。”这时,阮次山开始少有地抱怨中国改变太慢。

“我觉得江主席就有这点好处,他根本没有把我当做境外人士,也没有说要申请政治局常委每个人划钩。”他尝试过打破限制。“要一级级上去,经过中宣部、外事办,上去之后都冷掉了,我试过一次后来再也不试了。”

阮次山很反感“境外人士”这个提法,他认为自己比“境内人士”更忠诚,“被你们认为境内人士的人做得有我这么多吗?”他的抱怨强烈而密集,“我可以变成他智囊团的一分子,但不可能,这个身份他们没办法接受。”

他情绪变得激动,又很快恢复平静。“我对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期望跟我的使命感,不会因为我受不到重视而??我只是有时候有点感觉,表达渠道欠缺。”

然后,阮次山说,他不会因为“余热”没有发挥而感到遗憾。“如果我有所求,就有遗憾。但我现在没所求,只能你来求我,你有事情要我帮忙。我们念书人总得有自己的一个风骨吧。就跟当年我对江,我没有要求啊,我做得恰如其分,我可以做到的我来做,要看得开。”

对与现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触,他表示“不敢奢望”,但言谈中又抱有期待。“这不是操之在我,是操之在他,他愿不愿意是个问题。”

阮次山说,余热不能再发挥了,他就可以“去见马克思”。《人物》记者问他,如果去面见马克思,聊些什么。阮次山回答:“我觉得我要去跟马克思见面,不如跟毛主席见面,因为马克思是个外国人。我倒是觉得跟毛主席讲一下,如果你地下有灵的话,中国这个国家,地方大,人多,风风雨雨是难免的,可是能不能把我们中国带到一个有风有雨,又有晴天、有希望的一片土地上去,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都看不到这个晴天。如果见到老毛,我就跟他讲,你的‘文革’摧毁了中国大部分江山的人的文化,你能不能在地下有知,把这个文化复兴起来,中国现在缺的不是物质,而是文明,这个文明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后能不能生存的依赖。”

“离我向老毛报到的时间还没有到,可是我总觉得过去这半生我自己打了一场美好的仗。”他接下来解释,“在基督教的圣经里面,常常对一个人追悼死亡的时候说,这一场仗他已经打完了,打了一场美好的仗。”

在谈论党和政治时,天主教徒阮次山用了一个宗教典故。但他紧接着说,他“不可能信仰共产党”。

“两回事,我们了解共产党,欣赏共产党,最后了解共产主义,跟你要信仰它不一样,只能对宗教有信仰,我们不能把政治的理念当做一种信仰。”他说。

这时候,第二次采访已经进行了超过7个小时,阮次山体力几乎耗尽,他从沙发上坐起已颇为吃力,需要用手握住扶手,胳膊用力支撑。他的背有些佝偻,走路步调缓慢,情绪也随着话题而低回,语气虚弱而伤感。

这让人相信他表述中的那部分真诚的东西—他一边试图将国家与政党、政府进行切割,一边真诚地将自己对国家的忠诚寄托在党的高层领导的身上。他的第三种忠诚暂时遇到了困境。

(实习生余佳薇、李天波对此文亦有贡献)

人物问阮次山

谈胡锡进,谈薄熙来

人物PORTRAIT = P

阮次山 = R

P:为什么反感《环球时报》?

R:我认为他们只是打这个招牌,然后钻空档来卖报,我不认为我们的对外宣传、对内宣传有那么高明的布局,如果有那么高明,我们对国内外的宣传不会那么被动,我们幕后的操盘手没那么高明。我不相信它是被故意开放的,不信你让它评论很多敏感问题,它还是不敢发表。

P:它的总编辑胡锡进,你了解或交往过吗?

R:有几面之缘,他基本还是一个党的工作人员,有时候他也说,我们也自负盈亏,我们也卖报。我说你卖报,你卖不卖国家呢?他就打哈哈。所以我有时候说他们添乱,我认为它在制造民众跟日本之间的立场时过于偏激。如果你代表国家,我们一个大国不应有这种小鼻子小眼睛的媒体;不代表国家,你代表个人又享用国家特权。

P:你怎么评价重庆的大搞唱红歌?

