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难、维权、再受难、荆棘新前路--我的曲折抗争历程》 第七章 说不尽的余言

第七章 说不尽的余言

我受难和维权过程的讲述告一段落了，但我想说的话还远远没有说完。相反，我在写作之初，就决定将一些主要问题放在结尾论述；而在写作过程中，都想过要将前面提到的问题，在文末加以补议、拓展延伸。

    （一）文字的力量与无力

     我之所以用如此篇幅来记述我的遭遇、分析各种问题，既是为了记录历史，更是希望改变现实。

    无须讳言，我写作本文，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诉求。就像我写的《一个“特殊”学生的自述》，是为了呼吁人们关注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问题。而写作本文，如开篇所说，是希望人们知道中国弱势群体的遭受的种种苦难，以及重点希望人们关注精神卫生领域存在的普遍的、丑陋的、急需改变的现实。

    例如，如孔杰荣教授的文章所说，“在中国，每天至少有上百人被精神卫生机构强制非自愿收治入院。”而中国如今正被关押在精神病院的公民，就至少有上百万人。而如前文所述，这其中相当比例的都是“被精神病”即没有精神疾病却被关进精神病院、有轻微且不需要入院的精神疾病如抑郁症、焦虑症的公民，却被强制关押。也就是说，每年至少有数十万人丧失本该有的基本自由。而且无论是应当与不当收治的这上百万人，普遍都生活在恶劣的、经常性侵犯人权的类似监狱的环境中。这些被关押在精神病院的公民失去了有人身自由公民拥有的几乎一切，受到束缚与欺凌，如行尸走肉，乃至生不如死。我们难道不需要立即去改变吗？（何况，关进精神病房的，许多都是这个残酷社会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他们不能得到补偿和开始新生活，却毁了一生，何其不公？在精神病房中被关押的，为数不少的恰是比“正常人”对社会认知更深刻、对世界感知更敏锐的，他们也比外面的人更渴望自由、更想无拘无束、更希望如外面“正常人”那样生活，实现理想与追求，起码免受侮辱。把这些心地敏感柔软的人关起来，是对他/她们多大的摧残？这些渴望自由和尊严的人，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除了精神病院的医护，世界上的所有其他人都看不到他们的绝望与挣扎。而医护则自以为在履行职责的压迫住院者，把这些追求自由却被囚的人的言语和动作，乃至忧虑愤恨的神态当成在发病，捆绑住这些有着高尚灵魂的肉体。这世界还有比这更冤抑、屈辱的吗？）

    文字不能直接改变现实，但思想是实践的先导，驱役着人们具体如何实践和行动。没有文字的记录、头脑的反思、语言的批判，就不可能发生现实层面的变革。历史总是有先声，才有改变。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人们思想的解放，才让民主政治的实现、保障人权措施的实行有了动力和基础。而如劳工、妇女领域，也都是首先有了权利意识的形成、观念的觉醒，继而促进了现实中民权运动蓬勃发展，然后实现了对劳工和妇女权利的保障。更早来看，如果没有先秦的“百家争鸣”，中国后来就还会处在蒙昧的奴隶社会；如果没有古希腊民主价值的萌芽与古罗马法治精神的勃兴，欧洲同样没有文明的变革，会继续处于早期的专制与野蛮状态。

    文字记录的意义还在于反思。人类之所以进步，就是建立在人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对于现状反思批判之上的。其他动物没有进化到人类这样的文明，就是因为它们一直停留在每天重复吃、睡、交配等动物性的行为上，以及一任自然选择，而没有主观能动性，没有反思和改变现状的能力。人则不同，人可以通过反思丑陋与落后，形成对过去的批判和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去丑塑美、抑恶扬善、除旧布新，实现文明的进步，树立人性的尊严。

    文字的意义还在于促进传播和共鸣。培根说过“思想的价值不仅在于思想本身，还在于它的传播”。文字作为记录思想的手段，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将一个人的想法、价值观、思想，传给另外一个人、一群人；将一群人共同的思想与记忆传递到一个民族、整个世界。没有文字作为载体，人们的交流就只能局限于短促的口语。有了文字，让人的经历、思想得以系统的记录、相对完整的呈现，并让更多人看到、知道，或批判，或共鸣，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桥梁，让一个个个体不再孤单、不再孤单的承受，并促成共同的反思与认同，进而推动万众合作的变革实践。

    当然，文字的作用还在于铭记历史。如索尔仁尼琴完成煌煌巨著《古拉格群岛》、巫宁坤写下震撼人心的《一滴泪》，虽然不能直接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却记录了他们所在时代的苦难，把历史真相用文字拓下。而越是缺乏正史、影像等记录的悲剧史实，个人的回忆与记述也就更为可贵。以文补史，以手写心，让被大众遗忘的苦难史得以留存，将权贵精英操纵下变得扭曲的历史记忆矫正，将残缺的历史记录补全。

   有人觉得，有许多历史记下来了但是什么都没改变，有什么意义呢？“岂容青史尽成灰”，对真相的记录、对丑恶的鞭挞，揭露黑暗发出呐喊，本身就是意义，就是价值。我们不能让过去真的“过去了”，不能让恶人抹去历史对其兽行的记忆，而是要记下来、留存着。文字是对社会存在的记忆形式，是将过去的事情保留下来的手段，是张扬人性、抒发情感的载体。对历史的记录，对悲剧的铭记，承载着对受难者的责任，也表达着对时代的忠贞。我们需要让后人知道，他们的先辈曾经生活在怎样的世界、有过何种悲惨的境遇，将为恶之徒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告慰先人，警示来者。

    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草木，就在于人有思想。而文字，是思想的载体，是文明的承重墙。文字的记录、思考，就是在祛除人性中还留有的野蛮兽性，辨识阴险狡诈、颠倒是非的两足禽兽，争得正义与尊严。（当然，文字也可以用来粉饰罪恶、避重就轻、颠倒黑白、侮辱诽谤、恐吓欺凌、洗脑毁心、掩盖兽行。从古到今，从书籍记载到目睹和亲历，我及其他许多人看到了无数利用语言和文字干犯的恶行。也正是因此，我们要秉承良善之心书写正义的文字，去对抗那些居心险恶、狡诈虚伪者写的歪曲事实、篡改真相的文字，不让作恶者逃脱历史的审判）

    但同样无须讳言的，文字也的确有无力的一面。进一步说，在当前的情况下，文字无力的一面更加凸显。

    对我在文中提及的那些欺人害人的恶棍来说，本文对他们的现实生活毫发无伤。文字记录了他们种种丑恶行径，可他们都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例如前文提及的吴奕男、董佳博这两个既得利益阶层的流氓，现在过的都挺滋润。吴奕男这个性骚扰、欺凌弱小的恶棍，好好的在德国留学，看日常信息生活的有滋有味。而被他欺凌的“许k宇”等人，却承受着他的挑衅、刺激，精神受到打击萎靡不振，生活似乎也很艰难。虽然我当时很快离开了圈子，但是这两个流氓恶棍一副“我就这么欺负你了你能怎么着”的嘴脸，还是给我心理造成不小刺激。虽然这导致他们达到了目的，但是我不会因此变得麻木、阿Q的不知痛，也不惮于说出来。如果人们连受害都吃亏都耻于讲，那社会堕落的还有一丝正义吗？至于那些被吴奕男性骚扰的女性，她们的恐惧、难受，我作为男性就不具体揣测了，想必任何一个正经女性都不可能不在乎。他们在其生活的每个圈子里，大抵都是同样恶毒的，绝不止于我在网上看到的那一点点。而他们在所处的圈子里无人敢惹，也让他们把控着话语权、输出着邪恶言行，传染和荼毒更多的人。他们好好活着，就意味着别人不能好好活着。（我所说的这两个高知流氓，在中国颇具代表性，他们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千千万万、处处都有，当然一些地方例如东北特别多）

    而我提及的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加害者，同样没有受到我文字批判的影响，即便知道我的书写，也毫不在意。他们没有受罚、没有赎罪、没有愧疚，从在浙江大学等名校到普通院校，这些参与辱骂、诽谤、袭击我的东西们都顺利完成学业，日子也过得很幸福。这对于受害者的我，本身就是极大的不公。我之所以维权、书写校园经历的自述、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种刺激的对比激出来的。可是，我维权和呼吁近两年，又写了这篇维权自述，丝毫没有撼动他们的日常生活。

