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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撕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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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此文原本是没有想到要写的。看到梁启智先生所写的《我的八个中国》与N个中国话题倡议,觉得立意甚好,尤其像梁先生写到的:

中國這麼大,誰有資格能說自己理解呢?不如退一步,大家都來承認自己的認識是片面的。但如果每個人都把自己的一小片拿出來,又說不定可以拼湊出一些甚麼。
大家都來承認自己的認識是片面的。
這個起點很重要,因為當每一個人都願認承認我們的理解永遠有限,很多爭執就可以隨之而避免。當大家對中國有不同的理解時,可以接受我們只是摸到同一隻大象的不同部位,不用非要把對方說服甚至打倒不可。

在近段时间里的网络话语乱象中,这是让我尤感认同的见解。从意愿上来说,我一直很想,也觉得很有必要,对家国展开讨论。不过在本来的写作计划中,排在稍后。加上我写文慢,估计应是赶不上梁先生的活动。

然而,像我在读梁先生文章时隐有预感的那样,梁先生这篇立意颇为平和的文章,在社区也引发了一定的争议,再一次印证了华语公共讨论空间的撕裂。对此状况,我觉得有不少,不吐不快,和理应展开讨论的内容,那便暂放原有计划,试着写一下罢。(因本文主旨的原因,还是应当题为:我的撕裂中国,不太适用“N个中国”的活动倡议,仅当作是对梁先生文章及争议讨论的一种参与吧。)



                                               由巨流河说起

梁先生所写的乡土中国、古典中国、离散中国等内容,让我不由得想起白先勇先生的《台北人》,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等作品。加上对于自由民主,发自内心的认同与倡议,对我个人观感而言,整体上更接近《巨流河》一些。我想结合这部堪称史诗的作品,谈一些个人感受。

《巨流河》我读的是台湾版本。在这之前,我看过一些齐邦媛与飞虎队飞行员,张大飞队长的信件片段,以及白先勇《一把青》等作品。我有预感,自己会又一次的,被人们在那个特殊时代浪潮中,不可抗拒的幸与不幸,所深深打动。

而当我真的细细将它读来时,我才发觉,所预想的,仍太浅显。

《巨流河》中,有太多人,太多段的动荡岁月和苦难经历。齐邦媛以兼具壮阔幽微的文字,真切详实的记录,让许多在历史角落中被遗忘的褶皱,被缓缓打开,让那一代人的命运境遇之悲喜难言,得以重见天日。


从齐家东北生活之始,其父亲齐世英先生,一生抗争有为,曾追随奉系郭松龄将军,反对国内军阀内战。兵变告败后,又联络东北义士抗日,为东北流亡青年的教育奔走,也曾筹办介绍世界思潮时事的《时与潮》杂志。即便在撤去台湾后,因异议被蒋介石开除国民党籍,也始终没有放弃对于自由、民主与法制的推动。

因为父亲的留学、工作,齐母蒋毓贞(后改名纯一)在很长时间里,只能自己生养小孩,在战乱中,更是一人带着孩子迁移逃亡,甚至曾孤独面对失去幼子幼女的悲恸。即便如此,她一生尽心操持家中的一切,也身率齐家在战乱奔波中,仍然对所有,或流亡或困难的同胞家眷,格外的关怀照顾。

必须特意一提的是,在如今时代,习惯了政治人物的复杂诡谲,仍能见识到齐邦媛父母这般高洁之士,让人心灵一清。

对于父母的缅怀,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写道:

整理他们的遗物真是容易的事,我母亲一生没有一件珠宝,也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她的柜子里有一只小破皮箱,装了一些从南京到重庆,复员回北平又来台湾都不肯丢的老照片(我的童年一张照片都没有),最高一层放了八床棉被,我知道她搬到内湖后,常去台北长沙街一家传统弹棉花被的店,订做了各式厚薄的棉被,她说:“现在我有自己的家,客人来可以好好招待了。”事实上,她招待的人都已不在了,革命的,抗日的,守山海关的,打台儿庄的,拼滇缅路的,逃难的乡亲,流落的青年……全都走过去了。我留下她的两床棉被,在丽水街的冬天盖了十多年,那传统手弹的棉被时代也走过去了。
收拾我父亲遗物更是容易,他在一九五四年离开国民党后,一直有人跟监,一九六 0 年雷震伯伯被捕前后,他已把所有通信函件、文稿焚毁,以免连累友人。以后多年他也不留来信,我在他书桌抽屉中只看到几封张群为日本断交商谈的信,日本首相吉田茂的女儿麻生和子谢我父去日本吊唁的信;还有一个木盒装了吉田葬礼送的红色包袱巾,上面有四行中文诗;还有孙子女们寄给他们的小猫、小熊的生日贺卡;卧房内找到一本日记;他从德国买的《哲学丛书》二十册(一九二0年版精装);当年在上海购买精制的全套二十四史一直在他书架上。母亲死后,我们不知该去为他晒书,这时已被白蚁啃食残破不堪,只剩上半页和封面,木盒已触手即碎,只有焚毁。
双亲俱逝之后,在层层的失落感中,我挣扎奋斗,游不出他的泪海,我的血液继承了他的飘泊之泪。


