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民
王庆民

中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希望为没有话语权的边缘人群发声者;致力于改善民权民生,做些实事

东周刊关于日本校园暴力的报道、教会性骚扰丑闻、自闭症“巴士迷”男孩被欺凌事件,及三件事微妙而残酷的相通之处


节选自《受难、维权、再受难、荆棘新前路--我的曲折抗争历程》第四章 


12.东周刊关于日本校园暴力的报道、教会性骚扰丑闻、自闭症“巴士迷”男孩被欺凌事件,及三件事微妙而残酷的相通之处

    在病房呆了一周左右之后,“老建”借给了我两本很旧的《东周刊》。它是个娱乐杂志,最知名的就是在刘嘉玲裸照事件中刊登了疑似刘的裸照。我既对娱乐不感兴趣,也很厌恶刘嘉玲裸照事件中东周刊的行为。不过病房里没别的杂志可看,我就勉为其难的看了一点。

    在这个以娱乐为主的杂志上,我竟然看到了关于校园暴力的内容。有一篇文章是讲日本的校园欺凌问题,现在我在Google上怎么搜都搜不到它(我看文章时常会忽略标题,就导致更难找原文)。文章大致说的是,日本校园欺凌很严重,包括网络暴力在内的各种歧视、孤立等冷暴力普遍存在,全国有十几万还是几十万学生因此选择退学、休学来逃避(我忘了这个数据是一年的还是许多年累计的)。后来政府还是社会组织建立了专门为校园暴力受害者建的学校,这些被普通学校歧视、孤立等各种欺凌的学生,都去了这种特殊学校,抱团取暖,重新开始学业。

    我早就对日韩地区不断曝光的校园暴力问题有所了解,但是还是没想到这么严重、并且有这么多的学生因此退学。即便如此发达的地区,校园暴力都屡禁不止,甚为猖獗,何况中国呢?我在《关于校园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思考》中就专门论述过这一点:

    “韩国、日本、台湾地区难道确实比中国大陆整体的校园暴力水平严重得多吗?从常识就可以否定。只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弱者有了话语权,强者中也出现了更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者、同情者,加上新闻、电影的开放度,才有那么多反映青春期阴暗面的相关电影和新闻。从舆论上看,当今中国看似并没有比这些国家和地区更严重的校园暴力(虽然也爆出非常多,但是和整个舆论总局面比,校园暴力还是一个很边缘的问题,更缺乏像《告白》、《熔炉》(老师对学生的暴力也算广义的校园暴力吧)、《韩公主》、《怜悯》、《黑色18岁》、《惩戒者》、《妈妈不哭》这种震撼人心的影视作品),只是重视度不够罢了,很多人只当是司空见惯。一个不重视家庭暴力、校园暴力问题的社会,并不是家暴和校园暴力问题确实很轻,而是这些受害的妇女、儿童、青少年、老人、残疾人的弱势群体已经被排斥出社会既得利益群体了,没有足额得到应得的教育或经济收入、没有得到平等的社会地位、没有与既得利益者公平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当然也没有充分的话语权,没有为这些弱势群体支撑的舆论阵地(或者虽然有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平台,但是对“主流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其他既得利益者冷漠以对)。相反,那些没有经受(或者受害很轻)家庭暴力和校园暴力的人或者就是施暴者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控制了经济权力(不仅体现在工作中的对女性性别歧视,还有家庭内部财产支配权往往也在强势的男性一方,那些看韩剧或者都市剧长大的以为男人只能私藏“小金库”而女人掌控财产的人不要用“何不食肉糜”和断头王后安托瓦内特的视角去评价这种事)、政治参与权、社会文化制定权(例如儒家思想尤其程朱理学,当然还有其他的)、社会舆论主导权,加上自身身体优势的暴力力量,又缺乏公平正义、平等博爱、扶弱抑强、同情心同理心的教育,这样环境中弱势群体所经受的痛苦和不公对待很容易被湮没,而这些既得利益者很坦然很不在乎。既然这些人并没有在校园暴力中受害,自然总体上改变它的积极性就不是那么强(当然一些人例外),甚至一些人不觉得它是错的,虽然这些人中大多数恐怕并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处于校园欺凌的被欺凌一方。”

    而我在《东周刊》上看到的这篇文章,再次印证了我的判断。不过在日本,受校园欺凌的学生还可以得到救助,去专门接受受到歧视、孤立等各种暴力冷暴力伤害的学生的学校重新学习,即便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至少能够为受害者提供一种缓冲。而在中国,只能忍受或者退学打工,一辈子的命运就彻底改变了(当然绝大多数是往不好的方向改变,甚至有的一辈子就毁了)。像我这样有能力转学好几次的,是很少的。而且日本有人关注校园暴力问题,这些歧视和欺凌至少能够被大众看见,能够慢慢的去解决或至少缓解,而中国则没有。于是,许多受校园暴力伤害的孩子的苦难,都在众人的缄默、冷漠中,淹没在这个残酷的世间了。