    至于香港东区医院的护士卢伟杰，也没有因为我的文章受到现实法律和制度的制裁。他利用精神科护士对住院者绝对的权力肆意欺凌、虐待，按说早已触犯刑法和医院制度，但他却还继续待在精神科病房护理师的职位上，每月拿着数万港币工资，享受着医疗行业优厚的福利。我前面说过，他仅仅在我被关押的23天内就多次欺凌、虐待包括我在内的多名住院者，难道其他几月几年都对住院者很好、没有欺凌、没有对住院者尤其弱势病人发泄和虐待？其脾气秉性、行为模式会有变化？可想而知其罪恶累累。可我写文揭露，有用吗？现在看是没用的。（除了写本文，我还循正规途径进行了投诉。关于投诉的过程和回复，我会另写文章专门记述和分析）

    对我想要改变的丑恶现实，我书写这么多文字，同样是没起作用的。当然，或许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还没起作用。但未来就有作用了吗？我2016年开始，写的12万字的《一个“特殊”学生的自述》，以及9万字的《关于校园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思考》、《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还有上百封致政府机构、新闻媒体、高校、社会知名人士的各种请愿信、呼吁书、求助信，累计几十万言（如果算上其他相关信件通信，就有百万言了），可曾起到对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任何实际作用？有对现实的改变起到一点推动作用吗？建议哪怕被采纳了一条吗？

    而我这篇重点论述精神卫生和强制收治问题的维权自述，又能对于改变精神卫生体制、呼吁人们关注和改变精神病房存在的侵犯人权现象，有多少作用呢？我呕心沥血的写，字斟句酌的改，可是却没人真的参与到改变现实中去，最好的也不过是看看这文章罢了。能从开头跳着浏览到现在看见的这段话的，已经算是比较有耐心的了。再让读过本文的到现实里去，改变我说的丑恶的现实，谁肯呢？哪怕每天中国至少有上百万人在精神病房丧失自由、遭受欺凌、被恶待与虐待，无处可逃。如果能将心比心的代入，设想一下自己被关在精神病房任人摆布，什么自由都没有，就知道这些生不如死的人多么痛苦绝望了。但人们却并不将别人的痛苦视为自己的痛苦、不能将别人的绝望状态真正理解到自己的脑海。于是，我如此耐心细致的记述和分析，为这些受难者全力呐喊，却不能得到现实领域变革的回声。写了这么多字，耗得精疲力尽，却不能换来哪怕一个不应被强制收治者的自由。

    契诃夫的《第六病室》中说，“从当前的观点和时尚来看，像第六病室这样的丑恶现象大概只能在离铁道二百里的小城里出现……换了别的地方，公众和报刊早把这个小小的巴士底砸烂了。”契诃夫所说的“当前”是1892年。可是，一百多年过去了，全中国多少个这样的恶似巴士底的精神病院都还在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存在着，成为统治机器维持稳定、主流社会驯服反叛者的工具？即便香港这样的国际都市，精神卫生诊治、关押过程中也有多少丑陋？契诃夫的文字乃至罗森汉的实验，并没有让人类做出足够的纠正，精神病学和精神病房依旧担当着作为驯压边缘者、社会反叛者工具的作用。

    除了不能报仇雪恨、伸张正义，我也无法报答老师、亲人、同学。这些年来，对我好的老师有至少七八位，我却无法考上名校，以荣誉和物质报答他们。而为我操心劳神的父亲，还有虽然虐待但是帮我照顾了祖父母的姑姑，我都无力营救他们出国或者在国内过上安稳健康的晚年。还有那些虽然是少数但是给了我很大支持的同学，我现在这样子又能有什么能力感谢呢？写了这近五十万字文字，加上前面其他的共计百万字，可曾对于报答有恩之人有半点作用？

    当然，我写作之前之中之后都知道文字的局限性。首先，任何文章的传播范围都是有限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面对铺天盖地的各种文字、图片、视频，只可能挑选着其中的少数阅读。而愿意阅读书籍、长篇文章者，一下子就减掉了八到九成的人群。在剩余的这些人中，又有大多数只看非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字。再往下减，还可以不断筛除不会阅读本类文章的人群。最终，愿意看的就没多少了。当然，作者必须写的足够吸引人，才能得到愿意阅读此类文字的人关注。如果文笔不好，再多惨痛的经历，也无法呈现在文字上。而且，不同身份地位、人脉厚度广度不同，潜在阅读者数量也是天差地别。

    文字、个人的叙述，存在着有关可信性的疑问。写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有没有谎言？有无选择性描述？有没有歪曲、变造事实？人们产生这些疑问是正常的、难免的。虽然我可以发誓文中每件事每句话都是真的，但这个年头发誓有多少人信？还有，有没有歪曲事实，陈述时所带的感情是不是“带节奏”了？我竭力让自己写的客观公正，绝不歪曲事实，但也免不了感情倾向。此外，对于我这样一个被精神疾病污名化的人，还涉及到被质疑所说为“幻觉”、“妄想”的可能。可信性遭质疑，就会削弱叙述产生的力度。在这个缺乏信任的社会，我的忠直之言，经过各种削弱，还剩下多少力度和锐度？

    还有共情问题。这是最重要的。看到他人经历的许多事情、种种苦难，有的人感兴趣，有些人就不关心在意；有的人能理解、有的人不解其意。而关心和理解的，也不一定能共情，没有共情就难以感同身受，也就不知道写的文字的意义。

    经过不断筛（准确的说是写作的文字“被筛”）的过程，最终能够影响到的人数相当有限，其中得到共鸣、支持的，则更是寥寥无几。作为比白身都低、性格孤僻朋友圈极狭隘的我，写作水平又非常有限，写的东西能有几个人看呢？我呕心沥血写的这几十万言，到头来恐怕只是淹没在无数被淹没者构成的历史长河中了。淹没了、湮灭了，无人知晓或说无几个人看到，遑论改变现实了。

    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传媒与印刷业飞速发展，人们越来越多的阅读了他人的经历、呼喊。这比相对互相隔绝、只有口口相传的古代好了许多。可是，仅仅只是“看到”，由看到到共情、由共情到以行动去帮助他人、去改变社会，中间还有着深深的障碍。

    最根本的，就是文字的表达是有限的。再好的文笔，都无法将最直接的、大脑皮层和神经元中直接直观直触的感受原原本本用文字析出，“以手写心”永远是比喻而不是事实。人在回忆和思考中的悸动，肉体和魂灵生发出的喜怒哀乐悲思恐，都不能“拷贝”到文字里；其他所有人即便再认真阅读、每个字都读到，也无法真正体验到作者这具肉体的七情六欲，不能真正明白他人的大脑都思索了哪些、思索的过程和那看不见摸不着的逻辑与直觉，更不能体会他者精神与躯体上的各种变动、反应。再强烈的同情心同理心，都无法真实的代入到他人那深不见底的人心、深不可测的大脑中的思想世界，不能真验到他人驱动着思想运转和产生应激反应的躯体。何况，人的大脑、思维是高速运转的，一分钟就能想到、联想到、意识到、分析到几百几千字都表达不了的大量信息与思想，大脑意识中的跌宕起伏，不知比文字中的起承转合，迅速了、复杂了几千倍，那大脑皮层与神经及躯体感知的亿万变幻，除了当事人自己，其他人都无法真实确切的感触到和明晰真情。只要人与人的头脑和神经在物理上不联通，就永远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别人的思、感、痉挛、应激，都只有其自身一人有确切感知。

    当然，每个独立躯体下独立意识的不互通，是完全没办法解决的。而推己及人基础上的同情心、同理心，在浅层的互相交流、理解、共情，人们还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如今的时代，后者也没有多少人能做到。

    （二）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共同记忆；自己对自身共情的局限

    从《一个“特殊”学生的自述》到本文，我记述的遭遇校园暴力、网络暴力的经历，以及本文中重点叙述和分析的精神卫生、强制收治问题，都是我作为一个相对边缘者所经受的。换句话说，我的记述只是代表了这个社会一部分人的遭遇，而不是全民的共同记忆。我和有类似经历者对这些伤害刻骨铭心，可多数人并不能充分理解，更难以共情。校园暴力、网络暴力、“精神病”强制收治，受害者绝对数虽众多，但相对比例有限，且是在话语权的弱肉强食中相对失声者。自然，我的孤鸣很难收获足够多的回响，也难以引起社会广泛的共鸣。而这在最根本上，是由于边缘人群与主流群体利益诉求上的差异、分歧，乃至对立。