齐邦媛的一生,幼年在东北有短暂的童年记忆,之后,随母亲哥哥到南京和父亲团聚,却不知,那一次离乡,几乎是一生颠沛流离之始。

她小小年纪便曾常住疗养院,对死亡有了认知。后因为局势,随家人多次迁移在北平、天津、南京。抗战爆发不久,随着父亲心系的东北中山中学师生,一同逃难。在南京大屠杀20天前逃离南京,一路颠簸,从芜湖,汉口,到湘乡,长沙,桂林,再到怀远,入川,到重庆。途中,她听到扒在火车上掉下去的人,看到在渡口船上被挤下的人,还有病逝在途中的胞妹,及或被抓或受伤死去同行师生。读初高中的她,便对时刻可能到来的警报,和躲空袭需要做的一切,熟练于心。

那时,她认识了哥哥的同学,同样来自东北,但已家破人亡的张大飞。张大飞在逃难中决心去报考飞行学校,因感念齐家的照顾,一直和她保持家书,是第一个与她,谈到灵魂的人。在齐邦媛考取战时乐山的武汉大学后,他们的感情不断深化,张大飞却已在整日升空作战,知道自己是“必死之身”,不敢再去爱她,渐变疏远。最终在抗日胜利的数月前牺牲。

齐邦媛不爱政治,1947年,抗战胜利后的政局混乱中,她大学毕业便去了那时远离纷乱的台湾。却不料,成了1949年,亲友撤退台湾时奔忙于接船的人,又见证满载的太平轮的覆没。之后,几乎将毕生心血,都投入了英文、文学、中英文学互译的教育与研究中。

在全书许许多多的细节处,我的种种情绪,好像被齐邦媛生命的小小火焰微微烧灼,随热力升腾,弥漫在脑海。泪水氤氲中,让我好像离那个遥远又模糊的年代,近了些,更真切了些。


《巨流河》这部作品动人如斯,仍不免有些,让我困惑的地方。

比如书中多次谈到张学良不识大体,缺乏能力,造成西安事变,“贻害大局”。我所理解,这大约是齐邦媛、齐世英先生的共识——西安事变是蒋介石之后不信任东北人的重要原因,导致战后接收东北的,根本不是对东北有所了解的官员,最终轻易丢掉东北,输掉三大战役等等。

以齐家的角度,我十分理解她对于反共的情感认同,尤其不少她尊敬爱戴的师友,如朱光潜、吴苾先生等,像中国无数理应值得尊重的知识分子一样,在文革中的惨痛遭遇令人扼腕。她一家人在东北的旧居祖坟,更是全被犁为农田,彻底无根凭吊、追忆。

可是,若张学良未在西安事变中“铸成大错”,那当是遵蒋调令,坚决“剿共”了。

我觉得其一,中共自掌握权力后,从土改,大跃进大饥荒,到文革、学潮、新疆集中营等种种恶行,是否只是中共之因,而其他社会各界如知识分子、商界、乃至广大民众等,不在其中负有责任,是仍然值得讨论的。

而其二,“剿共”所要消灭的群体,当然有政治领袖、枭雄及野心家,但未尝没有大量的,被单纯的政治理念吸引的理想主义者,或者只是被“打鬼子,保家卫国”这类纯善愿景网罗的普通人,以及他们的家眷。

他们——其实和齐先生写到的,小孩子问“爸爸的头为什么在城墙上”的义士及家眷,区别是很有限的。


在齐邦媛读大学时,一位本是关心的学姐,因她不再愿意去参加知识界左派的“前进”聚会,歌唱东方红、毛泽东等,便对她转为恶语相向,多番公开攻击。让她开始认识,政治斗争对人的异化。她写到,这是她之后一生,不愿介入政治事务的肇端。

她也确实如此做的,她早早的便去了台湾。在成名后,负责《中华民国笔会季刊》时,碰到官员官僚形式的开会,也便很快辞去职务。

但这样一位奇女子,似乎也无法逃离,政治对时代下中国人的影响。比如她会直言,毛泽东在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时,宣称将服从蒋总统的领导,是今生听到的最大谎言之一。但即便蒋在退居台湾之后,也有白色恐怖时期,在书中没有对蒋的评价。在书的后半段,虽然她沉心于中英文学的研究,但像一些文学事务中,她会接触到大陆的作品,或者大陆的作家笔会,甚至,彼此间有过一些争执。终难免,会有那种十分明显的对立分化之感。(这种分化,我在看梁先生的文章时,也觉得有的,实际上我自己写香港相关的时候,我想也是有的吧。)

我其实真的很能理解,毕竟一个人,如果不与自己所爱所尊敬的亲友们,更接近紧密,又能与谁呢?可在这样的理解之余,我仍感到困惑与惆怅——“中国”、“大陆/内地”、“台湾”、“香港”、“海外华人”,也许这每一个词,它们彼此间,都已十分不同了罢。可是这种不同,背后是什么,又将去向何处呢?




