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谜底
魏谜底

一个努力快乐起来的记者。

如果你想起那个失掉的好地狱 | 禁止阅读③

大家好,这里是禁止阅读,我是谜底。

这周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题书目是香港作家陈冠中的《建丰二年:新中国乌有史》。

这次更新时间比较久了,原计划这本书要在下期讨论,但有天晚上读完了他今年春天的新作之后,感觉许多内容不吐不快,于是放弃了正在写的一本内容,花时间细读了同作者的其他几部作品,整理出新的思路。这本书将是“禁止阅读”系列中第一部我并不推荐的作品,今天读完这一本后,我们也将结合作者的“中国四部曲”,综合性地聊聊与政治类“禁书”相关的一些问题,借此给同题材的禁书阅读画个休止符。

What if……

按惯例,首先还是作者和书目的简单介绍。

香港作家陈冠中,祖籍浙江宁波,1952 年生于上海,长于香港,1992 年后曾在台北和北京短期居住,2000 年移居北京。

陈冠中在香港是一位有名的文化界人士,他早年与黎则奋、陈文鸿、曾澍基、张嘉龙等港大毕业生在香港湾仔闹市区一起开办了时称“最尖端的书店”一山书屋,售卖文史哲类书籍。同年,创办城市杂志《号外》,陈冠中担任出版人和总编辑,杂志风行香港 30 年。1995 年,陈还参与过《三联生活周刊》复刊工作,并在 90 年代担任《读书》杂志的海外出版人,他也是《等待黎明》《烈火青春》等多部电影的监制和策划人。

陈冠中的另一个身份是小说家。在香港,他曾创作过《香港三部曲》《什么都没有发生》等作品,着眼于香港本土,主要反映一代港人的生活。2000 年,他正式定居北京后,开始有意识地把创作的靶点移向内地,形成了针对北京和中国内地的一系列作品,或称“中国四部曲”,“讲述中国盛世的各种面貌”。 其中的第三部,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建丰二年》。

《建丰二年》,副标题“新中国乌有史”,2015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内地没有引进版本,我手里的是电子版,全文十万字左右,一夜就能读完。看过 2014 年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的朋友们,对“建丰”这个词应该不会陌生。片子里有位一口宁波腔、一直没露正脸的“建丰同志”在幕后操控“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和“铁血救国会”,试图力挽国民党溃败的狂澜。“建丰”,其实是蒋介石长子的蒋经国,党内称为“小蒋”,1975 年,蒋介石在台湾病逝后,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主席,1978 年就任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

小说《建丰二年》,就源于一种与“建丰”相关的假设,即“如果1949年国共内战的胜利者是国民党的话,这个世界会变成怎么样?”

这个假设听起来非常新奇,但写起来也很有挑战性。为了尽可能全面地描述这个并非真实发生的虚构历史,陈冠中采用了一种相对讨巧的方法,他模仿《万历十五年》,对大历史做切面,选定建丰即位后的“建丰二年”,也就是 1976 年到 1979 年前后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通过一群个体的经历和故事,串联出那个想象中的大时代的全貌。

全书正文共分七个部分: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的东荪、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的立人、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建丰、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日的浩云、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八日的平旺、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的树森与欧梵、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日的麦师奶与麦阿斗,七个部分,七组人物,其中,东荪是历史学家,立人是高层军事指挥者,建丰是执政者、浩云是港口船王、平旺是西藏异见分子,树森与欧梵是文学研究者、麦师奶与麦阿斗是普通的香港民众。通过这些人的眼睛,想象中的“或然中国”正面临着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外交和民族问题的多方面考验。高层需要应付民众的民主呼声,普通民众需要思考股市升降,历史学家在反思,文学研究者在思考诺贝尔奖花落谁家……到最后,这个幻想的乌托邦以一则通讯社稿件告终:“北平直辖市有关部门当天晚上在海淀镇的一家饭庄内,破获共党叛乱反动滋事分子重大犯罪团伙密谋企图扰乱社会秩序,并当场搜出炸药等多项违禁物品。“