    这与劳工、女权、LGBT群体、残疾人、部分少数族裔在社会中的处境、在抗争中的孤独很类似。人们都希望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追求法治与民主等普遍人权，以及面对疫情和地震等天灾，即便有利益分歧，但仍旧能产生广泛的共鸣、在大方向上达成共识，因为这理论上涉及到所有人的共同利益，会触及到全体公民的神经。而对于全民都已经历或可能面临的艰难、更具代表性身份者的遭遇，例如战争与动乱，很容易引发广泛的反响，其文字也会成为一国国民的共同记忆被广泛铭记。

   但到了涉及特定群体权利而非所有人共同面临的问题时，人们就会有另外的反应了。劳工权利只直接利于劳工，工人累死累活工资微薄、工伤事故的折磨、被老板和上司欺压……绝大多数非劳工就无感，权贵和资本家甚至处于对立的利益相关角色，劳工越受剥削，资本家反而获利更多。女权问题也一样，妇女面临的性暴力、家庭暴力、招录歧视、家庭照护负担与事业的舍弃……涉及的是女性而非全体民众的权利，实现女权还需要削弱男性的相对优势，因此男性不仅缺乏与女性的共情，还有众多男性条件反射般的反对女权。而LGBT群体在校园和生活中遭受歧视和欺凌的痛苦，也只有LGBT者们自己最有体会，其他人是难以感同身受的。残疾人生活中的种种不便，遭遇的就业歧视、就学障碍、结婚困难……也是残疾人自己才能深切体会到。而他/她们的维权，至少直接层面仅仅是为推动他/她们作为特定人群的利益，而不是全体公民的利益。因此，他/她们这些身为劳工/女性/LGBT/残疾人的呼喊和诉求，并不能得到社会主流/其他各群体成员的共鸣和支持。

    因此，劳工受剥削、女性被压迫、LGBT群体遭歧视、残疾人被边缘化……很大程度只是这些受害者的个体记忆、这些群体内部的集体记忆，而不是所有人的共同记忆、不是全民的集体记忆。只有这些身为劳工、女性、LGBT、残疾人、部分少数族裔受难者亲身尝过痛苦，其他非为这些身份的人、“主流”群体，不愿、不去、不能共同拥有这些记忆，体会不到那些只有特定人群才能感到的伤痛之苦。即便是同样遭受苦难的人们，也很难体会到其他因不同因素遭受的痛苦。甚至，与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对立的群体，那些“侮辱与损害者”们，为了保守其既得利益，为了避免被法律制裁，还会千方百计去压制、阻挠、诋毁、破坏这些特定身份群体的呐喊与抗争。

    同理，校园暴力、网络暴力中，大多数人是旁观者、起哄者，次之是加害者、恶意参与者，最势单力孤的是受害者。而前两类群体的人，很难理解受害者的痛苦，甚至即便知道受害者的痛苦，他们不是同情而是鄙夷。加害者和旁观者在校园暴力/网络暴力中，几乎合谋式的对受害者造成了伤害，他们从感情到利益计算上，又有多大比例的人肯认下自己所犯过的错误，承认、道歉、补偿、赎罪呢？在当今中国，给他人造成伤害的人，往往不是感同身受的愧疚，反而幸灾乐祸的满足。难道不是这样吗？当然，我相信会有有良心的曾经的加害者和旁观者反思、后悔自己曾经在校园暴力/网络暴力中的表现（作为受害者、加害者、旁观者三个身份于一体的我，就对自身伤害无辜的行为深感后悔），但那是少数人。我所写的受难与抗争之文，对多数人来说，排斥鄙夷、冷漠无感、难以理解、嗤嗤窃笑，才是最典型的几种反应吧。

    关于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伤害，我已在《自述》等文章中细述过了，也有许多受害者在电视、互联网等平台上讲述过。可是没有遭受过校园暴力的人，看到这些还是不当回事，认为是“小孩子的事”。中学阶段是校园暴力最高发的时期，也是一个人关键的成长期，尤其在中国还涉及到几乎决定了一生命运的高考。我就是被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毁掉了前途命运，正是那些伤害和连带影响，让我和家庭陷入贫病交加之中。可是，旁人普遍很不理解我的维权举动，也不知道我被“逼上梁山”过程多么痛苦。而对于校园暴力的加害者尤其长期以欺凌他人为乐者来说，我的行为简直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当然也不见得看得那么重，不是因为他们同情我，而是根本没把我的反抗当回事，不认为可能实现什么实际的目标，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实际损伤。但无论如何，他们是绝不会支持而是会坚决反对甚至阻挠我的抗争的。

    而我被关押进香港的精神病房、遭受“精神病”污名的痛苦，因为经受者比例相对更低、处境更边缘化，就更缺乏共情者了。丧失自由的滋味，可真的不好受。从起床到睡觉，从吃饭到洗澡，一切都由他人掌管，如活木偶任人摆布，即便想法和价值观这些头脑里的东西都被医护强逼改变，从身体到思想完全臣服于管理者，不敢也没有条件进行任何反抗。这比只束肉体不改思想的监狱更加折磨人。对于不愿意屈服于制度、强力压迫，自尊心强的我，当然是加倍的伤害。那种屈辱只有真的珍视自由和尊严，又被关押到过监狱或精神病院的，才能真的有所体会。当然，我在香港只被关了23天还算好的，那些在大陆精神病院关了许多年的，终身丧失自由的绝望、被长期凌虐的苦痛，则永远的含冤、沉冤了。就在这些精神病院几十公里、几公里外的“正常人”的世界，人们并不知晓这一切，眼不见心不痛。高墙外的欢声笑语与铁笼内的绝望行尸，同在一片天地，却如衣冠楚楚的人与猪圈里肮脏的猪只，哪里有共情？这个比喻夸张吗？我看到的案例，多少精神病院的医护都是把人当成畜生对待。仅本文中我也列举过多个案例和详情，是当事人或其亲属的有力控诉。

    然而即便有这么多人说出精神病院的可怕、强制收治带来的伤害，而且这些案例足以反映精神病院存在普遍的（而非个别的、偶发的）人权侵犯，但社会主流群体，以至于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还是无动于衷，不去改变。当看到偶尔发生的疑似精神病人伤人杀人的治安案件，大家作为潜在的可能受害对象，就纷纷跳出来要求对所有精神病人乃至疑似病人强制收治、终身关在精神病院，并不考虑这种“宁可错关三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方式，毁了多少条生命？让多少人遭受折磨？在猪圈般的精神病房关押一辈子，比直接杀了、枪毙了都更为痛苦。判处有期徒刑还有出头之日，关在精神病房则是终身被囚。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写道：“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全都与疾病画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借疾病之名，这种恐惧被移植到其他事物上。”精神疾病或者疑似精神疾病式的言行，由于是典型的非器质型的、看不见摸不着根源的，是相对异质群体的表征，很容易引起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恐慌，继而导致排挤、迫害。就像孔飞力先生在《叫魂》中所描述的，当社会矛盾激化、统治出现危机，人们就会将怀疑、恐惧、愤怒转嫁到社会边缘群体身上，并对后者进行诬陷、诽谤、欺凌甚至杀戮。而思想、言语、行为与主流群体相异的人，很容易被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堂而皇之的加以拘禁和虐待。

    精神卫生尤其强制收治制度，很大程度上就是主流社会对边缘人群进行驯压以维持秩序的工具，只是在现代社会披上了“人道主义”的外衣。如果真的人道，难道不能给不伤害他人的精神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提供居所、衣食，让他们在自由的条件下生存（例如现在欧美对流浪者的宽容和救助）？为什么非要用纳税人的巨款（绝对比救助流浪者开支多的多）将他们送进残酷如监狱的囚所，直接“眼不见为净”的隔绝了事？对于骚扰、威胁、伤害到无辜者的精神病人或者疑似精神病人，难道不能按照法律有节制的惩罚和警戒？为什么要囚禁多年甚至终身？主流社会不去探究弱势者患上精神疾病的原因、外因，不去惩罚致使他/她们精神受创的加害者，而是逼迫这些已经受害的群体改变对痛苦的认知。对于饱受凌虐，身心痛苦无法也不应该排解的（为什么要让受害者改变对受害的感知？），难道不可以对其安乐死？对精神的强制“矫正”，比监狱中的肉体惩罚，更具侵入性，且对象多数是无辜的。为了维护大多数人认可的秩序（哪怕这秩序不对），为了保障多数人的安宁，就要对“离经叛道”者囚其身、毁其魂、改其心，何等残酷。

