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民
王庆民

中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希望为没有话语权的边缘人群发声者;致力于改善民权民生,做些实事

回应“郑常人”:知识细节尚需商榷,是非真理不应歪曲(扩充增补版)

    6月27日,我在端传媒看到了一篇文章《回应赵皓阳:知识错漏为你补上,品性问题还需你自己努力》,署名为“郑常人”,且注明是“一群来自中港台的年轻朋友”。全文既有叙事说理,也不乏尖刻的讥嘲。而驳斥、讥嘲的对象,则是知乎大V赵皓阳及他的文章《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以下简称“赵文”)。更进一步说,本文也是针对大陆所有与赵文观点类似的“赵皓阳们”。

    在看到这篇文章之前,我并没看到赵文,也没听说过赵皓阳此人。直到我看到“郑常人”的这篇回应文(以下简称“郑文”),又做了些搜索,才知道赵文在陆港掀起了很大波澜,且争议甚大。于是我仔细的看了赵文和郑文,并做了对比。此外,我还搜索了赵皓阳的一些信息,如其在知乎上曾发表的长篇问答。此后,我又在端传媒郑文的评论区与其他读者产生争议,一来二去就码了不少字、想到不少事。我想,既然这个话题引发如此巨大的争论,我也已经参与讨论,不如顺势写篇文章,就这两篇文章的是非短长略做评析,并对陆港久已有之的一些争议抒发些个人看法。

    由于郑文是对赵文的批驳,且这两篇文章关系紧密,我自然不便分开评述两篇文章,而是综合两篇文章的内容与情感,重点分析二文中差异、冲突的部分,并以评论郑文为主线(因为郑文已覆盖、提及了赵文的许多内容)。

    首先,我看过赵文后的基本印象,也是其文最主要的几个问题是:1.用词不尊重港台人、语言轻佻、带贬损色彩。如使用“蠢”、“坏”、“傻逼”、“智障”、“幼稚病”等明显不适用于正式文章甚至正式问答的侮辱性言辞(而这些也是如知乎等互联网平台的常态语言,即网络语言暴力);内文中不断出现的如“被你的英国慈父用印度人军警镇压了下去,拿枪biubiubiu地打你们香港人哎”、“当时他那一脸懊恼、难以置信、悔恨、羞渐、尴尬的表情,我能把玩一辈子”等挑衅性的、低劣性话语(这同样是知乎等网络平台常见的斗狠、耍横言论)。2.夸大中国大陆/中共建政后的成就,如对于中国教育成就(尤其理工教育)的夸大,回避人文科目的劣质、洗脑性质,以及公民教育、通识教育的缺失。3.回避、忽视陆港最大差别,即民主的有无、法治的优劣,大陆司法、警政乃至整个体制和社会的黑暗,以及大陆中共政权的不合法性。而这恰是香港人“反送中”乃至拒斥“一国”、人心与大陆渐行渐远的根本性原因。

    但就我个人看法,赵文对于香港社会内在的结构性不公分析的还是很透彻的,当然它没有提及政治问题,没有提及香港社会不公的一个重要外因,即中共政权与香港权贵的勾结与默契。这或许是自我审查;或许是迫于国内封杀审核的环境不能写;也或许他就是“五毛”,是“党的人”,如果那样,他当然不会揭露自己人的丑事。

    而赵皓阳此人、此文的价值观、思想取态如何呢?通俗点说,就是赵文想表达的是什么?赵在心里想的是什么?他究竟是个/不是个怎样的人?这是郑文探讨的重点,也是我想和“郑常人”商榷的关键。将这个问题讨论清楚,才能更好的对郑文的十条内容一一解答。

    在郑文的开篇和结尾,“郑常人”都多次提到赵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站在“肉食者立场”,是“伪左派”,其论据论证如此例:“社会达尔文主义”则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在赵的世界里,大概就是精英与蠢材两个层次——有社会地位、有钱、有房有车有漂亮太太的就是“人生赢家”。在“资本崇拜”的基础上,你有钱,你就“不闹”,你就赢了;你没钱,你才什么都没有,才要出来游行集会抗议示威,管你是不是合法。比如赵在他的文章中每每提到他的港漂同学,住在小房子里,赚可怜巴巴的钱交高昂的房租;提到参与抗争的香港年轻人,反复讲香港的问题是高房价,并将所有的社会运动都简化为“年轻人买不起房”——这都有意刻画了一种赵心目中的 Loser 形象。”

    那么赵皓阳是郑文及许多评论者所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吗?是在歧视、贬低香港平民是loser吗?除上段内容外,郑文序言中还说,“赵还在文章里流露出对精英阶层深深的向往(尽管他本人并不在列),和对普通人追求更好生活的鄙夷。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传播,从源头上试图抹去普通人抗争及争取权利的合法性。用赵先生的理论来讲,他所做的事,是在替权力和资本压榨普通人”。那么,赵皓阳在这篇关于香港问题的文章中,表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了吗?有没有“流露出对精英阶层深深的向往”、“对普通人追求更好生活的鄙夷”?

    赵文提及香港精英阶层生活的,有这么几段:

   “我研究生导师,六十多岁一小老头,看着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是他的家族有很大的产业,妥妥的含着金钥匙出生,法学和管理学双博士,还有佛学、哲学、美学、文学等六个硕士文凭。住在九龙塘后面山上的一个别墅,那可是寸土寸金的地方。他这个别墅大到什么程度,大到可以请我们一个班的人去他们家院子里烧烤。他还给我们指,说你们看见院子里有竹子的那家了呗,那是成龙的房子。

我导师的老婆是八十年代某年的港姐第二名。两个儿子跟我们差不多大,一个在牛津,一个在剑桥,一个读哲学,一个读神学——在西方都是妥妥的贵族专业。一次去他家BBQ的时候正好他俩儿子回家,跟他们聊了聊发现水平非常之高,张口康德萨特,闭口施特劳斯康定斯基,然后他小儿子跟我们简单聊了聊就告辞了,说他下周要在尖沙咀某教堂举办一场圣诞钢琴独奏会,他的钢琴刚刚海运了回来,要布置到场地去。

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太多,就觉得我导师真是人生赢家,父母优秀、妻子优秀、儿子优秀,自己也特别优秀,这样的人生让谁不羡慕呢。一段日子过后,再结合我在香港遇到的种种事情,我才意识到了,这背后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家庭这样简单,而是香港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巨大的鸿沟。

我说香港的年轻人人蠢、笨、没有常识,说他们的基础教育出了问题,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香港的精英阶层的子女教育是没有这个问题的,他们直接就送到了国外最顶级的私立学校,从小接受最拔尖的教育。阶级固化的棺材板就这样钉上了钉,平民和精英接受的都是不同的教育、不同的教材、不同的学校、不同的老师,平民的教育还要搞“素质教育”“宽松教育”“多元教育”,教的他们连基本的常识、基本的知识储备都没有,将来那什么去跟精英阶层掰手腕。

差不多同样年龄的两个香港青年,一个连鸦片战争的历史都不知道,一个跟我侃侃而谈萨特的恶心和康定斯基的修养,这就是真实可见的割裂与鸿沟。最可怕的是,这个鸿沟不是20%和80%的鸿沟,而是0.1%和99.9%的鸿沟。香港还有希望吗?似乎只有这0.1%的未来才能称得上“希望”——这群精英没有国界,他们从小就是世界公民,接触到的都是世界最顶级的资源;更可怕的是他们的家产都在香港,他们会继承父辈祖辈巨额的财富,也就是说这些世界公民才是香港真正的主人。”

    这一段更多是在陈述香港社会的一种事实、一种现象,至少是他个人认为的“事实”,还是体现了赵“对精英阶层生活深深的向往”?或者兼而有之?就我的观感,他主要是在陈述事实、描述一种客观存在的状况,也表达了对精英家庭这种美好生活的欣赏,但够不上“郑常人”所说的“深深的向往”,更看不出有那种“嫌贫爱富”的恶劣心态。

    那么赵有没有在文中表现出“对普通人追求更好生活的鄙夷”呢?