想象和意淫的边界

必须要承认,我一开始就是被这本书猎奇的假设“骗进坑”的。被各种穿越文洗礼过一遍,虽然已经对这类“假如丘处机没有路过牛家村”的脑洞见怪不怪,但一旦它与现实生活或与更敏感的政治事件沾边,我们还是不由得好奇,作者会如何在全新的起点下展开历史推衍。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知名电影《回到未来》里,白头发的布朗博士在黑板上画下的几个穿越时间节点草图,展示当事人每作出一个不一样的选择,一个个平行世界就随之展开,因此,无数个未知的时空里,就存在着无数个过着不同生活的你我。文类划分上,这种作品类型一般被称为“或然历史”。公元前 27-25 年,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就在《罗马史》中提出假设:如果亚历山大大帝挥师西进而非东扩的话,罗马城将会怎样?到 20 世纪,或然历史在西方文学和历史学研究中已经相当常见,1995 年开始,世界科幻协会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颁发年度“斜向或然历史作品奖” 。

该奖项的创始人之一席尔瓦曾为或然历史小说的创作规定了三个条件: (1)故事有一个历史分叉点,且该点必须发生在作者写作的历史时间点之前;(2)分叉点之后的历史偏离了已知世界的发展轨迹;(3)对偏离所带来的后果进行审视和思考。

根据这三个条件可以发现,小说《建丰二年》的许多优点其实都直接来自其类型本身。

首先,故事中历史的分叉点发生在 1948 年。小说第二部分“立人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 奉化”用国民党高官立人的回忆向读者展示了那个决定历史转折的时刻。现实中,1948年辽沈战役是大决战中“三大战役”之首,共军解放东北,奠定了后续胜利的基本盘。但在这场战斗中曾发生过一个少有人知的小插曲,1948 年冬,林彪弃守四平,孙立人亲率新五十师强渡辽河,五日内攻陷长春,东北第一次“四平街会战“国军大胜。此时,正值马歇尔来华调停,美国施压,迫使国共停战。就在孙立人率新五十师渡江,即将攻进哈尔滨时,蒋介石下第二次停战令,要求孙立人停止进攻,使林彪溃败之军得以喘息。蒋介石后来在他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中曾做出这样的结论:“可说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唯一关键。”《建丰二年》大胆沿用如果蒋介石未下第二道停战令的结局,写道:

“委员长果断的下了决心,力抗美国马歇尔的和谈压力,批准国防部长崇禧督军的主张,下令国军各机械师全面发动进攻,乘胜追击,挺进哈尔滨, 原先退入北满的共党十几万部队就此兵败如山倒。”

历史的反转,也就在一瞬间完成。

从小到大,对于这场战争我们也许听过无数种解释。国民党腐败、经济崩盘、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假抗日真反共……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史观的常规逻辑,应该很少有人会将国共内战的胜负当成一次纯粹的军事结果。我们更愿意相信是邪不压正,以弱胜强,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一方赢得了胜利,这是天命所归。

而《建丰二年》中这个尖锐的假设,却让原本确定的历史变得不清晰起来。如果军事上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只能归因于那些与真实世界产生分歧的细小偶发事件,胜利者天命昭昭的官方宏大叙事本身也就有了一点点裂缝。

当然,在这种假想或者说意淫中,作者也可以尽情弥补那些历史的缺憾。老舍不会再投太平湖,反而能获诺贝尔奖,台湾不会因政治而与大陆分裂,它只会成为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农业省份。虽然听起来多少有点幼稚,当这些镜像般的想象与现实发生对撞时,读者也难免会有一点“铜雀春深锁二乔”的怅惘。

“到了深夜,报馆转来消息,最后得知林语堂果然凭三九年已经在纽约出版的英文小说《京华烟云》胜出,树森就把写好的一篇稿子交给报童带走。
“就这样!直到明年!”“明年,再明年,再再明年!”“终有一年会给沈从文!”“对!”“或许巴金、或许钱钟书!”“对!”“或许张爱玲、或许施蛰存!”“对、对,太对了!”“愿他们健康、长寿!”“太对了,一定要活着,活到最后!”