                                               中国与慕强

如今的中国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只从政治上,讲它是一个信奉共产/社会主义,或者学习苏联红色专制统治的国家,它有极多说不通的地方。

如共产/社会主义,当是普遍关怀社会大众,格外尊重社会下层人民的。而中国实际上,是可以随意欺压、摆布社会下层的。这一点,从北京暴力驱离低端人口,海量强拆,城管施暴,打压维权者等事例中都不难看出。

若是像苏式红色专制,当仍有一种全面达到共产主义的梦想,会希望且帮助遍布全球的无产者、劳动者联合起来的。例如中共的成立和早期活动,直到1950年代大量苏联援建的时候,从资金、理论到人才支持,很多都是苏联方面提供的。然而,自1990年代起,中国逐步进入全球经济系统,全国各级政府、官员,都一个劲的招商引资(从政绩、私利上都有动机),俨然成了一家只奔钱去的大公司。除了政策上的友善利好外,劳动力的低廉,容易管理,一般不敢找事等各种低人权的优势,也是最初大量港商、台商,再到之后全球资本愿意到中国投资建厂的一大原因。

在中国引进资本的过程中,主动向全球释放了大量低人权的劳动力,造成的结果,则是马克思曾设想的全世界无产者们,被彻底分割了,再也不必谈什么联合起来。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接受《上海书评》的专访中说到:

到了二十世纪晚期,马克思所构想的经典的工人阶级已经被资本“包抄”(outflanked)——用一个迈克尔·曼用过的术语——其时资本获得了近乎彻底的地域流动性。说穿了,就是工人在空间上是固定的,而资本如今可以四处游动,哪里成本最低、利润最高就去哪里。这导致了第一世界的富裕国家大规模去工业化,把生产外包给系统边缘的廉价劳动力区域。结果就是,全球的劳动力在极其负面的意义上被重组了。不是说工人阶级已经消失了,而是说在今天,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被孤立(atomized)、被挫了锐气、被分化了。

一个号称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府,却成了这种工人阶级“被分化”最热衷的参与者,甚至一度成为了“世界工厂”,若是马克思复生,该如何作想?

齐邦媛在《巨流河》中说到,曾经她父亲参加的国民党,不失为一个形象清新的革命政党。后来的事情,大家都可从历史中知晓了。

我想,在中国内地的共产党,未尝不曾有“形象清新”的时候。但已在历史变迁中,失去的理想,恐怕不是“不忘初心”所能够挽回的。

在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甚至直到89学潮中,都还有许多中高层共产党员,因被压迫也好,因理想破灭也罢,或会抗争,或郁郁而终甚至选择自杀。可到了汶川地震中,那么多人祸造成的豆腐渣教学楼夺取无数孩童生命,还有中高层官员心里难安吗?再到这一次祸及全球的大瘟疫中,全球不乏引咎检讨、辞职甚至自杀的政客,共产党的中高层里,可还能见到这般的人?


原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先生谈到东、西德国合并后,东德发展不如西德,社会各界有不少怨言,他做了一个假设:

柏林墙还是有,政府要抢谁的土地照样抢得到,想把工人撵走就直接撵走;农民的农会、工人的工会,谁都不能讨价还价;政府向西方提供任何民主国家都不能提供的最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
这样就不会担心现在东德没有制造业了,因为西德所有的资本家会一窝蜂地把工厂移到东德,把整个东德变成一大片血汗工厂,把所有的东德人都变成农民工,然后生产大量的商品覆盖西德的市场。
这个时候,所谓的去工业化,所谓的失业问题,就都不会出现在东德,而是会出现在西德。然后西德人会抱怨,我们现在制造业没有了,工作机会没有了。
最重要的是,西德战后建立起的一整套以高福利和强势工会为代表的所谓社会市场经济,就根本不可能维持了。因为资本家跑掉了,你工人去和谁谈判呢?你工会还有什么谈判力量呢?资本家没有了,税基没有了,你的高税收、高福利怎么维持呢?整个就会发生严重的危机。
正常情况下,东德不可能统一西德,但一旦西德发生大乱,出现不可控的状态,东德用非正常手段统一西德并不是不可设想的。

对此,秦晖教授总结到:

但这能说是社会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这能说是儒家文明诞生了西方文明吗?照我说,这就是不折不扣的18世纪的资本主义打败了21世纪的资本主义,血汗工厂打败了福利国家

秦晖教授的假设,没有发生在东德,但我想,凡是仔细体会过中国近30年经济发展历程的人,都知道它来源在哪。


而我想结合一下,齐邦媛与秦晖两位智者所见。自辛亥革命以来,到国民党退走台湾,再到如今中国的局面。这可以说是一个形象清新的革命党战胜了另一个有所衰败的革命党吗?可以说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战胜了三民主义、资本主义吗?可以说是因为什么独特的红色制度,才带给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解放,缔造了从未有过的伟大复兴吗?

要我看,这无非是,一群造反的,打败了另一群曾经造反的,坐江山之后,终于有一段不折腾,给百姓休养生息的日子,便又用所有来自臣民百姓血汗换得的成就,疯狂装点自己的门面,想作为千秋功名的垫脚石。

这和中华数千年历史上的那些王朝,有多少区别?