     赵在文中接着说,“而剩下99.9%的绝大多数,可以说他们烂在了这一洼小地方。我一直在说,香港绝大多数平民生活质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首先房子就那么小,房价还那么高——平均一间屋子的大小只有5-6平米,但平均房价达到了19.68万一平米(2018年的数据);道路窄小拥挤,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气候闷热潮湿,唯一好一点的估计就是吃的好吃。但综合来看香港空有一个自由港、亚洲金融之都、经济龙头这些光鲜亮丽的牌子,老百姓们尤其是年轻人们的生活未必有多好,一间房子就把他们都掏空了。”

    这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如果这是鄙夷,那狄更斯、巴尔扎克、莫泊桑、契诃夫笔下对于穷人辛苦劳作、生活困苦的呈现,以及贫富差距的描写,岂不都成了“对普通人追求更好生活的鄙夷”了?当然赵皓阳是绝对配不上和这些现实主义大家媲美的,但其对弱者、“穷人(至少是相对的穷人)”描述的逻辑是一致的,都是一种对事实的呈现,而不是取笑、嫌贫爱富。而赵对于香港精英和平民生活差异的描写,是在讲述香港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之严重,并且在后文提及不希望大陆“重蹈覆辙”(虽然就我看来,大陆已经如此了),更与郑文中多次提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沾边。在赵文对香港精英和“穷人”的描述中,我没有看到赵对于精英强烈的羡慕、希望成为其中之一员的强烈愿望,更没有发现赵对这些平民有明显的鄙视、歧视、侮辱(当然,其对于香港抗争人士是有贬损的,但并非就贫富者生活差距这方面贬损)。我想,陈述事实和表达价值取向的差别还是很好区分的吧?如果实在区分不了,我再举两个例子。

    关于什么是陈述事实,什么是价值判断,有两个例子很清晰。例如纽约时报这篇文章:《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南加大学生的真实生活》https://cn.nytimes.com/usa/20190404/usc-admissions-scandal-students/(原文链接)

“洛杉矶——去巴厘岛休春假;住在带屋顶泳池、日光浴床的度假村风格公寓楼;时常去Nobu餐厅——那里四位室友吃一顿账单很容易就到四位数。这是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学生的生活。

以下同样也是南加大学生的生活:为挣书本费上夜班;因校园就餐计划用完而饿肚子;在朋友认定20美元一杯红酒不贵时感到恼火。

在南加大,学生之间的贫富差距体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在这里,名人、地产大亨的子女与保姆、洗碗工的子女同窗伴读。

……

学校很清楚学生的购买力。在校园书店里,一面墙全是昂贵的科颜氏(Kiehl’s)沐浴产品,南加州大学村是该校于2017年开放的住宅和零售开发项目,耗资7亿美元,村内有一家爱芙趣(Abercrombie & Fitch)店在迎接学生们。

……

大学联谊会和女生联谊会是最明显的财富标志之一,会费往往高达数千美元,甚至还不包括专门的正式派对和参加派对置装所需的额外费用。(最近流行的是金鹅运动鞋[Golden Goose],每双售价约500美元。)”

    这篇文章是社达吗?是在艳羡富家子弟的优雅生活、鄙视穷学生的土气、劳累吗?无论对纽约时报的意识形态倾向略有了解的人,还是有基本的阅读和思维能力,都能看出本文并非在宣言弱肉强食的社达主义,而是一种事实陈述,而且还是对高校中存在极大贫富差距的警惕、批判。但在陈述和批判中,当然要提到社达类的现象,但提到不等于肯定,甚至是为了揭露、批判和否定。

    真正的社达是怎样的呢?举出知乎的一个例子:例如知乎问题“如何看待一些问题下知乎主流用户支持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现象?”的提问下,一个匿名用户获得不少赞(104赞)的回答: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0859811/answer/131206822(回答链接)

“这个问题回答很多,但我想大部分都偏题了,大部分都在回答Trump有多么伟大,或者自己有多么喜欢Trump。

但是在我看来,最核心的一点在于——Trump的言行符合知乎的价值观。

知乎的价值观是什么?

……

在关于袭警的事件中,大多数人都站在了执法机构的一方。因为执法机构是维护社会安全与稳定的最后防线,容不得任何人将其踩在脚下。

在关于医闹的纠纷中,大多数人支持医院,谴责医闹,并期待执法机构能够按照现行法律严惩医闹者。因为医闹威胁到了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并不断的破坏本已脆弱不堪的医患关系。

最显著的在于和木木(注:指穆斯林,含贬义,以下相同)相关的话题中,大多数人反对木木凭借特殊的种族身份就能得到豁免或优待。因为“人人平等”,而不是“总有一些人要比另一些人更平等”。

相应的例子还有很多,但在这成百上千个例子的背后,只有两个词——法律与秩序。

即Trump不断强调的Law and Order。

大多数知乎用户不关心你是不是一贫如洗,是不是生活艰苦,甚至你家里刚死了人,也不能成为你去破坏现行的法律与秩序的理由。

法律与秩序是文明社会的基石,抛开它们,我们无法幸福的、安全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

就像Trump,不关心你的性别,肤色,种族,性取向。他只关心你作为一个“人”,你的能力,你的观点,你的行为。

非法移民?我才不关心会不会拆散你的家庭,你是“非法”移民,请滚出去,并按照现有的“法律与秩序”合法的移民进来。你不能因为生在墨西哥,就拥有比生在亚洲的人有更高的优先权移民来美国;

Black Lives Matter?我才不关心历史上你的种族是否受到过压迫,但是现在这种压迫既然已经不再存在,那么现在的社会也不会牺牲其他人的利益来补偿你。你不能因为皮肤是黑色的,就可以公然袭击警察,冲击执法机构。

女权主义?我才不关心你身体里到底有多少染色体。大家都是一样的“人”,那大家都按照相同的标准来竞争,并获得相同的待遇。你不会因为身为女性就获得特殊的优待(这里不包括女性生理结构所需要的特权,比如产假),但你也不会因为身为女性就比男性少拿一份工资。

极端木木?我才不关心你的宗教信仰中对你如何要求。和这个社会以及现行的法律格格不入,你的存在会极大概率的威胁到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你就不应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Trump在竞选初期和中期的口号,无一不符合知乎的价值观。

我想,这才是知乎主流意见一边倒的支持Trump的根本原因。”

    这才是货真价实、恶毒残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除了就文论文,分析赵原文所表达的意思,以及举其他例子对比,寻找他的代表性作品、问答,且不局限于一篇(以免以偏概全),也是一个证明其价值取向的重要途径。我搜索了此人在知乎上的回答,发现他明显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例如在知乎提问“穷人需要为自身的贫穷负多大责任?”问题下,他的回答(也是他出版的书籍《生而贫穷》的内容)就可看出其价值倾向。我在此摘录其回答供大家参考(虽已删减但内容仍然较长,但摘录过短就导致断章取义):