加拿大科幻学者达科·苏恩文曾为科幻小说提出过一个文类学定义,即科幻小说既是“认知的”,同时也是“陌生化的”。科幻的主要形式手段是一种想象的框架,用以替代作者的经验环境。它本质上具有认识论功能,使人在作品中寻找替代性的社会经济形式。他认为,“无论是岛屿还是山谷,也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方面,那些异邦外族——乌托邦居民、怪物怪类,或者索性是与众不同的陌生人——他们是人类的一面镜子,正如一个怪异的国度是人类世界的一面镜子一样,但这个镜子并不仅仅是一个反射镜,还是一个变形镜。”

以这一视角来审视《建丰二年》, “反射镜”和“变形镜”的模式也非常明显,通过对历史的重构并展现重构历史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冲突,折射出的作者对所处世界的真实看法。

小说开篇是 1979 年 12 月,国庆节前夕,北平市海淀镇国民政府大楼的巨型宣传广告牌提前换上了新年标语:盛世中华,领袖英明,普天同庆迎接民国六十九年”。内战结束后的三十年和平时光里,在美国的市场开放政策和军事保护伞下,中国创造了连续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百分之十三的”中华奇迹”,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富民强,国运昌隆。

但盛世里也隐藏着危机。岁末隆冬的这天,一群人正聚在北京美丽台客情食堂,商谈着一件重要的事情——

“老总统崩逝后,少主经过三年储君式过渡,终于在去年登基,虽说老总统的画像还悬挂在南京新街口金陵广场和北平天安门城楼上,建丰新政已经正式开始了。但是,这个跻身世界列强第二名的中华民国,将往何处去,众说纷纭。少总统现在是党政军特、外交、经济大权在握,信誓旦旦要励精图治,反贪污抓大老虎,打击党内及军中拉帮结派以权谋私的人,要复兴中华、建立安和乐利社会,但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是开明君主还是个新沙皇、新秦始皇,大家还是看不清楚,通信打电话又不安全,就想趁年底以餐叙为由大家碰面聊一聊。”

可以看出,《建丰二年》不仅是对乌托邦的大胆幻想。像我们看过的所有反讽的穿越电影一样,穿越后的人们苦苦追寻,最终常常还是陷入“历史的自我矫正”,到头来什么都没有被改变。在书中,孙立人没像现实中那样被调离闲职,反而在东北打赢了共党,参与中美谈判,一时风头出尽,可他依然因功高盖主遭蒋介石嫉恨,以密谋兵变夺权的罪名被判永久软禁。蒋经国太子登基,国民党创造了“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最为安定富足的时代”,但仍然要面临政治斗争、抢班夺权,依然会陷入民主和独裁的争锋,建丰还是需要思考“为什么如此的太平盛世,黄金时代,还有这么多的民众要求民主?“

这是历史的玩笑。红墙内的主人公换了,但故事没有变,一件件熟悉的真实历史碎片依然充塞小说的各个角落。就像夜晚做梦时看到真实世界的幻象,只是换了时间地点,换了表现方式,这种反差让人产生庄周与蝴蝶何者为真的疑惑,进而反思日常生活的“理所当然”。

这些现实的或高级或简单的变形,很容易让读者想起鲁迅的小说《失掉的好地狱》。小说里,魔鬼了战胜天神,创造出的地狱当然未必是最好的,可人类应声而起将魔鬼赶出后,又建设了新地狱,那里却连惨白的小花都已看不见。陈冠中在他的另一部小说《盛世》中也反复提及这部作品,借书中主人公之口说:“鲁迅说过,有人会怀念失掉的好地狱,因为还有比好地狱更坏的坏地狱,这不用说,但在一个好地狱和一个伪造天堂之间,人会如何选择?”战争或输或赢,看似江山易主,在本质意义上似乎并无差别,最终,历史为我们选择的也许只是那个相对差一点的地狱罢了。