当下中国,那实质上的低人权社会,血汗产业大发展,和宣传上的为民服务、红色思想,完全是相悖而矛盾的。剥开荒谬的皮囊,它真正特质中,慕强是极为突出的一点。

这些年的话语热词,如经济高速增长,核心竞争力,风口行业,流量,金主/甲方爸爸,大基建,大国崛起,民族复兴,厉害了我的国,道路自信,国际话语权,战狼,由中国提出(主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甚至人才引进,人才红利,实用人才培养等等。

再到国内大众对于很多事情的态度,例如期盼“大一统”;看不起,也不屑于真正了解全球经济发展不强不快的诸多地区;高涨的民族自豪和认同感;对于如区域自治,反对/质疑公权力,民主进程,人权主张等一系列可能带来“乱”象,有损“稳”中向强大局面的事,很大数量的民众都不会真正喜欢,也没兴趣深度了解。

以上所有,还有像梁先生文章中,写到的大陆这边崇拜官权,权力差序格外明显等现象,实质上,都与慕强不无关联。


《我仍要抓起沙》一文中,我谈过内地政府方面的“慕强”之心。

中共体系似乎一直都是这样的,无论怎样的倾轧和斗争,怎样的伤天害理,就如六四一样,他们绝不会认错,不论整个体系内怎样的血债累累,他们也能自欺欺人般的定性一番。
让我由衷不解的是,这种绝不轻易言错的姿态,本质上更多的,是真正的强硬,还是内里极为心虚的软弱?这甚至不是简单的色厉内荏,而是一种表面的和缓、顺应,但实际上又铁幕般坚硬,殊难改变;至于内里是真的强有力的自信,还是充满着胆怯,时刻忧惧着丧失正确,真是无法可知。
这类并不鲜见的操作,似在透露着执政者的混乱、拙劣甚至愚蠢。可同时,又像包藏有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企图——他们或许自认找到了和缓、铁幕、自信、忧惧,甚至低劣和宏远全部,都同汇于一炉的可能。

无论他们内心是忧是惧,他们已长期迷信于强权,强硬姿态,和强力干预型的政府统治。就像在1998年,一边要搞985工程,建设所谓国际一流大学,同时也开始建立互联网的墙,不断构建信息隔绝的壁垒。这种被何伟(Peter Hessler)称为美国人无法理解的政策——“教育开化和严控管制齐头并进,同步推行”,实际在如今看来,效果奇佳,非常符合政府的期望。

自89学潮后,一度成为执政稳定大敌的高校、学生群体,如今很多新一代的学生,连谈一下“德先生”、“赛先生”都觉得不够爱国,举报高校教师反政府反党言论的,也大有所在。

教育界是社会的一重缩影。在各种强力的干预下,国内一个个政府的“心腹大患”,都得到了“妥善处理”,这些明显的成效,又更会让他们不可自拔地迷恋强权的滋味。


政府之外,内地社会,也深陷慕强情结中。这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有其渊源。

许倬云先生在《万古江河》中讲到,自周代后期,领主封邑的封建制度崩解后,在战国时,各国重组国家秩序,形成了编户齐民制度。他写道:

中国历史上编户齐民体制内的个人,不是古代希腊城邦的市民,也不是今日主权国家的公民。齐民,毋宁是许多地位相同的百姓,在统治阶层的统治下,有一定的身份,其权利为国家法律保护,同时也必须承担交税服役的义务。齐民是隶属于国家统治机构的百姓,是这一个庞大共同体的成员,但不能分享共同体的主权。主权是属于统治阶层的,并不属于编户齐民的百姓臣民。从战国时代到今天,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上,编户齐民的体制,其实变化不多。

可以看出,历史上,中国人习惯于相信这庞大的共同体,愿意尊崇“天下国家”这类的概念。即便是幼童坐在皇位上,绝大部分人,无论有武力、才华与财力几何,都会向皇者跪拜。所拜的,在那个皇位上的人之外,更是“天下国家”这种被中国社会共同认可而虚构的巨灵。这种拜服于庞大共同体的心理,是“慕强”不断延续的火种。

直到今天,大多数务实、胆子不大的中国民众,他们不敢,无力,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去争取所谓公民的权力。他们习惯的,和能被允许期盼的,就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这个国家能稳定,强盛一些,那么他们的日子,相对来说,大概率的也会好过一些。就算总有人会被强权凌辱欺压,中国百姓何其多也,概率终究是不高的。


我想再次将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作为例子。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典型人物,从他的采访、办报经历,和他平常观点的阐述中,可以看出,不同于那些又蠢又坏的官僚,他是一个有能力,也有一定智识的人。那么,他又是如何成为一个表现优异的党媒喉舌呢?

