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将吐尽狼奶，尽管与之难舍难分|禁止阅读②

这里是“禁止阅读”第二期。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禁书”名叫《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另一种历史书写（1949-2009》，作者钱理群。全书分上下两册，国内没有正式出版，我手里的这本是电子书，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 2012 年出版。

不管在哪个时期，这类与“今上”相关的作品都是禁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有点像史记里的“帝王本纪”，一方面是“为尊者讳”的禁忌感，一方面，人们对于红墙内的故事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或善意或阴谋论的想象，所以不管是在十八线小县城的书摊上，旧火车站前的广场上，还是香港和台湾的小书店里，这类作品常常很畅销。

这其中，毛泽东当然是绕不开的主题，“毛学”可选的作品体量也非常庞大，除了各式各样的正史，毛自己也写过大量作品供人学习通读，比如今年春天，教育部出了一份中小学阅读指导目录，其中初中阶段的首本推荐读物就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而在所谓正统之外，高华的那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我猜应该是很多人“禁书”阅读史上时首先接触到的作品了。

当然，无论你对他本人的态度是爱还是恨或者更复杂的情绪，我们都必须得承认，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无远弗届的，无论是像钱理群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是目不识丁的农夫，无论是年纪稍大一些的人们，还是生在所谓新时代的“后浪”们，我们都依然并且将在很长时间内生活在“后毛泽东时代”里。尽管如今对 1226 的官方纪念活动已经越来越少，人们在日常言谈中也很少再提到他或与他相关的那些历史，但他和他代表的一切却像空气一样无时无刻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日常表达之中。就像崔健曾经说的那样，“天安门只要挂着毛主席像，我们就都一样。别以为你比我小 20 岁、30 岁，我们就不是一代人。”所以，作为一代人的我们，欢迎来到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

1.

首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大致情况。《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另一种历史书写（1949-2009）》。这本书是钱理群 2009 年在台湾交通大学讲学三个月时开设的一门课程的讲义，这门课程叫“我和共和国，毛泽东六十年”，初稿约 30 万字，后又在此框架上作了补充。尽管只是讲义，但对于钱理群来说，他是将它当作“完成后就可以瞑目”了的那种书来写的。在导言中，他写道：“在决定一生道路的青年时代，我的精神导师有二，一为鲁迅，其二即是毛泽东。”在国内，大多数人熟悉的只是钱对鲁迅的研究，因此，当发现他把“我”和“毛泽东”当成一个更为基本的自我人生命题来进行清理时，许多人都会和我一样有点惊讶吧。

在这里也要稍微介绍一下作者钱理群。钱理群，男，生于 1939 年 1 月，祖籍浙江杭州。退休前是北京大学现代文学系教授，在维基百科里被称为“20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最具有代表性的人文学者之一”。钱先生精力充沛，著述颇丰，出版过《心灵的追寻》《周作人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48：天地玄黄》《乡土中国与乡村教育》等作品，在学界，他以对鲁迅和周作人的研究闻名。当然，我们更多人了解钱老师，也许是通过他的学生孔庆东，或者是他对中学语文教育的批评，又或者是他提出的如今颇为流行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词儿。总之，钱理群是那种在专业之外依然对社会生活和公共空间保持思考和批判的知识分子，当然这也就是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基础定义了。

于是他对毛泽东的研究兴趣也不是不能理解的了。在自传中，钱理群介绍，从 1986 年初，他就有计划要开始着手清理自己与毛泽东的关系。但出于种种原因，这种清理始终没有进行。他一方面觉得复杂、纠缠，一方面觉得自己没有找到合适的价值立场。他“既无法回避自己亲身经历的，毛及其作为给整个民族带来的灾难，一方面又无法摆脱毛带来的吸引力”。他自承曾经是一个“毛泽东主义”者，甚至是很激进的那一种。但生命个体的经验和作为知识分子的自觉，又让他开始对“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文化“本身进行了反思。于是，2009 年，当时已经70岁的钱理群面对着一群台湾大学生，终于开始了自己充满矛盾和困惑的讲述。

2.