   “最近几年,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舆论现象,人们慢慢的从“仇富”情绪在往“嫌贫”靠拢……社会主流舆论对于富人的接受度越来越高,比如称王思聪为“老公”,称马云为“爸爸”,毫无疑问这都是财富带给他们的。主要由于近年来市场经济规则不断完善,又赶上了互联网科技革命的风潮,新兴的富人阶级相比于从事资本原始积累的富人阶级更加“干净”,同时素质也要高很多……

    相应的,针对穷人的言论不绝于耳,比如“他们穷是因为他们不努力”“你不成功是因为你有「穷人思维」”“这么穷还好意思恋爱/结婚/生小孩?”“穷人生小孩是对孩子的犯罪”“断绝对穷人援助,他们活不下去了自然就会想办法”等等等等。

    典型的,之前微博很火的一篇文章叫《你弱你有理》,本来是一篇很好的讲许多人无礼需求的一些社会现象,然而这篇文章被一些微信平台营销号抄袭的时候,题目改成了《我为什么拉黑了朋友圈里所有的穷人》,一时间分享几近刷屏之势。这个题目很巧妙地用“穷人”这个群体,替换了“无理”这个现象,由明显的对事不对人变成了对人不对事,反而恰恰触发了大多数人内心深入的共鸣,这也是这些营销号为什么要改这样一个危言耸听题目的原因。

好,那么这些穷人,穷,是活该吗?

是因为穷人思维吗?

是因为他们不努力吗?

    二、他们穷(不)是因为不努力

    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美国白人,博士学历,极受欢迎的专栏作家,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被精英光环笼罩。为了搞清楚穷人到底如何生活,她向自己发起一次挑战:假装穷人,混入美国底层,看自己能不能凭借努力成功“脱贫”。

    我们看,一个博士,白人精英,一个绝对没有「穷人思维」,同时有大量知识储备的人,能不能凭借自己的努力摆脱贫困呢?

    为此,她隐姓埋名,先后闯荡了佛罗里达,缅因,明尼苏达几个州。在餐馆、旅馆、养老院、超市等地方做女招待、清洁工、保姆、收银员。后来,她写了一本畅销书,叫《我在底层的生活》,其英文原版的副标题则是——“难以度日”(Nickel and Dimed: On (not) getting by in America)

    芭芭拉混入底层后,发现了美国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在那个世界,人们过着一种无论多努力都无法解脱,穷得停不下来的生活:

    我们来看一下澎湃新闻作者吴太白写的关于这本书的新闻报道:

     在时薪低到6-8美元的情况下,芭芭拉和餐馆女招待们端盘子收桌子跑来跑去连续工作8个小时。为了让顾客们按时就餐,她们只能在人少的下午吃一份热狗面包,临下班之际会饿到快晕倒。晚上拖着灌铅的双腿,捏着今天的工资,芭芭拉问同事:你家在哪儿?同事说,我住胶囊旅馆。“你疯了吗!为什么住旅馆!你今天的工资只够付一天的房费!”女招待像看白痴一样地看向芭芭拉:“呵呵,你以为我不想租房么?你倒是说说看,我去哪里找到押一付一,甚至押三付一的保证金?”

     另外一些人选择住在汽车里。芭芭拉看着体型虚胖的同事,忍不住告诫:“你为什么总吃麦当劳?你应该学会给自己做一些营养均衡的食物。”“哦,我住在车里,不能做饭,连加热都不行。”中产阶级鄙夷地看着又穷又胖还大吃垃圾食物的底层人民,认为这是他们懒惰愚蠢。谁不知道垃圾食品不健康?而真实的问题却是,他们没有厨房。

    他们为什么如此贫穷?因为懒惰,因为缺乏自律,甚至…笨?这是一部分人心口不宣的共识。基于这样的价值观,很多美国人,尤其共和党人,将贫困归因于个人。美国梦这碗鸡汤,哦不,这碗鸡血,浇灌出一种令人无法质疑的逻辑:如果你穷,只是因为你不够努力。

然而芭芭拉掀开底层世界的布帘,让我们看到劳动者领着按天结付的薪水,没有健康保险。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兼职两份以上的工作。即使他们努力到了极致,也无法摆脱贫困。

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世界以另一套逻辑运转,让贫困哺育贫困,让困境自我循环:如果你是非法移民,那就没有合法身份,没有福利,没有跟雇主讨价还价的权利。你只能做最脏最累的活儿,被雇主压榨。没有时间学技术,没有时间提升自我,只能像陀螺旋转在日复一日只为糊口的怪圈中,恶性循环。

    有没有看到很眼熟?如果你高中政治学过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如果你大学中简单瞟过一眼马原的课本,你就会发现芭芭拉的事例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完美的契合。

劳动者的生产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所产生的价值是劳动者再生产所需要的,比如休息、吃饭、娱乐恢复精力等,为了完成第二天的劳动做准备;而剩余劳动时间所产生的价值,则作为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剥削走了。”

     此外,赵还在文中列举了大凉山等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为什么陷入贫穷的恶性循环、非洲(赞比亚)处于暴力环境中的女性为何不能通过努力学习摆脱贫困;同样也列举了“富者恒富”的例子如巴菲特、王思聪已经一位叫Martin Shkreli的医药大亨的致富、成功的故事。因篇幅所限,而且有些是用图片呈现,我就不全部摘录了。该回答的链接在此: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4936740/answer/71233988,该回答获得28k赞、8.1k收藏及2.1k评论,算得上一篇“重量级”回答了。他的其他回答,也都可以在知乎搜到,其思想倾向也大都类似,我不便一一列举,想要搜寻很容易。

    那么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观吗?我想,只要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有起码的了解的,都不会认为这是社达,相反,赵的思想(至少说在他的这些文章中体现的思想)是明确反对、批判弱肉强食、胜者为王、丛林法则的社达主义的。赵在知乎的回答、体现的价值观,其实是与社达化风潮肆虐的知乎主流价值观相逆的。

    现在读者们是否能分清什么是事实陈述、什么是价值判断;什么是指出负面现象但是为批判、什么是讲述丑恶现象却是为赞扬了吗?赵讲述了香港普通人、底层民众生活状况的窘迫,就是认为香港人是Loser、是应该被鄙夷的“弱肉”吗?他的所书所评是“对精英阶层深深的向往”和“对普通人追求更好生活的鄙夷”吗?我认为显然不是,他只是在陈述香港阶层固化、贫富差距严重、而且中短期难以改变的事实。同样,他也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至于他在文中引用了明显属于极右翼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刘慈欣的作品内容,我也很费解,但其引用的部分并非与社达相关的内容,因此依旧不能凭此证明其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而进一步推出的“(赵文)从源头上试图抹去普通人抗争及争取权利的合法性。用赵先生的理论来讲,他所做的事,是在替权力和资本压榨普通人”就更不成立了。或者说,从赵文中可以看出他有反对政治抗争的倾向(例如他对示威抗议的讥讽),是要抹去普通人争取权利的合法性,但不是从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角度推出此一结论。