    当然，我并不是说要完全取消强制收治，但应该严格规范收治程序、将过于主观和模糊的诊断与收治清晰化规范化谨慎化、“疑病从无（尤其在涉及是否强制收治时）”、全面限缩收治的精神疾病类型、每月对住院者复诊无病或病情已不需住院则无条件释放出院、效仿司法领域的律师设立为住院者辩护的精神医学律师制度、以半开放病房为主完全封闭病房为辅、个人治愈自行出院不须家属同意、伤害他人的精神病人循正规法律途径处罚、改变精神病房管理制度、改善精神病院物质条件、加强外部的监督、设立独立于医护的人权巡查员接受投诉举报、开放媒体和公民组织及已出院者探查病房等，彻底改革精神卫生体制和强制收治制度，大幅减少强制收治的人数，建立有实效的对精神卫生领域尤其精神病院的监督系统，将精神卫生尤其强制收治的所有层面及细节纳入法治轨道，保障所有精神病人和疑似精神病人的人权，保障每个公民免于被不合情理法的强制收治。

    当人被逐出现行秩序和共同价值认同之外，就成了主流群体任意拘禁、惩罚、“矫正”的对象，主流群体对他/她们丧失自由与尊严、遭遇摆布与侵凌，大多无动于衷、视而不见，还有的甚至幸灾乐祸、弹冠相庆。因此，对于精神卫生尤其强制收治制度的受害者，主流社会不仅没有共鸣，还乐于让这些受害者长期、永久的被囚禁在铁窗、捆绑在床上，被摆布、被电击、被捉弄、被束缚。把这些受主流人群尤其恶人侮辱与损害而扭曲了的弱者，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当成报废了的零件般，扔进如垃圾车的精神病院，捂在肮脏的、以暴力压制来实现运转的病房，恐吓、封闭、灭声、压碎，掩盖、掩埋他/她们遭受创害的真相，最终将一个个悲惨的个人史扣进一个个骨灰盒，造就外面丑陋世界的和谐。从肉体的囚禁到精神上的污名，把世人共同害苦的“谬种”整死，就可以放心的“祝福”了。

    鲁迅先生说，“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隔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的确如此，人类之间的难以达成情感的共鸣，尤其不同的群体间更是有着山高海深的隔阂。不相通的情感，造就了冷漠、对立、损人利己。为了自己生存的愉悦和利益，不惜把别人送进万劫不复的深渊，还要遮掩自己的丑事，抹掉事实真相令其沉冤而亡、死不瞑目。

    更加讽刺的是，我自己现在能不能与受难时的自己共情呢？能不能把当年受难的情节全部回忆清晰、完整的呈现在文字上呢？也不能，或者至少不完全能。人是擅于遗忘的，不仅会遗忘经历的事件，更会有意回避或因时间推移而淡化当时的心灵和躯体感受、无法完全代入受辱、受难、绝望时的身心状态。

    “好了伤疤忘了疼”，是这么回事。我在校园暴力中被一群流氓学生尾随、用粉笔和书籍砸的痛苦，每天精神高度紧张的、唯恐被袭击骚扰的恐慌，当年真真切切，如今回忆则不那么真切了。网络暴力后，我被几乎整个班孤立，每天硬挺着闲言碎语在课堂上，那身上像过电一样的痛苦，我现在也只有偶尔还能体会到当年的几分之一。在高考前夕，因为担心自己当年站桌子上吐痰、被当成疯子辱骂、被班里许多学生家长投诉到老师那逼我离开……等等经历在大学被揭出，不敢考好成绩，又担心考不好没有前途，两种伤害必选其一，就像是被刀子捅还是被枪击一样必须选一样，绝望到极点。可现在我无法将那种高度绝望用文字准确和清楚的表达出来。现在的我难以代入当年我的心灵、大脑、肢体的感受中去。我在高考失败后无路可走，每当想到前途就逃避现实的心理动作，也无法搬给大家看原貌。经历这么多痛苦，我时常痉挛一般的反应，也是只有发生的那段时间才体会的淋漓尽致，别的时候则不能自我感同身受。我在写作时候努力回忆、试图代入当时的我，却并不怎么成功。不能对过去的自己感同身受，文字就无骨无魂。

    还有，我在香港被关在精神病房的23天，还有被关进羁留室那一夜，没有自由、被束缚的紧张焦虑，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没得选择的极度压抑，都很难在现在还原感受，更难将这些痛苦感受还原式的写到文章中去。我虽然尽力用文字描绘，可文字终究代替不了现实体验。

    后来我从香港回大陆，饱尝世态炎凉，每天晕晕乎乎头昏脑涨，有时焦虑的根本难以思考如行尸走肉，因为困、累和炎热，整个人就像在蒸笼里麻醉着加热闷熟。还有求助过程中的低三下四、不知廉耻和界限的心态，以及惶恐无助的惊悸……这些现在也难以还原，只是知道那些极为痛苦，却已无经历时那般真切，没了当时的绝望感、改变现实的急迫感。到了如今，甚至生出更多麻木、惰性和满足感、逃避之心。这很可悲。

    人对于痛苦的记忆，有着下意识的逃避和遗忘倾向。因为过多的思考那些屈辱和悲惨，会压的自己喘不过气，甚至无法工作生活。这是人趋利避害的本能，自有其合理之处。但这同时也让人变成阿Q般自欺欺人、自轻自贱。没有耻感就是最大的无耻。自己忘记或者假装忘记，并不代表没有发生，相反，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旁观者知。对尊严被践踏有感知会痛不欲生，但没有感知则是彻底丧失了尊严，不配为人。

    我在尽全力与遗忘、逃避作斗争，与主观上对痛苦不由自主的逃避、客观上因时间推移逐步淡忘痛感的过程斗争。不仅要抵抗生理上的遗忘，还要抵御心理上的遗忘，不能忘记耻辱、疼痛、卑贱、恐惧、无助等一切在受难中的心灵感受。我不想遗忘，我不想放弃对于过去受难、绝望过程的身心记忆，我希望自己随时都能明白曾经有多么痛苦与绝望，随时能够对他人的痛苦与绝望感同身受。因为只有对曾经的自己经历、他人遭遇保持共情，才能明白现实多么残酷、改变多么必要和急迫。

    我写的这段话、这篇文章，同样是绝大多数人不能共情的。我个人的经历，我自己刻骨铭心，别人最多当成故事看。我写的椎心泣血，别人只是当成一摞啰啰嗦嗦的文字，很快抛诸脑后了。（当然，我个人能力也有限，很难将想表达的东西生灵活现的表达出来，看到本文感到干涩、啰嗦，也在情理之中）

   （三）个人命运背后的国家与时代

    人类缺乏共情能力，但现实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没有谁的人生命运不与体制、社会、时代相关，每个个体也都与国运和民族整体兴衰紧密相连（虽然不一定是正相关）。

    我在《自述》和本文中都不断的提及，我受苦受难的命运，和社会环境、体制机制、时代现状，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我是一个孤独、孤立、孤僻的人，但自己的遭遇却从不能剥离社会与时代。经受的越多，我对自己与家国命运、社会结构、历史进程的关系，感受的越强烈。即便我与社会疏离时，这种疏离本身及造成的连带影响和伤害，也是在证实、提醒着我无法脱离社会现状。因此，我思考自身经历与出路时，也必须思索这个社会在结构上与本质上的丑恶，抚摸当今时代的伤痕，并提供变革的思想处方，用实践的手术刀推进国家的改造与民族的振兴。

    如果中国是真的法治社会，我遭遇的校园暴力、网络暴力，都会得到有效解决。甚至说，法纪严明之下，那些试图犯罪者本身就会慑于法律的存在和执行力，一开始就不敢作恶。作为潜在受害者的弱者，也就有了勇敢生活下去的底气。没有法治的情况下，有罪不罚、选择性执法，即便不直接落到具体人的头上，这样的社会环境也会使得恶人有恃无恐、肆无忌惮，而弱者则无助无援、任人宰割。我不断通过正规途径试图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可是换来的是敷衍、嘲讽、羞辱，以及伤害的继续、报复的到来。再往上申诉、抗争，就被维稳体制的铁板死死的阻住。

