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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不會更好的世界,以一種存在主義的方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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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不會更好的世界,以一種存在主義的方式生活

——读「陳婉容:(後)極權主義的陰霾下,人活著還有沒有意義?」所想到的


一、一個不會更好的世界與幾種掙扎

過去五年是疲憊而灰色的五年。

就香港而言,二零一四年占中失敗後,列車開往既定方向,無力感腐蝕著人們。反送中的掙扎卻嘲諷地換來國安法,一切仿佛被套進塑膠袋裡,大力掙扎只換來自由空氣的加速流失。最後一切幾成定局;

香港之外,全球格局也呈現出新冷戰變化,似乎沒有哪個大國不是在倒退著;更微觀一些,生活層面,則有近期的疫情衝擊,踏出邊界亦有諸多不便。你會發現,無論從個人生活、社區文化、宏觀全球哪個層面去看,世界似乎都不會變得更好了。從宏觀到微觀,層層剝洋葱式的無力感已形成一個完美的球形結構。灰色之外,依然灰色。黑夜之後,似乎依然是無盡漫長的黑夜。

——在如此黑夜中,一些人在黑夜中尋找光明,一些人則慢慢把黑夜視做光明,人眼總能適應更黑的黑,並告訴自己沒那麼糟。

一些自由主義者將現實主義納為重要的修正框架,用鷹派或新冷戰的思維方法去修正自己先前的認識,並作為一種實踐指引(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00520/coronavirus-china-west/zh-hant/)。另一部分人群則在理念上走向川化,運用一種更激進或者說更保守的思路去呐喊自身的存在性,從而對抗無力感的侵蝕(林垚:燈塔主義與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的「川化」:https://matters.news/@linsantu/灯塔主义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川化-bafyreiauru4fxptiyil5okvya5aeql77ty4nwzjyf37rfoltrewnccph3a)。無論如何,大家都被迫在一個”世界可能不會更好了“、”並沒有肉眼可見的世界進步“的情景下去修正自己的體系。

我們或者卑微而不自知地改變我們對“更好世界”的定義,來更融洽地活著;或者高貴而年邁地,一遍遍垂憐自己影影綽綽殘餘的熱情,來更決絕地活著。

正如陳宛容近期在端傳媒上所發的評論「(後)極權主義的陰霾下,人活著還有沒有意義?」,陳所用的極權/後極權的框架,恰恰貼合了香港一年前大家走上街頭抗爭的“明對立”,與疫情過後國安法下大家日漸式微的“暗掙扎”。赫拉巴爾式的集權想象,也反映了對“漸進式窒息“的焦慮與無助。然而,陳最後給出的和解出路,仍是訴諸于引用錢永祥在《縱欲與虛無之上》對韋伯話語的點評,及皈依與韋伯簡單的志業熱情觀。

——”錢永祥先生在《縱欲與虛無之上》就寫道,《政治作為一種志業》表現了韋伯的某種英雄主義:「不賴幻覺、無懼於希望的破滅,面對真相下的世界追求有限的現世理想。」韋伯沒有否認在現代社會保持希望之艱難,但他認為,就算是一個不再相信有掌管一切的神,或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的社會,人還是可以靠著對志業——政治﹑學術﹑藝術﹑音樂等等——的熱情,來在這個肅殺的時代找到立身之處。"

熱情並非不好,相反,它是一種非常高貴的情操。然而,用百年前學人的話語來自我激勵,恰恰反映了一種普遍的返回原點的無力感。正如項飆在和許知遠對談中所表達的

——你不該問韋伯舊的話語在今天有什麼意義,你該問如果韋伯活在今天,他將如何說?

那麼,這種志業熱情如果在今天,它將如何變形?志業熱情從何而來?它以什麼來支撐?又在不同環境下表現為何種形式?這是我所困惑的。

有渺茫的微光固然也是好的,但光明本身不該如此渺茫。


另一種更不渺茫的心態是相信“世界正在變得更好”或“世界會更好”,相信我們只是處於短暫的下行週期中,即便對香港來講,歷史雖是隨機波動的,但總餘下些剩餘價值。我們總能有看到光明的角度,比如將自己下放於某個社群,依靠單一社群的解放來相信一種混沌著進步的動力論。我們相信,只要閉上一半眼睛,就能看到至少對某個群體而言,歷史的進步正在實際發生著,沒有純粹的灰,灰暗本身或許對這種即將到來的進步有某種促進作用。諸如特朗普上臺後的保守主義之風,可能恰恰是本次Black Lives Matter如此劇烈反彈、平權取得成果的誘因之一。故此,我們可以在承認歷史週期性的同時,相信著歷史進步論。

可是,人作為在社群中生存著的個體,哪怕對世界的部分客觀進步予以肯定,也必然會追問我與這個客觀進步的關係是什麼?某個群體變得更好,即使這是事實,它如何影響到我所處的群體,如何影響到我?我的周圍會起變化嗎?如果是間接的,我能等來那種變化嗎?如果不能,我自身的光明在哪?