    接下来,我对于郑文对赵文的十条批评,一一做出对应的评述。

    1.关于他在大学经历事情真实性,如果有可能,直接去询问他,或侧面通过各种渠道打听(此人的信息、履历不是已经被人肉出来了吗(不止在港经历,包括父母、本科院校也被挖出),虽然我反对这种行为,但是已经做了,就不要选择性的调查,而是客观的呈现此人),如果他造假,那就是虚构事实。但也有可能是对于一些职务名词叙述有误。在端的评论区,有人问我“你去问说谎的人有没有说谎?”当然没那么简单。我说的询问是指清楚的问他是哪一年哪一月参会、与会者主要有哪些人、自己身份究竟是普通学生会成员还是什么干事、理事,当时的同僚是谁、上级是谁、辅导老师是谁及其他重要证明信息。如果他答不出、或者所答与查询不符,那他就是说谎,反之他说的就可能是真的。

    如果有时间和精力,还可以进一步让当时当事人对质,问问学生会有无强迫成员一致参与支持“太阳花学运”等事,以及学生会日常是如何处理、协商类似争议的,有没有经常性的“逼人表态”或变相的要求“少数服从多数”、“全体一致”。只要下功夫,由持平中立者或争议双方共同调查,真相不难得出。相反,未经调查了解,仅凭单方面认为(而且是“郑常人”即匿名者的说法)就直接给人扣上“虚构故事”、制造“虚假事实”是不妥当的。

    郑文中说“这几年来香港各间大学都没有内地生成为学生会干事会成员的先例。”据我所知这并非事实。例如港大研究生院的朱科、巫堃泰二人竞选校委会研究生代表风波(端传媒有报道)中,朱科就是内地生,并在风波后被裁定当选有效。我不知道“校委会”和“学生会”有多大区别,但毫无疑问是有内地生跻身香港高校学生/管理机构高层的。而且随着内地生比例不断增高(港大非本地生中内地生比例已超50%,而浸大等高校的比例应该也是相似的),跻身学生会几率自然也越来越大。因此我对郑文的说法表示怀疑。

    而赵关于“幼稚病”的评判,是指对香港青年,当然也包括香港学生会的学生和管理层,但不仅指后者。至于香港学生会成员是否有“幼稚病”,我想不能一概而论“有”和“没有”,而是因人而异。我去年去港大时就见到过一位很热心的学生会成员。郑文中谈到香港各高校学生会的辉煌历史,这当然是历史事实。但历史不能完全说明现在,就像“五四”、“八九”时的中国高校学生,也与如今精致利己的、社达化的名校学生有天壤之别。抗日、保钓、中文运动、六四、占中、推动社会改革等,都是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其中一些还有爱国主义精神、有家国情怀的。但如今呢?例如香港教大民主墙的凉薄大字报事件、陆港学生在中大浸大民主墙前粗口互骂、陆生张贴讽刺表情包与港生贴港独海报,以及衍生的占版与撕扯,难道不是在丢学生会前辈们的脸吗?以上这些不良行为,算不算“幼稚”呢?我觉得有些不算“幼稚”,而是“凉薄”乃至“凶恶”了。

    2.怀念殖民地、甚至认为殖民地比现在好,这种心态或许不是香港多数人的看法,但的确是一部分港人(例如公开挥舞港英旗帜的抗议者)的想法做法,而且因其行事张扬,在香港和大陆舆论场得到较高关注。这的确出于复杂的原因,如英国对香港的建设与塑造(至少就物质和实利层面而言,殖民时代的存在对港人利远大于弊)、回归后中共变本加厉的与大资本家联合、过分干预香港事务等。但毫无疑问,对于历史上屡遭外国侵略、有着屈辱殖民史、且受害远大于得益的大陆民众(包括赵皓阳在内),是对部分港人这种怀恋、纪念殖民时代的言行十分反感、愤怒的。他/她们因此对部分亲英怀殖港人的激烈、贬斥性言辞虽然或许不恰当,但同样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殖民地时期无论民主法治,还是贪污腐败、警队暴力、黑帮横行和治安差劣程度,都比现在糟糕,只有彭定康时期在民主进程上有明显突破,这也是一个基本事实。例如贪污腐败,港英时期四大探长的腐败、葛柏案,那么严重的贪腐和暴力高压,是远比如今恶劣的。经济发展下百弊丛生,如同美国20世纪初的“爵士时代”那样,罪恶与经济一同蓬勃生长。“六七暴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爆发的(关于“六七暴动,展开说又是很长的内容,篇幅所限只好简短节说)。麦理浩的改革很大程度恰恰是“六七暴动”倒逼的。“六七暴动”虽然有中共策动、利用的因素,但本质是因港英殖民政权的腐败、治理失败、劳工和职员等平民阶层权利受到严重损害,港英政府及警方又用暴力镇压工人学生,因而爆发的反英抗暴运动。

    至于民主自由,那港英时期长期都是没有的,没有任何普选,连“功能组别”也是没有的。而港英时期的法治建设的确有一定成果,但如上所述,实际上腐败横行、政效不彰,后来廉政公署成立和一系列改革后才有大幅改观,而且也都是在港英统治的最后二十年左右的时候了。因此怀恋殖民时代的“民主自由”,以及对殖民时代有着某种“没见过的月亮最圆”的心理错觉,的确是年轻一代对当时历史不了解的结果。客观上赵说的没错,虽然他也未必了解香港百多年来的发展史全貌。

    而有关于郑文指责赵“煽动种族情绪”,赵文的言辞很不尊重华印港人,而当时警察也多为华人,了解“六七暴动”的对此都不会陌生。但相对于英国白人,华人、印度裔显然是被统治者、二等公民,这个是事实。在大多数殖民地,殖民者都比被殖民者拥有更多权利、特权。即便在名义上各族平等,现实中是这样吗?日占朝鲜时期,朝鲜总督府的格言还是“内鲜一体,一视同仁”呢,然而日本人和朝鲜人在日占期平等吗?日本本土和日占朝鲜半岛实行相同的律法吗?同样,英国殖民印度时,英国本土来的白人和土生白人,与印度土著居民平等吗?那么香港例外吗?简单的以种族为标签叙事当然是粗疏、偏离真相的,但种族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至于华、印两族谁高谁低,我认为他们大多都是被殖民者,没有区分和“排坐次”的必要)

    至于说中共继承了港英政府的《公安条例》及亲商亲资本的政策,我早就在社交媒体上评论过,略做改动后编辑入本文中:香港最大的问题不是中共的渗透,而是从港英至中共时期自始至终奉行新自由主义,在低税率、高房价等亲商政策下,贫富差距极大,阶层固化远超中国大陆。这也是香港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源。中共对此有很大责任,但把黑锅全部扣中共头上显然不合适,这个锅最主要应是当年的港英当局和香港权贵阶层背。香港的极度亲商亲权贵亲资本主义的政策,主要就是英国和华人太平绅士合作搞的,中共后来沿袭了港英当局的基本政策,是“英规共随”罢了。英国不仅在香港,在新加坡、印度、非洲诸殖民地(南非较为特殊,还涉及到布尔人问题)搞得都是这一套,不顾平民死活,为了自己商业利益一味扶植大资本家大地主,纵容当地人做土皇帝作威作福,也就是“特别统治主义”。

     还有人提出港英政府也有节制资本的政策,请问力度、效果如何?中共政权还说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呢,每年都有“中央一号文件”“关怀”农民,扶贫、“妇女能顶半边天”、救孤助残,都经常宣传和搞活动,然而实际执行如何?工农和官商军公医比,是不是天上地下?女权是不是停滞、被打压,甚至日益倒退?同样,我看到的港英时期香港的实情是,在自由放任主义指导下,与官员及国际财团有联系的富商日益做大、他们之间又相互勾结形成利益共同体,香港贫富差距也不断扩大、精英与平民的分野日益明显且固化,几个隔靴搔痒的“抑制资本家”政策又有多少实效?