同时,和包括《高堡奇人》在内的许多科幻作品一样,《建丰二年》也设计了“书中书”的双重或然桥段。1976 年,历史学家东荪在香港收到毛泽东死于克里米亚的消息,为此唏嘘不已,这时,他才刚刚写完自己的著作《我花开后百花杀?假如共产党统治中国》。在想象国民党胜利的世界里,有人提出了如果共产党胜利会如何的假设,假设之假设重重嵌套,完全模糊了历史的边界,为前面的两重叙事再次增加了不确定性。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选择第三种道路的东荪,既为中共客死异乡感到惋惜,又深深怀疑如果共产党管治中国,是会比现在更好还是更坏,这也是书中的东荪也是现实中的陈冠中反复思考的问题。当然,和现实中的《建丰二年》一样,这样的著作在那个世界里也理所当然被官方禁止出版了。

但同样从这则“书中书”的设置开始,我们也不难发现《建丰二年》作为“或然历史小说”,或者直白的说,作为小说的诸多缺陷。

《高堡奇人》中,主人公在《易经》的指引下写成了的书中书《蝗虫成灾》,被书中人认为是“真正应该发生的历史”,而这本书中书已经完全跳出了是协约国胜利还是轴心国胜利的二重选项,重新安排了一重不同于实际历史也不同于想象历史的新历史,从而对历史的记录、确证和所谓历史的真实本身进行了反思。与之相比,仍执着于是共党更好还是国军更好的陈冠中,多少就显得小气和局促了不少。

要知道,《高堡奇人》创作于 1962 年,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人们对“或然历史”的关注已经转为文学对历史的再现和塑造过程, 90 年代,作家们更开始在想象历史中加入,科学发现对人类本体不确定性的影响,或讨论宗教、历史等更具普遍价值的议题。从这一点来看,依然留有强烈非此即彼你赢我输思维的《建丰二年》本身就是落后于时代的。

从创作的深层逻辑上看,《建丰二年》在材料选择和叙事模式上也与致力于将“集体历史”转向“个人历史”的“或然历史”小说本身相悖。尽管陈冠中也在书中写道“好了,不要只大说大历史了,在历史大叙事的背后,每个人的小故事还是特别的”,但这句话出现时,全书内容已经过了80%,他在7组人物选择上,也只有第七组的麦师奶和麦阿斗是普通平民,可惜这唯一的贴近民众的人物的原型还是动画片《麦兜故事》里的角色。反对实然的宏大叙事,在想象的世界中又执着于展示更宏大的一面,想要写小故事,又显然缺乏现实的观察和经验,这也许正体现了作者创作中的一种困境。

最后,作为小说的《建丰二年》,在可读性和趣味性上是完全不及格的。不客气点说,陈冠中白白浪费掉了这个绝佳设定,把这本原本可以更有趣也更有意义的作品生生写成了铁血论坛上的某篇旁征博引的帖子和故事设定集。

拿到书看到序言部分的时候,我期待其实的是在这一设定下展开的谍战小说。开篇汇聚美丽台客情饭店的人们,会如何讨论这个既怪异又飞速发展的盛世?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抵抗,又会遭遇什么样的麻烦?谁会死亡,什么样的人会活下来,谁又会背叛?……可惜脑补刚刚展开不到五分钟,我就陷入了作品无穷无尽的人物自述。这些罗列本身既不提供主题、角色、情节、冲突等小说要素,也没有创造出一个超出想象的故事,硬要说是以假乱真的“伪史”写作呢,他又显然也没有黄仁宇在大历史写作中那样精细入微的人物心理揣测和从繁琐细节上升出某种抽象结论的能力,要说恶趣味,它甚至还不如由真实论坛发帖集合成的《剑桥倚天屠龙史》。难怪在豆瓣上有网友称其为“一个近代政治史发烧友把‘太阳底下无新事’重复了十万字的无聊产物”。