這裡,我們很容易對Black Lives Matters的發生予以支持和認可,但卻很難通過其它群體的進步事件對香港更抱有希望。畢竟,傳統意義下,香港的自由也是一種混合著laissez-faire古典觀、粗暴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及新自由主義的自由。極端的保守主義使得左派在這裡有“左膠”的專用汙名化詞彙,但在粵語中幾乎找不到對應批評極右的同等扣帽子式詞彙

更何況,對保守主義的批評,通常在自由本身不被侵蝕的大環境下才有聲音空間。而在回歸以來香港自由倒退的情況下,對保守主義的批評本身也是日趨困難的事——它缺少批評時批評者所處的立場和語境。在官方干預不斷加強的情況下,人們很難對保守自由主義的觀念予以指摘,因為這時你主張的藍圖反而是模糊的(這也是我個人判斷部分國內自由派在國家主義整體強化的情景下,發生”川化“的原因之一)。

然而,在現在的香港,無論保守主義亦或白左,“共同的底線”全部失守。因此,悲觀地說,對於一個我自身所處的群體和社會,我難以看到它有變好的傾向。可能蘇利南正在進步,但又如何?世界終究是我自身所能觸及到的世界。

光明可能依舊渺茫。

得大白左,門神賜酒


二、接受絕望的存在主義方式

在依舊渺茫的情況下,我很能理解陳宛容作為本港人對這片土地的依附感,以及那種隨之而來的焦慮。就這個問題的心理解決,我個人沒有能力訴諸於志業熱情,因為志業熱情仍舊:1)一要拷問熱情來源,以及它和激情的區別;2)二要相信成效,即相信行動導向結果的可能性。

在今日的香港,連這種熱情也太過灰色。

故此,我個人更多是嘗試靠一種存在主義觀念獲得一些力量。這裡存在主義主要指二戰後到七十年代中期分解到各個流行文化的細分領域以前,較典型的薩特存在主義。這種觀念認為:

——世界本身是無意義的,是人,也只有人,賦予了世界意義。意義與價值的根源來自人對它的賦予,但人的存在先於本質,或者說存在不依於意識卻先於意識,所以這種意義與價值本身是無源的、荒謬的。但人卻在朝向這種意義與價值的賦予中行動,這種朝向可以被視為先於本質而存在的自由,故而會產生焦慮,而我們又恰恰在焦慮中獲得了對自由的意識和自身的本真性(Authenticity)。這種人的絕對選擇及其行動,又恰恰是人作為自為存在(Being for itself)躍向自在存在(Being in itself)的特殊性所在。

這種概念如何理解?省略繁雜的起源背景和概念論證,在現實層面,如果盡可能簡化的話,我更多將其歸納為——我們的意義和價值來源於我們面對境遇所做出的選擇及行動(Radical Choice)本身,它甚至不要求選擇及行為的後果作爲希望而存在。我們有能力做出選擇和行為,同時可以通過做出選擇及行為而體現這種能力,已經是意義所在。

例如,很久以前,我們有“圍觀改變中國”這樣的口號出現。在存在主義者看來,這麼多年過去之後,”改變中國“的部分甚至沒那麼重要,更重要的是我在當時選擇了”圍觀“這個行為本身,通過圍觀的行為,我實現了我的主體超越性

存在主義這種思想主張之所以在二戰後引起很大反響,其傳播力度一在於人對自身認識的解放,二在於薩特自己也是“行動踐行哲學”的極佳代表,儘管某一時期的薩特走向了馬克思主義,但他卻始終在一個相對灰暗的世界裡行動著,並用很多文學作品闡述自身觀念。在哲學現象的同時喚起了一種文學現象。引用莎拉·貝克韋爾在《存在主義咖啡館》中所說:

——”薩特借鑒了很多哲學傳統,並從現代和個人的角度對其重新進行了改造,可以說,他是通往所有哲學傳統的一座橋樑。然而,他卻一輩子都堅持認為,真正重要的不是過去,而是未來。一個人必須不斷前行,創造還未發生的事:走到世界中,行動起來,然後去影響它。他對未來的信念一直堅定不移,甚至在他進入古稀之年,身體漸衰,僅存的視力喪失殆盡,耳朵越來越背,腦子越來越糊塗,最終屈服於歲月的重壓之時,也沒有變過“。

這裡,我們可能會詫異存在主義與我們的印象並不相符,存在主義不是一種對價值的虛無態度嗎?它與虛無主義有何區別?