《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叙述历史纵贯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后乃至其后的2009年，全书共十五讲，以时间顺序依次集纳了建国初期、反右运动、大跃进、大饥荒、文革、改革开放后等历史事件。其中建国初期一讲、文革部分共四讲，后毛泽东时代分三讲，其余事件分上下两讲，每一讲，他都基本采用了所谓“三维空间”的方式展开叙述，即上层的毛泽东的空间、中层的知识分子的空间、底层的我和民间思想者、普通民众的空间，上的部分一般是事件的诱因、毛的想法及高层的反应，下的部分则是底层民众、知识分子以及作为亲历者的“我”当时的心态和做法。比如“大跃进时代”部分的章节名分别为：

第四讲：大跃进时代（上 ）

一、”你们难道不愿意当圣人吗？“

二、大跃进：毛泽东的治国雄图

三、全民大炼钢铁、全国围剿麻雀：大跃进的两个场景

四、我在大跃进中

第五讲：大跃进时代（下）

一、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

二、“全民参与”的辨析

在三者互动中展开对具体事件的讨论，这是钱选定的研究方法，尽管不甚符合历史叙述者客观中立的治学标准，但这也给本书带来了不同于历史讲述或是个体伤痕文学的观感，而是带有了一种“时代性”，甚至是悲剧性的风貌。

全书上下两册，限于篇幅，我仅摘取分享两个部分。一个是从时间线上的“反右运动”两讲，另一个是横向层面上的“民间知识分子”部分。

反右运动是全书的第二部分。此时钱理群已经结束了中学时代 ，来到北京大学读书。在前述中，他的父亲是国民党人士，解放前带着哥哥到达台湾，而母亲则带着其他姊妹留在了南京，哥哥姐姐都加入了共产党。成长于建国初期的南京，同时作为革命军人家属和反动官僚家属的钱理群接受着新中国的教育，其童年堪称金色。但就在中学时期的 1953 年，14 岁的他已经开始面临“是加入共青团，还是和父亲断绝关系”，以及“是缄口不言，还是参加恩师的批判会”这样两难的选择。而这一年，正是在高层的毛扭转了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思路，开始决心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一年，也是胡风事件和高岗饶漱石事件的发生的一年。

于是到了 1956 年初，新中国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钱理群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就在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都一派光明的一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公开揭露了刚刚去世的斯大林的许多暴行。这不仅震动了国内的民众，也对毛本人造成了极大影响。如何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苏联，又不同于美国的发展道路，成为了毛本人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明确提出要“以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为中心”，获得了毛的批准，毛决心在自己的国度内避免斯大林犯下的错误，建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因此，也就有了之后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当时，这一政策在党内引起了 90% 上中下层干部的抵触，他们既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抱有天然的不信任，又正好受到 1956 年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影响，党干部反对双百方针，担心这会把中国搞乱。毛由此判断，自己正在面临一个全党性的、从上到下的官僚集团，因此决定马上反击。

他反击的方式是屡试不爽的“发动群众”，这次发动的是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用大鸣大放的方式展开整风运动，从上到下对党内反对派施加压力。1957 年 5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后早已习惯于自我反思和否定，极为政治冷漠的知识分子们经过一系列动员后，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比如要求学术自由、出版自由，比如要求依法治国，依宪治国。而更关心政治权力问题的民主党派则更活跃，后来广为人知的“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等说法，都从此时而来。这些无疑是为毛所不能容忍，于是短短 12 天后，他就在言谈中表示，“有敌视社会主义情绪的某些人也有所表露。春天来到，各种蛇也开始动起来了。”“共产党才执政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我姓毛的是不是要重返井冈山？”5 月 14 日凌晨，毛修正了之前的策略，决定继续“引蛇出洞”，只是此时枪口已经转向“右倾分子、反共分子”。

在大学里，也有不安分的声音。

5 月 19 日晚，北大出现了一张大字报，作者是两位中文系的学生，呼吁要年轻一代发出自己的声音，其后新闻系加入反对，认为时代并没有对学生造成压抑。诗歌对答，北大的民主墙很快被新闻封锁，但学生们开始在高校间进行接力，各自在校园内传抄大字报。5 月下旬，人大法律系学生林希翎到北大演讲，提出”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接着又表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在场观众分为两派，当场争论甚至厮打起来。

钱理群回忆：

那一夜，北大没有人睡觉。我当时是中文系新闻专业的二年级学生，我所在的宿舍，就整整吵了一个晚上。有一个同学高声嚷道：”如果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我一定上街！”住在下铺的同学是个复员军人，针锋相对地说，“如果你上街，我一枪把你崩了！”我当时年龄太小了，在整个激烈争论中没有说一句话，但其实我内心也是很佩服林希翎的，他的很多言论在我看来都过分激烈，但这种勇敢却震撼了我。但即使是这个想法，我也没说，幸亏没说。

