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毒奶粉受害者郭利维权和受难的一些评论

节选自《受难、维权、再受难、荆棘新前路》--第四章

  9.“毒奶粉事件”受害者郭利维权事件

    就在我滞港期间，毒奶粉事件受害者郭利（他自己也被奶粉厂家陷害，已不止是“受害者家长而且也是受害人了）也到了香港，希望在香港起诉毒奶粉企业。郭利只和媒体进行了沟通和尝试走法律途径，他走法律途径有没有成功不知道，但至少得到了媒体报道。我找的组织机构更多，却因籍籍无名等原因一败涂地。因郭利赴港，苹果日报中国组再次报道了他维权的事情（看新闻似乎苹果中国组以前报道过或至少联络过他）。这则新闻，最能看见我自己的影子。郭利被黑心企业陷害，我遭遇的校园暴力的表现就包括现实和网上的各种侮辱诽谤；郭利孤身一人寻求翻案、因毒奶粉事件维权，我也是独自呼吁防治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郭利在监狱受到殴打且只能默默忍着不吭声、其他犯人不允许和他说话、吃已坏掉的肉、有段时间承受在被单独监禁在类似地下室牢房的孤独之苦；我因维权抗争割腕，被关进精神病房受屈辱（后面还被关在警署羁留室受罪）（当然，我受的罪明显比他轻）……

    而我和郭利最相似，也是郭利与我最痛心的是，朋友、亲属几乎都避而远之（我父亲也不支持我维权，我也是背着他做的），社会公众也没有任何协助与呼应。更糟的，如郭利所说，当他出狱后成功翻案，被宣判无罪后，打电话给朋友，“他身边的朋友全都不吱声了。“郭利说："因为（作假）这个环境大家已经习惯了，突然有人说真话，大家觉得挺不可思议的。"而我在2008-2014年面对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而抗争时、2016年受到互联网圈子里黑社会式威胁时、2016-2018年维权和呼吁过程中，以及我从香港出院返陆后的各种遭遇，如知情者的沉默、旁观者的冷眼、朋友的抛弃、面对我乞求时的拒绝与鄙夷，无不反映着这个社会的冷漠与残忍。有必要再重复一遍索尔仁尼琴的话：“一个人要能够勇敢战斗，需要感觉到背后有庇护、侧翼有支持、脚底下有大地。”可我在战斗时，谁肯庇护我？支持在哪里？脚底下则是悬空的万丈深渊。为何中国社会如此可悲？仅仅只是因为专制统治吗？国家的崩坏，有几人无辜？

    更讽刺的是，在讲述他的这些遭遇的新闻的微博评论区（大陆媒体也有报道，但相对于港媒，回避了部分内容），清一色（说99%都不夸张）都是支持他的言论，对他的维权赞不绝口，同情与怜惜铺天盖地。此外，还有一些批评他妻子、朋友冷血的评论也得到高赞。但是，这些评论者在现实中会如何对待郭利这样的人呢？我们根据日常经历，很明显可以判断出：网上这些很有正义感的网友，在现实中遇到郭利这样的受害者、遇到身边的这种不平事，几乎会和郭利的朋友一样（难道会不一样吗？），远离他，“不吱声”，至少也不会给予任何实际的支持和公开的声援；更不会去选择与受害者一道，同恶人、流氓团伙、强大的利益集团、邪恶和腐败的政府等各种恶势力作斗争。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多次，例如本文开头提及的那起网络暴力中围观者的表现就是例子，此外还有更惨的情况。所以，这就和如今的国人批判文革和红卫兵一样，只会批评他人和不相干的事，而缺乏自省，更不会在现实中自我纠错与改变。“好人都在网上，坏人都在现场”，这话没错，也是国人、世人劣根性之一。国人不仅不能知行合一，反而知行分裂，口头上都很有正义感，却在涉及自己利益和需要实际付出的时候都选择自私自利、沉默不言；甚至“知”也可以分裂，“行”更可以分裂，总是使用双重标准评判不同的事情、对待远近亲疏强弱贫富不同的人，对自己与他人更是完全两套逻辑且丝毫不觉得可耻。这就如同“四人帮”批判林彪一伙、网友评论“小悦悦事件”中路人冷血无情一样，并不把自己的恶行或冷漠包括在批判范围内，也不知道或装着不知道自己同样在作恶或纵容作恶。