     因此,我们当然要批判中共的政策、对不良政治、制度、政策的继承和“发扬”,但这并不代表殖民时代好,相反说明如今中共在港的恶政在港英时已经打下了根基,怀念殖民时代本质上就是认同中国对港总体方略。关于中共政策与港英时期政策的继承关系,端传媒即有两篇文章做了详细说明与论证,分别为李峻嵘的《九七前后的变与不变》及安徒的《天朝治港,去殖背后深深的恋殖》,内容很长,在此不做摘抄。

    3.关于“用爱发电”,赵的原文是这样:“一个环保组织在反核游行中打出了“用爱发电”的大旗;更惊讶的是,这在台湾还真普遍有人买账,还真很多人觉得用爱发电这个概念好,更有许多政客为了获取民众支持都开始喊这个口号。”

    他的意思应该是以此调侃讽刺不切实际的主张废核,而作者的理解是“并无台湾人如同赵文所述“相信真的用爱可以发电”。”然而赵文不是说“相信可以真的用爱发电”,也不是认为台湾人真的相信“可以用爱发电”,而是以此来调侃台湾人幼稚、不切实际。赵的语气是傲慢且缺乏尊重,但其表达的意思并非“郑常人”曲解的那样。这不是个大问题,但恶意或无意的曲解也是不好的。

    4.毫无疑问,由于没有民主法治,大陆的权贵剥削、地产霸权、官商勾结,要远比香港野蛮化。但由于香港地狭人稠,寸土寸金,“地产霸权”尤其房价畸高造成的后果更酷烈、对港人生计的伤害更痛切,成为香港最核心的问题之一,也是对经济民生影响最大的问题(没有之一),成为香港普通市民尤其年轻人身上的一座大山,压的大众喘不过气。我认为郑文轻视了“地产霸权”问题的严重性,而赵文将复杂的香港政经问题简化为经济问题、又将经济问题简单化为房地产问题同样不妥,但的确谈到了香港经济民生的重中之重。而高昂的房价、物价及造成的生活压力,也是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动荡的基础诱因。无论是“阿拉伯之春”,还是最近的苏丹政变与抗议,以及更早的苏东剧变和后来的“颜色革命”,人民纷纷走上街头,经济民生的凋敝、崩溃,都是政治革命、动荡的诱因甚至基础,而不仅仅只是政治和其他非经济因素。香港近年来社会日益撕裂、矛盾丛生,怎么就与经济无关呢?包括对来港大陆人的不满甚至抵制,不是也与陆港双方对于香港教育、医疗、住房、食品等资源的争夺密切相关吗?而一系列的抗争运动,尤其“旺角骚乱/鱼蛋革命”,不就是阶级、经济、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大爆发吗?抗争,尤其上街、采用进攻性的抗争手段,是肇因于民众对现状的不满,但这种不满往往并非来自单一方面,而是各种因素积压导致的总爆发。例如这次二百万人参与的“反送中”,《逃犯条例》修订只是导火线罢了。

    关于“八万五”,我根据以前的了解,又查了一些资料,我是倾向于支持董建华的计划的。虽然短期导致房价暴跌、市民亏损,但长久而言有利于减轻普通市民尤其弱势群体、年轻人的生活压力,搬走购房、住房困难的大山,总体利大于弊。它固然无法彻底解决香港民生问题,执行起来也是有利有弊,但任何事情权衡起来,“兴一利必生一弊”,总要做出相对最恰当的决策。“八万五”因天时不顺、地利不成、民意逆转,最终夭折,是殊为可惜的。而与房地产业密切相关的富豪的阻挠,无疑是“八万五”及此后的衍生计划纷纷夭折甚至胎死腹中的关键因素,这一点赵并没说错。

    而中共政府和香港富豪包括地产地主勾结,当然不是新闻而是常态,商界也一直亲中共中央,例如坚决维护“功能组别”而反对立法会全面普选,以维护占全体港人少数的精英的特权。而郑文认为解决经济需要先解决政治、取消功能组别、打击商界特权,我是非常赞同的。但郑文后面却又把陆港的地产霸权、房地产垄断和吸血比烂,我认为不妥。比烂只能发泄情绪,无助于讨论和解决问题。

     至于郑文说“赵还喜欢提澳门,说澳门政府会发钱,澳门好,香港不好。”我在赵文中完全没有看到有任何提及澳门的,或许是指赵在别的文章、言论中提及的?还是“郑常人”们眼花了?或者我眼花了?

    5.香港的中等教育详情我不了解,但大概看过一些题目,例如2017年4月,曾有新闻报道香港中学历史科考试的一则新闻(引自联合早报):

香港中学文凭试进行历史科考试,试题引用1945年时任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倡议废除一党专政的报告,要求考生回答,若是当年知识分子会否支持中共,以及评论中共掌权后其指导原则是否出现巨变……今年历史科试题引述1943年中共某份党报文章,赞扬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文中又指“我们的心向往着西方。让民主与科技成为结合中美两大民族的纽带”。试卷也引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的报告直指“一党专政已丧失人心,威信扫地,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还敢说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报告中还称“自由是人民争取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另外,该题目中占分最多(7分)的一题,则引用“中共于1949年掌权后,其指导原则较掌权前出现了巨变”的评论,要考生说明是否同意并就个人对中国直至1978年发展所知解释答案。”

    以这则新闻中的考试内容为例,结合其他有关于香港教育的信息(如端传媒报道的一些香港中学生对时政的看法),说明香港的教育是很重视批判思维、公民政治素养培育的,教育水平当然好于大陆。

    但香港的教育是否有赵文所说的存在内部差距、阶级差距呢?我想这是必然的。例如名冠全港、国际知名的拔萃男书院、拔萃女书院,和普通的中等院校差距有多大?是否有明显的精英与平民教育的分别呢?根据媒体报道,根据民间排估(应该是官方不许排名的缘故),香港民间以中学收生成绩分为三个级别,Band 1为第一级别,属最佳,Band2次之,Band3最差,就例如多次爆出校园欺凌的董之英中学。如果我所料不错,除了粗略的这三个级别,还有更多的亚级别,就像大陆大学有一二三本,一本还有985、211,后二者中还有清华北大,而每层次每个学校之间还会有或大或小的差距。因此,香港的教育存在阶级差距、教育质量差距是肯定的,有争议的只是差别多少、平均质量如何。

    香港虽然有十二年义务教育、通识教育科,但并不代表质量平齐、更不代表教育的目标在每个学生身上都能实现。批判思维、课外活动、教育与实践结合,我相信香港平均做的远好于大陆平均,但并不代表香港各大中小学教育质量没有差异,更不是说每个学生都把教育内容充分吸收了。包括这次“反送中”市民不是还以“毅进仔”蔑称一些警察吗?这是不是学历歧视呢?无论是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各自内部都有相对的优劣,而不是没有差别,甚至是有精英教育与平民教育的差别的。这就像房间里的大象,郑文回避乃至否认这个问题,显然是不对的。而且郑文再度讲中国大陆教育如何烂、如何洗脑,这当然是事实,但不是应该直接回应赵所说的香港究竟有没有精英教育和平民教育的分别,以及分别有多大吗?中国大陆、美国、印度等许多国家不同阶层都存在巨大的教育鸿沟(例如美国的公立和私立学校,都是“素质教育”,然而“素质”一样吗?升入常青藤院校的几率相同吗(哪怕还有平权法案矫正的情况下)?),以香港的贫富差距、社会级差环境,以及英美系国家较明显的贵族-平民二元化教育/社会结构,香港不同学生所受教育的质量、水准,获得的能力、拥有的视野,难道会没有巨大差距吗?虽然不见得是赵说的0.1%与99.9%的差别(我更倾向于有更多层次的差别而不是简单二元),但精英与平民子女所受的学校及校外教育是有天壤之别的、起跑线也完全不在同一空间的。

