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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中書評】默頓: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技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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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初庚子冬月初五;藏歷鐵鼠冬月初五;希吉來歷一四四二五月初四)(臘月初四)

默頓所作「科技與社會」成果至少可以從知識、功能、宗教這三個角度來加以認識。從知識的角度來看,科技生產同樣屬於信息創造過程,科技變遷同樣能夠作為知識更新的實例和佐證,亦即「關於知識發展的非邏輯根源的一個文化案例研究」(章六)。從功能的角度來看,科技是社會變遷的重要驅動力量,是整體社會結構的重要組成。從宗教的角度來看,科技內含一定的意識形態和價值序列,其自身已經創設新價值理念。默頓的研究對知識社會學、社會結構論、宗教與社會均富啟發性。

前三章的數據生成是經典的質性統計方法應用實例。章一提出問題,「近代科學與技術的興起所涉及的那些社會學因素」以及「是什麼樣的社會學因素影響著從一門科學向另一門科學、從一個技術領域向另一個領域的興趣轉移」,且限定了基本視角,「從社會的角度作出的解釋是可以想象的,而從生物學的角度所作出的解釋根本就不是解釋」。而默頓選取的研究材料是「十七世紀的英格蘭文明」。章二利用了國民傳記辭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D.N.B.)測定了十七世紀中葉,英格蘭人職業興趣之由神學和人文向科學和技術轉移。章三首先使用科學技術史手冊(Handbuch zur Geschicht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und der Technik)測定科技出產率,以檢驗章二所得職業興趣轉移之結論是否能夠成立,隨後處理倫敦皇家學會的哲學彙刊(Th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以展現各門科學之間的興趣轉移情況,並提出,短週期的影響因素更多地仰賴於學科內部史而非社會文化史。基於上述材料,默頓引述李克特和韋伯的觀點,即科學活動的價值關聯(Wertbeziehung)假設,「科學家們通常總是選擇那些與當時佔主導地位的價值和興趣密切相關的問題作為研究課題的。」

章四至六給出了對韋伯命題(信仰)在科技領域展開的四項歷史論證。

首先,從客位論,「新教倫理引發出有利于科學的社會態度」(章五末節)。章四挖掘十七世紀中葉科技發展之前提條件的這一線索。默頓認為,對科技發展的社會影響因素「就應該到那些文化價值中去找尋」,且「宗教是文化價值的一種表現」,便逐步「揭示出凝結在宗教裡的價值和支配著這些價值的表現的文化傾向中的思想感情」並「確定出這種思想感情在何種程度上引導人們趨向或遠離科學事業或對此根本毫無影響」。默頓在處理清教主義運動時,要求「我們必須從神學論爭的表面深入到賦予這些論爭以意義的那些思想感情中」,而「這些思想感情通過語言和行為等得到表現」。於是,默頓以理查德 · 巴克斯特的基督教指南(Chirstian Directory)為代表,詳盡分析了清教主義的「社會含義」。

第一,「頌揚上帝」導出社會功利主義(Social Utilitarianism),加爾文宗的預定論並未影響到清教主義的實際社會效果。第二,加爾文宗預定論和路德宗善行贖罪,均導出在神召職業中的刻苦和勤奮,韋伯謂之入世禁慾主義(Innerweltich Askese)。第三,巴斯克特按照上述標準對各職業進行分級排序。默頓認為,「學識型職業的這種突出地位是與清教徒崇尚教育相一致的。」,「這些便構成了清教精神氣質的基本元素,他們合在一起便定義出可取的『生活方式』」。