胡锡进怀念父亲 来自微博


在其5月初悼念亡父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的家庭,也曾在战争岁月和文革中大受打击。他的父亲是有才艺有浪漫的人,一生却孤独、默默无闻,甚至无法对子女亲切交流。胡锡进,能明白他的父亲,和无数的国人一样,是生活在扭曲中的。而扭曲,正是一种精神上的严重不自由

那结合胡锡进一贯作为,尤其近期呼吁扩充核武器的言辞。他为这种中国人生活之扭曲悲哀,找到的出路是什么呢——是充沛、强大的力量。就像他在怀念父亲,写到其他战友当“领导”、有“小汽车”一样。他寄望于努力读书和工作,从此不再平庸。似乎一旦拥有权力、财力或地位,那些扭曲和不自由,就不再紧要,都可以被覆盖了。这和他将中国的国际命运,寄望于核武器的扩充,是完全一致的。

胡锡进这种将生活的尊严美好,都系于强力强权的心态,某种程度上说,是广大中国民众的写照。


在不断变得更惨痛的全球疫情中,中国有大量的信息,以一种幸灾乐祸的姿态,报道全球其他地区状况。外交和网络话语中,又是战狼满地,对各种隐瞒、拖延疫情的怀疑和批评声音,表现出极度的咄咄逼人状。

很多人觉得这些表现蔚为大观,十分离奇。但其实,它们和这些年来,中国国内面对普世价值,自由民主等主张的反应,是一脉相承的。

国内大量民众,凡碰到谈普世价值,自由、民主、法制的,就会觉得对方居高临下,好像被人开化、教育般训斥,是尊严遭到打击的,天然就生出一种厌反心理。进而,很多人为了找回优越感,一旦碰到西方国家或港台,有侵害人权之类的事件,便会大肆嘲讽、指责,颇为幸灾乐祸。

正是在这样的情感大势下,近10年间,国内提倡自由、民主、法制等理念的“公知”群体,已被彻底污名化,民主等价值也常被写作“皿煮”。这种逢普世价值必反的心理,已经十分严重。


这种普遍的情绪状况,有不少原因,是来自心理上的逆反,所谓——沉迷幸灾乐祸,往往正因生活的乏味可悲,就像急于显现咄咄逼人,难免源于内在的卑怯。但其中,社会普遍慕强这一因素,也是不容小觑的。

就像“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一样,他们内心所想的,则是:愿为强国民,不做乱世人。此处的“民”,正如许倬云所说,既非市民也非公民,而是“编户齐民”的“百姓臣民”。

但是,他们在嘴上说的,是可以演变为“宁为强国民,不做弱国人”的。反正也争取不到的,就算那些弱国小国拥有公民权、人权,又有什么好期待的呢?还不如干脆一点,摆出一份“我不稀罕”的态度。

在现实中,这种心态若更进一步,则会变形为——“宁为强国臣民,胜过普世自由人”。这时,就隐含着另一层的期盼了。即盼望国家的强大,影响世界,输出中国的模式,可以和所谓西方普世价值的话语权,好好较量一番,分个高下。此刻,自己的生活,仿佛不再因为缺乏人权自由而可悲,而是因为这份国家的强大,增添了光彩。

这种由弱小个体“慕强”变形而来的“自强”,本不为当今中国独有。许多失意的美国白人,特别中意Trump的“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饱受一战战败苦果的德国民众,也格外爱戴希特勒的宏伟规划;阿Q也有做太爷的梦想。

但这种心理,确实也给了当下很多中国民众,一种难得的自信和心理安慰。原本受西方文明强势的普世价值宣传影响,尤其面对那些可以追求自由权利的人们,自惭形秽,受伤的尊严,都可以借这种“慕强自强”找回。




                                   慕强与崇优,日本与五四

除了传统,慕强其实与近代中国变迁,也有莫大关联。

中国自清末颓唐,民族一度濒临危亡。彼时有志者,没有一个不希望国家振作起来,摆脱任人宰割的境地。“少年强则中国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些质朴的期望,直到今天仍然感召力非凡。

从洋务、维新派开始,到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格外奋发图强,希望从先进的西方文明各类知识中,得到强盛的秘诀,这是大众周知的。但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往往忽视了,在此一过程中,来自日本的巨大影响。


自1894-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实力最强的国家,又于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这是黄皮肤的亚洲人,首次在近代战争中战胜西方强国。那时清政府宣称中立,其实暗中则是有组织地相助日方。胜负传来时,许多中国人都发自内心地羡慕,日本,这样一个印象中的“小国”,自立宪改革后的强大。

在1910年代的新文化及五四运动中,领袖人物如胡适、蔡元培、梁启超、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中,后四位都是曾留学日本的。梁启超那时则是变法失败,在日本流亡,所受影响也很深。他一些传扬至今的文章如《少年中国说》、《戊戌六君子传》等都在日本期间写就的。

后来大众耳熟能详的“德先生”、“赛先生”,其实是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使用日语中平假名的语言方式,音译Democracy和Science为“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再以先生作简称。此外,第一个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译为中文的陈望道,是首先结识戴季陶,并由他提供在日本购买的日译本,再结合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对照翻译的。

在那时,曾留学美国的胡适先生,及鲁迅先生,都对民族劣根性,提出鲜明的反思与批判。胡适曾呼吁: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这类的反思与发源于明治时期,日本为了向西方学习,进行国民性反省的“民族性改造”,是一脉相承的。日本近代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更早做过十分类似的批判。

日本人自古以来,就不重视自己的地位,只知趋炎附势,企图依靠他人谋求权势,否则,就取而代之,步前人的后尘,即所谓“以暴易暴”,真是卑鄙已极,这与西洋人独立自主的精神相比,确有天壤之别。

相比于直接学习西方,中国人更加期望,从同处东亚,又曾受大量中华文明影响的日本身上,学到国力变强的秘密,其实是很能理解,十分正常的。只是后来日本侵华,国仇家恨中,让这一段历史近似被隐藏。


