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警暴示威：激进抗议背后的结构性不公

  原文发表于6月10日《三策智库》：http://www.senstrat.com/Article/s562.html

   5月25日，明尼苏达州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Perry Floyd）遭暴力执法的警察压颈致死。该事件引爆了全美反种族主义和反警察暴力的示威游行。不顾新冠疫情还在蔓延，数以百万计的美国民众走上街头，奋起抗议。

    抗议暴力化原因复杂

    在最近十多天的抗议中，民众与警方发生了冲突，抗议者中有一些人采取了激进的言行，让示威活动蒙上了强烈的暴力色彩。这让包括许多国人在内的人们困惑和反感，认为抗议已演变为骚乱甚至暴动，是非正义的，应予以镇压。

    而真实的情况是复杂的，远不是我们表面看到的那样简单，不能凭借局部的认知来评判整个事件的因果是非，更不应被一些极右翼媒体断章取义、颠倒黑白的宣传所误导。

    无疑，暴力的泛滥不是好兆头，也一定会对一些个人及整个社会带来伤害。其中，部分示威者对公共设施和私人店铺的打砸抢烧，是应当被谴责的，相关参与者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但是，我们在谈论这些暴力行为（以及激进的、支持暴力的言辞）时，不能忽略示威者使用暴力的背景，不能抛开体制与社会结构问题。不考虑事情的深层因素与复杂性，就会被表面所呈现的“局部真实”迷惑，继而偏离真相，误入判断的歧途。

    “三座大山”下美国弱势群体的愤懑与挣扎

    在美国，种族歧视、警察暴力执法、阶级不平等，都是根深蒂固的社会恶疾。而当其中二者甚至三者汇合在一起，更是制造了数不清的人间悲剧。弗洛伊德之死，只是这么多年下层黑人被美国警察系统残暴对待的其中一例，得到视频拍摄全程的一例。在他之外，备受歧视与排挤的非裔等少数族裔、遭受警察暴力的无辜者、穷困潦倒的底层民众，有数千万之多。

    他们是美国社会结构性不公的受害者，是体制缺陷下的沉沦者。黑人无论是人均收入，还是医疗、治安、住房、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各领域，均处于美国社会的下游。这并非他们努力学习和工作就可以改变（当然他们自身也的确需要自强和自律），而是植根于社会环境造就的不平等，以及这种不平等带来的恶性循环。公然的歧视如今已很少，但隐性的偏见及这些歧视和偏见所造成的压迫，在日常就业和生活中被边缘化造成的恶果，却依旧在21世纪的美国顽固存在。

    而美国警察的暴力执法，在发达国家中是最突出的。由于美国治安欠佳，持枪率极高等原因，美国警察时刻要面对很大的危险，执法也就趋于暴力。但即便有原因，也不能成为警方肆无忌惮使用暴力（尤其不必要武力）的借口。这就像战争是残酷的，但是屠杀战俘和平民却始终是犯罪，不能以面临危险来为暴行开脱。

    而且，特朗普执政以来政策的保守化与社达化，也涉及到了警察执法。去年秋天，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工会主席鲍勃·克罗尔就在支持特朗普的集会上称，“感谢（特朗普）总统终结了奥巴马‘对警察的压迫‘”，还称特朗普政府“给罪犯戴上手铐，而不是给我们带上手铐。”显然，特朗普治下警察所受的约束更少了。

    据“人权观察”报道，有研究显示，警察对黑人使用武力的比率大大高于白人，包括电击枪、狗咬、警棍和拳打脚踢。“人权观察”组织通过对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警察局的调查发现，警员对黑人使用电击枪的比率几乎是白人的3倍，而黑人遭受警察暴力的频率则是白人的2.7倍。警方也会“看人下菜碟”，往往针对看起来是下层的贫民、弱势者滥施暴力。因为对于衣冠楚楚的，警察担心收到状告的传票，对贫苦民众则没那么多顾虑。因此，下层民众是警察暴力的主要受害者。这就涉及到第三个问题，也是示威暴力化的最主要原因，即美国的贫富悬殊、阶层差距问题。

    美国的贫富差距与阶层固化程度，同样是发达国家中最为严重的。2018年，美国基尼系数高达0.485，列G7国家首位，在OECD成员国及全世界都名列前茅。美国的亿万富翁世界最多，而同时又有3800多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巨富与赤贫，对比鲜明。

    这种悬殊的贫富差距，不仅让不同的美国人生活的天差地别，更让阶层之间的界限牢固难破。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各自循环。穷困的孩子难以打破“玻璃天花板”实现阶层的跃升，富有家庭的子女出生后就一直享受优良的教育、卓越的生活环境。贫民区的青少年酗酒、斗殴、盗窃，因为他们没有出路。既得利益者已经设计了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制度、营造了利于精英“利滚利”的社会系统。在高度固化的社会阶层分野、悬殊的贫富差距下，“个人努力”的作用微乎其微。

     而警察对底层的暴力，也可视作是统治阶层以暴力手段解决经济不平等衍生的社会问题。据“人权观察”报道，全美各地官员均分派警察处置涉及毒品使用、街头流浪、精神健康和贫困等情况，因游荡、持有自用毒品、从事性工作等理由对贫困和弱势的民众实行不必要的逮捕，而非注资于适当服务机构，以治安以外的方式解决。

     追求正义中的激进言行在所难免

     面对种族歧视、警察暴力、阶级不平等这“三座大山”，示威者采用一些过激行为，是无可厚非的。这“三座大山”，不是文字写的这么简单，它是沉重的，压弯了多少美国人的腰杆，毁坏了多少人的人生。许多人只看到示威者的暴力，却忽视了让他们愤怒的根源，无视更加普遍的、日常存在的剥削与压迫，无视特朗普上台以来对弱势者日益强化的压制。正义有时需要沉静，有时需要愤怒，需要流血牺牲。从欧洲三大工人运动，到20世纪初社会主义浪潮的风起云涌，再到上世纪60年代欧美的民权与反战运动，正义的抗争经常是暴烈的、激进的。虽然美国不像一些专制国家那般横暴、彻底阻塞人民言路和抗争路径，但结构性压迫同样让底层难以以“正规途径”寻求正义。

    面对顽固的反动、来自国家机器的暴力，弱势的民众不得不以激烈的言行来呼唤正义。如不够激烈，就无法撼动僵化的体制，也不能让麻木的社会产生反响。暴力的背后，是美国弱势群体深深的无奈。

    当然，暴力不应被提倡，抗议回归非暴力是应有之义。作为示威抗议的参与者，需要节制自己的言行，尽可能以中道平和的方式表达诉求，以暴制暴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但我们不能无视结构性不公，而特意苛责示威者的一举一动。在美国建立更合理的警政体制、进行系统性社会改革之前，“激烈的正义”，或者说“以激烈方式寻求正义”的行为，仍有其存在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