    像郭利、我这样孤立而弱势的受害者，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受害者、“被精神病”和精神疾病患者等各种弱势受害者们，如何才能安全和更有力的维权呢？我在《校园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思考》中有专门论述，现摘录（并略做增补）如下：

    “第十，要有更多的社会组织和公益志愿者参与到防治校园暴力中来，校园暴力受害者及其家长也应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就像现在一些活跃的环保、教育、科研的NGO一样，对于校园暴力问题，也需要社会广泛的参与。……其实我认为不止受校园暴力孩子的家人应该组织起来，现在社会上各种杀人、强奸、致残、被打砸、受敲诈勒索等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及其亲属也应该组织起来，组成例如“暴力犯罪受害者联合会”、“经济案件受害者互助同盟”等，即使具体遭遇往往大相径庭，但是有了组织就有力量，弱者（受害者不一定都是弱者，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是）应该团结起来维护权益，这样才能和往往是政府机构及官员、地方强人、黑恶势力、企业（尤其国有企业又尤其其中的央企，例如金融、铁路、烟草、石油）、事业单位（例如医疗、教育）乃至其他有组织、有权有钱有关系后台的强势的加害者一方抗衡，不至于让法院的调解或判罚因为外力而不公、不让受害者在诉诸法律之后再受强势者欺凌、威胁、袭扰等对维权的各种阻挠。当然这也需要政府和社会上层（公民运动领袖、知名学者、媒体人、企业家、社会活动家等）的帮助，给这些人牵线搭桥，提供财力支持、信息支持、智力支持、舆论支持、法律援助，帮这些弱者构建互相沟通、声援的平台，让弱肉强食的社会稍稍能够平衡一些，不被野蛮时代的丛林法则残余过度的玷污当今时代的文明与秩序。”

    当然，想实现以上这些，有待于制度的变革和公民社会的成熟。最重要的，还是改变冷漠自私的人心，在人民中树立关心公共利益、他人利益的公民意识。此外还要强调的一点是，受难者不缺少无用的、起哄般的鼓噪，缺少的是及时、切实、有力的支援。当然，旁观者的确没有强制性义务为抗争者提供物质支持。但是，作为一个公民、作为有良心的人，当我们看到郭利这样既是“弱者”又是“勇者”的人、大写的“人”，如果我们有一些物质基础，拿出哪怕年收入的千分之一、甚至可以更少点（是的，更少，不用更多，更多当然更好，可更少但拿出来也行啊）支持一下，难道真的很难吗？而且，如果人们能够团结互助，为敢于揭露社会黑暗、勇于抗争的人提供物质、精神支持，以及舆论声援、安全保障，最终也有利于自己与家人。就以郭利为例，他在客观上不就是为所有毒奶粉受害者讨公道吗？他的抗争让相关企业有所忌惮，让更多孩子免受毒害。对这样的人，我们难道不应该感谢并且提供物质上的支持吗？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良性循环，人们才都能安全、幸福的生活。

   （关于这件事，还要补充一点的是，郭利因曾是中产、知识阶层，通过努力至少部分得到了公道，例如服刑期满后提起诉讼得到无罪判决，但加害者依旧没有受罚，其也付出了五年牢狱之灾、工作丢失，身体和精神饱受摧残，当年担任翻译工作年薪百万的生活也回不来了，只能靠俭省节约的花微薄的残疾人补贴、低保，以及母亲接济的钱款度日。而还有更多没有郭利曾经的经济条件、知识和能力的弱势群体，连他这样半翻案的条件都没有。他/她们比郭利更悲惨，但却因为弱势，受难的没有生息、动静，就“残死如草不闻声”了。不要说他们本身贫穷卑贱缺乏条件，受难后遭受一系列打击如丧亲之痛、冤屈带来的心理创伤，以及抗争中的牢狱之灾、被关精神病院之后，人也就垮了废了，根本没机会去伸冤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