我们谁也没想到，这天晚上每一个人的表现，都决定了自己的终生命运。那天晚上赞成林希翎的，之后全部被打成右派，所有反对，批判林希翎的，就全都成了左派，而我这样没说话的，成了中间派。

这一代人毕竟太年轻，太天真，他们毕竟要犯错误，而他们犯的最大的错误，在我看来是一个历史的大误会，那就是把毛泽东视为同道。他们在不懂”毛式政治“的情况下， 还要参与政治，这就注定了他们悲惨的结局。

从学生运动开始，全国都有了一丝混乱的迹象。1957 年 5-6 月，上海工人闹事的发展到3万余人，五月下旬，浙江省仙居县 116 个合作社全部垮台，农民起来打干部和干部家属。这一切都让高层极为紧张，担心人民走上街头，形成联合之势。但毛泽东同时也在会议中说，不能用解放军解决问题。如果用军队镇压学生，就会危及整个统治，他说得很清楚：“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惨案，就是用开枪的方法，结果把自己打倒了。”

于是，他决定趁学生还没放假回乡，把他们中的右派先控制起来。6 月 8 日，那则著名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一时间党内各级干部和积极分子都感到扬眉吐气，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反右运动就此开始。

钱理群本人也没被卷入其中。当时，班上的一位同学被定为右派，之前曾做出同情右派言论的钱理群被安排在批判会上发言，这是一次机会，如果表现得好，他就能侥幸过关。于是，钱找了很多材料，精心准备了发言稿，参加了两次批判会。许多年后，受到伤害的同学仍对此事念念不忘。

意识到这一点，我非常痛苦：反右前，我还是一个纯洁的青年，做着爱情、友谊、知识的美梦；但是反右之后，我的手就沾上了同学的血。这样的变化，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恐惧。……每个人都既在不同程度上受迫害，又参与着对其他人的迫害，可以说，体制异化了人性，异化了的人性又反过来支持着体制。每个人既是体制控制的对象、受害的客体，同时又是加害于人的主体，所有人的手上都有血。

对“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危险性的估计，让这次反右运动清理出了上层“右派分子”和下层“反社会主义分子”共计 1200 万人，由于涉及主体是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关于反右之残酷、右派之凄惨遭遇的文章浩如烟海。从夹边沟到《绿化树》，从《往事并不如烟》到《六月雪》，在此就不再过多描述。而这次运动更重要也更危险的结果是，中国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在这场运动中被完全消灭了。就像沈从文后来在写给大哥的信中说的那样：现在国家已经上了轨道，大处全有党在一盘棋下掌握，不用担心了。唯小处还是就地要有人肯热心做事。”

在这里，我想插入前段时间在看的人大刘海龙老师的新书《宣传》中提到的一个观点，与以往封建王朝对知识分子或紧张或松散的控制不同，新中国对知识分子的控制是从肉体到思想的。年轻时，毛泽东给自己的定位是既要做豪杰，又要做圣人，这里的“圣人”就是还要影响人的思想。他曾以“用扫帚打扫房子”为喻，其潜在认知是，世界具有一个理想的秩序，我们可以根据这种秩序，令他一尘不染。为了实现理想的社会，就必须要清扫人们的大脑，这种焦虑，让毛不断地发起全社会的思想扫除，对人进行改造。并为此开发出了一整套思想改造的技术步骤：和风细雨地听报告和精读文件、排队摸底，动员写反省日记、急风骤雨地审干、反奸、交代个人历史、脱裤子、割尾巴，完成旧我到新我的脱胎换骨。

这一套从延安整风起就开始完善的改造技术无疑是成功的。它不仅集中了道德压力和国家暴力，有时也有温情脉脉的一面，这些都令富于自省的知识分子反复陷入自我怀疑，直到思考变得瑟缩、无力，最终成为社会乌托邦的一部分。这种大扫除式的治理思路，我们在80年代的清除思想污染运动中看到过，直到现在也依然不会感到陌生。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反右的靶心尽管是知识分子，它已经初步显露出了后续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共有特征。首先，他符合毛一贯坚持的“革命策略”，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善于抓主要矛盾的他，同时也具有极强的发动群众能力，往往是巧设对立面，挑起一派给另一派造成压力，再在局势极为紧张的时候巧妙施力。这些几乎可划归为“帝王权谋之术”的能力，再佐以“不断革命”“只有天下大乱才能大治”的自信，确实远非常人所能做到。

