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难、维权、再受难、荆棘新前路--我的曲折抗争历程（三）（第一章第5节、第二章1-8节）

   （五）绝望中再生赴港之念

    这时，我想到了去香港维权。其实我此前就有赴港或出国的念头，但后来对在大陆维权和呼吁还抱希望，赴港又需要很大花费，就搁置了。然而在大陆奔波两年却处于绝境，因此我又有了赴港的念头。

    为什么想到去香港呢？我在致香港泛民主派的信（一封请愿信、一封求助信）中详细讲述了动机，不需重写，就直接摘录（两封信混摘）于此：

 “（按首字母排序）

尊敬的

工党李卓人先生

工党张超雄先生

港中大周保松先生

教协叶建源先生

民协冯检基先生

民主党何俊仁先生

民主党涂谨申先生

社民联梁国雄先生

土盟朱凯迪先生

香港各位立法会议员

香港各位社会活动人士

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各大学、社科机构学者：

    我是一位来自大陆的学生，我在中学时期遭遇了严重的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持续数年且影响至今，我的身心受到极大创伤，个人前程、人生被毁掉。我也耳闻目睹了身边许多人和在互联网上了解到的其他许多陌生人都遭遇过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有许多经历的伤害远比我的遭遇严重。因此我决定开展维权活动，一方面希望中国大陆相关机构重新调查我的遭遇，还我公道，让毁掉我前途命运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我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呼吁中国政府和社会、公民关注校园暴力问题，例如我采用了向政府、高校及一些专家学者投递建议书、请愿信等方式，以促使其关注和解决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

    但是在维权过程中，我遭遇了许多挫折，而且还有很大的危险。在中国大陆，我的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在我的名誉受到诋毁与污蔑、个人生活被骚扰、个人安全受到侵犯时无法被有效制止，这已经发生过了，具体情况可以发给你们。且被我举报的人，有可能对我实施打击报复，而一些地方政府也可能对我“截访”，限制我的人身自由，遭遇与初高中学校流氓学生那种跟踪与威胁（我对这种事本来就有心理阴影，我不希望再遭遇），甚至如许多大陆的上访者一样，被关进黑监狱、精神病院。而且在大陆，我无法真正享有游行、请愿、结社等自由，无法在公共场合进行反校园暴力的宣传和呼吁（例如发传单、在相关政府机构、学校门口请愿、抗议），甚至还会被当场拘捕、殴打，以及其他可能的更可怕的事情。虽然现在我还没遭遇这些，但是已经有那么多人的前车之鉴（例如最近报道的山东于欢案中吴学占团伙做过的凌虐女访民事件；例如“巫山童养媳”案中马泮艳被地方政府限制自由、跟踪、威胁、监视通讯，且对其遭遇网络暴力不闻不问，却对其网络言论了如指掌），而且我也已经在河南省公安厅信访办遭遇恶劣对待，已经是先兆。如果等事情发生，就来不及了，我那时也会被限制出境，无法维权了。

     （以上所述的我的遭遇、诉求、可能遭遇的危险的来龙去脉和证据，都在我写的相关材料中，因为太长，就不在此摘录了，会随本文一起发给你们。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请愿信，也是一样）

    因此，我希望在香港进行我的维权活动，也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例如保障我的安全，保障我在遵守香港合理的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进行反校园暴力的宣传、个人维权活动、在中联办、中环等机构和地域举牌宣讲、向香港各大媒体及政府机构、社会组织、高校和新闻媒体递交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信与请愿书等行动。还有，因为我是旅游签证，我现在的入港时限只有7天。但是7天肯定是完不成这些的，而且我回去之后永远都没机会再来香港了。我不希望在我完成这些目的之前被遣返、抓捕。如果我被遣返回大陆，下场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些，或者还有牢狱之灾（虽然比起前者，牢狱之灾似乎不算太糟，因为其他的更可怕）。我因为受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本来就身心受创，还得了抑郁症，精神脆弱，身体虚弱，如果回陆遭遇这些，可能就死了，或者彻底精神崩溃，发疯，然后在屈辱中死去。死还不是最可怕，最可怕是被冤屈、以及死前遭遇各种欺凌、侮辱。我恳请你们帮助我。如果你们愿意做更进一步的协助，例如提供一些可以用于表达诉求的牌子、提供相关宣传材料的印刷、指引我到合适的地方去宣传、请愿，介绍一些香港的社运常识、以及为我提供创伤后心理辅导（就是我这些年遭遇校园暴力、网络暴力、维权挫折造成的创伤）之类，那更好，不过这些次要要求有没有并不重要，我完全也可以自己摸索着自己一个人去做。

    我也希望你们及你们所在的政党、你们参加的各种社会组织也关注校园暴力问题，积极参与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防治工作，为香港、大陆乃至许多国家打击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出一份力。我也会在与你们或你们所在党派的工作人员接触后，把相关建议书和请愿信发给你们。其他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求，都写在相关文章中了。

     我只是想为陆港人民，尤其与我遭遇类似甚至更严重的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受害者做些事。他/她们绝大多数人是没有能力像我这样四处求助，发给政府和社会知名人士、媒体的。因此我更需要舍命替他/她们说话，为这些没有能力没有勇气发声的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受害者发出声音。

     我所写的建议是根据我亲身经历、所学知识思考后写成，有些意见并不成熟，而且大陆与香港社会环境存在较大差异。有些建议不适用于香港，但是香港与大陆在防治校园暴力方面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香港的经济、政治、社会条件远比大陆平均水平要好许多，因此可以在防治校园暴力方面起到表率作用。此外，如果可能，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利用香港在中国的独特地位，将我的建议书广而告之，通过你们的影响力及香港媒体的影响力，促请中国大陆的中央政府、教育、公安等部门关注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打击校园欺凌者、惩办失职渎职的教师与其他教育工作人员，解救受校园暴力伤害的未成年人。

     之所以求助你们，一是因为我知道你们都是有社会责任感、正义感、同情心同理心的社会活动家，一向关心港人与大陆民众的民生疾苦，乐于更勇于为民发声，为民请命，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二是我的个人政治倾向与你们大多数人类似，都是传统泛民的政治取向，因此我也更信任你们，更有亲近感。

     我在大陆维权艰难，因此希望在政治相对宽松、社运更为自由和活跃的香港呼吁防治校园暴力，扩大我的呼吁的影响，希望诸位社会活动人士、立法会议员、及香港政府机构（包括教育、警务等）推动校园暴力的防治，让每一位青少年都能在安全、自由、不受欺凌的环境下健康成长。

     如果我的建议能够被讨论、采纳，哪怕只采纳一点，哪怕只讨论一下，哪怕并没有被采纳但是被社会关注到了，你们这些社会活动家、社会知名人士、以及立法机构、政府部门、社会各界的公民们，能够听到受校园暴力伤害者的呼声，让人们知道校园暴力受害者所受的苦难，我就非常欣慰了。如果这样，我这么多年所受的欺凌、屈辱就没有白白的承受，我的忍耐、我关于校园暴力问题的呼吁也终于有了一些作用，能够让许多其他的孩子不再重蹈我的覆辙。……

   ……我在此也替他/她们这些校园暴力受害者向你们致谢。也希望你们继续为港人、为包括大陆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争取权利，维护陆港人民的民权民生，推动中国全境的革新与进步。”

    此外，我也希望能够在香港泛民人士的帮助下，转往第三国（尤其法国、德国）寻求政治避难，离开社会环境极为恶劣、充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冷漠无情的中国大陆，到外国展开新的生活。如果那样，我就可以投身于民主运动与社会运动，也能治疗我的抑郁症，生活在充满爱和自由的世界，再不会受欺凌、歧视，不用忍受不公，更可一展才华，实现理想与追求。