R:我跟薄熙来很熟。他问过我红歌好不好继续唱下去,我说运动不能再推,但红歌不能停,停的话人家说你是风派了。我说你不要再找尼姑和尚去唱红歌,那是做过头了。哎呀,他说都是底下人胡整,我还批评他们。

我办公室有一个人造水晶球,就是他送我的。人家现在问我,你还摆,我说摆有什么关系,朋友就是朋友,朋友有什么问题是他的事情,我跟这不沾边。如果现在能够探监,我愿意去探他,人家有难了,我不愿意落井下石。

P:他对你是非常信任的。

R:非常信任。可我绝不收受他的任何钱。他有一次跟我讲,阮次山我知道你不是很有钱,给你设个名目给一点补贴,我说不要,我说书记我不是很有钱,可我也不缺钱。

P:你跟中国官员尤其高层官员打交道的原则是什么?

R:机密的东西我不看。我到薄熙来那里,薄熙来安排王立军接待我,他给我一本册子,里面讲文强的案情。我一看这个是机密,他说没关系,你如果怕的话,叫他们拍照,我送给你阮先生,就算我送给你的。那本材料血淋淋的,看着很不舒服。抓文强有很多证据,拍照了,其中有一个人头皮连在一起的,后来我拿回来看了一眼不敢看了,转手送给那个谁了。这个就是我的习惯,我不看。


3.凤凰卫视的同事傅晓田:

前日惊闻阮先生在今年5月已经离我们而去的消息,深觉震惊和悲恸。由于其家人表示希望低调,所以几乎所有凤凰同事在得知消息当天都只沉默缅怀、互相安慰。昨天消息已经传开,大家亦可表达压抑在心中的情感。我和阮先生见面次数不多,但每次都特别投缘,感觉特别亲切。早在我还在伦敦工作的时候,就曾帮阮先生执行过对欧洲国家元首的采访任务。阮先生从来没有对谁委以过此重任,之后也没有过,我自然是战战兢兢。阮先生多次在电话里讯问我准备情况,并给予从问题设计、节奏控制、着装礼仪方方面面的教诲。采访过后我请教阮先生有哪些不足,阮先生却给了我大把我自知超出实际的鼓励。从那时起,阮先生在我心中就是师者,一位值得尊敬、善良慷慨、敦敏仁义的师者。2014年,由于种种原因,阮先生辞任《风云对话》主持人,或许一开始的计划是不再保留此节目。所以当阮先生第一次在北京看到从香港飞来出任此栏目主持人的我时很惊讶,但他连说:“是好事、是好事、你一定要做好!”之后我专门去阮先生办公室拜访请教他,阮先生请我吃饭,我们聊了很多,我也受益很多。在我刚接手风云的头几年,阮先生还依然主持凤凰卫视的《新闻今日谈》,但那个时候我在香港还有其它主持任务,所以基本上只到北京出差,我们见面机会很少。再后来我接手风云制片人,辞掉香港部分工作,搬来了北京,而那时阮先生身体已大不如前,几乎拒绝了一切社交活动。记得2017年我第一本新书发布,那天其实特别希望能邀请阮先生亲临现场,我好正式而隆重地向阮先生表达我的敬意。但那天阮先生没能来,那天下着大雨。此去经年,再没能见恩师,如今得此迟来的噩耗。阮先生的拳拳爱国之心,他的学识见解,他的敬业精业,值得世人的尊敬也是我永远的榜样!正如凤凰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在吊唁中所言:“其创造传奇的传媒人生战役,胜利辉煌!”愿阮先生安息 🕯️


总结一下:

维基百科阮的词条估计是台湾人写的,意识形态严重,专挑他的“争议言行”,如果只看维基百科就会觉得他是无脑“洋五毛”;搜狐新闻属于大陆方面比较偏自由主义的媒体,但毕竟是大陆媒体,对阮友好多了,但里面似乎也有春秋笔法;凤凰卫视同事当然对他评价最正面。

还是端传媒那句话:你选择什么样的媒体,就看到什么样的世界。

像端传媒、立场新闻这样意识形态太重的媒体,也就看看就得了。从他们那里看不到任何对大陆建设性的意见。基本上其立场就是大陆太烂了,忽悠大家对大陆搞颜色革命。激进自由派有个问题,管别人都叫洗脑,就觉得自己这一套最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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