要展示,而非告知。如果有哪堂小说创作基础课需要这句话的反例,《建丰二年》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更让人对作者创作的真诚性产生的怀疑的还有许多细节。比如陈冠中在创作中一向热衷把现实的新闻事件直接平移到小说里,《建丰二年》中,就出现了作为接班人的建丰次子驾驶法拉利逆行撞了路人,被民众围住,车上还有两个衣履不整的女子的秘闻。很难想象,任何一个有着严肃创作意图的作者会将这种无头无尾的街巷闲谈写入自己的书中。

那么陈冠在创作中,既非按照小说的一般规律,更不是像许多评论家重点强调的,是冲着写中国现代的“或然历史小说”的目的展开的。那么,他的创作逻辑究竟是什么呢?

思与信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聊聊“中国四部曲”中的其他几部作品。除了《建丰二年》,该系列的其他几部作品分别是出版于 2009 年的《盛世——中国 2013》、2013 年的《裸命》和今年春天新出的《北京零公里》,四本书的题材和类型各不相同,但主题都是“展示中国盛世的不同面貌”。

这里的盛世,出自其中出版最早的《盛世:中国 2013》,它和《建丰二年》一样,是本带有“反乌托邦”色彩的小说。故事发生在未来的 2013 年,世界经济崩盘,中国宣布盛世开启,人人生活平静,心情愉悦。但几位主人公常感觉和众人格格不入,他们在机缘巧合中发现,经济崩盘后一个月发生的事件在官方报道和和人们的记忆离奇消失了。为了找到真相,他们策划了一起针对高层的绑架,最终发现了政府的阴谋。

第二部《裸命》算是本“成长小说”。它的故事则发生在西藏。帮人开车的藏族小伙子强巴是女雇主的情人,却意外爱上了雇主的女儿,并不惜开车从西藏前往北京追求爱人。到北京后,他先是阴差阳错进入动物保护组织工作,后来又成了维稳宾馆的保安。在一系列失控的遭遇中,他终于意识到,在这个国度,自己穷得只剩下一条可以被随时剥夺的“裸命”;

而最后一本《北京零公里》可以算是“玄幻小说”。它架设了一个存在于北京地下的“活货哪吒城”,城里的居民都是北京建城以来历朝历代死不瞑目的鬼魂。天安门事件中,一对兄弟在中阴阳相隔,遇难那个成了鬼城的历史学家,活着的那个则成了现实里的美食家,借由二者的交叉叙述,在阴阳两城的空间中展示出现实生活的种种荒诞。

维稳、宗教、严打、党史、民主问题、领土问题、民族问题,不难看出,这些政治生活中最显而易见的禁忌,也是《建丰二年》中几组主题的选取策略,为了尽可能地展示这些作者最为关心的位面,他不惜牺牲了小说的体例要求和写作规范,也不惜打破“或然历史小说”的微观预设视角,毕竟这些问题本身就是相当宏大甚至可以说是虚无的。

坦率地讲,除《裸命》外,这几本书的阅读体验都不算太好。这些话题,由于缺少更多的细节和确证材料,最终总会变成和茶余饭后老男人谈资一样的东西,初听时好像有点刺激,其后只觉得浅显,低智,自大。长久的压抑下,大而化之地谈论某个或某些政治禁区确实会给人带来某种快感,但这种快感似乎又只有壮胆和自慰两种价值。

近些年,在阅读墙外尤其是西方世界关于当代中国的文章时,难免也会有这样的感受,作者很想找到真正的“中国问题”,却总是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只能把主旨归结到人权、西藏、独裁、法轮功、六四。官媒执着于把中国塑造成一个粗疏的天堂,“外媒”又喜好将中国描述成一个粗疏的地狱。但本质上讲,双方都是被某种观念或意识形态包裹的傲慢者,因此也永远无法接近他们所描述对象的真实面貌。如果说这种信息的不对称起初只是单方面发起的阻隔,到后来,反对者也只剩下一个空洞的反对的姿态,甚至把反对也当成一种你死我活的的“斗争”,最终,鸡蛋难免会变得和和高墙一样尴尬而虚无。