    如同迷失于深山丛林与石壁间的旅人，突然看到远处升起的一缕炊烟一样，我似乎从绝望中看到了希望。在这样的动机与期盼下，2018年5月28日，我从上海浦东机场乘机（此前我在上海呼吁，包括去上海市教委、市信访办和复旦大学，以及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等媒体），于当日下午抵达香港，开始了我带着美好期望，却得到始料未及的噩梦般结局的香港之行。（我已于2017年5月，办理了港澳通行证和台湾通行证、护照，且申请了一次旅港签注。当时未当面信访，没有被稳控，所以也就顺利办下来了）

     （当然，2019年下半年香港“反《逃犯条例》”抗议中，许多港人包括我曾经很崇敬的人的言行，让我对香港、大多数香港人的看法，发生了极大变化。此外，近一年来在墙外互联网上看到许多港人的价值观和言论，尤其对大陆人的态度和举动，让我深深的感到自己当初去香港的选择是自作多情、走错求助方向了）

     第二章 兴奋、失落、迷茫、绝望--在港的十日奔忙

   （一）在盲目乐观中抵港

   5月28日上午，我抵达浦东机场，心中非常兴奋和忐忑。因为我的打算是，这次赴港，就不准备返回国内了，一定要在呼吁防治校园暴力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得到香港媒体和政党的关注，得到有组织的支援，然后寻求政治避难，转到第三国。（当然后来的经历让我明白我这些想法真是极为幼稚和不切实际）

   乘坐摆渡车时和登机之后，我还高高兴兴拍摄了浦东机场登机口、从机窗拍了停机坪、拍摄了即将离开（当时以为是永别）的上海、中国大陆。在航班起飞之际，我以为这或许是我在中国大陆拍摄的最后的影像，以为自己摆脱了被“截访”的可能，也离开了危险与冷漠的环境，将会有全新的未来。兴奋之下，我还把照片发给一位同病相怜的孤单的弱者，一位大陆较有知名度的底层女性受害者M女士；以及大陆社运领袖、公民运动组织者、民主革命家X先生等社会活动人士，告诉他/她们我去香港了，发送了诸如“我自由了”之类的讯息。对比后来在港被关押23天的经历，出境时我发的这些信息真是莫大的讽刺。（我仅仅只是告知他们，他们与我的行为没有关联）

    14:30左右，我所乘的航班抵达香港赤蠟角机场。（因此次香港之行距今已数月，加之精神状况不佳，所以本文中提到的行程和许多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当时真实时间可能会略有偏差，个别事件有可能因记忆偏差在顺序上有颠倒，但总体时间线我记得还是比较清楚）

    下机后在海关的入境口，我把港澳通行证递给看起来像是印度裔的关员，他操作了一通电脑之后，交还给我通行证和一张超市小票大小的纸片，上面写着“批准逗留至6月4日”的字眼。我在抵港前就知道我的签注只能在港停留七天，但对根本无归意的我来说，至少当时并没在意这一点。

   出关后，我在ATM取了几百港币，购买了八达通。这时我才开始搜索我要找的相关机构。我在地图上搜索香港最大的泛民党派民主党（的办公位置），只搜到一个“民主党（九龙西支部）（下称民九支部）”，位于太子站附近。虽然当时已经大约4点了，但是我还是决定今日就去拜访，顺便在市区找一家旅馆住下。然后我乘坐地铁，几经转乘抵达了太子站，循地图找到民九支部。这时大约5点钟。自从下机、乘地铁，然后步行到民九支部，一路听到的都是香港话，看到的也都是竖立的繁中招牌，已是到了与大陆迥然不同的地域。

    （二）初见泛民，顺而无利

    到了位于恒利大厦三楼的民九支部办公室门口，我没有马上敲门，站在门旁犹豫了很久。虽然我来香港有一个大致计划，但真的到了之后怎么说，我却并没仔细准备过（因为考虑后就会想到与素不相识的人求助并不容易，而且在大陆都遭到那么多次拒绝了，所以一直拖延关于具体怎么说的思考。不过我倒是在28日当天急匆匆写了一封致几位香港立法会议员/前议员的求助信，比后来我发的请愿信和另一封求助信都要短）。

     我犹豫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虽然在以前，通过互联网上的新闻报道、各种文章，对泛民有所了解，但毕竟从没接触过真人，所以很紧张。

    但我想到既然已从大陆来港，且打定主意不再回大陆，怎么能临阵退缩呢？于是鼓起勇气敲了门。一位年龄大约20多岁的女士（像是普通书记员）开了门。我说我是中国大陆来的学生，有事情要求助，她要我稍等。过了一会，一位大约30多岁的女士（可能是支部负责人？我当时没想到问她姓名和职务）和一位年轻男士分别从两个里间办公室出来，与为我开门的那位女士在谈论关于游行示威方面的事。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香港泛民、政治反对派，但看到之后并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也就没那么忐忑了。

   然后我又做了一遍自我介绍，把自己带来的文字材料（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写的分析文章等）给她们看，并告诉她们1.我在大陆可能遭遇政治迫害（拘禁和殴打上访者、阻碍维权和社会运动也是制度性迫害，虽然是牵强了些），遭遇社会性歧视和欺凌（这个在我的自述中讲的很细，我确实无法在中国这样一个对抑郁症患者、对特殊性别特质的人非常歧视的环境下生活，何况还有网络暴力和流言造成的集体霸凌、长期性霸凌），心理遭遇极大创伤，希望寻求政治避难；2.我想要在港宣传防治校园暴力，在香港中环等闹市区示威请愿，宣讲我的遭遇和防治校园暴力等，也希望去中联办、各大高校民主墙张贴我写的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愿书和建议信；3.希望有政党能够帮助我。然后我也把还没来得及印刷的那封当天刚写的求助信根据她们提供的电邮发过去。

    她们简单浏览了我的纸质材料，把发的邮件打印出来，读了邮件中我的请求，对我表示同情和理解。那位负责人女士听到我要去中联办张贴请愿书，就很惊讶，说“啊，你要去中联办啊，那样你就回不去了”。她们善意提醒我，当时过几天就是六四，时值敏感日期，如果我参加相关集会或此时在中联办张贴什么，会大陆后就很危险。我说我就没打算回去了。于是她们就帮我印了一些她们认为可能帮到我的机构，如支联会、国际特赦组织等许多机构的联系方式和地址等信息页，香港四大纸媒的联系电话，以及各大学的网站和地址（其实大部分我可以在网上搜到的）。我还提到关于在香港提出“酷刑声请”的问题，他们给了我入境处的相关材料和联系方式。她们听到我还要去很多机构和政党，还热心的将我发的求助信邮件打印出来了很多份，把我印的防治校园暴力的材料也复印了几份，用她们办公室的夹子夹好交给我。她们热情对待我这么一个素不相识的大陆人，也为我提供了其他机构联系方式，我也不好再提更多要求（况且要求都已写在邮件中了，她们已看过，并无进一步表示），于是就道谢告辞离开了。

   这些工作人员没有大陆党政单位干部那种死板、扯皮、爱搭不理、居高临下的官僚气息，她们是善良和热情的。但是……似乎我无法得到进一步的帮助，例如和民主党进一步讨论能否借助其力量宣传校园暴力问题、给予我个人以声援、为我构想的游行和请愿提供支持。当然，她们并没义务进一步帮助我，无论如何我都感谢她们。