而日本当时社会思潮的状况,可能就更加会被如今中国大众忽视。

溯源看去,日本自知晓了1840年代的鸦片战争,清廷败给英国,及1850年代美国舰队靠港,强行要求日本开国的“黑船事件”后,整体社会认知,发生了剧烈震荡。他们突然意识到西洋文明,远比一直以来他们学习的中华儒家文明,要更为优胜强大。之后,在1860年代开始明治维新,到20世纪初,短短数十年间,日本社会中,充斥了大量来自西方各个派别的思想主张。从最初与荷兰交好,学习的“兰学”,到陆军主要受到的德法影响,海军受到的英国影响,再到文官、知识分子、浪人阶层、民众中,各类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那时的日本社会,也是充满纷争与撕裂的。

在1909年,明治维新元老,时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被朝鲜爱国人士刺杀,到了1920-30年代,更有与留日时期孙中山,颇有交情的犬养毅先生,以及滨口雄幸、原敬三位首相被日本右派政敌刺杀。这种社会的撕裂,可说是异常激烈的。

从历史中我们不难知道,日本在之后,彻底被军国主义左右,走上了对外战争和侵略的道路,又在被原子弹轰炸后,成为二战中最后投降的“轴心国”。它侵略攻打的诸国,和它自身,都付出了极惨痛的斑驳血泪。


在当下,中国的经济、科研与军事实力都得到发展之际,可以看到,撕裂的社会中,有许多人十分得意于中国变得强大了,并且期望,这种强大可以在进一步的斗争中显现,即便这种斗争是血腥野蛮的。他们时常发出狂热慕强的民族主义声音,不能容忍来自外界或国内的一切质疑。

虽然普遍大众已经忘了,中国自清末之始,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很多受日本影响。但如今社会的呈现中,恐怕仍有二战前,日本撕裂社会的影子。

中国是否会重蹈类似日本的覆辙?

我想,慕强本身是一个接近中性的词,可一旦它失去限度,在社会中滋生,它最终是有可能为了强胜,朝着无视一切代价,泯灭一切人性的方向发展的。这一点,日本的先例如鉴。对待“慕强”,我们应当始终保持警惕。


我更想探讨的,是自由、民主、法制这一类“崇优”型思想。它们与中国的缘分,同样始自,清末明初,中国学习西学,又受日本视角影响的时期。

直到今天,很多人说起自由、人权、民主、共和、宪政、法制、公民社会一类的概念时,也都会将它们归纳为人类文明,或者西方文明的优秀结晶。这其中,对优秀、优质、优越、优胜的推崇之意,溢于言表。例如香港才子陶杰先生,就讲过自己不提倡一味崇洋,而是从西方文学、音乐、电影等艺术文化到政治制度,社会百态中,汲取优质的部分,是愿意“崇优”的。

可我必须直言的是,对于优质、优胜的推崇和喜爱,其实与,对于强胜、优盛的热衷,区别是很有限的——“崇优”与“慕强”之间,不存在明确的分界线

如果我们应对社会中“慕强”的滋生始终保持警惕,那么对于“崇优”所涵盖的一切,或许同样也应如此。


在现实的华语讨论中,不少人宣扬自由民主等思想,会以这是普世价值,是世界上绝大部分文明国家共同认可的,作为重要原因。这种以选择它们的国家多且强,来论证自由民主的合理及值得推广,其实只能说明“慕强”与“崇优”有时没有区别,它本身并无道理——因为这样忽略了每个国家的不同,而且也无视那些民主转型不算成功的国家。

在苏联解体,俄罗斯走上民主体制前,大量精英知识分子,也对于社会的改变抱有很多美好的设想。而二十年过去了,俄罗斯仍然在强国梦,寡头与威权政治中摸爬滚打,不少知识分子,也是很落寞的。

再以中国内地的政治制度为例,明明是有宪法,有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民主党派,政协会议,也有相应监督机构、执法机构的。可以说,这套制度设立的初衷,就是朝着民主共和的方向而去的。可在现实操作中,却一直无法避免存在着严重的变形,尤其近几年,这一切民主共和的设置,都没能阻止它向集权专制的方向演变。

再比如,此次武汉推行全民检测中,本身也有很多贴心的设置,如间隔两米,按楼栋顺序等,并且这些良好的提醒多次以各种渠道发给个人。但在现实中,这些设置都没有起到作用,仍然看到的是比较杂乱无章的状况。

武汉检测设置及通知 来自拍摄


武汉检测实情 来自拍摄


如果大到共和,小到保持社交距离,都会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发生严重的变形,我们又有什么理由相信,关于民主自由的一切不会变形呢。我们又能有什么理论或事实支撑,中国走向民主化之后,如今类似俄罗斯的状况,不会是中国历经万难,才可能达到的上限?