另一思路是從理性的角度切入,第四,清教主義內含理性主義特征,因為理性是獨立而有效的讚頌上帝的手段。繼而第五,清教徒對教育有公認的興趣。由這一部分為引,默頓強調了中世紀理性主義(經院哲學)和十七世紀理性主義(觀察描述)的區別,前者更注重邏輯,後者將邏輯「降低到從屬的地位」而意指「對經驗材料的理性思考」。進而在社會功利的層面上,默頓導出其效果是「科學被看作是技術的婢女。」最終,默頓反思了十七世紀之前科技發展之滯後的兩點原因,一是科學內部史積澱不夠,二是外部史境中尚未創造出「把科學活動當作高度可取的那種文化意向」。然而,功利主義成為社會基本標尺之後,科學「在某種程度上傾向於為神學所控制的領域劃定邊界」,「宗教改革者們並沒有預見到其教義的全部實際後果,這後果是與他們的預期不相符合的」。

其次,從主位論,新教倫理「為許多傑出的十七世紀科學家提供了有意識的動機」(章五末節)。章五便從對「佔主導地位的價值和思想感情」的「範圍和意義」之考察來入手,默頓將相關因素限定至「以關於這位上帝的一種特殊觀念為基礎的人類行動」,而其認為,「恰恰就是清教主義在超驗的信仰和人類的行為之間架起了一座新的橋樑,從而為新科學提供了一種動力」。第一,「清教的價值體系的心理含義獨立地有利於對科學的讚許」。第二,「當時處在變化中的階級結構,使清教徒的那些有利于科學的思想感情得到加強,因為清教徒中有一大部分來自於正在崛起的資產階級和商人階級」。默頓依據托馬斯 · 斯普拉特所著倫敦皇家學會史(History of the Royal-Society of London),勾勒出清教徒科學家的自我驅動路徑。首先,「在表達自己的動機時,在預期可能的反對意見時,在面對實際的責難時,科學家便到清教教義中尋找動力、核准和權威等等。」進而,科學「終將引出一系列有益於人類的生活狀態的發明」,「除了本身的純屬世俗的價值以外,在耶穌基督的救世福音教義看來,是一種善的力量。」而這種發軔於「佔主導地位的觀念體系」的自我驅動,「對於在各種與基礎性的思想感情同等兼容的、可供取捨的行為之間作出選擇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若無這種指示導引,非邏輯的行為就會——在價值系統範圍內——變成隨機的了。」

再次,從主位論,「近代科學家特有的那種思想,亦即經驗論和理性論的結合以及對一個基本公設——即可理解的自然秩序——有效性的信仰,同新教主義所含有的態度具有一種絕非偶然的一致性」(章五末節)。章五在科學家自我表白的基礎上,對經驗論和理性論的結合作出分析。「科學體現了一些行為形式,他們投合清教徒的口味。首先就在於他擁有兩種受到高度賞識的價值:功利主義和經驗論。」「在清教倫理中居十分顯著位置的理性論和經驗論的結合,也構成了近代科學的精神實質。」「清教主義改變了社會的定向。結果是建立起一個新的、以不可避免地使自然哲學家擁有聲望的標準為基礎的職業等級制度。」「這種認為理性和神啟具有互相印證的本性的信念,給有利於實驗研究的態度提供了進一步的依據,實驗研究據認為會加強基本的神學信條。」「離世隱居的靜默沉思被摒棄了;積極主動的實驗方法被採用了。」同時,章五亦分析了自然秩序存在性公設。

最後,從客位論,「新教倫理轉化為行動」(章五末節)。章六以科教事業的歷史事實,檢驗前述命題是否能夠成立。第一,皇家學會的主要創始人受到清教觀念的影響。第二,教育改革(英格蘭反國教學院(Dissenting Academies)、法蘭西新教學院、新英格蘭哈佛大學、德意志虔信派實科中學)明顯存在清教成分。第三,宗教差異的歷史慣性在教育興趣上有所體現。第四,新教徒科學家佔據優勢地位。