    通过与泛民的这次“初见”，我已隐隐约约感觉到，在香港恐怕没有人能帮我脱离苦海和达成诉求，不会有人真正付出人力物力帮我呼吁防治校园暴力、为我争取政治避难。一切还是要自己来。

    我从民九支部离开后，看了几个组织机构的地理位置，发现支联会、立法会李卓人办事处（我知道李已不是立法会议员，但还是很想见到他，李卓人先生是我最尊敬的香港泛民人士之一，他如果能帮助我就再好不过）距此很近。虽已是傍晚，但我还没找住处，索性先去看看。

    步行左拐右拐，用了十几分钟就到了民九支部给我那张纸上提供的支联会地址--好望角大厦。我到了楼上，看到门上贴着支联会纪念六四的各种海报。但进去之后找了半天却没找到支联会的办公室，里边好像全是教协的工作人员（后来我才知道支联会是借用教协的地方工作）。我问了一位女士支联会在哪办公，她又问了问身边的人，告诉我支联会的人今天没有在。然后她给了我一个电话，和民九支部给我的是同一号码。我看天色已晚，且担心语言不通，就没打电话。

    从教协离开后，我来到地图上搜到的“立法会李卓人办事处”所在的“弥敦道557-559号”。地图上写的是15A，但我到了楼上之后，发现好像是一个健身房。我用普通话问房间内的人，他用香港话回答我，说了半天他才搞懂我找谁，然后建议我去8楼。然而8楼也没有（我也忘了8楼是什么）。我就回到楼下，大厦保安也说不知道。我正要离开大楼时，突然瞥见标示各楼层机构的分布栏中的一行写着“香港职工会联盟”。李卓人就是职工盟的啊。因此我问询了保安确认后，我就赶快乘电梯到了职工盟所在的19楼。

   这时已经是晚上8、9点钟，但幸好职工盟还有人在。我敲门之后，一位20多岁的男职员开了门，我把在民九支部打印的求助信给了他，并告诉他想见李卓人先生。他告诉我李卓人恰巧不在香港，到周四或周五才能返港。于是我向他要李卓人的电子邮箱，他爽快的写给了我李卓人先生的邮箱地址。

   （三）心事重无心览景，物价贵焦虑日深

    离开职工盟，我才从急于求助的紧张中回过神来，打量入夜后的香港。自乘地铁到市区、小步快跑的连去三家机构，心事重重，还一直用手机查交通路线和机构地址，根本没注意看身边的街景。

     炫目灯光照耀下的旺角，与我看过的香港电影、新闻影像中的香港街市，并无二致。对首次到香港的普通游客来说，亲眼看到东方之珠的夜景，如熙熙攘攘的市场、街头巷尾透出的英式风情，都会或多或少激动一番，逛街、拍照、品尝特色美食、参观景点、购物……不过我完全没有这些雅兴，景色对我没任何吸引力。我置身于香港的中心，心中有波澜，甚可说心潮难平，但是因思索维权、求助之类而起，和这座看起来很美丽、中国唯二特区的街市与风情无关。这些年遭受的累累创伤，维权挫折，求助中遭遇到各种无情的拒绝和冰冷的眼光，令我身心俱疲，痛苦不堪，自然也毁坏了我欣赏美的心境。所以，身处繁华的旺角，我也只跟翻阅不感兴趣的娱乐杂志一样，粗看了几眼周围的楼宇和招牌，就开始找住处。

    查找结果让我备添烦闷。无论是我常用的美团，还是爱彼迎、携程，显示的附近旅馆房价都不便宜。我在大陆京沪的青旅，一天住宿仅仅30-50元，而现在看到的，绝大多数都在200元以上。价格较低的也有，但差评很多，大致看了几个差评，竟然还有店主辱骂威胁、不退押金什么的。旅馆条件简陋倒没什么，但我初次来港，又是为了办事，怕节外生枝，所以不想住这种问题房源。因此一时半会竟然找不到便宜且安全的住所了。

    入夏的香港，天气湿热，挥汗如雨。我只好找了一家麦当劳，想边吃边在网上找旅馆，最重要是吹空调降降温。我点了一份套餐（忘了具体吃的什么，反正有汉堡薯条），60多港元，比在大陆贵了一倍。看来寸土寸金的香港不仅住宿昂贵，吃饭也不便宜。

     看到高昂的物价，本来就烦闷的心情更为焦虑。我本来就没带多少钱，家里又越来越困难，如何承受在港的消费。我机械的嚼着薯条，毫无感觉，跟味觉丧失了一样，注意力都转移到找旅馆和对物价的烦恼上了。不过还好，几番搜索，终于在美团找到了一家评价不错、小单间一天200人民币（美团上还是人民币计价）的旅馆--新d方宾馆。虽然也不便宜，但总不能睡大街吧。睡大街太热还在其次，主要是休息不好头昏脑胀，会严重影响办事。

    胡乱的吃完快餐后，我看着百度地图（我用的是中国联通手机卡，即便在香港用Google地图也要翻墙，所以在港期间大多数时候用的都是百度地图），沿着弥敦道，找到了旅馆所在的新兴大厦。

    进了大厦找到电梯，等电梯到了，上去却发现没有宾馆所在的楼层（我现在忘了在几楼了）。我问身边的人，一个个都摇头、面无表情，甚至毫无反应，也不知道他们是不知道怎么到我说的楼层，还是听不懂普通话。后来找到保安，才找到可以去宾馆的大厦另侧的电梯。我来港之后，遇到类似的麻烦和不适应，比比皆是，例如把电梯按钮中的①当成大陆的1楼，总是出错电梯停的楼层……至于部分港人在大事小情上的冷漠，与大陆人“各有千秋”，我后来体会的更多（尤其是香港人对大陆人的歧视，更明显）。

    宾馆老板很热情和蔼，登记之后，我找到了自己所在的房间住下。我进房间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空调，实在是热的受不了，下机之后几个小时的奔波，浑身被汗水浸透。洗漱之后，我分别给民主党和李卓人的邮箱发了邮件，讲了我大致情况，还把防治校园暴力那几篇文章的电子版发给他们。在给民主党的邮件中，我提出希望见到涂谨申议员（当然后来并没有得到回复）。

     给李卓人的邮箱发邮件，结果发送失败。我当时以为是WiFi问题，但试了多次都是如此，而发给其他人就正常。虽然有提示，但是是英文，我头昏脑涨也没仔细看。后来第二次去职工盟，才知道是我把手写的邮箱地址“ctu”看成了“cfu”。如果在前两年，我立即就能察觉为什么发送失败，对这类小事马上就能明白原因。但几年间不断受创受挫，我脑子越发不好使了，反应能力下降，时常在这类小事上不知所以，用我们老家方言就是“不机灵了”，心理创伤的影响就在这些细节中体现出来。

    正所谓“心静自然凉”，反之，即便空调客房凉爽怡人，各种担忧仍令我焦虑的无法入眠。前面已说到，在民九支部的经历，说明我得到的帮助可能仅止于印刷文件这种细枝末节。连香港最大的泛民政党民主党都是这样，恐怕其他政党和个人更不可能帮到我。

     而更迫在眉睫的危机是，我的钱不够了。本来来港时就剩一千多元，即便我父亲每三天寄给我500，也不够我在港的开销。如果我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帮我的人，或者免费的住处，我就不得不露宿街头或者被迫返回大陆。想到这一点，我不禁打了个冷颤（这次在香港没成果，以后恐怕永远都没机会翻身了），内心更为烦躁。我在来港前本就应考虑到钱紧的问题，但一直逃避直面现实，尽量想乐观的却不切实际的可能性。然而昂贵的物价把我强行从理想拉回现实。钱，住，吃，超过了维权，成了压迫我精神的主要因素。