    而中国社会保障这种“梯子”和“安全网”的缺失，则让我在遭遇不幸后没有托底的庇护，最终连基本活命都顾不了，更是丧尽尊严、屡遭羞辱。没有钱，没有基本的吃住，逃避都不可能，更不用说面临社会矛盾时的弱势。有钱不一定有在这残酷社会生活下来的底气，但没钱一定没有底气。没有权力、金钱、人脉这些资源的弱势者们，地位自然低下，在丛林社会要么任他人盘剥折磨而苟活，要么要摒弃良知不择手段的爬。甚至，即便不想向上爬，就算只想维持日常的卑琐生活，也会有种种不幸、压力、损害，逼得这些沉于下层的人不得安宁、生不如死。人在这样的社会挣扎，为避免发疯、接受现实，就必须不断降低自己的底线，从物质需求到人格尊严，都要一点点削减，让原本应享有的基本人权不断打折扣，最后没了人权，也丧失了好好生活的意志、兴趣、自主性，只有忍耐、麻木，以及牲畜化的应激性。

    当人们出卖自己和家人的人权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连反抗的念头都一并缴械。每天为挣钱消耗的精力、被社会种种不平打磨肮脏凹凸的灵魂、被欺凌和折磨损害了的精神，都把弱者的脑筋浆糊化，判断力、意志力、组织语言和筹划行动反抗的能力，都被捣毁、清干。这时剩下的，只有逆来顺受乃至主动的逢迎以求善待，对有权有势的人谄媚讨好，变成十足的贱骨头。这时驱动人活下去、做事的，只剩下作为人应激的反应以及外部的命令式、有暴力作后盾的支使。这时的弱者，不能或不敢再去想尊严、自由、独立这些概念，既是因为知道思索无用徒受刺激，也是因为已经自我麻醉和自我洗脑的对奴役心安理得。只有将苦难、不公、压迫合理化，人才不会精神崩溃，才能自我安慰、浑浑噩噩的活着。

    而对于无法接受压迫合理性、不能忍受不公正对待的，就会出现精神问题，或者至少有一些在“正常人（也就是那些从众、既得利益而心情舒畅者、受压迫但逆来顺受者）”眼里“异常”的言行举止。当这些受不了不公不义的人精神因刺激和压力诱发出激烈行为，此前对这些受害者不闻不问的国家机器、社会体制，就将包括强制收治、关押判刑等手段用了出来。不仅大陆，香港也是如此。国家机器在弱势民众受害时不积极提供保护、社会制度没有给予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生活保障与经济补偿、话语权赋予，但却在镇压弱者反弹（哪怕只是自杀、弹给自己）时纷纷粉墨登场，将绝望呐喊的喉咙扼住，再扣上一顶“精神病”的帽子污名化，然后其控诉也就成为“被迫害妄想”。“精神病患者”的呓语、被贬为粪土的呼喊，自然引不起他人的关心，更不会有反响，弱者对加害者、对制度、对社会的控诉，里边多少冤抑，也就被化于空气中了。

    至于弱者为何不平心静气的讲出自己受害的经历？为什么不条分缕析的辩清是非？为什么不通过“正规渠道”温和理性的表达诉求？

    为生活精疲力尽、因百事焦头烂额的弱势群体、被压迫者，是不可能有能力去思考造成这一切的社会原因、制度原因。他/她们的反思能力、逻辑推理、全局观念……一切略需静下心、在不受身心打击情况下理性思考才能得出的思想物，他们都不可能拥有（除非脱离了那环境，有了起码的衣食和安宁）。连活着都难，何况思考呢。他们即便能说出个大概，也缺乏平台和声量，更没有能力讲好自己的故事，讲述的枯燥琐碎让人没耐心听下去，甚至基本的事实都讲不清、没个条理。

    因此，即便偶尔有弱者试图对不公呐喊、批判社会，没条件进行日常知识储备、完全无能力构建思想体系、没有时间精力参与舆论战的他/她们，也会被如今有知识、有闲时、懂言论技巧的强者打的屁滚尿流。如今的既得利益者，是千方百计去破坏抗争的，根本不给受难者以沉静思考、理性讲述的环境。在强者掌控的舆论、编织的话术、集体的语言暴力、毫不留情的羞辱面前，弱者发声只会在既有失去的基础上再丢失更多尊严、受到新的打击。在没有同情心的世界，向制造伤害者主导的舆论圈子诉苦，得到的自然也必然是无情的摧残，摧毁仅有的好不容易鼓起的那点勇气、击垮那残存的意志。抗争是无望和痛苦的、压力巨大的。逆来顺受、顺服强者，甚至自轻自贱，反而轻松许多，在难受中有了几丝好受。

    当自己都没有尊严，自信和勇气被现实的高压和众人的残忍摧毁殆尽时，就更不能形成对于他人的共情、同情，更没有对社会的爱。人与人、人与社会是双向互动的，当对面是冰冷的，另一方不可能一直一头热着。在虚伪残酷的人际关系中，各方都变得利己、损人，时刻考虑的只是利益而没有是非。而且互害型残酷社会中的生存者，即便有某种“共情”即理解他人受难时的痛苦，不是心生怜悯而是幸灾乐祸，甚至故意戳别人软肋。

    伤害也是容易传导的。当弱者饱尝来自强者的剥削、侵凌、欺骗、暴力，就会将这些通过各种途径传导给更弱者以及整个社会。没有伸张正义的渠道，独自承受感到满腹委屈，转移伤害也就心安理得。面对强者高高在上的权力、砸两打就能弄死自己的钱财、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网络和背景，作为人天然的欺软怕硬本质就会被触发，选择去“小鱼吃虾米”。家庭暴力、校园暴力、职场暴力中种种隐形但清晰的欺凌链条，对人和动物的虐待，都是伤害转移、“踢猫效应”的表现。当自己受屈遭罪无法伸张正义，也会让人丧失对他人的同情心，恨人有笑人无，别人痛苦自己感到变态又常见的快乐。当然，这些伤害与虐待多存在于隐蔽处，并不显露在这世界的表层，但实实在在的影响着每个受害者、加害者、旁观者，刻蚀于身心。

    长此以往，对他人苦难无动于衷的冷漠、待人待事双重标准的自私、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虚伪、言语横蛮行为狠毒的暴力……这些意味着人心败坏、社会溃烂的思想和言行，就会像瘟疫一般迅速交叉传染，从校园到写字楼，从施工队到党政班子，到处都感染着、污染着。这个民族的灵魂，每个民族成员的精神，如同得了艾滋般溃烂。

    这样的民族组成的国家，又哪里有向心力、团结性呢？民族主义的鼓噪只有既得利益者在非行动领域热切追捧，平民大众则更只是在形式上应声。没有人权的保障，没有自由和平等，精英实际上顾着自己一亩三分地、老百姓空洞的喊口号，离心离德下又有谁真的有心捍卫国家？民族主义幕布背后，只有算计、生意、利益交换，以及尖锐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权贵极力压榨百姓，既得利益者居高临下践踏弱者尊严，各种二代花天酒地，底层衣食住行捉襟见肘。整个社会是没有是非的，缺乏良知的，糜烂化酱缸化的。

    从香港到台湾，对这丧尽天良的社会怎能不离心？正经的国家利益不维护，却很擅长借民族主义转移国内矛盾、阻止国人利用海外平台发声（难道不正是因为国内无法发声，所以只好才在国外发声吗？），对于国外为中国不公仗义执言的人士更是极尽污蔑；不懂不愿甚至故意不去分辨哪些外国人是为中国好、哪些是真的反华的敌人，该合作的不合作、该反抗的不反抗。日本右翼和西方反华派，面对这虚弱、肮脏、欺软怕硬、对内奴役人民、对外不分好歹的国家，“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政权，自然会放心大胆从中共政权那里讹诈中国利益，因为他们深知中共的软肋和为统治不惜出卖一切的秉性。如此糜烂的国家，国际社会又怎么会尊重？

    当然，最重要还是国内人心的毁坏。当人民见到了太多肮脏、无耻，被不断的欺骗、愚弄，对于来自外敌的伤害也不会生发出真心实意的愤慨，只会顺着统治者舆论引导的方向喷吐无知的怒火。这怒火如义和团的“扶清灭洋”般没有理智根底的民族狂热，如红袖章们的“反帝反修”般实际枪口对内的专制与暴民结合，除了荼毒自己国家、被统治者用来镇压国内追求改革进步的力量，何尝有益于国？