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康正果把《建丰二年》的创作视为一种“解恨赋”,认为这部作品最大的意义在于“假若没有共产党,国人至今仍引以为恨的很多憾事不只不会发生,而且时局演变中自会优化出很多更符合国人期望的和更有益于国家民族的结果”,这种充满先入为主观念的意见也许是不少海外普通读者对《建丰二年》的看法,而最近在和一位朋友聊起陈冠中时,他不客气地将陈称为“政治投机作家”,这也能代表部分大陆读者对陈的观感。在北京居住20年,执着地描述中国面相的陈冠中,也许并没有想到这样的结果。

2018 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的采访时,陈冠中说:“我觉得小说不能分析或解释现实,也不能提供答案或出路。但写得好的话,可以帮读者感觉、体验到现实,其他文体也许做不到。它用一般的语言说不清楚,小说是个很好的工具,自由度挺大的,所以我想用小说写中国当前的状况,把现实穿透一下。”

上一次我们聊毛泽东时代时曾谈到过沈从文。解放后,他曾写过一段话,解释自己停止创作的原因:“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需要从‘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沈从文也同时谈到了自己的创作观:“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杂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

无论小说,无论学术研究,创作究竟应该是由“思”而“信”,还是应当由“信”而“思”?事实上,在现实里的的 1949 年后,这个问题几乎成了困扰当时所有创作者的核心难题。

20 世纪 30 年代国民党建立政权开始,政府以控制宣传、教育等手段推行政治文化,造成了受众的种种反弹,文化群体分成左右翼两派,不同政治倾向的文学群体被政治利益划归进同一个圈层,群体内部在文学观念上的一致不再是出于审美追求,而多从政治立场和角度出发。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解放区已经形成的自由的文化氛围也迅速被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政治文化语境所取代。这些对立由军事和政治而起,最终无限蔓延到创作之中,以至于到了 1962 年,《刘志丹》事件正式创造出了一个新罪名:利用小说进行反党。

沈从文为何搁笔,老舍为何投湖?在那个信必然压倒思,无限忠诚无限崇拜成为人精神生活中的时代里,这些创作者的命运其实早已注定。而陈冠中在想象的“建丰二年”里为沈从文安排了一个美好的结局,他笔耕不辍,写出了一本比肩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并成为诺奖的热门人选,但沉浸在这样遐想中的作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无论是建丰还是庆丰,但凡世界上依然存在由信而思的创作指导,存在被某种观念或意识形态提前设计和规定好的创作主题和既定方向,作品本身真实的力量就必然隐身。这种由信而思的遗毒,其实并非某一政党或某个群体的独创,他自己竟也陷入了深渊的诅咒,所谓立场先行观点挂帅的创作模式,也已经反复出现在他自己的作品里面了。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讲 16 世纪的人们对世界缺少必要的观察力,他们先是在书上读到了美人鱼的记载,接着当他们在航海中看到某些形似美人鱼的生物,比如儒艮时,便迅速地将其对号入座,认为它确证了自己脑海中的那个世界。这种误认不就对是意识形态这个词的一种可信解释么?当一个人心里只有自我,它也只能在野外发现自我,那瞎子的旅行是白白浪费时间。这样看来,陈冠中在北京居住写作的 20 年,不得不说还是制造了不少新的遗憾。

这就是我今天想和你聊的全部内容了,读禁书也好,写禁书也罢,都是为了让自己更自由,而不是为了创造另一种不自由。祝你开心。


#写这个系列,不光是为了猎奇,更是为了脱敏 。当下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词汇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成为禁区,一些名词,一些动词,有时候只是写下来都需要脑内反复自我审查。但也许我们不能再继续回避了,否则属于“人”的表达会越来越少。写下并读出这些字句,是我们现在和未来都要面对的共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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