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仓鼠

为自己存档备份,旧见解一字不易,如有失当,甚是抱歉。

关于文化

这是一组旧随笔的备份,文中事件可能已经过时!




我自从成了少年后,在公交车上见了老人就常犯难。座,我是愿意让的;但总觉得不好意思,不知道让坐时说什么好,以前有老人嫌我年龄小谢绝我的让坐。到了现在,我仍然看见前门上了需要让坐的人就赶紧一声不吭地起身往后走。我有次坐到了靠前门的地方,上来一位走路不稳的老太,摇摇晃晃地要去车厢中部座。她经过我时车猛一加速,便用手扶在了我的大腿上。因为她太矮,这里刚好无处可抓了。我一点都没觉得冒犯,想扶她上座,却既觉得不好意思,又怕她以为扶我使我不乐意了,最后无动于衷。她下车时我发现全车不少乘客都在关注她,一直注视着她慢慢地走向车门,我认为那是关切的神色。至于为什么无人出手相助,估计不是和我一样不好意思、不确定她是否需要帮助,就是基于现实考虑——怕出意外。

“范增舞剑,意在沛公”,我猛然醒悟到,不是中国人不乐于助人,而是我们不敢当好人。这其中的原因如上文所言,一是害羞,二是后患。大多数人内心是好的,至于鲁迅说的民族劣根性,我向来很认同,现在则不全盘肯定了。一位社会学家说过,我们不是农村人,不能理解农村人为什么要多生孩子;我们不是同性恋,不能理解……从早些年发生车祸倒在路边的女孩小悦悦或因见死不救的路人而死,到最近的司乘纠纷无人拉架导致公交车坠河,既不该责备这些当事人,也不该责备骂当事人的看客;我只是认为当事人不是我们想象的冷血人,他们自有难言之隐,或一时未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我遇到这些情况,也有可能做出他们的选择。



即使再标新立异的先进人物也往往不能全部摆脱时代的局限性,这话是在历史课上学的,我在伟人的事迹中也有体会。对中国人来说,历史文化对人影响很大(其实不论在哪国应该都影响很大吧)。它教会了我们是非观。梁晓声在《恰同学少年》中有这样一段话,写文革时自己与朋友表面积极,实则恪守父母言传身教的做人底线:

“中国,也实在是应该感恩于某些恪守世道原则的底层人民的。若当年那样一些尺度被彻底地颠覆了,中国之灾难将更深重可悲。所幸还未能彻底。”

正因如此,不论改朝换代后的统治阶级如何,中国总能保持长期稳定。三从四德在新文化运动中除大城市外的地方也不见得被“吹倒”了多少。这倒也未必是坏事,就像文革,举国上下能自始至终真心相信之人恐怕还是少数。中华文明的道德标准是几千年积沙成塔的结果,没有几代人的时间恐难有大改观。

由此观之,中华民族,大有可为!



中华文化也有局限性,影响较深远的是,它强调个人对集体的忠顺,强调对秩序的服从。诚然每个人各有不同,但今日多数人向往的成功模板却又那么单一,比如:好好学习上名校——进国企、考公务员、挤编制——买车房结婚生子(还最好是男孩)——给父母养老,一辈子都难以离开家庭的主线;否则就是:不学无术——不务正业——断子绝孙——不肖子弟。

前些年流行了“梦想”一词,人们估计是只敢说,不敢梦。中华文化为每个人创造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文化背景,所以没人敢背水一战,稳中求进才是多数之选,这使个人发展受到束缚。



就像环境问题不应只靠提倡公众节约资源、更应加大惩治力度和调整经济政策一样,上文虽只提了社会中的个人发展,也有政治的影子。从浅了说,升学就业是一个社会公平问题,养儿防老体现出社保体制的不健全。

我先是读过“养老院生不如死”之类的文章,后是听闻身边一位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年轻朋友竟已经在为了进“星级养老院”做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子女纵有再大的事业,也难免要先担当起赡养父母的责任。想必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老人对子女的依赖更轻,子女对老人的责任也更轻。而中国人要养父母、甚至与父母在成人后仍一起生活,难免会在婚姻、事业上受父母左右,阻碍了新思想的传播。

作为个人,能做的除了忍受众人目光外还真不多。(注:我现在不这么认为了)

以上问题,政府有能力和责任去解决,但常视而不见,这是因为在国家整体发展面前各人的公平与权利就微不足道了?还是为了稳定?我不知道……



原文创作于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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