而反右对于中国命运的影响，其实也和多年后的另外一场所谓s资产阶级自由化事件一样，中国错失了就具有极大局限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机遇，只短短一年，原计划避免斯大林苏联之错的毛泽东，反而强化了对一党专政的决心。一个”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政治审查和档案制度如影随形的同心圆式社会就此成型。

但正如毛泽东本人所坚信的辩证法所暗示的那样，反者道之动，在大批知识分子放弃了独立思考和怀疑精神的同时，也有一批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在反右中产生了新的怀疑、思考和抵抗。反右前有林希翎，反右中有林昭，在之后还有更多知识分子和民间思想者。钱理群这本书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专门在每一个具体历史事件部分里开辟了小章节，试图理清毛泽东时代里的民间思想史，包括“大跃进、大饥荒时期的民间观察与思考、我在大饥荒年代形成的毛泽东观与鲁迅观、在文革部分中，还专列了“文革后期民间思考”的章节。

尽管后来的研究者多认为，那是一个“一人自由，万人不自由；一个脑袋可以不受拘束地自由思考，其余几亿脑袋连思考的权利也没有”的时代，但当被毛泽东视为”人民“之对立面的传统知识分子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思想已经在另外的一些人里被唤醒了。更吊诡的是，他们就是被毛泽东本人唤醒的。钱理群写道：

在毛泽东时代，民间很难接触到其他思想，思想资源相当有限，能阅读到的就是毛泽东的著作。但毛泽东思想自身包含一些异端成分，毛泽东说他有“猴气”，经常号召对现行体制进行有限度的突破和反叛。对现实存有不满或批判意识的人，就常常从他那里得到启发，甚至鼓励。这样，大陆民间的异端思想者（某种程度上包括我自己），最初的精神教父，就是毛泽东。

在书中，钱理群多次提到顾准、陆文秀、陈尔晋、《星火》杂志的编辑们等人。在一次次翻云覆雨的运动中，这些被下放或是分配到中国大地各个角落的知识分子们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和观察，也在不断自我反省中思考着中国的道路。尽管失之零散、又受限于参考材料不足，但他们确实填补了时代思想的真空，也验证了一种假设：那就是，身处斗室之内而魂游天地之外，人的思想永远是自由的。

以文革后期民间思考一章为例，在文革中四处串联，1968 年上山下乡后，许多原本困在书斋里的知识分子在客观上接触到了现实的中国问题，也在不断启发着他们对体制和正在进行的运动进行思考，产生无数疑问。而 1971 年林彪出逃事件，又给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打开了一个缺口：曾经一度狂热崇拜毛泽东的人，也开始觉得一切问题需要重新估价。遍布全国的民间思考村落渐渐合龙，北京上海晋中河南宁夏白洋淀，人们开始思考如何走出“毛泽东时代”，其后，这些思考的成果，不少都成了 70、80 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源头之一，他们提出的民主、法治、启蒙的要求，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农村体制改革入手的改革策略，后也多为官方所吸纳。

而这也就已经是毛泽东时代的尾声了，大乱的十年后，毛泽东在武汉军区视察时，突然说了一句话：”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不再自承“伟大导师”的毛泽东，带着一种创造理想社会的强烈愿望和失败后的苦涩，像所有普通的人类那样，终于在一个普通的冬天离开了人世，尽管他的幽灵一直还在中国大地上游荡。

3.

对《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这本书有了基本的了解，我再谈谈阅读感受。

翻看这本书原本是个偶然，去年一时兴起想研究冷战史，它是其中的一本参考读物，但读完之后，对以往的许多问题都再次有了相对系统化的了解。对我来说，它最大的知识结构上的价值在于，为许多零散的历史思考找到了可供安放的地图和一种可自圆其说的坐标系。比如对于反右，许多朋友和我一样可能都只读过涉事方的一些回忆录，听说过“阴谋”“阳谋”“引蛇出洞”，但像这样相对清晰地对事件本身和事件带来的影响进行梳理的作品，除党史外能接触到的确实不多。