    另一方面,连日本这样高度发达、很注重保护个人权利与安全的国家,校园暴力都如此严重,那么中国还要多少年才能将校园暴力压制在很低的程度呢?这必然是极为漫长的过程,可能是50年、100年,甚至更久。在这个过程中,肯定还有亿万未成年人会遭受程度很严重的校园暴力的伤害,不太严重的、只受偶尔而非持续性校园暴力伤害的,那就无法计数,恐怕说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都是乐观的。中国现在最令人愤慨的问题是,制度化防治校园暴力(及与校园暴力相关的网络暴力)的进程并未开启,社会公众参与防治校园暴力也还是空白,一切都没有开始。

    出院前夕,我还看到一则有关于教会性骚扰的报道,现在查不到在苹果日报看到的原文,但能查到其他媒体的相关报道:香港东网:“近日有教会爆出性侵丑闻,令人惊讶!团体“香港基督教协进会性别公义促进小组”去年8月开始,于网上召集曾遭遇或见证教会内性骚扰的人士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收回55份问卷,当中51%人表示加害者为教会同工或信徒领袖,54%人曾向他人求助。 

    调查中,64%受访者自身曾于教会内遭性骚扰,其馀为朋友或教友的经历。方式依次为“触摸,抓捏或故意摩擦他人的身体”(33%)、“强迫进行性行为”(17%)、“引起性联想的评语,玩笑或提问”(5%)。56%受害人目前已转到其他堂会或已没有再参与教会聚会,但仍有29%受害人留在原来堂会。”

    BBC也有一篇文章《宽恕还是反击 香港女基督徒举报教友性骚扰之后》提到该调查,分析更为细致,其中一些结论让人痛心而愤怒,我对这些结论感同身受:

    “香港基督教协进会发表报告,50多名教会成员声称,曾在基督教圈子遭受性骚扰,当中10人声称被强迫进行性行为,超过一半加害者为教会同工或信徒领袖。受害人身陷基督教的文化与体制之中,向教友或高层求助,反被指责没有宽恕的心,而加害者大多不用负责。   

    协进会邀请了当中5位进行深入访谈。在55份有效问卷中,三分之二没有留下联络方法,36%的指认来自朋友或教友的经历……香港#MeToo运动举步维艰,一些公开自己遭性侵的女性,在社会上备受质疑……加害者中,逾半为教会内有一定权力者,曹晓彤认为这反映“权力”是性骚扰问题中不可忽视的一环。研究性别问题的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何式凝指出,教会内权力者与一般信众关系并不平等,又重视“分级和谐”,一些信众会盲目顺从,认为教会高位的人掌握更多真理,提出不同意见的则会被视为麻烦制造者……掌权者习惯了权力,以为自己情欲表达具有认受性,并不会考虑受害人身心承受的后果,亦肯定受害人不敢发声,故为所欲为。”而就算受害者报警,在调查过程中也蒙受巨大压力,调查人员如果训练不足,不懂得控制受害人的情绪,会倾向不信任受害人,问一些难堪的问题,甚至反指受害人是否想诬告,令受害者受到二次伤害。”

    本文中也举了大量具体性骚扰案例和细节,因篇幅问题,在此仅摘录一则,且省去具体性骚扰细节,如需查阅全文,根据标题搜索即可。

   文中举例说,“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讲师黎明,是一位站出来实名举报教友性骚扰的基督徒……来自上海的黎明,从不讳谈六四、民主、港独等敏感议题,曾公开维护学生的言论自由。在公众眼中她敢言无比,但她曾经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曾在一个基督教组织内,遭一名男教友持续性骚扰。”而这位被化名为“陈先生”对她的骚扰行为包括强行握着她的手、强抱、强吻等,而且是多次、长期的性骚扰。她向教会反映,“希望他们向陈先生转达自己的意愿,但往往换来质疑、反问:“是否误会了、想多了?”……“为何你仍与他独处?”另一些则说会为黎明祈祷,希望主赐她有宽恕的心原谅陈先生。

    这让黎明深感宗教团体往往过于强调单方面的宽恕,却不着重为受害者寻求公义。

    “侵犯者说一声对不起、表现悔过态度,所有压力便落在受害者身上:为何你不原谅他、包容他、宽恕他?”