     一方面，每个个体的人生都刻着国家或民族在一个时代的烙印，都被裹挟在时代的“主旋律”中，无论是反抗还是顺从，浑身都沾着时代的气息、牵连着家国的命运；另一方面，每个个体组成了国家、民族，也共同决定了一个时代的黑与白、是与非。在任何一个时代中，都有英雄、有败类，有唯利是图的奸佞，有为民请命的先驱，有阿附权贵的走狗，有风骨傲然的国士，有随波逐流的帮凶喽啰，有愿意把枪口抬高一寸的卒吏市井。

    “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这是我们在这时代最起码可以做到的。但如今却是蛆虫满地在爬、狡诈阴恶之徒无处不在。虽然校园中暴力严重，但相对于包括互联网世界在内更大的社会，已经纯洁许多了。当我走入社会，才知道比校园更为残酷的事情、阴险的活物比比皆是。这个祖国是伟大的，它有着千千万万辛勤工作的劳苦大众；这个祖国也是丑陋的，它被吸食人民血汗的权贵把持，还有数以亿计满口谎言、狐假虎威、狡诈顽劣的既得利益者在扭动着罪恶的躯体，欺凌着弱者、粉饰着太平。

    （四）假如我跻身既得利益者行列，而非成为沦落人

    我一直在思考，如果自己在2014年咬牙挺过校园冷暴力如各种诽谤和孤立，成功考入如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院校，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圈子里，我如今的心境、价值观、行为又会如何？这是一个很复杂而巨大的问题。因为那意味着我的人生完全不同，连带的心境、遭遇自然与如今大相径庭。我主要想探讨的是，那时的我还会对底层有现在这种强烈的同情吗？有强烈改变现实的欲望吗？没有现在有过的底层经历，我还能对因各种原因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国人如此感同身受吗？尤其，如果我没有被关进精神病房，我还能像现在这样深切体会到被囚禁的精神病人和“被精神病”者的痛苦吗？当然，诸如我陪护父亲过程中体会的艰辛、四处求助碰壁的绝望、遭人鄙视和欺凌的屈辱，这些也都无法直观感受得到了。对于这些“不是自己的事”、“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还能像如今亲历过这样感受、记忆、书写吗？

    就像索尔仁尼琴，如果他没有被关进劳改营，只是以一个旁观者角度描写古拉格，还会那么的深刻、细致吗？还能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吗？鲁迅、托尔斯泰、契诃夫，的确做到了以旁观者角度叙述他人的苦难。可是，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终究是有极大区别的。只有自身亲历，对于伤害的一分一毫才能明明白白明白，对于失去自由的究竟如何苦楚，才有从肉体到思想的直观感受。

    如果我成为名校的高材生，有了非常体面和收入优厚的工作，会变成我现在极为厌恶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吗？我多年前一直对中产阶级抱有相当高的期待，因为他们有知识、有素质、有能力。我那时这样认为，一方面是因为那时我并不很了解中国中产阶级真实的思想和行为（现在才有所了解，尤其通过精英聚集地知乎），或者说当时中国精英阶层的价值观并不像现在如此的朽烂恶心；另一方面，是不是也有把自己代入到那样群体的原因呢？虽然我当时也不是什么真正的中产阶级，但是心里想的就是必然会上211、985院校，以知识分子自居，对知识者、精英有一种过高的估计和赞誉，而对于粗鄙的民众经常有着很强的鄙夷（虽然也只是痛恨如乡村恶势力、底层暴民如《盲山》中的众村民那种，当然也对各种“闹事”中的“野蛮”行为很反感，如什邡、启东事件，但毫无疑问是有一种从整体上将下层民众视为“暴民”的看法的）。那时的我，虽然也追求民主自由，但同时也崇尚精英治国和强调秩序的重要。我那时还认为受过名校教育的高知阶层非常有理想和素质，是最适宜相处和交际的群体。我当时甚至觉得，中国的未来在于中产阶级。

   而如今我的观点发生了巨大转变，没有180度也有90度。当我自己真的过上了底层生活，才明白平民、贫民、草民的艰辛与无奈，才知道“低端人口”的种种粗野、不雅、低俗乃至违法犯罪，有多少都是被逼的、是不得已，根源在于权贵的巧取豪夺，也在于中产精英利用不公的规则和制度不断侵犯，还在于权贵和中产的合谋与分赃。它们共同造成了底层为争夺残羹剩饭而吃相难看的相互倾轧，精神上浑浑噩噩、物质上捉襟见肘，以及附带的知识短缺、思想贫乏、话语权丧失。相对于工人和农民遭遇的盘剥、生活的艰辛，那点“不雅观”算得了什么？衣冠楚楚、彬彬有礼的精致利己分子、权贵高层，才是外表文明的衣冠禽兽。（我在高考前崩溃放弃，也有一种觉得自己此前犯各种错误而觉得“不配”考上名校的心理因素在作祟（虽然同时我也非常渴望考上，是一种矛盾心态），现在看他们绝大多数都不如我的品德，并不是我品德多么高尚，而是这些名校学生品德太低下了。）

    阶级之间的感情是很难互通的。即便是有同情心同理心的中产阶级，也免不了对底层的优越感和自负，更何况那些心性恶毒、品德败坏的东西们。我算是少数一直有知识和正义感的，早就立志改变现实实现社会公平的，都曾难以与贫民大众共情，那些坏东西和冷漠者就更不用说了。假如我没有走到这几年的悲惨境地，当年过着还不错生活、憧憬进入211、985院校时我的价值观和心态，恐怕不会有多少改变。即便看到了身边各种精致利己分子的冷漠虚伪，也还带着“精英拯救中国”的念头以及对劳动人民各种卑琐的暗暗鄙夷。当我真正“被社会暴打”、真正的阶级沉沦之后，我才实打实的（而非那种泛泛同情式的）知道“民生疾苦”是什么、看起来不雅观不文明的人民有多么不容易、人们究竟有哪些痛苦、怎样痛苦着，以及意识到改变的急迫性、知道了改变什么。尤其是我在精神病房被关押的经历，让我真实的感到“自由”二字的分量多么重，在失去后才明白自由的价值贵于珍珠金银，也真的明白了丧失自由的人是会怎样的痛苦或麻木。（之所以强调“真的”，是因为亲历之前，这些只是通过耳闻目睹的他人之事，并不能感同身受，只有作为局外人的理解）

    尤其涉及精神病院、强制收治的问题，我的观点也有明显变化。小时候，我姑姑因受刺激精神异常后，经常发疯打人，我就特别希望把她关进封闭式的精神病房；后来遭遇校园暴力，我还主张把有精神问题的校园暴力加害者也关进精神病房里一辈子。我那时是很赞同用关进精神病院的方式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没考虑过精神病房侵犯自由与人权的问题。或者说，我当时是不在乎其他人被关起来受多少罪的。可是当我亲身被关过23天，又大量查阅中外关于精神病院侵犯人权的案例，才深深明白精神卫生体制尤其强制收治制度的恶劣、精神病房内的恐怖。虽然我此前也只是主张把加害者而非受害者关进精神病院，但毫无疑问是倾向于加强强制收治的惩罚范围和力度的，对精神病院里侵犯人权只有模糊的认识和作为局外人的一般性担忧。例如我在大陆上访时，也担心自己被关进精神病院，还写在举报信中，并且是驱使我离开大陆到香港维权的原因之一。讽刺的是，在大陆没被关，我去了香港却被关进精神病院了。

   而当我被玛丽医院的护士宣布要把我关进精神病房的那一刻，我才真的对精神病房、强制收治产生了身心上真正的恐惧；当我被关了23天，我才深刻明白了失去自由、任人摆布是什么滋味，才知道监狱式环境无形的给人以屈服的压力有多大。如果我没被关，这一切体会都没有，我对于精神病院强制收治社会上各种人还是持相对赞同的态度，更不会像现在这样耗费巨大精力研究精神卫生制度及关注精神病房内的人权侵犯。

    除了精神病院，我也对于监狱的残酷有了间接的认识。精神病房和监狱是很类似的，当然监狱会更糟一些。我当然知道监狱里关押的是犯罪的犯人，和精神病院里大多数是未违法犯罪者不同。但其实罪犯违法犯罪往往也是有许多原因，罪犯也是形形色色的。如果弱肉强食、残酷暴力下笼罩的监狱，又如何教化的了人？况且本身过于残酷、充满不公，就是错的，就是罪恶的，哪怕这是惩罚犯罪中的不得已和必然。我感到，监狱的问题也是要改变的，或者至少要有改善和变动的，不能像现在这样。