另外，钱理群在这本书里同时担任了史学研究者和事件亲历者两种身份。他虽然不是专业的历史学者，但贵在资料齐整，叙述相对冷静。他更关心的问题是：历史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情境下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他是按照什么样的思维逻辑、出于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情感状态，来做出这样的历史选择，产生了什么样的历史人物未必预料到的后果？而事件亲历者这一面的加入，使这本作品不仅成了国家史，也成了个人史，即大时代下一个毛派知识分子的研究标本。结合同作者的《我的精神自传》来看，能够在研究同时做到如此真诚的自我反思，是相当可贵的。

当然，如果想寻找无瑕的纯然历史真相，这本书可能无法满足你。因为横跨时间线相当长，他在详略上也做了不少调整，又因为偏重学理性，具体观感上的例证就比较单薄，比如在大跃进和大饥荒等章节中大量引用同一来源的材料，多少显得不够严谨。对一些特定事件的梳理和分析上，也没有完全沉入材料，而是做了相对“跃迁”的总结提炼，群体政治容易书写，个人心灵则更需要想象力和共情，这些都让这部作品不同于一般的毛泽东传记或是标准化历史写作了。

那么，身处“后毛泽东时代”的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去了解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

起初无非是种“老男人”知识点的研究兴趣，但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很多现实中的问题总是不断跳出侵扰思考。有人说中国的事情永远是个圈，毛和他的理论则认为他们是在螺旋中上升和下落。的确，从反右到文革，如果再加上整风，每次运动几乎都是上次运动的大规模复刻，而他们又往往每次都能成功，链式反应一旦开始，结果就往往到等到撞南墙才会回头。比如前文提到的北大民主墙，就在 30 年前几乎完成了一次循环，结局相同而又有不同。而这一切的原因，可能不仅仅是所谓的民族劣根性、历史的循环圈或是超稳定结构能够说得清的。

在钱理群看来，毛泽东事实上已经从从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行为方式、以至语言方式等，极为全面而彻底地在在民族的精神、性格、气质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密切相连，但又不同于前者，即使已经走出毛泽东时代，但每一个阶层每一个人都还浸润在这种新文化的影响之下。比如出租车上已经成为守护神的主席徽章、比如兴盛一时的乌有之乡和炎黄春秋、再比如不少毛式企业家的管理法则，再比如宣传机构中的毛式话语本身。在钱理群看来，毛泽东在当代中国，即他成书时的 2009 年的现状大致是：曾经阔气的老左派要复古、正在阔气的执政党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没有分享到改革成果的底层民众要革新，但他们三者的思想资源都部分地来自毛泽东。在新的浪潮把人打得措手不及的时刻，那个曾经真诚、理想化的、均贫富的，尽管激进而残酷，但又充满火热力量感的时代，就成了不少人心目中永远的黄金年代。

但钱理群又不断警告着人们：

如果我们一味将毛泽东思想文化、毛泽东时代理想化，甚至美化，就有可能有意无意的认同毛泽东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如果不加以科学的清理和批判，就有可能将毛泽东文化中的毒瘤也加以接受和继承，就有可能带来重大灾难。而且对我来说，这样的一些毒瘤已经内化为我内心的毒气，因此我必须坚守在批判和清理毛泽东思想文化的过程当中进行自我清理的基本立场。

于是，时间又过了十年，未及清理完毕的内容就再次回潮。一种剧烈的推背感向列车上的每一个人袭来。乌有之乡和炎黄春秋或许已经关闭了，但老左派们依然会痛心疾首地批判一本书、一部电影；12 月 26 日或许已经成为一个寻常的日子，但发生在韶山的瞻仰活动无非是迁移向了西北的另外的地方；除了生于 50、60 年代的人们，或许已经没有人再珍藏像章，但人们惊讶地发现，更多比他们小 40 岁的年轻人又开始用他们曾经的语言，曾经的态度面对反对的声音。大海航行又有了伟大舵手、传统文化又兴盛起来、野蛮其体魄、思想政治课、劳动课成了如今校园里最流行的词汇、中医中药又成了伟大宝库，作为大国的我们，则要又一次要去为全世界开药方了。人是极易回到旧有的惯性中去的，因为那就是这台机器最熟悉的运作方式。而当这些在毛泽东时代司空见惯的事物，又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重回身边时，我们应该怎么办？

于是，我常想，如果我们能找到源头，熟悉那些神话的配方，或许就不再会轻易被一时一地的标签所迷惑？又或者，我们还可以看看当时的人们是如何或顺从或怀疑地面对几乎相同的问题，并从中获得一点思考的灵感，那么，也许没有比现在的时代更适合读《毛泽东时代》的了。