    还有,大陆教育当然烂透了,我自己深有体会,还写过关于高考改革的文章,但这不代表大陆人没有权利批判香港教育存在的问题。无论是赵皓阳,还是任何其他人,都有权评论中国大陆及以外地区的国计民生。只是在评论时,不应以恶劣的态度、居高临下的语气。

    6.关于“香港很乱”,我没看到赵文有什么篇幅提及,只是提到了香港有许多游行示威,这是郑文认为赵觉得香港“很乱”的体现吗?或许“郑常人”是在借此文来回应其他人的疑问。而郑文讲的也很清楚,我就不多评价了。

    7.对占中的评价,赵的说法明显失实、无知或恶意解读,对占中意义也认识不足,显然是错误的,我大体同意本文作者的意见,也反对对努力付出、忍受痛苦的抗争者进行任何方式的调侃。我相信绝食者的真诚、能够体会抗争者承受的痛苦,因为我自己就是维权者、抗争者。赵的说法、看法,体现了许多大陆人的犬儒、轻薄、自私的心态,我对此持坚决的批判态度。此外,我对占中也是比较了解的。既然与郑文想法总体一致,也在此无需更多补充的话,我也就不多言重复了。

    8.殖民地时期香港没有实行民主,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大陆的影响自然是一方面,这不仅可以追溯到彭定康时期,还可以追溯到二战前后试图部分性试行民主的“杨慕琦计划”,也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和1949年后中方反对而两次夭折。但更重要还是港英政府希望依托地方的“太平绅士”等各界精英,通过间接统治、精英统治的方式,以便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保护英国在港利益。如果实行类似于英国本土的民主、普选制度,就可能发生政治动荡、向政府争取权利和福利、反抗殖民、反抗腐败和暴力,这一点倒与如今中共心态同曲同工。而且不“照搬英国本土模式”,在殖民地并不推行或不积极推行民主化、更多保留当地传统治理模式(往往是非民主的)、倾向于自由放任,也是英国一贯的原则性殖民理念,即“特别统治主义(与“内地延长主义”相对,后者的典型是法属阿尔及利亚,实行同化政策)”,在印度、马来亚、英属非洲诸殖民地均是如此,这些地区不是中共或别的人干预不让英国推行民主吧?至于彭定康推动政改,已经是六四事件之后(准确说是1992-1995年)、距回归仅仅数年之时了。善意的讲是临走做个好事,不客气的说则是港英即将结束统治,所以不需承担民主后的各种转轨冲击和利益纠葛,把摊子扔给中共收拾。

    因此,香港在殖民时期没有民主,主要是因为英国殖民政府还是因为中共?或者是由于国际局势及双方博弈的共同结果?其实无论是因为谁,港英时期(除最后彭定康的几年外)香港没有民主、缺乏政治自由是事实,赵文对港英时期没有民主的评论是符合事实的。至于没有民主的责任是谁造成的,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而以港英体制合理化中共体制,或反过来,显然都是不对的。但我看赵文没有以港英的专制合理化中共的专制的言辞和暗示,他只是以此论证怀念港英的不合理、认为港英时期“有民主”思想的荒谬。

    9.赵文是很粗俗,因为本来就不是正式论文,更像知乎的一篇长回答,不知道被谁大肆传扬起来了。我也是看到郑文,又看到评论区反响强烈,才知道赵文成了所谓“爆文”,才去搜索了下看看。我看了之后也没觉得有特别多新意。在大陆,多谈经济少谈政治、谈政治只能谈皮毛、更多要颂扬中共而批判海外,是整个大环境使然。在如今中共尤其习近平治下,这是必然的。“毛病不改,积恶成习”,几十年来大抵皆如此,除了80年代的短暂自由。香港的问题当然不止经济,而是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包括陆港)关系都有大量问题,且有些问题尖锐而残酷。赵的文章只不过算个公众号热文,评论它“值不值得传播”,本身就是没有价值的。

    不过此文居然在陆港台各地被热捧或热批,“一群中港台的年轻朋友”又苦心写文反驳赵文,所以我也写下本文做个商榷吧。

    至于郑文说“赵文已经很难称之为“观点”,而是谣言的集合和批量制造的文字垃圾。由于文章的事实错误、逻辑谬误、诡辩之多”,我并不这样认为。他质量是不高,但也不至于像郑文所说的那么烂,甚至还算有些水平的,我在本文它处已讲了,不再赘言。而郑文称“在微信版本的文章中,他关闭了评论区。于此同时,文章所刻意忽略或曲解的内容,若想在墙内传播,必然面对被审查者绞杀的命运,因此反对声音很难有生存的空间,也就无力应对赵文支持者“你不同意你就要说个一二三出来”的质问。”我是同意的,中国大陆封闭的网络空间、选择性的打压和删除、屏蔽,让多元、理性的讨论无法实现。

    而郑文又说,“至此,赵文的论述形成了一个可怕的闭环。这样的闭环,正是当下简体中文舆论场的生动写照。香港和台湾是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不是,香港和台湾也有不能同理中国民众的言论,也确实有人不熟悉历史,也确实有人喜欢立场先行,有人喜欢贴标签、叫口号、发表经不起推敲的观点,自认为优越⋯⋯

有,都有——中国也有,全世界都有。”

    这段话我赞同。如果说有些异议的话,那就是,香港和台湾与大陆一样,不是“有一点(这些)问题”,而是很严重、很普遍。台湾的选战,蓝绿恶斗乃至蓝营绿营内部各派系及网民的互斗、撕裂,是相对明显的一个证据。此外,我自己也接触过类似的圈子,例如中文维基百科电报(Telegram)交流群,一些港台籍群友不仅没有起码的同理心,还利用相对主场的优势挑衅、讥讽、攻击异见者,而管理员则偏帮和袒护。而这些我都有截图存照。在另外的一些群组(如某些Facebook群组)、帖子评论区,类似的甚至更恶毒的各种咒骂,包括对女性极恶毒的侮辱也都不鲜见。港台没有网络封锁,但同样有一些和大陆类似的“圈子”、“舆论闭环”,且很是恶劣。至于与大陆比哪个区域更恶一筹,恐怕需要极大量的专业统计,我是无法做到。何况,并不是“大陆”、“香港”、“台湾”三个圈子,而是三地有无数类似的“闭环”,每个闭环也并非只有某一地两地人,甚至三地都有,政治倾向也可能与所在地主流倾向相反。但总的来说,郑文在第9部分所述的这些,除了大陆官方审查及“防火墙”导致的闭环外,其余问题三地均有,且都很严重,都不是“一点”问题。就我的直观感受和亲身体会,许多微观的舆论圈尤其互联网圈子,陆港台网民、国民的恶、刻、阴、冷、毒,是“难分伯仲”的。我并不是在比烂,而是针对郑文9提及“内地舆论场”、“简体中文舆论场”如何不好的合理回应,说明并非只是大陆特有、也非远较其他区域严重。