   上层人士、主流群体，思想里多少都有“牺牲少数、成就/保护多数”、“做事总有代价”、“冤假错案和意外的概率总是存在”等想法，对社会残酷竞争和高速发展下一些人的被牺牲轻描淡写，或者只有一种局外人的浅薄同情。而真的自己成为那“牺牲品”、“代价”、“概率”后，才能明白这些代价和牺牲多么沉重、惨痛，甚至许多是比死亡更难承受、长期生不如死受折磨的。我不是上层，也从小都不是“主流”，但在吃了这么多苦头，尤其高考失败和被关进精神病房之前，同样有这些“上层”和“主流”的看法。直到这几年遭遇大难尤其栽了这两个巨型跟头，我由相对于这些受难者的“他者”变成了同病相怜者，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员。

   这样说来，难道我的受难、沦落，反而是一种幸运吗？不，绝不是。首先，受难就是受难，它是痛苦的历程，是失去权利、自由和尊严的，“苦难即是财富”纯属胡扯八道。如果让我有选择，我绝不会选择经历这一切伤害。

    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受难者、沉沦者，都丧失了得到或重返幸福生活的能力。即便像我这样略有幸运的逃离绝境者，前途也依然未卜，更何况那99%以上已经或将要终身沉沦于下层、受尽剥削压榨和被欺凌的人了。既然没有“翻身”，苦难更不能成为什么财富、经验教训，而是纯纯粹粹的创伤、为未来人生更多伤害和失败“奠基”的负面资产。

    就我个人而言，我的确因为一系列悲剧和沦落，从肉体到灵魂都体会到了这社会的不公和人心的可怕，明白了社会急需改变、具体来说需要如何改变。可是，我更失去了参与改变社会的基本条件，没了名校的学历，也就没了研究、探讨社会问题的环境，更没了至少能稍微改变社会（哪怕至少有了参与改变的机会）的身份地位。我现在知晓的社会弊病再多、切身体会到的不公正再直接，明白改变现实的多么必要和急迫，都并不能转化为改变社会的实际推力。从心理上或许增加了改变的动力，可改变社会不是凭心理上怎么想，不是靠空想与冲动，而是物质、地位、人脉等实际的条件，是现实中做事的能力。空有切肤之痛、亲身经历，以及渴望改变现实、拯救国人的心，是没什么用的，虽然略胜于无，略胜。何况，当长期空有志向而无机遇实践，还不断遭受挫折和打压，回馈和反响更是全无，好不容易坚守的热心与理想也就淡了，甚至逐渐没了。仅从体会疾苦的严重和改变世界的动力而言，成为上流阶层也好于自己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居于上流才能全局的、系统的了解民生疾苦及其根源，也才能保持一颗敏感且具批判性而不被涂黑煎烂的心。

    有句名言“解放女人的是男人，解放黑人的是白人”，残酷而真实，即解放被压迫者，往往需要压迫者阵营主动去做。因为，身为被压迫者的一方，根本没有意识、智识、资源去改变现状，想获得解放，大抵需要统治阶级中的良善者去做，起码也是由上流社会的人做领袖、引导，下层民众跟随参与。即便是自下而上的革命，也要先有自上而下的启蒙，以及上层精英分子引领。如马克思、列宁、孙中山、毛泽东，作为庶民革命的领袖或启蒙者，其身份反而都是有产阶级，有的还是颇有资财、为旧时代特权阶层的成员。这些旧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才更先知先觉、洞察社会，其利用在旧的社会中的人脉和地位，振臂一呼才有纷纷响应。

    而我显然是当今这个没有民主法治、充斥功利与弱肉强食、欠缺社会保障时代的牺牲品。这在同时致使我无法成为改变者、引领者，哪怕我曾经有过跃升至这样身份的机会（也就是高考考入名校）。而涉及的微观问题，即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和精神卫生体制的伤害，因为受害者分散、弱小、边缘，尤其精神疾病的污名化，我就更无法去改变了，甚至一个起码的平台和组织都没有。眼睁睁看着不合理甚至在犯罪的、以“精神病”为名义强制收治行为和精神病院侵犯人权的普遍存在，却无可奈何，我可以想到数百万计失去自由者在精神病院的各种悲惨遭遇，其中失去自由就是第一层的悲惨。这些年，我把来自体制之恶、恶人之恶，都清楚的体会了多次，与恶佞短兵相接过（虽然都是大败亏输、落荒而逃），因此才明白了人因为“弱”、“穷”、“贱”，要遭受多少不公不义，懂得了世间许多冤抑六月飞雪也不足以表达、江河倒灌也难诉。

    当我现在明白过来，知道没有身份地位更加被欺侮摆布以至走投无路、想到当初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硬着头皮面对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也要考入名校、改变命运时，已经晚了。当然，面对骚扰和欺凌，也不是我下定决心就一定能克服的了的（否则我当年怎么可能在百日冲刺时崩溃休学？），但竭力去克服总比退缩和逃避有成功的机会、冒着其他风险总比沦落下层要好上许多倍。然而失去的人生唯一的机遇，再也回不来了。自己已经与经天纬地、为国干城离了多少万光年般的距离，成了百事皆哀、遇事无力的底层百姓，一个乞食者、投机者、落魄者。现在的我，与原本轨迹上的我，完全是在两个天壤之别的世界。自身难保之下，世间体制之恶、人性之恶都见识甚至经受过了，却已丧失了参与改变世界的能力，成了局内的受害者和塑造世界的局外人。（而且，就在我写到本文结尾的这段时间里，看到互联网上到处弥漫的保守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言论，到处是黑白颠倒善恶易位，更面对社会黑暗而绝望的现实，我已经时常丧失对于正义的强烈追求，代之以“反正怎样都行”的逆来顺受、随波逐流的想法了。我在有知有觉又不知不觉中，正义感与参与改变现实的信心正在消退，心已经在渐渐的“凉了”，向现实投降了，麻木不仁了。虽然这样的想法还没成为我如今固定的价值观，但它的确正在取代我的理想，也正在侵蚀着我的热血与良心。这个变化过程很可怕，但是的确在发生着）

    这世界上，有理想而无条件、有参与变革之心而无参与变革之力者，是不乏其人的。这也更从反面证明了精致利己者的可恶。那些有着地位和体面，收入也算丰厚的社会精英，明明有改变祖国的条件和机会，肩负着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使命，甚至其身份职位本就是负责国家发展和民生大业的，却自私自利、尸位素餐，毫无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只为自己和家人以及所在的“圈子”、利益共同体谋利，从制度设计到具体决定，都是官官相护、“亲亲”相隐（利益共同体的盟友也算一种“亲人”了），对他们真正应当服务的对象劳苦大众的权利权益不闻不问，甚至对弱势者狎侮之、欺骗之、凌辱之，并以此为能、为乐，还因此得到变态的快意，并不惮将这种变态的快意在某些场合溢于言表。（而且，当今这个时代的精英，比历朝历代的上层都更有义务去改变现实，因为他们从特权和腐败中获取的利益是空前的，有更多的原罪。他们不思改变和赎罪，却疯狂的为现行体制辩护、维护既得利益）

     我自认为自己不会“一阔脸就变”的，而是有了优越地位和充分资源后改造国家、造福人民。但是自认为的，终究不是发生的事实。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已经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过的要革新，大抵如此。”这世上许多事，许多人，都是屁股决定脑袋的。我是例外吗？我自认为即便“已阔气”，也会去改变现状，为他人发声。可实际上会是怎样，没人知道，因为“阔气”没有发生。包括我自己在内看见的，只有成为沦落人之后的、以沦落者身份生发的思想、做出的行为，成了人们眼中“没本事才抱怨社会”的失败者。

    当然，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我完全有理由理直气壮的诉说这个社会给我带来的伤害，声讨我切身遭遇的不公。前面说过了，在如今社会，弱者连抱怨都会被再次侮辱贬低，讲出受害的事实都会被进一步鄙视和虐待。但是，越是如此，受害者发声越重要。我们已经是残缺的生命，失去过自由、尊严，还要怕语言暴力、蛮横无理的指责吗？哪怕这些言语上的暴力同样伤人，在伤口上撒盐，逼的许多人丧失诉说苦难的勇气。

    不过，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我未能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或类似水平院校）而是以高考惨败收场时，我的人生命运已经被彻底改变了，变成截然不同的悲剧人生。

   （五）救赎之路上的绝望

    我从2016年开始走上维权与呼吁之路，讨公道只是一方面。我深知自己在那些年伤害了一些人、连累了许多人，给不少的老师、同学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有些是极为严重的麻烦），也给父亲增添了沉重的负担。但这些并不是我主观上希望发生的，而是在抗争与冲突中客观造成的。