    明白了寻求帮助的急迫性，我决定加速求助进程。当晚我就搜索了民协、社民连、国际特赦组织等机构的地址，筹划在港第二天的行程。有了目标，心中平静了许多，安慰自己“车到山前必有路”，不知不觉就在空调的凉风中入睡了。

   （四）造访国际特赦组织和民协，二赴支联会

    次日（5月29日）上午（应该是这一天，但因时间太久，也可能是稍晚的一两天），我首先去了国际特赦组织。敲了门后，一位戴着眼镜的30岁左右的女士（不知道是香港本土人还是华裔）开了门。我问“我可以进去说吗？”，她堵在门口，面无表情的用生硬的中文问我“你可以说英语吗？”，我告诉她我英语不太好，主要是想寻求政治避难，希望得到她们的帮助。她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示意我在门口等待，回办公桌写了一个电子邮箱给我，要我把情况先发到邮箱。然后就跟我说再见了。简短的交谈期间，还看见来了两个20岁左右的女生（可能是组织的实习生？），被她迎进房间，我则不得不一直站在门口。离开之后，我心想，国际特赦组织官僚习气也挺重，对求助者十分冷淡。她们难道不知道，来求助的人往往都是走投无路，甚至有生命危险、正处于极大的危机中吗？这么草率敷衍，谈几分钟话或作个记录都不肯（做个记录很重要，因为一旦出事，就有据可查，相当于“留了个记号”，不会完全“失踪”），让我对大名鼎鼎的国际特赦组织大跌眼镜。不过我后来在网上了解到，国际组织在亚的机构普遍冷漠虚伪，如在泰国的联合国难民署也是如此，我也就比较释然了。

    我又到了民协总部。民协大门敞开，屋内灯光昏暗，虽然是工作时间，却一个人都看不到。我又是敲桌又是高声问询，才有一位年纪很大（大约60岁？）的老太太走出来。她只会讲香港话，交流非常困难。后来她找出纸笔，告诉我民协的人平常都不在此办公，只有下午五点开会时才有人。在好几个机构都扑了个空，我非常失望。我告诉她我希望联系民协议员，她就写了谭国侨和何启明议员的联系方式（后来我才想到他们是区议员而不是立法会议员），然后要我留下材料和联系方式。我在求助信空白处写上自己名字和邮箱、手机号交给她，问她冯检基的联系方式（我对冯先生略有了解，而且他也是传统泛民，所以我认为他是值得我信任、可能帮助到我的好人），她写给了我。我道谢离开。

    我出门就打了冯检基办公室的电话，却听到香港话的智能语音，没听太懂，好像是无法接通之类的意思。我想起昨天支联会没人，决定再去一次。

    然而今天还是没人。于是我询问教协职员，她们答应帮我联系，然后就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拨打电话，传来一位女士的声音。我告诉她我是大陆的学生，在大陆遭遇政治迫害，希望寻求支联会帮助，申请政治避难。她告诉我，在香港是无法申请政治避难的，因为香港是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下。简短说了几句后，我告诉她我想和她见一面是否可以？她立即就同意了。然后我把电话交给工作台的职员，她帮我写下了见面的地址，以及这位女士的名字--冯爱玲。

   因对香港不熟，为避免迷路或路上耽搁而迟到，我就提前两小时去了铜锣湾。因物价太贵（在饭店吃一顿午饭大概60人民币，还吃不饱），我一个外来旅客也找不到便宜实惠的饭店，中午干脆就没吃。所以我到铜锣湾后，就在7-11便利店买了一份孜然烧春鸡（一小只整鸡，30元，很实惠），去了麦当劳买了套餐配着吃，边吃边等。吃到一半，还被服务员警告不让在店内吃外带的食物，即便我也买了份麦当劳。我只到港一天多，就在几件事上感到，香港比大陆更强调规矩、更少通融。当然，这也可以说是文明的体现。

    （五）与支联会冯女士的第一次谈话

    晚上7:40分，离约定时间还有20分钟。我从麦当劳去约定地点见面，地图上近在咫尺，但在小巷子转了好多圈才找到具体位置，看到了教协的牌子。这才想到这里和好望角大厦一样，支联会都是和教协在一处办公。幸亏我提前去，否则就迟到了。

    到了教协所在的二楼，我告诉前台职员要见冯爱玲女士。她打了电话，要我稍等。等待期间，看到有许多老人（应该是教协会员）在楼上看书、交谈；海报上张贴着教协日常活动和发放赠品的说明，很像大陆企事业单位的活动中心。教协虽为泛民主导的组织，但办公处并没什么政治色彩。

    过了一会，一位大约60岁、满头银发、面容和蔼的老奶奶走出来，跟我打招呼。她就是冯爱玲女士，也是我在港期间，给了我最大帮助的人。后来我被关到警局和精神病房，如果没有她的帮助，尤其与我父亲的联络、对我的探望，我所受的苦难会更多、受苦时间更久。

    我随冯女士到了她的办公室--位于教协所在的阁楼上的一个类似杂物间的房间。房间很小，屋内堆放着支联会的各种海报、杂志之类出版物，标语牌、桌椅之类占满了房间。这就是声名远播、在八九民运中出钱出力甚巨、为呼吁平反六四和纪念六四坚持了近30年的支联会办公场所（之一，但其他的恐怕条件也不好）。它寒酸的还不如中国一个贫困县县委县政府大院内的储物间，却是国际上对六四事件介入最深、对六四问题研究最多、对六四后续关注最久的组织的办公室之一。

    我从堆积如山的各类物品中拉出两把椅子，和冯女士面对面坐下。我一边作自我介绍，一边把求助信和防治校园暴力的材料递给她。冯女士用心的看着我的材料，问我的情况、来港有何打算。我就简短的讲了我遭受的校园暴力的苦难，以及维权历程。

（以下是当时对话大致意思，并非一字不差，部分对话记录是将口语意思“翻译”为书面语，本文中部分其他对话亦如此）

（因时间太久，只记住了与支联会冯女士的一部分谈话内容，我只挑记住的和比较重要的写出，实际谈话要比这长很多）

我：“我因为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得了严重抑郁症”“高考考砸了，人生都被毁了”……我不断诉苦。

冯：“我们也经常遭受到网络攻击，就像支联会在网上（Facebook）被五毛谩骂诋毁。”冯女士对我的遭遇很同情，也告诉我网络暴力哪都有。

我：“你们是一个集体，谩骂的不影响你们（现实）生活，而且还有支持的（所以受网络暴力伤害较轻）”、“各种威胁、谣言，传播照片挑衅，被围攻，我自己面对（承受），不是你们能想象的。”（一个孤立无援的个体、普通人承受网络暴力，和社会组织、名人承受的，完全不同，尤其我是在封闭的小圈子遭遇的网络暴力，就跟在监狱里被欺负一样，无法躲避和求助，且吃的是哑巴亏。而这一点恰恰很多人不理解）我解释着这些细微却关键的区别、严重的伤害。

冯：“我理解。”冯女士应该是理解了我的心情，但恐怕难以真的感同身受。

我：“我很希望得到香港泛民政党的这些帮助（就是求助信中提到的希望给我标语牌、印刷材料、以及给我关于香港游行示威的指导）。”我指着求助信说。

冯：“现在香港很少关注大陆的事情，恐怕（他们）帮不了你。”的确，香港近几年反大陆风潮日甚，传统泛民败落，本土派崛起，港人大多对大陆内部事务包括人权问题已经不怎么关心了。