    10.我不认为赵这篇文章属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在开篇已做了叙述,为了与郑文10条“回应”一一对应,我在这再答一遍,只不过这条内容大多就与前面的重复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则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在赵的世界里,大概就是精英与蠢材两个层次——有社会地位、有钱、有房有车有漂亮太太的就是“人生赢家”。在“资本崇拜”的基础上,你有钱,你就“不闹”,你就赢了;你没钱,你才什么都没有,才要出来游行集会抗议示威,管你是不是合法。比如赵在他的文章中每每提到他的港漂同学,住在小房子里,赚可怜巴巴的钱交高昂的房租;提到参与抗争的香港年轻人,反复讲香港的问题是高房价,并将所有的社会运动都简化为“年轻人买不起房”——这都有意刻画了一种赵心目中的 Loser 形象。”他更多在陈述事实,并不是在合理化这一切。相反,如果觉得住在破街陋巷,“一箪食一瓢饮”才是高贵自由,亿万富翁和笼屋贫民生活都“各有各的好”,才是不知人间疾苦。看到不公、讲出不公才能改变,如果不讲现实的差距,不谈社会的丑恶,还有什么改变的动机和切入点呢?而且我在前面贴出他一个知乎文,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4936740/answer/71233988

其文章是明确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怎么到了本文作者这里就成了赵支持社达?即便从赵关于香港的这篇文章,我也没看出。陈述人贫穷和贬损人穷是loser是两回事,否则狄更斯、巴尔扎克、莫泊桑、契诃夫不都是贬损老百姓为loser的社达了吗?当然赵不配和这些人比,但逻辑是一样的。如果分不清哪些是真正的社达,哪些并不是社达,就跟“狼来了”的故事一样,会让真正恶毒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浑水摸鱼、渗入舆论,而那时人们却因虚虚实实的“社达”太多,变得麻木而失去警惕性了。

    郑文最后一段说,“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路,所有问题都都是你自己的问题,却可以忽视掉真正的罪魁祸首,到底是那个不可挑战的单一权力,到底是那个积重难返的政经制度。

这同时是一种专横执政者的思路。这一思路被普遍接受的危险之处,在于如果内地年轻人(任何地方的年轻人)想要上街争取合法权利,无须执法者动手阻拦,他们也很难获得普通市民的支持。过去两年,中国内地有外卖员为争取合同权益罢工,有尘肺病工友为获得医疗赔偿上街游行,有工人为五险一金组织工会被捕,同类事件数以千计,结果无一不是被执法者打压。”这段话本身是正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就是这种思想。但话锋一转(或者在“郑常人”的想法里是顺承前文),说“这些行为,用赵先生的逻辑,是中了“西方价值观”的毒,是无理取“闹”。赵先生自称左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却完全站在当权者与资本家的角度,替他们苦心钻营,从源头上“消灭”普通人的抗争合法性。”然而我前面已经论证、举例了多次,赵并非是这样认为和宣扬的。他认为香港的游行示威是被资本家利用,并且贬斥之。但他并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对于郑文中所说的大陆这些工人、年轻人争取权利以及被打压的行为,赵并未做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反对,也无法从赵文中推导出赵会反对这些工人、年轻人的抗争。如果“郑常人”坚持自己的观点,请讲出如何由赵的文章推导出他反对大陆工人抗争、“认为这些社会问题都是(工人等弱势者)自己的问题”的结论的。我前面刚提到区分哪些是真正的社达,哪些不是,否则就会误判、麻木,而郑文这一段就是误判、将非社达生拉硬拽附会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典型。

    纵观赵的全文,我并没看出他的“肉食者立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我在前面已经做了详细说明,不再赘述。而赵对于政治抗争,包括游行、绝食的贬损,并以“傻逼”称呼抗议者,自然是完全错误的、恶意的。他对于香港反抗运动的目标、计划也没有做起码的了解,这也是他的文章的缺陷。但郑文说“他(赵皓阳)虚构故事、杜撰数据,以此撩拨一种对香港的仇恨情绪,这一做法十分卑劣。”请问他如何“撩拨对香港的仇恨情绪”了?难道批判港人、讲香港存在的社会问题,以及对香港人有贬损的言论,就等于“仇港”了?哪句话哪段话有鼓吹仇港的明示或暗示?我实在看不出来。希望有人尤其“郑常人”团队做出解答,指出具体“仇港”的言辞。而“杜撰数据”具体是杜撰了哪些数据?我在赵文中看到了一些关于香港房地产、个人收入、财富分配的数据,但没有看到郑文有相关的纠错、对“杜撰”的数据进行辟谣、讲出真实数据。当然,如果是关于台湾停电次数问题争议,那是赵没有核实停电原因,也不是“杜撰数据”啊。至于“虚构故事”,我在第一点上已经评析过了,故事真假是可以通过一系列方式检验的。至于他是不是“伪左派”,因为我看他的文章太少,只有几篇,无法轻易对其所属政治光谱定性,就暂且存疑吧。

    就我统计,他在文中只提及了一次“西方价值观”,而不是郑文中说的“赵在文中数次极为鄙夷地提及“西方价值观”,觉得它对香港造成了坏的影响”。抨击“西方价值观”并非赵文的主轴,他所批判的,主要是香港的经济(房地产)、教育、贫富差距等问题,而文章结尾部分则批判了大陆教育、医疗私有化的不良倾向,主张以香港为鉴,不要在大陆复制医疗、教育、房地产私有化、商业化。他的主张是否正确是另一回事,但其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些,而非“批判西方价值观”、“仇港”。我不认为“郑常人”们是故意诽谤,而是估计“郑常人”对赵文看的不够仔细,以刻板印象直接代入对赵文、赵皓阳的评论了。

    此外,郑文说的“吃著地沟油的命操著中南海的心”,简称“地命海心”,在大陆更多是“五毛”、“岁静”用来嘲讽关心时事(尤其国家大政)、批判中共政策的人,而不是描绘拥有“肉食者立场”的人。郑文的几位作者或许误会了这个俗语的意涵。而由此推断的“从政府的角度思考”的危险之处,在于让人民内化政府的管治观念及管治手段,混淆“国家”、“政权”及“人民”的差异,党国民一体,言必论“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安全”,从而自己管束自己,自己审查自己,甚至自己做自己人的打手”的确是大陆流行话语,但在赵文中没有任何体现,郑文这段话属于借题发挥、对空打拳,原因估计与上段一样。

     至于我在文章开头说的郑文带有尖刻的讥嘲,在郑文第10部分中体现的最多,其他部分也有,诸如以彼之口还于彼身的称赵“不是‘蠢’而是‘坏’”;称赵“撩拨仇港情绪”“卑劣”;认为赵对“用爱发电”的评价“愚痴”……以及对其“品性”的讥讽。当然,写文章不会都温文尔雅,但情绪性用词充斥其间,郑文与赵文就“殊途同归”了。