    我不知道往下还会发生多少这样不应该发生的事。因此我决定通过呼吁社会关注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以及对我个人事情的追根溯源，厘清每一个人的责任，为我经历的一切中所有对不起的人道歉（最好有补偿）和告慰，惩罚那些造成各种恶果的始作俑者和胁从者（包括我自己）；把一切不平的东西摆平，将所有歪曲的看法扭转，损有余补不足；让每个人得到应得的，失去应失去的；让一切悲剧和尴尬不再发生和重复，后人不重蹈覆辙。我也没想自己能将这些一蹴而就，只是希望以绵薄之力略微把世界向这样好的方向推动一点。

   说到这里，我是在下意识的效仿《复活》中的聂赫留道夫，希望通过亲身行动，把自己直接和间接惹出的问题解决、帮助因自己客观受到伤害的人，以实现心灵的救赎和灵魂的复活。

    可是结果是什么？是我在维权过程中饱尝世态炎凉，还有信访工作人员的侮辱谩骂，到处碰壁的惨痛。当然，最惨痛的，无过于丧失自由。我被关进精神病房23天，知道了丧失自由有多么痛苦。我维权和呼吁的出发点显然是正义的、善意的，甚至从目的上称得上“高尚”，可是却被这样的对待。至于后来自杀，那是我走投无路，高考失败，最重要是没钱了、没钱了。关于为何自杀，我前面已经讲了那么多，不想重复了。我想用命做最后一次呼喊，但是除了受辱和更加落魄，什么都没有得到。

    巫宁坤在《一滴泪》里，评价他回国后的悲剧人生是“三十年来如一梦”。对我而言，这十多年的残酷人生会如时空穿越般直接进入现在的我的脑海，回忆起来如同再现，或者就是头脑中再现。梦境是“过去了”，而我记忆的过去时常出现在现实的醒着的脑海，过去的失败还时时刻刻影响着我现实生活。

    我无法改变过去，无法扭转现在，也无力决定自己和社会的未来。两年的抗争，我什么积极的东西都没有得到，付出的代价则是结结实实的。当然我也可以安慰自己，毕竟抗争过了，有过一场不英勇但自觉可叹的斗争经历。但这其实就是一种自我安慰罢了。

    而且，应该是没有人能够理解我这几年抗争行动的详细动机。即便我写在了这里，许多人恐怕也不会相信。因为，当今世界上的人，是普遍缺乏自省、内疚、同理之心的。他们很难明白我的痛苦，更难明白的是我对给他人制造痛苦的痛悔。例如我对抗大那位女老师、对六中的王乾坤同学的愧疚，以及因此波及我高考前的心态，促使我走上维权与救赎之路，就是完全不能理解的。这就像聂赫留道夫在申诉之路上，人们对他为马斯洛娃争取自由的行为暗含嘲笑一样。

   （六）等待黎明

    我非常地明白，社会的进步、人道主义的实现，都是一步步来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个社会，首先要让主流群体、大多数人生活有了自由和尊严，才可能考虑边缘人群、弱势群体起码的权利。

     以韩国为例，有了经济腾飞的“汉江奇迹”和后来的民主化运动成功的前提，即经济民生的发展和政治文明的实现，才有了对《熔炉》中聋哑孩子遭性侵的全国性关注和“电影改变法律”的可能。如果民生凋敝、独裁横行，哪里会有那么多正义的公民和媒体？同样的，欧美国家出现那么多民权组织、公益组织，有那么多被社达分子蔑称为“白左”的舍己为人的正义之士，也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充分的社会保障、完善的民主法治体系之上的。整体的文明实现（并达到相当的高度）后，分支的问题才会被提及和重视、边缘的黑暗才能被揭露和关注，弱势群体才能在晚些时候有一些自由和尊严。（而且即便“高度文明发达”，侵害弱势群体的事件依旧层出不穷，只是相对少了、摊在阳光下一部分了而已）

    正如我在《关于校园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思考》中所说的，“从根本上说，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进步是解决校园暴力、家庭暴力等分支性社会问题的宏观基础，校园暴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未成年人生活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的改善。”同样，关于精神卫生领域尤其精神病院内部的人权问题，也需要到整个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得以充分实现后，才能够有本质性的改变与进展。在如今“正常人”的社会都充满不自由与压迫、到处都是勾心斗角和残酷竞争的情况下，精神病房内又如何成为人权净土？被标签为“精神病人”的人又怎么可能独善其身？这些特殊群体又如何有条件得到额外的关怀？

    众所周知，仅仅40多年前，中国人民还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搏杀之中。暴力、歧视、羞辱都是常见至极的事，是“时髦”的事。改革开放的这四十余年，人们不择手段的追逐财富与权力，伟光正的光环下到处是肮脏、法治的招牌下尽是潜规则，平等自由博爱无影无踪。在如今，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阶层固化与贫富差距是真正的“主旋律”。贫穷、暴力、欺骗、不公，处处都是。还有户籍壁垒这样的制度性歧视在国家堂而皇之存在。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又如何奢求作为边缘者的尊严？普通人活着都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焦头烂额，精英也是使尽浑身解数明哲保身，哪怕是处于特权阶层的人也需处心积虑才能维护特权，弱势群体“有什么资格”在这样残酷的世间争得一席安稳生活的余地？换句话说，在这样残酷的现实和黑暗的历史下，弱势者想有尊严和自由的生活，就是奢谈、是妄想。

    我生活在校园、经常使用网络、待过精神病房，所以遭遇和关注起了校园暴力、网络暴力、精神卫生体制尤其强制收治问题。这是我倒霉吗？并不是。这个社会各处都有着各自的问题，我所遇到的这三方面的问题，只是这个社会黑暗的冰山一角。例如，如果我成为公务员，就会知道官场的丑陋；在企事业单位或私营公司上班，又会接触和遇到职场的各种黑幕的残酷；成年人的日常生活，还要面临同事、朋友、邻里的各种纠葛，以及住房、养老、子女教育等许多领域的压力、麻烦、事故、冲突，甚至灾祸。虽然我没直接经历这些，但是耳闻目睹让我清楚的知道，工作中的人际关系、社会中的黑暗面，甚于校园十倍百倍。

    我并不倒霉，我其实没有比别人多遇到恶人、坏事，只是我不能忍耐、不会对付、容易闹大罢了。这个世界上，许多人都在默默忍受一切，我却什么都想按道理、法律、平等性来对待，自然处处滋与被滋出各种事端。有些我现在很后悔，因为我本来可以化解、避开，起码不给其他无辜者尤其朋友和帮助我的人带来麻烦。即便不能化解的，也可以采用不损害无辜者利益的方式对待。可是那时我很不会处理，最终酿成许多悲剧，既是自己的，也有别人的。如果我前些年又在别的领域工作生活，会在今天遭遇之上又添出许多事来。那是我的不幸，也是其他无辜者的麻烦。

    我说“等待黎明”，并不是指等待中共政权垮台就是黎明了。社会是复杂多变的，历史更是曲折多舛。一个独裁政权覆灭与否，虽然对于一个国家的人民有着重大影响，但绝不是真正决定性的。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社会形态，以及政治上更深刻的变动（而非简单的一个政权的兴衰），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不同个体各自不同的命运。社会变革后，人们的命运不是统一的，而是多样的。有受益者，有受害者，有曾经的失败者经变革获利，有曾经的受益者既得利益受损。即便整体上大家进入了民主法治，边缘和弱势者依旧会遭遇曾经有过和过去未有的各种伤害。例如民粹主义，在民主体制下同样甚至更为泛滥。在早已民主化的台湾，对精神疾病患者及疑似群体的污名、对相关犯罪的放大、主张扩大强制收治等声音非常强烈，就是一个例证。人们面对异类尤其被严重标签化和污名化的异质群体，有天然的敌视、歧视，并会将这样的心理转化为制度性的迫害（而且将迫害冠以“治疗”等名头），以剥夺弱势者的自由与尊严，保障多数群体的安全与生活的宁静。

    由专制走向民主、由发展中走入发达国家/地区的行列，只是为保护易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提供了一个地基。至于修屋搭床、遮风挡雨，则是在这之后更漫长的时间去实现的。而建成让所有人民幸福生活的文明丰碑时，我们这些代人，骨灰都已不知会失散到何处去了。

    真正的文明曙光是遥远的，遥远的让人怀疑它究竟是否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