我：“我觉得校园暴力是个世界性问题，香港也有吧”

冯：“香港有啊，听说有中学生（因校园暴力）自杀的”

我：“所以我很希望利用香港这种自由环境，宣传校园暴力的严重性”；“校园暴力受害者需要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就像同性恋（群体）一样，我希望在香港能建立防治校园暴力的组织”

冯：“你好像多次提及同性恋（群体）（我前面也有提到，不过对话就不一一列出），为什么想到和他们（比较）？”

我：“我觉得同性恋（群体）与校园暴力受害者有许多相似，都是弱势，同性恋（群体以前也是被歧视、欺负，但是后来组织起来，就争取到社会的尊重和法律保护了。校园暴力受害者也应该（效仿）”

我：“韩国对于校园暴力问题很重视，但是我没有条件去，语言也不通”。我当时一心想着国际社会的帮助。

冯：“这个我也不了解”

我：“我准备去中联办门口请愿、举牌、张贴防治校园暴力的材料，不知道有没有作用？”

冯：“中联办门口每天都会发生很多事（不会引起多大影响），即便传媒报道了，（热度）也很快就过去了”

我：“我很想为防治校园暴力事业而奋斗、牺牲，就像中世纪的布鲁诺，布鲁诺，您知道吗？”

冯：“你还很年轻，很多事不是像你现在想的（那么容易实现）。”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了我的幼稚。

我：“我学习成绩很好，原本可以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这些大陆最好的学校的，所以如果能为我提供条件，我肯定有很大成就。”对于与名校失之交臂，我一直耿耿于怀，经常提及，跟祥林嫂念叨“阿毛……”似的。

冯：“那你还不如回去考学，或者上夜校，上了大学，以后工作有了收入，再去实现理想。”许多人都这么说，却不理解那根本不现实，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下，身心受巨创，谣言满天飞，不可能正常学习，考学之路已经毁了。我的上访之路也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我：“我回去就没有出路了，还可能被抓，我想在香港申请政治避难。”虽然我已经在电话里得到对此事的否定答复，但还是不死心。

冯：“在香港是没办法申请避难的，有许多比你（受迫害）严重的，很有名的人，在香港都没有（申请避难）成功，最后还是回了大陆了。”冯女士重复了这样一个残酷现实。

我：“可是我回去没有办法生活下去啊，那些网络暴力还在影响我的名誉，我抑郁症也没办法工作学习”……我把本文中提到的我的绝望处境大致讲了一遍。

冯：“有时候，遇到困难就要去勇敢面对”

我：“如果我去欧美国家可能就好了，也能做很多事。”我到香港的两大目的之一就是想转往第三国，逃离中国。

冯：“在欧美生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想做事，还是要从生活的地方，从身边做起、斗争，不能离开（大陆）”

我：“在国外没有歧视，生活自由，我可以做社运人士和职业革命者”

冯：“不是你想的那么好，外国也有很多歧视，还有要解决生计问题”

我：“我6月4日滞留期限就到了，到时不回去会被遣返吗？”此前并没考虑过这一点。

冯：“会，大街上经常有查证件的，查到就会遣返”

我：“那我怎么办（不能政治避难）？”听到说可能会被遣返，我心中一沉，但我的确没有别的路。

冯：“你就把这次来港当成一次考察吧，多逛逛，散散心，以后有机会再说（出国或申请避难）。”

我：“……”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了。如果我有良好条件，还有钱，家庭还好，我当然可以多尝试，找各种途径。但现在没有金钱，更没多次试错的机会，无路可走，且拖延不起。

……

    谈话中，我也提及了关于六四、支联会、大陆维权的艰难、舆论环境的恶化、我对如已故的司徒华先生、现任支联会领袖李卓人等泛民人士的敬仰、香港政治情势等许多方面的事，也向支联会为六四、为中国民主事业、为中国人民的付出表达了敬意和感谢。这些谈话内容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且时间太久记不清具体对话内容、篇幅很长，就不具体写出来了。

     我告诉她我想去港中大找周保松教授，以及在港中大和港大民主墙张贴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愿信和建议书。她说她听说过周教授，但没见过面。我说我一直很景仰周教授，想去拜访他，听他出出主意，看看他能否帮我和关注校园暴力问题。冯女士说香港各大学都放假了，中大半月前就放假了，港大也要放假了，去了之后不一定有人。我来的确实不巧，但又没第二次机会。所以我还是决定第二天去至少其中一所高校。

    我们事先就约定只谈半小时。谈话结束时，我索要了冯女士的邮箱（也是支联会的工作邮箱），冯女士又给了我两期支联会的刊物《港支联通讯》，以及纪念六四活动的宣传册。然后我就告辞离开了，冯女士一直送我到楼梯口。

    这是我第一次与香港泛民人士详谈。冯女士一直注意倾听我的诉说，也很有耐心的回答了我许多疑问和想法。虽然她道出了香港无法帮助我的现实，让我感到失望，但她只是陈述一个事实罢了。谁能一下子扭转现实呢？就像冯女士在谈话中提到的：“我们呼吁平反六四这么多年了，（中共）就根本不理我们，我们只能做到坚持（虽然支联会事实上做了更多实事，如帮助“天安门母亲”群体）（这么呼吁下去）”。

    现实总是残酷的，受侮辱与损害的弱者常常是无力的，正义的伸张遥遥无期。六四如是，校园暴力受害者亦如是。只是前者举世皆知；而后者，连个协助和保护受害者的组织都不存在，连集体发声的平台都没有。甚至，几张海报、几副标语牌、哪怕一次游行请愿都没有。

   （六）二赴职工盟，造访立法会

    从教协阁楼返回旅馆后，我就把防治校园暴力材料的电子版（一共约10份，包括给大陆一些机构和个人的信）发给了冯女士。我也写了一封感谢信，对冯女士今天愿意会见我、倾听我的诉说、为我提供建议表达了感谢。此外，我也表达了希望再次面谈的意愿。

    第二天（5月30日）早上，我就收到了冯女士的回复，她非常愿意在今天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再次会面。因为我在去信中提及“死亡”、“牺牲”，她还劝说我要珍惜生命。

    我决定再次去职工盟，看看李卓人先生在不在，或者其他人能否帮我。前天晚上见的人并不在，免不了又要问询和解释。之后，一位姓洪（好像是姓洪？因时间过了很久，不太确定。如果是，就和之后我被关在精神病房打电话联系的那位职工盟洪先生是同一个人）的30多岁男士接待了我。我道明来意后，又给了他一份求助信。他拿着看了起来（说明我那天晚上的求助信并没被那位工作人员传给其他人看）。我又打开手机电子邮箱，问为什么发给李卓人先生的信失败。他看了一下告诉我发错了，我才发现原来我把“ctu”看成了“cfu”。

     在我请求他们帮助后，他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有一位负责大陆方面事务的职工盟职员--林祖明先生，会由他与我面谈具体沟通事宜。但他在另一处工作，而且今天生病去医院了，下午可能才能赶来见面，也不确定时间。我计划的是下午去立法会，既然下午不确定能否来这里，那就再过一天再说吧。我把我的身份证号和港澳通行证编号写在求助信上留给他，指望他们可能帮我办理延期滞留或政治避难手续。

