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匡留給世人最重要的遺產—反共

香港著名武俠，科幻作家，電影編劇倪匡早前過身，引動兩岸三地紛繁複雜的情感迸發。從個人成就上來講，倪匡在香港文化茁壯發展的黃金時代成名，成為那個時代引領風潮的重要人物之一。藉助香港文化當年的強勢輸出，倪匡的作品成為了全球華人共同的記憶。衛斯理，六指琴魔，獨臂刀，原振俠等這些家喻戶曉的標籤，以及倪匡先生引以為豪的「屢替張徹編劇本，曾代金庸寫小說」個人簡介，共同鑄就了倪匡在華人世界的巨大影響力。但是，除了寫作才華橫溢，倪匡還有一個不容世人忽視的標籤，那就是堅決反共。也因為這個標籤，讓他生前身後名趨於兩極化。

香港台灣乃至其他國家的華人對倪匡的離世多是深表遺憾的，對他的評價大多趨向正面。但唯在中共統治的中國大陸，因為他自離開大陸後從未動搖的反共信念，引得政治立場大於一切的中共忠誠衛士對他大加撻伐，並編撰謠言對倪先生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甚至全面否定倪匡先生在小說，電影界的成就和貢獻，並稱倪匡的離世是大快人心。華人堅持了上千年的死者為大的信條，對於中共的忠誠韭菜來說，當然不名一文，遠遠比不上主子的權勢重要。更有趣的是，倪匡先生生前交友廣闊，他的逝世當然引發了不少文娛界的名人發文悼念，以示敬重。雖然這些人的悼念未必有政治涵義，但也引發了粉紅不滿，並對這些名人進行出征，扣上一頂「港獨」帽子後，方才心滿意足地散去。

一個死人都能讓中共的衛士們如此大發雷霆，充分說明倪匡先生畢生堅守的價值—反共是多麼重要。筆者甚至認為，倪匡先生在中共的議題上，對於世人的預言和示警，是比他留給我們的小說和電影價值更高的遺產。

倪匡並不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倪匡是一個連廣東話都不怎麼會講，但卻能當廣東話節目主持，且沒有任何人會質疑他不是香港人的奇人。倪匡出生於上海，與當時許多熱血沸騰，一心救國的中國少年一樣，年少時被中共精心包裝而對外展現的進步，平等，自由，民主的形象所騙，毅然輟學加入中共。他先是在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受訓，後又加入共軍成為一名基層軍官。在中共內部，倪匡發現原來共軍用於欺騙世人的官兵平等根本就是假象。共軍內部一樣是等級分明，特權橫行，且有數不清的思想檢查匯報，讓生性嚮往自由平等的倪匡十分失望。

促使倪匡下決心逃離中共魔爪的是件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小事。當時倪匡在蒙古駐守，當地冬天氣候異常寒冷，由於風雪漫天，影響燃料供應，倪匡等人無法生存下去。倪匡駐地附近有條小河，小河上本有一座簡易的木橋，由於冬季寒冷已結冰到底，但當時過河已經不需要橋，倪匡想著先把橋拆了取暖，等度過困難存活下去再把橋搭好，畢竟人命關天。沒想到這樣一個看似合理的舉動，被扣上了反革命罪行，原因可能是倪匡之前養的狗咬傷了當地的共產黨的書記，書記懷恨在心，故無限上綱。在友人的通風報信下，察覺到情況不妙的倪匡毅然決定逃跑。倪匡偽造身分證件和印章，先是騎馬，再坐火車南下廣州，最後經由澳門偷渡到香港。當時的港英政府對已經抵達香港的中國難民算是寬容，祇要你有本事上岸，就可以去辦身分證，從此倪匡就成為香港公民。

倪匡的偷渡之路並不算稀奇，當年在中共倒行逆施，滅絕人性的施政下，豁出命去，由中國偷渡到香港的難民何止百萬。連今天的李超人，蘋果日報的老闆黎智英這等人物，當年也一樣是偷渡難民，他們白手起家，藉助香港自由的環境，終成一代商業巨鰐。而今天的香港人，估計至少也有一半以上是中國難民的後裔。故此，倪匡的獨特之處不在於他有勇氣偷渡，而在於他穩坐釣魚台，一眼看穿中共本質的智慧。生死置之度外，都要偷渡到香港的中國難民們想必絕大多數都和倪匡一樣，曾經見證過中共的殘酷與狠毒，走投無路之下不得已而為之。但是這些人中大多數一旦過了一段時間的舒心時光，就慢慢忘記了當年的苦難，一次又一次被中共的宣傳和謊言所欺騙。

1978年，中共宣布改革開放，這些好了傷疤忘了痛的在港難民就奮不顧身地投向祖國的懷抱。巔峰時期，港資竟佔了中國外資的一半。後來香港前途問題擺上檯面，鄧小平會見香港各界代表，承諾民主回歸，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彼時已是香港首富的李嘉誠回鄉投資，戰戰兢兢地問鄧小平，五十年之後該如何？鄧小平毫不猶疑，回答五十年都不變了，五十年後就更不可能變了。這些看起來十分堅實的承諾，極大地穩定了香港人的民心。那時候想必大多數人都相信，中共真的變了，中共真的會慢慢走向開放，走向民主自由多元。同為香港著名作家，和倪匡算得上同鄉，成就祇在倪匡之上的金庸先生得見天顏後，就徹底忘了中共的殺父之仇，毅然和中共合作加入所謂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一心期盼所謂的民主回歸。金庸先生恐怕就代表著當時香港的主流意見，再一次被中共的花言巧語給蒙蔽了。