    很需要强调的是,香港的经济问题的确十分严重,我同意郑文所说,“房地产问题不是根本问题”即只有政治变革、挖开“更深的政经脉络”、改变权力结构,才能改变“地产霸权”及经济民生问题。但是,政治变革是否一定导向经济平等呢?政治光谱不同的群体,诉求不同。例如如今排陆、“光复上水”、“保卫沙田”之类经常见诸报端,还有曾掀起陆港激烈冲突的孔庆东辱骂港人及部分港人攻击大陆人的“蝗虫论”。似乎,政治、族群问题已经夺走了人们对经济与财富分配、社会平等的注意力。2012年,香港的基尼系数已达0.537,成为发达经济体中贫富差距最悬殊的地区,2016年更达0.539,创45年来新高。而2014年3月《经济学人》公布的“裙带资本主义指数排行榜”,香港名列榜首,富豪财富占GDP80%,其中裙带部分占GDP60%,远高于第二位的俄罗斯20%的比例。这说明香港的贫富分化已经达到极度严重的程度,应成为未来香港革新与重构的第一手术位次。(最新一年的数据我没有搜到,抱歉。但以上数据近几年不可能有较大变化)

    此外,诸如女权、LGBT权利、身心障碍者权利、老人和儿童的养育、动保、环保等进步主义议题也是值得关注和解决的。香港的政治与文化始终是倾向于保守主义的,和人均GDP相近的欧美城市相比更是明显。因此,促进平权、扶弱,努力减少乃至消除各种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不平等,是必要且急迫的。如果政治继续右倾化、民粹化,执着于排外、对立,狭隘、短视,是难以让香港从根本上改变、变成与欧美一样的多元进步、平等博爱的国际都市的。

    我在前文也多次提到,大陆有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不代表大陆人不可以批评香港。大批港台民众,与大陆的小粉红、无脑爱国者、自干五有诸多共通之处,其中两点就是不让对方说自己地区/国家的不好、不容得批评甚至不听任何不同意见。只要对方提自己所在的认同体有怎样的毛病、危机、黑暗面,不管有理没理,立即跳出来为自己所在的区域/共同体辩护,并且指责对方抹黑、居心不良。至少在这一点上,两岸三地的确做到了“一家亲”。而郑文某种程度就是一个例子。全文多处都以“大陆如何如何(专制/黑暗/官商勾结)”来回击赵文,意思是“你们大陆更烂”,也似乎以此暗示赵没有资格批评香港。对我来说,我承认大陆远比香港糟糕,我估计赵也会承认。但这和批评香港又有什么关系呢?就像中国大陆警察粗暴执法、治安恶化,“五毛”就说“在美国警察直接就开枪击毙你了”、“美国每天多少枪击案”、“你晚上敢出门吗”……“郑常人”们及许多对赵文做类似评论的,你们没有感到你们自己与这些“五毛”异曲同工吗?当然,对于恶意的诽谤、侮辱的贬损,任何国家和人民都不应接受、忍耐,但对于合理的批评,是应该选择倾听的。对于既有贬损又谈了事实的,应该具体对待,而不是扣帽子、一棍子打死、把对方骂的一无是处。此外,节制、对等的还击,而不是过分、突破底线的谩骂、诽谤,也是君子、知识分子所应有的基本素养。

    还有,既然“郑常人”提到香港教育重视批判思维、有通识教育,还在教育实践中去“理解和代入他人的处境”,就应该能分清什么是事实陈述、什么是价值判断,要有同理心,还有“要尊重他人,避免人身攻击;清楚表达自己意见的同时,也要聆听和理解他人的观点;学会分辨信息是否可靠。”请问“郑常人”们在阅读赵文、撰写郑文过程中是否做到了这些呢?各评论区的香港网民(尤其那些污言秽语、地域攻击的)是否做到了呢?你们是代表了香港教育的成功,还是失败?还是介于成功与失败之间呢?

    总之,我认为,郑文认为赵皓阳及赵文是“肉食者立场”、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并表达了“对精英阶层深深的向往、和对(香港)普通人追求更好生活的鄙夷……从源头上试图抹去普通人抗争及争取权利的合法性”、“撩拨仇港情绪”,是不成立的。同时,赵文对于占中及香港各种示威游行的轻蔑、调笑、讽刺是完全错误、这种行文做派是恶劣的。无论是赵文还是反击者在任何场域(无论是正式文章还是社交媒体评论)中的网络暴力,语言暴力,都需要谴责、打击。而郑文对赵文批驳的质量,打个比方,郑文用了十分的火力,五分打偏了、两分打向空气,只有另外三分打对了,虽然打的也不够恰当和有力。而这些我已在前文做了详细说明、论证。

    我与赵皓阳素不相识,也与“郑常人”这群两岸三地的年轻人没有仇怨。因此,我并不是因为私人恩怨而起笔行文,而是希望借此厘清陆、港及陆港之间的许多重要争议,探讨陆港台人士普遍关心的敏感而关键的话题。不过既然评述了赵、郑二文,我还是对赵、郑双方略做点评。

    一方面,关于赵皓阳,就其在关于香港的这篇文章中的语言的阴阳怪气、用词的刁横,以及选择性阐述问题的犬儒矫饰,还有在知乎及其出版的书籍中不合理引用他人文章(半抄袭),我是反感这种人的,哪怕这样的人在知乎、在微博、在QQ群等平台到处都有,我也曾与这类人有过交锋。例如在端传媒一篇关于胡采苹女士的文章评论区,我就与一个动辄出言不逊、讽刺挖苦的真“五毛(或“自干五”)”兼社达争辩了至少五十回合,怒斥了这种人。但就赵的文章和知乎上的回答的质量、理论与知识水平而言,也不差,所言所评有一部分道理。因为我对赵及其作品还不了解更多,因此我无法做更多评断,就目前的信息,我总体对此人品性、做派看法趋向负面,对其在知乎长篇问答、价值观、知识水平的看法趋向正面。而对于赵的这篇关于香港的文章,既有可取之处,又有不良文风和谬误,算不上一篇好文章。

    另一方面,恕我直言,“郑常人”团队中的大陆人,并不能代表大陆人民普遍的意见,也算不上“掌握真理的少数”,只是代表了一些亲港台派大陆人士(我与类似的人在网上也有过接触)的看法、想法。而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比港台人整体上还要激进、极端,甚至倾向于逆向民族主义。这些人只能代表他/她们自己及其同道,而不是更广泛的民心。当然我也不能代表所有大陆人,但我希望多一份不同的声音,让大中华圈的舆论环境更加客观、中立,而不是陷入非黑即白、情绪化、大字报化。而“郑常人”团队中又有港台人的视角和声音,因此作为中国大陆人(虽然我已流亡出境,但我仍是中国人、大陆人),我也有责任站在我认为合适的、客观的立场上,以事实为基础,以理性为依归,阐述和分析这两篇文章中提到的诸多问题,发出微弱但必要的声音。

    我向往纯真、正义,但一切理想与抗争,都应建立于真相、逻辑与理性的基础上。因此我赶制了这篇评论文,以供陆港台人士商榷、讨论。对本文所述的事实、观点有任何意见、批评,欢迎提出。

                                           王庆民

                                   2019年7月1日

(注:本文原发于欧洲中部时间6月30日下午15:47分,但此后数小时,我有大幅增添了文章内容,而Matters无法修改文章,只好重新发布。我关于赵文、郑文及其他相关的言论和观点以最新发布的(即本篇为准),旧文亦会选择隐藏,以免重复,谢谢。)

少数人的集合,和多数人的集合,本质是一样的。大众心理的特征,既可以表露在中世纪处罚“异端”时的万众之中、“文革”中亿万狂热分子一手一本毛语录,也可以体现在浅见山庄几十个人的癫狂,以及如今互联网小圈子的抱团与排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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