    我又向洪先生问了问关于港大、港中大的位置和情况，就道谢告辞离开了。这次谈话中，洪先生还是比较热情和负责的。这样相对亲民的工作作风，估计和职工盟关心基层的政治定位、常与基层工友打交道的经验丰富有关。

    午间，我乘地铁抵达位于金钟的立法会大楼。在乘地铁期间，我看到旁边一位女士拿着写有香港最高法院字样的材料，于是询问她最高法院是否和立法会在一处。她听到问话立即用手遮住材料，很不高兴的回答了我的问题。我并不是有意看她的材料，仅仅无意间看到，然后就正好向她询问下法院的地理位置（因为地图有时候不准，容易绕晕）。看来香港人很重视个人隐私。

    从地铁出口到立法会，中间经过商场、天桥、立法会内部天桥……等等一大堆乱七八糟、让我晕头转向的路程，到了一个好像是立法会接待来客的大厅（位于二层，与两个天桥交接处）。

     立法会接待处很像宾馆的前台，一位女性工作员询问我有什么事。我拿出身份证件和材料，告诉她我希望面见几位立法会议员，并在立法会前请愿。她并没接我的证件和材料，只是告诉我这需要预约，而且并不是所有议员都在立法会大楼办公。

     我告诉这位女士，自己并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于是，她请我把手机交给她，连上立法会大楼的WiFi帮我登入了立法会网站（我的联通4G网络需要翻墙），翻到了写有议员们办公室电话、工作邮箱和办公地址的PDF页面。她也建议我，现在正值午间，电话可能打不通，可以去距此不远的访客大厅休息。我道谢后立即截屏和手抄了几位泛民议员的联系方式，告辞去访客大厅了。

    又走了一段很短但也令人晕头转向的路程，到了访客大厅（准确说可能不是这个称呼，但我也记不起它的学名）。没想到的是，我在大厅安检处体验了一把中国大陆机关安检的待遇。我来到安检口，几个男女安检员毫无礼貌，脸上洋溢着大陆基层干部那种小人得志的神情，用训斥的口气说话，我听不太懂香港话，一位女安检员就冲我大喊大叫，颐指气使让我站这做那。她们问我带着什么东西，搜了一通包，把指甲剪都搜出来放外面，然后用器械结结实实的从头到脚搜了一遍身体。经过验包、搜身、问询几通程序，才给了我个牌子让我进去，而且要我把包存在保管箱内。一位保安员尾随我进到保管室，让我把包里东西拿出来放到保管箱，指着我掏出的充电器、另一部手机，还有厚厚的文件材料、毛巾（天太热我随身带着擦汗），以及一些透明胶带（贴标语和材料用）、耳塞、镜子、八达通卡、硬币等乱七八糟的小玩意，说“这些你都要带进去？”我说：“你们不让带这些吗？”他不置可否，我就一件件把它们放到保管箱。稍后他又说“这些可以带进去”，我只好又一件件的放回包里。

    我被他们这通野蛮的安检和没逻辑的支使整的晕头转向，比刚才晕头转向在各种天桥和立会各大楼间转的还晕头转向。我就冲这位保安人员说：“你们这的官僚主义都快比上大陆了”。他打着哈哈回：“你们大陆现在发展的比香港好”，也不知他没理解我说的意思还是故意打马虎眼。

    终于进到楼内，还要在工作台填表登记，和大陆信访部门一样，要填写个人信息和出示身份证件。弄好之后，我就拿出刚记的号码打电话。

    我第一个电话打给了教协叶建源议员办公室，是一位张姓女士接听的。她一开始让我声音大一些，可大厅禁止喧哗。我转了半天才找到个角落提高声调讲话。我告诉她，我是中国大陆的学生，想在香港呼吁防治校园暴力的问题。而教协作为香港教育机构，自然与防治校园暴力有关。因此我想把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呼吁发给叶议员，希望他能够关注校园暴力问题，利用议员的地位和影响力，以及教协这个组织，一方面推动香对港本土校园暴力问题的关注和防治，另一方面辐射、促请和影响大陆对校园暴力问题的关注和治理……（也就是本文前面贴出的请愿信中提及的来港维权动因）。最后，我还提到要在立法会和香港政府大楼前举标语请愿的问题，问她如何请愿、叶办能否给予支持。

     这位张女士说，“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请愿，关于怎么请愿我们不了解。你先把材料用电邮发过来吧”。我又问她我能否面见叶议员，当面递交由我签字按手印的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愿书与建议信（这样比较正式，有象征性意义、易引起重视）。她在电话那头似乎犹豫了一下，大概意思是说的“叶议员不在，不方便与你见面”、“我们都在工作，也是不方便到楼下和你见面的”、婉拒了见面的要求。我道谢后挂断电话，简短的写了封致叶议员的信，连同相关材料发了过去。

    第二个电话打给张超雄议员办公室。一位男士很爽利的说，你先把材料发过来吧。

    本想打第三个电话，是要打给朱凯迪议员办公室，然后转念一想，还不如直接发邮件算了。

    于是我分别给张超雄和朱凯迪写了封信，把信和材料发到他们的工作邮箱。

    写信字斟句酌，用了将近半小时，等到发完邮件，看时间已经是中午了。我问大楼内有没有打印纸质文件的地方，有人告诉我在大厅里的图书室。我到图书室问询，被告知只能复印不能打印。堂堂一个立法会，竟然连个对外提供打印服务的文印部都没，这又和中国大陆机关很相似了。

    这时，我又给叶办打了电话，想确认一下是否收到我的邮件。拨通之后，是一位男士接的电话。于是我问他知不知道刚才我对那位张女士说的那些事，他说不知道。我问他看到我发的防治校园暴力问题的邮件了吗？他说：“我是看不到邮件的”。于是我又耐心的把对那位张女士说的话又重复的讲给他。说到一半，他打断我的话说：“这为什么要找我们？”。于是，我在电话中仔仔细细的解释：校园暴力是陆港乃至世界都有的问题、大陆维权艰难而香港有一定的自由、香港也需要解决校园暴力问题、香港关注校园暴力可以辐射影响大陆……我还没讲完，他又来了一句“但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愤怒的挂断了电话。

     我回到立法会接待处，说要投诉这位工作人员。我又拨通了叶办电话，我把电话交给了接待处的女士，她听电话时对方已经挂了。然后再打就打不通了。我恼怒不已，在接待处发了一通火。我自费赴港，为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又花钱又出力，当天又汗流浃背的从旺角赶到金钟，谦恭客气的求助，却得到无责任心的粗暴拒绝。而且发生纠纷后，他从中作梗，我就很难和叶建源议员联系了。那位女士告诉我可以选择联系别的议员，我说：“明明错的是他，为什么让我换其他人联络？”这时一位男工作员过来，建议我去专门向议员递物品的收发室（也记不得学名了，以此大陆类似的“收发室”暂代），可以写留言给叶议员。

    我照他的指引，找到了收发室，在一张A4上写了一整页留言，表达了对叶办工作人员的不满和希望叶议员关注校园暴力问题的期望，让工作员放到叶议员收件箱，然后就离开了。

    （现在想来，人家并没有义务帮助我，我生的是哪门子气呢？包括后来对方回复辩解时候我的愤怒，又有多少理由和必要呢？）

     我这时才观察起立法会大楼四周的面貌。立法会大楼与政总大楼、行政长官办公楼紧挨着，组成了装载香港政治中枢的楼群。虽然从地图看，楼群位于闹市，但置身其中，才发现周围非常荒凉，与商业区、步行街之类人流密集地几乎物理隔绝，甚至一个便利店都没有。楼群四周是立交桥、绿地和不明水泥建筑（未完工的水泥墙壁？没看懂什么用途），非常不利于群众聚集。如果是个人请愿，就更不会有人注意到了。即便有组织成群结队的到大楼前请愿，也不会有多少过往行人看到，反而像围场中的猎物，方便被警方包饺子。不知这是不是港府在建设时，就为了隔离群众与官府、防止民众抗议和聚集围观，而有意设计为这种荒滩堡垒式办公楼群。