当这一切都太过模糊,而让人全无信心的时候,还符合“优”与美好的初衷吗,所谓的“崇优”岂不是成了一场骗局。


还有更让人担忧的状况。近年来,随着高涨的“慕强”型民族主义声音,华语社会中同样在滋生一种较为极端的“崇优”倾向。似乎只有信仰自由民主,认同普世价值的,才是上等文明人,而凡是不鲜明表态支持的人,则一概是彻头彻尾野蛮低劣,不可救药的,甚至理应全体被“天灭、审判”等等。这种在社会族群中,刻意划分出“低端人口”,乃至要人道毁灭的态势,又和希特勒等将日耳曼民族推为“优等”,可以肆意残杀“低劣”的犹太民族,有多少区别呢?

以香港为例,我十分敬重香港广泛市民对于正义、权益与美好的追求,但在2019年至今发生的一切中,也存在只是因为不同政见,或者说普通话之类的个人,就遭到欺压,或被暴力围攻的流血事件。如果香港抗议市民,与香港警察机构这样的暴力机关,最终要依靠何者,谁更有力、更强横、更决绝取胜,似乎背离了“Be Water”的平和倡议。

而映照到整个华语族群中,是否“崇优”与“慕强”最终也会走向血腥的厮杀,广泛的大众,只能在种种“不割席”的裹挟下被迫站队,加入非此即彼的狂暴对抗中?

在如此偏狭,你死我活的争斗中,最后的获胜者,无论是“崇优”还是“慕强”,又还能有什么中正、平和可言。它们只会变形为,为了胜利可以付出一切代价的形态,哪还有一分可能,仍能秉持正义与美好呢?就算暂时分出了胜者,是否下一次死斗,又已在风雨欲来中,届时,整体社会又将呈现出怎样可怕的态势?


在始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就有激烈斗争的各个派别,轮番互相残杀的“恐怖统治”时期,本来对抗旧制度的大革命中,却一再孕育出更为专制血腥的旧制度。而撕裂的日本社会,曾走向军国主义。

我由衷企盼,如今的华裔族群,这个异常庞大,历史上曾尽是“吃人”,也爆发过文革之类祸事的复杂族群,不要在“慕强”与“崇优”的撕裂下,走向更为骇人听闻的惨剧。

这也是为什么,如今我特别赞同,梁启智先生文章讲到的:

研究發現民主化比較成功的地方通常社會肌理相對成熟,大眾平時習慣有組織地參與社會,而且懂得在過程中互相信任和尊重。當一個社會在民主化之前已經有很多由下而上自發組織的社會團體,哪怕可能只是讀書會或者爬山隊,也可幫助日後的民主鞏固。就好像前面說過的那個中國留學生聯會如果能認真的做好內部管治,已是一個培育民主的機會。如是者,建設民主中國就不代表要立即推翻政權,也不是要照搬外國的政治體制來到中國。我們可以先從基層開始,例如在環保、勞工、性別、文化……各方面做多一些組織工作,把中國的公民社會搞活,大家都從生活中實踐平等參與,才會有條件討論上層政治該如何走,也才能真正避免突變式的暴力革命。

这种从细微处先尝试的方式,比那些宣扬自由民主的激进声音要理性许多。不过依个人愚见,或许当今中国需要,从更为基础,更细微之处开始,做一些更平和的尝试。

我们需要从一些非常基本的元素,重新去探讨、讲述与认知自我与外界。人与人性该怎么理解;家、国又意味什么;经济是什么;政治又是什么;人类社会有哪些特性。自由有什么意义;什么是爱;什么是美好;什么是尊严;究竟哪些价值,值得人们追求。可能在此之上,我们才能真正平和地讨论,民主,尤其对中国人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它可能有哪些形式,现实中又有什么困境,追求民主是否也会有边界,以及像梁先生所说的,在细微处尝试民主,培养互信、尊重等等。

也许这样说来特别可笑;甚至我打出以上这段话时,心中也是无法抑制的悲哀——自清末,中国引进西学,开展启蒙以来,已过去100多年了,无数先贤志士,他们付出的血泪,拼搏的功业,写下的箴言,难道都没有意义了么,为什么我们还需要从这般初级、基础的讨论为起点?


就像今年五四时,美国官员博明的流利汉语演讲,让我心情异常复杂。背靠美国国旗,拥有一幅标致欧美白人精英面孔的博明,讲到张彭春先生,也是五四精神的践行者,他在联合国成立时的《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中,起到了领袖性的作用,不断调解各方的争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然而在现实的华语讨论空间中,张鹏春这样一位在戏剧、教育和外交诸领域都颇有建树的大师,及他富含儒家仁爱精神的“折衷艺术”,似乎已被彻底遗忘了。多少人(主要指内地,港台相关状况不知)从小到大就没有听过张鹏春之名。他的多番求学,一生追寻,都已被他的祖国大众,母语主流遗弃在无人关心的故纸堆中。

在话语大潮中,只有最粗暴,简单有力的论调,招揽人心,影响民众。不是大肆嘲笑普世价值,口口声声的“皿煮”;就是中共是万恶之源,或自由民主是万能解药,只要灭掉中共,或采用民主体制,中国必将迎来美好。整体社会,彻底撕裂在极端的“慕强”与“崇优”下。


也许,中国的启蒙已在历史中被彻底绞碎,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现状。那些先贤志士的毕生心血与苦难中,如果我们愿意从中学习一些什么的话,恐怕有一点我们最应当看清的便是——中国的启蒙,它大概不是一代人,两代人,甚至几代人可能完成的。