但早在1983年，當時的倪匡已經在他的小說衛斯理系列中的《追龍》對此示警，倪匡隱晦地指出，東方有一座大城市即將毀滅，並寫道，「要毁滅一個大城市，不一定是天災，也可以是人禍，人禍不一定是戰爭，幾個人的幾句話，幾個人的愚昧無知的行動，可以令大城市徹底死亡。不必摧毁大城市的建築物，不必殺害大城市的任何一個居民，甚至在表面上看來，這個大城市和以前一樣，但只要令城市原來的優點消失，就可以令它毁滅死亡。」倪匡後來也直言不諱，這裏就是在影射香港。現在看來，倪匡先生在80年代那個中共表面看來還算開明的時期就已經清醒得可怕。

果然，好景不長，1989年中國內部學潮爆發，學生要求反官倒，反貪腐，要民主，要自由。香港上下一片鼓舞，都認為中國的民主轉型就在此一舉。唯有倪匡一針見血地指出，「學運抗爭連「打倒共產黨」都說不出口，還可被定位是「反革命暴動」，以後中國會如何看香港，簡直不堪設想」。後來中共果然開槍鎮壓，香港人再次發現原來上當受騙了。一度熱衷於民主回歸的金庸先生更是在鏡頭前掉淚，似乎悔恨不已。六四屠殺後，香港爆發移民潮，時人將1997年稱為香港的「九七大限」。眼見國際制裁和疑慮紛紛而至，中共在此時又繼續欺騙。鄧小平1992年開啟南巡談話，又開始信誓旦旦地欺騙世人什麼改革不走回頭路，誰不堅持改革開放誰就下台，內部又演了一套拙劣戲碼。同一年，倪匡先生移民美國，更直言「共產黨不死光，我不會回來」。相比其他文藝界的要人，倪匡的反共之路決絕且堅定，他祇上過一次當，就再也不上第二次當了。實際上，中共從始至終的目的就祇有一個，那就是紅色江山必須千秋萬代，任何人任何事阻止這個目標，那都是毫不猶豫地殺無赦。

香港沉寂一段時間，看著中共似乎又開始放軟了步調，很多人又慢慢忘卻了不久前才發生的慘劇。當時的歌王許冠傑寫了一首「話知你97」，認為即使香港主權移交也沒什麼可怕的，香港一切照舊，這似乎又慢慢代表了香港市民階層的心聲。倪匡當時曾毫不留情地指出，「過去幾年大家有個幻覺，以為接受共產黨統治不算怎樣。算不上壞到透的事，因為過去幾年中共給人一個假象，看似很進步、很開放，努力一直改革努力想中國好，結果現在（六四屠殺），假面具完全撕破了。」可惜，他當時沒想到，即使中共的假面具一次又一次被撕破，當它再重新戴上這幅假面具時，仍然有許多人或心存幻想，或不敢反抗，願意繼續配合中共演這齣戲。所以很多人看到97年後好像香港沒變，就相信以後也會是這樣，就又回流香港了。香港人的這一次幻想，就直到14年的時候才開始被戳破。就連黎智英，在08年以前也是愛黨國的，相信黨國會悔改進步。

倪匡自從離開中國後，就再也沒相信過中共，也未曾再踏入中國大陸一步。坊間傳言倪匡曾言「妓女都比共產黨可信」，但倪匡大叫冤枉，並笑稱「把妓女和共產黨比，根本是對妓女的侮辱」。他也隱晦表達過對那些對中共抱有幻想的人的不滿，他在1994年出版的衛斯理系列的《闖禍》一書中寫道：「天生奴性的人太多了，這樣的情形維持了半個多世紀，居然還可以維持下去。那些屈服在強權勢力前，醜態百出的人，真比蟑螂還叫人噁心。」他更是直言相信一國兩制的人很天真，「香港被中共統治後，共產黨有自己的統治原則，現在人們討論一國兩制被破壞，我聽了不禁失笑，我說他們很天真……我根本不相信有一國兩制這回事，有什麼破壞不破壞？不存在這個問題嘛，共產黨說了算，有什麼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是共產黨說的，共產黨說的，幾時靠得住過？」他認為愛國就必須反共，反共才是愛國。他曾被香港粉紅質問，問他是不是中國人，愛不愛國，倪匡答「我當然是中國人，我當然愛國。如果我不愛國，還反共做什麼呢？」

不過倪匡自己也坦言「晚節不保」。他太太住不慣美國，一定要回來香港，為此一直認為虧欠太太的倪匡不得不妥協，自毀誓言，也回流香港居住。他不得不嘆息，所謂「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不過此生已經沒有遺憾，生死置之度外，還有什麼好怕的。鑑於倪匡的知名度和統戰價值，中共高官一直希望倪匡回大陸去看看，並拿出高樓大廈那一套證明中共管制有方，但是倪匡態度堅決，並戲謔回應：「要湊五到十個真正的『反共作家』，組織一個『反共作家回國考察團』」，中共祇好作罷。

倪匡波瀾壯闊的一生，恰恰是一部中共反口覆舌史，他預言的許多關於中共的話都很遺憾地應驗了。所以，他可謂是最瞭解中共的中國人之一。倪匡的妙語連珠，無疑給了世人很好的啟示，那就是無論中共講什麼，都不可信。無論是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或者是生活在中共統治下的人如果不警醒，就祇會重蹈覆轍。香港的經驗，也說明了「後人哀之而不見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矣」的鐵律和悲劇。在自由世界的每一個人，都必須阻擋中共的入侵和滲透，這才是倪匡留下的最寶貴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