     看到这么个景象，我就放弃了举材料喊口号示威请愿的打算。当我要离开时，看到有电视台在搞采访（好像是有线电视台），我就想凑上去问一下，看看有没可能趁机举个牌喊口号让他们拍下来，有个采访当然更好。但他们大队人马都往楼里去，我问了采访车里的人，他一直摇头（可能听不懂普通话？），我看上镜无望就走了。

     经历安检和叶办工作人员的粗暴对待，我发现陆港的官僚主义作风是相通的，基层办事员尤其执法者的粗暴与傲慢也是各种形似和神似。两地政府机关也都是壁垒森严，仅仅进个门，官本位与等级制的腐气就扑面而来。不过，此后几十天在香港的一系列经历，才让我真的知道了什么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相比起来，在立法会这里的遭遇简直太“温柔”了。

    （七）赴港中大拜见周保松教授未果、参观中大民主墙

    我第一个高校行程是去中大。5月30日中午，我到了地铁大学站，看到外面一片荒凉。原来，地铁站距校园还有很远。虽然好像有巴士，但我弄不清他们是怎么停靠、是只载学生还是也拉游客，所以我决定徒步去中大校园。

    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个错误决定。一是因为天太热，二是因为路太长，而且还是上坡的山路。我走了十几分钟，已经大汗淋漓，也没商店可买水。幸亏路上有一栋楼（忘了叫什么），我进去吹起空调，拿出毛巾擦汗，累的直接坐到地上。这时有位清洁工阿姨关心的询问我，我告诉她我是来找一个老师，不熟悉中大，所以迷路了（当时已分不清方向，百度地图定位不准）。她告诉我可以在地铁站乘坐学校班车，虽然名义上拉的是学生老师，但一般也不会查证件。她还提醒我休息的这栋楼一个安全出口外，有自动贩售机，可以用八达通买饮料。我道谢后赶快去买了瓶冰水喝起来。

     喝完水擦了汗继续前行。我查到民主墙位于“文化广场”，就循路走去。但明显地图不准，我竟然走入死胡同，前面全是草树。不过我看到远处有路，就翻越栅栏，连走带爬的穿越树丛翻到了对面。

    走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到了文化广场。不过我找了很久，才发现了民主墙，在不起眼的角落，上面空空荡荡几乎没贴任何东西，而且好像是这里（忘了具体位置），贴着只允许本校学生在民主墙张贴标语的告示。而校园明显是放假后的景象：人寡车稀，一片寂静。

    我又到了学校办公楼，说要找人，保安给了我学校办公室的电话，并指着外面让我离开大厅去楼外打。外面热的要死，阳光很强，看不清手机屏幕。我找个阴影点开屏幕，打电话给校办，想要问一下周保松教授在不在。结果接听电话的女士不懂普通话，只大概听到我找政治系（正式称呼是政治与行政学系），我说了好几遍“周保松”，她没听懂，说“是zhong bao zhong?”然后我不断重复，她也一直zhong和zhou不分的给我重复，然后我手机屏幕上全是我手上、脸上流的汗，带着汗水的屏幕贴到脸上很不舒服。我又热又是汗水直流，难受的很，来回踱步，费尽口舌，都几分钟了，她还满嘴的zhong bao zhou，我急了就挂了。

    我对此很惊讶。按说中大的陆生比例也很高了，但校办职员竟然不懂普通话。以此看来，一方面香港普通话教育在发展，另一方面一些学校还坚持以香港话作为办公语言，以彰显其独立性，甚至用以抵抗大陆“文化入侵”。不过就我个人的体验看，这估计苦了大陆来的学生，以及普通来港办事人员。

    我决定去学生会问问情况，例如了解下在民主墙能否张贴我的书信。问路到了学生会，发现并没有人。倒是想打印材料时，在楼下复印部（无法打印）遇到一个普通话很好的中大学生。我问他周保松教授在哪里，他用Google搜到周保松的联系方式给了我（都是办公用的电话邮箱），告诉我周教授在郑栋材楼，但现在放假可能不在。

    我道谢离开后，在旁边一个半露天的餐厅吃了点饭。饭是港式的蔬菜沙拉之类，我很吃不惯，跟干吃黄瓜西红柿差不多。我吃完了也没饱，不过毕竟算吃了午饭。

    吃完后，我一路来到郑栋材楼。我先打了刚才得到的电话，无人接听。我就根据地址找到房间，敲门无人。我到楼层另一边的办公室询问，一位女士在窗口告诉我，周教授不在，什么时候在、在哪能找到，她也不知道。

    我下楼后，坐在一楼沙发上，按邮件地址给周教授写了封信，把请愿书和材料发给了他。然后我坐着休息和等待回应。期间，还去了不远的一个复印部，发现也没有人。我坐在沙发上写《个人情况说明》，一直坐到傍晚，周教授还没回复，办公楼上还是没有人。我就离开了。（至于为什么不提前发邮件联系，我在前述的在大陆维权过程那部分已经提及了，那样更难见面）（此外，截至本文书写到本段时，周教授都没有对我所发邮件做回复，我此后（2018年7月）向周教授所发邮件迄今同样无任何回复）

    回到来的那条路上，看见中大的大巴，我就坐上去，也没人问，一路回到地铁站。

    在地铁站（还是换乘站？我忘了），我搞反了回港岛的方向。问一位地铁工作员阿姨，她告诉我通过地下通道去对面坐，然后给了我一副嫌弃的脸色，撇嘴斜眼。我也不知为何，我自我感觉很礼貌，估计她和我因口音不同，多费了几句口舌嫌我麻烦？或者就只是对大陆人有意见？我道谢离开，去对面坐上了地铁，回到住处。不过港铁大多数职员还都很友善的，如在机场站的港铁服务员；只有两三个，如上面这位，似乎因我口音和沟通，就不怎么友好了。

  （当然，在2019年8月，我将这些资料包括求助周保松教授的过程，发给他本人之后，他的回应，以及他在香港反《逃犯条例》事件上的许多看法，让我知道当初我一腔热情满怀期望的找他，实在是自贱、所托非人）

     （八）一赴中联办、与冯女士的第二次谈话；看到香港“笼屋”

     我也决定去中联办看看，考察一下地形和环境，以便按图索骥去贴标语、举牌、请愿。（在港维权的十天，我去中联办去过好几次，而且时间很久，分不清哪一次分别看见什么，所以下面所写并不是仅一次看见中联办的见闻）

     在我心中，中联办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地方。前面已提到，我一直坚持看时事新闻，对中国的民运、社运和维权活动始终保持关注，即便维权奔波期间也不例外，情绪极糟时也没停止。因此我很清楚，香港是中共政权控制领土中民运社运最活跃之地；而中联办则是中共统治香港的象征，是香港的“中南海”，如同“太上皇”般左右着香港政治。除此之外，中联办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与大陆中央与地方的党政机构大院一样，是中共政权直接所属，且位于中国领土上（这与美英法德等国的中国使领馆有根本区别，也是其对于抗议者意义特殊之所在）；但它外面却是至少名义上高度自治、允许政治反对活动的香港区境。在此和平请愿或示威，一般情况下（我后来遭遇的情况就“不一般”了），不会像大陆那样被“消失”，也不会像大陆那样没有媒体敢于报道。因此中联办自然是直接向中共抗议、对中国政府表达诉求最合适的场所。我看到过许多次有关于港人或大陆维权人士在中联办门口抗议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形式的报道。因此，我也把在中联办前请愿，当成在港维权与呼吁防治校园暴力计划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当然，毫不避讳的，我也有以此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借此向他国申请政治避难的目的）。