存在主義(Extentialism)時常與虛無主義(Nihilism)相連,甚至薩特本人的哲學作品也命名為《存在與虛無》(Being and Nothingness)。如果存在主義真是相信一種虛無,薩特本人怎麼會秉承這種哲學的同時成為一個不斷參與的行動者(Activist)?我們所理解的虛無和存在主義所說的虛無是同一個時期嗎?

我們在流行文化中表現存在主義時,確實更多地表現它的虛無性,對”絕對選擇“的表現不多。然而,存在主義與虛無主義不同的是,它在承認世界本身是虛無的同時,強調了面對虛無或者沒有希望下,人的絕對行動及主動選擇,以及這種行動與選擇的意義。恰恰是這種行動本身反應了我們人作為自在存在的超越性,而這種依靠自身選擇及行動趨向意義的態度,是因為我們的本真性(Authenticity)。

在這裡,我並不想過多地在哲學意義上探討存在主義,一是能力所限,二是存在主義從哲學範疇內對其後來的哲學流派影響有限,它在當代哲學領域的承繼性略顯匱乏。如果說有,更多地是在各個議題的範疇之內被拆散而細碎化地施以影響。事實上,部分學者如Noreen Khawaja在論述存在主義時,更多地將其作為一系列跨代際的思想傳統而非哲學運動,存在主義哲學家更多地只是察覺到了同一組問題,而非擁護同一組答案。

在某個意義上,存在主義說,既然世界是虛無的,客觀存在只是客觀存在,那麼意義從哪裡來?只能從人的行為中來。故此,部分學者Fackenheim就將存在總結為一種“境遇下的自主創造"(Existence is “self-making-in-a-situation”)。

某種意義上,存在主義是主客混合的,它的客觀性在於認識自己是客觀地被拋來這個世界上的,同時承認人所處的境遇及事實性(Facticity),它的主觀性在於認為人的認識和行為是自我身份及意義構建的決定性因素,人是可以超越(Transcendence)事實性(Facticity)的,以達到一種本真性(Authenticity),即認識到我為我自己是誰負責(I am responsible for who I am),而非一種客觀決定論。從存在主義證成某種價值觀念的絕對意義是困難的,但從存在主義證成”人必須行動“卻是容易的。

正如薩特和波伏娃在一次談話中談到:

——“我認為,與這種驕傲關聯的,並非我讓-保羅 薩特這樣一個單獨的個體,而是所有人的共同特徵。我驕傲的是,自己做事有始有終,通過行動改變了一部分世界,寫作、出書——不是所有人都這樣做,但所有人都會做一些事。總之,我引以為傲的是我作為人的活動我並不認為自己的活動比任何別的活動更高級,但這是一種活動。這是作為一種行動而拓展了自身的意識,我為之驕傲。”

這裡的核心在於,我的行動對我本身的意義並不依賴於行動的結果,甚至不依賴于行動成功的可能性。當你去做的時候,做這個行為已經反應了你的主體性選擇。

誠然,存在主義有很多問題,諸如對個體的規範性責任太過強大、拒絕正義和道德內化、在社群觀念及環境視角流行下的難以修正,過於強調Authenticity,薩特本人晚年的不確定性,以及在道德和價值選擇問題上的不清晰及回避等等。它更多的是一個”求己“的哲學,而非”求人“的哲學,不該將這種規範性責任放在他人身上。這是它必須被認識到的局限性。

然而,它有一個優點,即可在”對希望的否定下,以一個作為生活綱領的哲學而存在”。或者說,讓消極的形態得以發揮積極自由。它告訴我們,當行動不會改變現狀的時候,行動的瞬間依然是有意義的,它揭示了我們人之所以為人的一個理由。正如,《存在主義咖啡館》的結尾所寫的:

”雲海上硫磺色的天空、紫色的冬青、列寧格勒的白夜、解放的鐘聲、比雷埃夫斯港上空的橙月亮、沙漠裡升起的紅太陽“——還有生命中其餘那些美輪美奐、如磷光一般閃耀的繁盛,只要我們有幸能夠體驗它,它就會繼續向人類展示自身”

只要我們有幸能夠體驗它,它就會繼續向人類展示自身。在看似絕無希望的環境,我們仍然保持絕對選擇及行動的能力。不管它的效果是什麼,哪怕在绝无希望的情况下,我相信這種行動本身,是我個人的意義之所在。

——讀「陳婉容:(後)極權主義的陰霾下,人活著還有沒有意義?」聊以為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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