章七至十給出了對功利命題(某種程度的馬克思命題)在科技領域展開的三項歷史論證。章七證明,礦業發展影響了科學家的問題選擇,科學與技術,聯繫緊密。默頓將經濟對科技的影響分為直接和間接兩種,二者對科技發展均產生作用。章八證明,海運需求促進天文學、數學、磁學的發展,而科學家個人的名利需求亦能從科技創新活動中得到滿足。章九證明,軍事需要把科技興趣引導向內部彈道學和外部彈道學。這三章業已論證,經濟需要帶來技術需要,而「同時發明是兩種基本力量作用的結果:其一是內在的科學力量,他提供了解決手頭問題所需要的理論素材;其二是非科學的因素(主要是經濟因素),他的作用是把興趣引向這一總課題。」章十則估計了經濟因素對科技創新影響起作用的程度。順承直接—間接影響二分的方法,默頓得到的結論是,「差不多有 70% 的研究與實際需要沒有直接聯繫。……從 40% 到 70% 屬於純科學一類;反之,從 30% 到 60%,受到實際需要的影響。」「可以嘗試性地認為,社會經濟需要相當可觀地影響了十七世紀英格蘭科學家研究課題的選擇,粗略地講,差不多百分之三十到六十的當時的研究,似乎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了這種影響。」

末章處理人口命題(人口密度、社會互動),同時再度考察史境職中的功利和進步觀念。章十一從人口學問題入手,「高人口密度的什麼特性易於導致增進技術與科學的發展?」首先,高人口密度增加了對新發明的絕對需求,其效果在於指引發明興趣的轉移。其次,基於社會功利,高人口密度引導人們對發明活動作更高的評價。再次,社會互動及發明率並不依賴人口集中程度,而主要依賴於(一)發明家的絕對數、(二)通信自由(文明的條件)、(三)「高度評價創新和知識積累的文化價值體系」(文化的條件)。「通過互動的媒介,觀念和經驗就可以變成創新和發現的要素。」「一旦有了社會互動,就有了一種可能性」。此段,默頓引述了皮亞傑的觀點,強調「一個人發展他的思想的私人方式」和「把這些思想提交給其他人的順序」二者之間的差別。最後,默頓再度檢驗文化史境。

該書為科學史補足外部框架,開闢一新領域。在默頓之前,科學社會學專門領域尚不存在。默頓所帶來的科學社會學之後,又有科學知識社會學興起。其處於孔德、涂爾幹、馬克思、韋伯之後,繼承了薩頓的科學史研究和帕森斯的社會系統論脈絡,而別開生面地從外部史角度給出了影響科技發展的社會學因素的探討範式,堪稱科學社會學之父。

問題在於:一、末章對艾 · 韋伯的引用似乎不必要。二、對經驗論和理性論的關係之表述仍然不夠清晰。經驗論和理性論的關係,可以認為是,以理性處理經驗,理性受經驗的限制。三、庫恩所言默頓命題沒有包括末章人口命題。第一,宗教引發對科技的興趣。第二,經濟需要引發對科技興趣的定向。四、庫恩所言默頓命題需要更加統一化的表述。五、人口命題、史境陳述、韋伯命題、功利命題、科技史學,大概是可取的邏輯順序。人口密度決定社會絕對需要,文化史境決定社會需要形態,信仰決定群體對科技的總體態度,功利決定群體對科技的興趣分佈,科學技術的內部史決定創新結果是否能夠發生。另外,僕對皮亞傑完全不熟悉。

那麼,中國社會中,是否已存在能夠促進科學進步、技術創新的諸要素?中國社會是否已經具備了更多的有利於知識生產、科學進步、技術創新的基礎條件?抑或其中某些已起到反作用?在科技內部史方面,中國是否集成了科學進步、技術創新的基礎理論條件?在功利主義方面,中國的功利主義氛圍是否已經壓制了科技的發展?對科學的信仰,是否是科學進步、技術創新的必要條件?結論相對明顯,無需加以論證。

(庚子戊子丙申。諸行無常、諸漏皆苦、諸法無我、涅槃寂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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