    到达中联办门口之前，我以为那里会聚集着众多香港乃至港外的抗议者、媒体记者，以及摆放着许多标语横幅之类，政治色彩浓厚、气氛紧张而有活力，如同六四前的天安门广场。如果那样，我的请愿就可以得到媒体和各种政治社会团体的关注，我呼吁防治校园暴力的努力就会有突破性的成果。

    但当我满怀期待来到中联办所在地，眼前的情形却令我大失所望。中联办的门口以及周围，没有一位抗议者，也没看到有任何横幅和标语。更糟的是，这里与立法会大楼一样，四周行人稀少，中联办大门正对立交桥，做什么事都很难吸引人群关注。

    为什么眼前的景象与我在传媒上看到的完全不同？我很快明白了。第一，发生在中联办的抗议都是短暂的，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有人抗议；新闻媒体自然也只在有抗议示威活动时才会来这里，只会报道中联办门前有抗议时的景象。第二，我在新闻中看到的关于在中联办抗议的图片和视频，都只拍摄了中联办门口栅栏前（或沿干诺道从东侧拉着横幅走来）的抗议者，并没拍四周无人的空旷地带，更不会去拍中联办大门对面的立交桥。没有来过中联办的人，自然会在看到新闻报道后，产生一种中联办门口经常有人抗议、四周都聚集着抗议人群的错觉。我就是被这种错觉误导了。

    其实我对香港的错觉不止于此。我在媒体上看到过很多有关香港占中运动和七一游行、六四晚会的新闻，于是认为香港是政治气氛很浓的城市。但我在港期间，除了六四那日，其他时候在大街上没有看到过任何游行示威活动，只在旺角一带看到过两次大陆组织“法轮功”的成员，他们在地上展示“审判江泽民”、“法轮大法好”等标语，许多行人匆匆从他们身边走过，没人围观和问询。看来，大多数香港人和大陆人一样，并不怎么关心政治。另一部分港人，也只愿意在特定时间参与街头运动，平日也看不到他们抗议的身影。再往后看到听到的一系列事情，更确认了这一点，后面会有提及，在此不记述。

    （当然，2019年下半年香港“反《逃犯条例》”抗议及一系列事件，又颠覆了我那些天在香港人政治冷淡的认知。也让我发现，许多长期不参与政治的，一旦参与，则会比经常参加政治的各国和地区的公民更加狂热、极端、是非不分，陷入集体无意识的狂暴之中）

    这些错觉也让我明白，没有亲历，就容易产生误解和偏见。无论是好的期盼还是坏的歧视，都和见识少与刻板印象有关。

    失望归失望，来了总要仔细观察一番。但似乎中联办没什么可看的。除了位置偏僻、和港府一样坐落在人烟稀少、多障碍物的地带以防群众聚集外，建筑没什么特殊的。只有黄底黑字、中英双语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的牌子，提醒人们这里是中共政权在香港的“总督府”，是中共在港公开且最醒目的存在。

    值得一说的是，我第一次去时并没看见香港警员，只看见两个穿着白色警官制服的大陆方警卫人员在楼门口戒备。看来中联办内部警卫工作是由大陆方负责。这时中联办的铁闸门是打开的，但我在的几分钟并没什么人出入。

    此外就什么都没有了。而我后来又有两三次去中联办时（包括割腕写血书那次）的遭遇，以及被警方羁押时听说的事，让我对中联办有了更多了解。不过那都是后话了。

    看到没什么可看的了，我就走了。我边走边想，这样的情形，我如何请愿和吸引媒体注意呢？没有人关注，我的请愿或示威就没什么用，我总不能指望中联办官员发善心帮我。然后我就赶赴铜锣湾去见冯女士。

    到了铜锣湾之后我逛了逛商场，又去麦当劳吃饭和消磨时间。在麦当劳附近的商场，我想上厕所，询问值班工作人员，他带我去了工作人员使用的卫生间，还要开锁开门。他告诉我香港一部分商场楼层没有公共卫生间。而中国大陆基本每个商场每层都有开放卫生间。这是香港落后了？还是香港发展的太早，在硬件配置的细节与生活习惯上还保持着早年的样貌？

     晚上8点，我第二次与冯女士见面。这次谈话一部分内容与第一次内容相近，为方便起见，就不以对话形式书写了。

     我在见面前就告诉了冯女士我在立法会的遭遇，表达了对叶办工作人员的不满。冯女士跟教协的工作人员很熟悉（后来我知道泛民圈子互相都很熟悉），答应帮我问问。见面后冯女士告诉我，叶办工作人员说“我们只是要他把材料发过来啊”。我听到这种辩解真是觉得“陆港一家亲”。我又讲了一下和叶办通话情况，并告诉冯女士，职工盟答应可能会帮助我。冯女士很高兴，说他们能帮到我挺好的。

     我又说了下在中联办的见闻，表达了没有人关注的担忧。冯女士说，中联办一直都是这样，即便媒体报道热度很快也就过去。还有人在中联办门口露宿的，也没解决问题。冯女士还是劝说我这次维权如果不成功，还是回大陆吧。

    我又提到住宿问题。我告诉冯女士，我一天200人民币的住宿费承担不起，又听大陆维权人士说教会有可能收留，所以问问有没有什么教会能帮我（当然我个人是无神论者）。冯女士说，香港寸土寸金，教会也不太可能有什么住宿的地方提供。而且现在香港许多教会接受政府方面资助，以及……也不太可能帮助我维权。冯女士也说，一天200人民币的旅馆，在香港已经是很便宜的了。

    此后又讨论了些其他政治社会方面的问题，我也提到要去六四纪念馆看看，并且参加六四晚会。不知不觉时间到了，冯女士也要下班回家。然后我就告辞离开，返回旅馆了。

    其实，我在新兴大厦住宿期间，也见过更便宜的“旅馆”。有一天我看见我住的楼层有另一个廉价旅馆，一个阿姨正在开门，我就去问，她就带我去看她家的“旅馆”（如果那算是旅馆的话），说1000港币一个月。我进屋之后，看见房间有五六个床位，远比大陆青年旅馆破旧，住的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从穿着和摆设可以看出极为贫穷，房内充满难闻的异味，不知谁的手机还是收音机开着刺耳的音乐外放，整个房间给人以一种破落、死亡的氛围。有的床用蚊帐罩着，据阿姨说，空调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开。我进去一分钟就感觉屋内湿热的令人难受，而那些长住的人更不好受吧（或者已经习惯、麻木了？）。或许这就是香港的“笼屋”吧。也不知道我看见的那些老人，是没有身份的大陆偷渡者，还是香港本地老无所依的居民。他们几乎可称为破烂的家当全堆在一张床上，人看起来就像露宿的难民，毫无精气神。而他们居住的这栋楼外，就是繁华的旺角，银行、商场、高档餐厅、珠宝行、赌场、酒吧……星罗棋布、密密麻麻、华贵典雅、富丽堂皇。香港，与大陆一样，有着惊人的贫富差距，有着长年在底层社会挣扎、散发着垂死气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