上一个100年中,太多人不得不投入到急切的救亡图存中,无数志士,都抱着一两代人,想彻底解救中国的宏愿——最终胜出的是毛泽东,出现了共党的天下。在文革浩劫里,无论毛有多少政治上的需要,斗争的热衷,他也体现出了一种,要断绝中国朝代更替,想走出历史轮回那般的企图心,但那种被权势捧出的盲目冒进,狂妄自大,带给了中国多少苦难。到了如今,体制中的种种,又多么像旧日王朝再现。

当下,毛及中共,都大有人唾骂,但我仍然从中看到了,要以中共的方式来对付中共,以变成恶龙来抗击恶龙的态势。

在此次“N个中国”征文活动中,我无法揣测梁先生的心理,只是以我个人观感,强调“N个”,“多于一个中国”,是不是过于要显示与官方“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不同。这样参与的人,似乎也都或支持,或受到这样立场的影响。也许是我小人之心了,但我以为,这种方式过于接近中共搞教育宣传的潜在“洗脑”,本是不必的。

启蒙碎裂至此,我们或许可以选择,远离覆辙。

这一次,我们不求强,不求优,甚至不求快,不求全。只是以最缓慢,最柔弱,最细微的方式,一点一滴的去讲述,分析和行动。尽可能的把所有的撕裂与斑纹、细痕,都拆开了揉碎了,尽量摸清每一点细微,倘若如此,最终,会不会有些不同?




                                         齐世英与张学良的轮回

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或者几个的问题,它就像加热的铁锅中,已经四散成型的鸡蛋块一般,注定呈现一幅撕裂的状况。当下之务,也不是尽数这些碎块,到底分成了多少,而是这一锅鸡蛋,该怎么调味,又怎么收场。

最终它们还可能成为值得端上桌的佳肴,还是只配倒掉?


有一段视频资料,我仍有印象,是齐邦媛先生讲述其父齐世英与张学良的矛盾、不和。这两人,本同是民国时,家在东北,出自奉系军中的人物。齐家更是张作霖的老部下。

齐世英先生,是先后留学日德,曾在海德堡大学学习哲学的高材生。他在关内见到东北军少帅张学良时,张学良正沉迷吗啡之中。齐邦媛讲到,她父亲回忆,那时看到张学良的胳膊,甚至背上,都是注射吗啡的针孔,他那样一个受过新式精英教育的人,是不可能有好印象的。

另一面的记载中,张学良也一度对齐世英颇有恶感。从他的角度看,齐世英曾是鼓动奉系大将郭松龄兵变,反叛张作霖的祸源,要不是躲藏日本使馆逃生,可能早被处决。而且在日本势大,张学良率军入关后,两人第一次在国民政府中碰面,他便被“齐某人教训了一顿”。他深感,因躲避张作霖抓捕,更早到关内国民政府任职的齐世英,十分看不起自己,因此更加厌恶他。

两人的巨大矛盾,在民国时,是公开化的。甚至,在张学良曾对何应钦等谈到谋划西安事变的起因,也说过,齐世英是他在国民政府中不满的一大原因。

在《巨流河》中,齐邦媛多次写到,齐世英是当时东北抗日地下工作的直接负责人。而张学良,是众人皆知的,在张作霖之后,东北军的领袖人物。齐世英在晚年时在台北生病住院,同是80多岁的张学良突然去医院看望他。让他心中很不平静。

(晚年齐世英)常常自问,“如果当年能够合作,东北会是什么样子?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因为历史上,正是在抗战胜利后,丢掉东北的控制,与之息息相关的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方面败局已定,最终退至台湾。齐世英,自追随郭松林兵变,在巨流河畔告败,最终长眠于台湾哑口海旁。

自一九二五年随郭松龄饮恨巨流河,至一九八七年埋骨台湾,齐世英带着妻子儿女,四海为家,上无寸瓦,下无寸土,庄院祖坟俱已犁为农田,我兄妹一生填写籍贯辽宁铁岭,也只是纸上故乡而已。

渡不过的巨流河,这一意象,正是这一家人,乃至一代人的写照,也是齐邦媛以此为书名之因。


而在我看来,今天撕裂的中国,华语民众,乃至华裔族群来说,又是多么像“齐世英”与“张学良”的再现

如今的“齐世英”是接受了二战后,人类社会反思中得来的文明教育,格外强调每一个个体的尊严和价值,是深信普世价值,推崇自由和民主的。

而如今的“张学良”满身注射的,也不再是吗啡,而是一种类似“大力水手菠菜”式的药物,他有国土资源的广袤,人口众多,和依凭资源与人口优势,从世界上换来的经济强盛。他像练了神功一般充满力量。

这一次,“齐世英”与“张学良”,仍然有再充分不过的理由,去互相轻视与厌恶。

如今的华裔族群,就像两方的巨大肌体中,一个个小小的细胞。倘若我们由衷地希望,会有一些不同,一番尽心尽力下,还是能做到一点点的罢。

上一世的齐世英与张学良,从巨流河到哑口海,他们的一生,让人不胜唏嘘。而这一世的“齐”与“张”,又会在今日之后,留下怎样的慨叹。

选择,终是在每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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