另一个钱理群和我们都要面对的问题是“年轻人”。他在书中说：

我的问题上仍在要努力摆脱毛泽东带来的影响，不仅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他们的问题是对毛泽东时代完全陌生，因此要重新寻回其中的合理因素。但我对他们所说的”代价论“最为反感，他们同意毛泽东时代有很多问题，但这些都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我每次听到代价论，就很动感情，他们真的知道代价是什么吗？

上一次我们讲到方方，她在回复那封不知真假的高中生的信时用到了“那时的我们，就像今天的你们”，这种视角无疑和钱理群是一致的。

孩子，你说你 16 岁。我 16 岁时，是 1971 年。那时候，如果有人跟我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我一定会豁出去跟他争个头破血流，而且他就是说三天三夜道理也说服不了我。因为我从 11 岁起，接受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教育，到我 16 岁时，这教育已经进行了五年。用三天三夜的道理来说服我，远远不够。同理，我也不可能解答你的疑惑。我就是说三年，写八本书，恐怕你也不会相信，因为你也有至少像我当年一样的五年。但是我要告诉你，孩子，你的疑惑迟早会得到解答。而那个答案，是你自己给自己的。

粉红色是稀释后的朱红，我们能够很轻易地在他们身上找到毛泽东时代年轻人的行为痕迹，但同时又有现代社会的种种运作方式。尽管信息环境和成长路径不同，喝下狼奶的人们总会长成有点相似的样子。他们追求平等甚于自由、关注集体利益甚于个人私域，他们重视个体民族精神、重视底层经验、他们长于情绪而轻视逻辑，他们迷信国家体制、服从和维护现有秩序，崇尚和呼唤强权。当这一切表现得狂热而激进时，也就成了通俗意义上的小粉红。

但在“前粉红”钱理群在书中写道，“10 岁到 37 岁，一个人生命中的黄金岁月”中，他的知识结构、理念、人生道路，都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形成和确立。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成了一个坚定的毛泽东主义者，因此，他是主动参与到文化大革命中去的。在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后，一个坚定的毛泽东主义者又是如何面临了面对毛泽东的困惑，并逐渐走出毛泽东，这些经验无疑对如今年轻的一代更为珍贵。当社会的信息传递机制失灵，单纯地谴责某个或某些个体不是很有价值的，由此开始的同情的理解，对我们来说依然需要不断修炼。

最后要说的，也是我今天反复提到的知识分子的问题。反右是如此，民间思想村落也是如此。在山雨欲来的年代里，知识人应该做什么，还能做什么？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需要不断思考和重新定义的问题。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茫茫九万里，一片红海洋。我曾无数次地想起在寓所内抄古碑的鲁迅，有时又想起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所画马铃薯图谱的汪曾祺，转而研究民族服饰史的沈从文，画荷花的黄永玉。这些选择当然都是各自性格和迹遇使然，在很多人甚至没有机会吃上田鼠的存粮的时代，奢谈一定要做些什么是太残忍了。于是《毛泽东时代》中呈现出的民间底层知识分子的其他面向，尽管不免具有浪漫回忆的色彩，但他们的积极、仍以天下为己任的态度还是能让人有所触动。最近读到一篇文章，作者主张一种“新公知主义”，希望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站出来，基于专业知识而非“政治目的”或“个人私利”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利社会。这提议当然很理想。但无论顺流逆流，如果在活下来的同时，能够做到不要丧志辱身，即使是再伟大光荣正确的大脑，也不能顺从它来替代自己尽管浅薄尽管无用的思考，能够做到不要那么快地让“屁股”决定脑袋，哪怕要接受所谓认知不协调给自己带来的痛楚……那么，这可能就是那句“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的含义之一了。当然，还要锻炼好自己的身体，保持一定程度的敏感和钝感。

那么，当一时的风潮与你的思考相反的时候，当你意识到某人或某事正在对自己的思想产生干扰的时候，当身边每有大事正在发生而自己又无能为力的时候，当你怀疑已经喝下太多狼奶，吐掉之后腹内空空的时候，就来看看《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吧。

#写这个系列，不光是为了猎奇，更是为了脱敏 。当下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词汇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成为禁区，一些名词，一些动词，有时候只是写下来都需要脑内反复自我审查。但也许我们不能再继续回避了，否则属于“人”的表达会越来越少。写下并读出这些字句，是我们现在和未来都要面对的共同挑战。读禁书，是一种反抗。祝大家开心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