    即便在强吻事件之后,教友仍只劝黎明“不要放在心内”,无人出面制止陈的行径。黎明觉得,教友避免冲突、尴尬,担心破坏群体中友爱的氛围,宁愿追求“表面的和谐”。

    去年底,黎明撰文公开自己的经历,结果引来争议。不少人批评她破坏教会的形象,也怪她令大家不懂得如何面对陈先生。他们认定黎明在过程中有给予男方信号,有人更说她“收兵”(享受男性追求而不承认正式关系)……在其社交网站页面上,有人不点名批评她,指这种“不指名道姓又不报警”的“#MeToo”风气蔓延开去,或有人利用网络审判手段搏出位,或想搞同自己有私怨的人。亦有人指,“#MeToo”是一种“白色恐怖”,令“求爱不遂”的人遭网上欺凌。

   “当伤害事件发生时,大家不是把加害者视为冲突的源头,而是把申诉人视为矛盾的源头。”黎明对BBC记者说。”

   看上面的调查结论和案例,性骚扰的普遍和难以治理,是不是和校园暴力、网络暴力被忽视、受害者举报后的遭遇(就例如我)有惊人的相似呢?其中关于权力在性骚扰中的作用,是不是和精神病院中医护人员与住院者的关系很类似呢?护理人员相对病患的绝对优势地位、护理人员对病患的各种惩戒权力,和教会领袖对信徒的权力优势比起来,是不是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呢?

     而且,在黎明的案例中,她敢于就六四、民主、港独等敏感议题发声,却难以解决身边的性骚扰问题,也侧面说明了这种“微观的恶”比因公共敏感议题惹上麻烦的几率更高、更难以对付、更防不胜防。“阎王好哄,小鬼难缠”,对人们尤其弱势群体最大的伤害,往往并不是宏大的政治经济事务,而是日常生活中这些细微却如针扎般痛苦的受害经历。一个常在身边的恶霸、熟人中的流氓,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骚扰与欺凌者,比政治迫害、制度压迫更具直接、现实的危害性。政治迫害除了坐牢的,大多只是偶尔被传唤、“喝茶”和被其他为难;但身边的恶人则是天天在一起,接触频繁,随时随地会被欺凌、骚扰。而且熟人、生活圈子中的恶人对被骚扰被欺凌者更加知根知底,更能够在周围的工作生活环境中寻找到易被欺凌的“猎物”,更易抓住受害者软肋和把柄、攻击脆弱之处。所以人们对身边的恶人更不敢招惹,甚至噤若寒蝉、唾面自干。敢骂特首、总统、国家主席的,不见得敢回击老板、上司、长辈的骚扰与欺凌,甚至面对“平级”的同学、同事中的恶人、霸道强横者,都不敢且难以反抗。

    这样的情形在现实中比比皆是。例如我前面提到的前南都记者文涛,在赴黑龙江采访“建三江事件”时,虽明知有危险,但仍敢深入虎穴做报道;文涛还因为采编关于艾未未的报道而被拘押70多天。而现今他身在中国,仍敢提及这些禁忌话题,并继续发表相关敏感言论、表达政治异见(哪怕相对隐晦了些)。但他还在推文中提过,他在90年代在北师大读书时,面对体育系组成的“抓风纪”队伍搞双重标准(即一边抓其男女学生谈恋爱,他们自己却经常勾搭女生的行为),文涛却并不敢反抗、吱声。文涛推文原文如下:“那时的校园风纪,还就对男女之事敏感。想起鄙校校卫队,多体育系,最热衷抓谈恋爱的,树林棒打鸳鸯,宿舍清查“拉帘子”。而所谓非法恋爱,体育系为甚,有时感觉他们专业搞对象,业余读大学,执法犯法,可以说是灯下黑,为毕业后参与相关工作做准备了。”而同样在90年代读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的学者慕容雪村(本名郝群)也有相似经历。很明显他们都没有选择反抗。连名校学生,且后来成了知名人士的人都如此,何况普通学生、市井平民了。至于反抗的后果,我自己在反抗校园暴力后遭遇的打击报复、受到的严重身心伤害,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所以,身边的流氓恶棍式的同学、同事、邻居、朋友圈子的成员,乃至网上一些圈子的流氓恶霸,对个体造成的恐惧感、压迫感是比独裁政权还要大的。

   此外,个体在隐蔽环境下所受伤害后,也普遍比群体被伤害更加无助,得不到温暖与支援,会因无处倾诉、缺乏舒缓、没有集体共担,而使痛苦感倍增。黎明在被性骚扰之后的遭遇和创伤,就是典型。作为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受害者,我对此同样有切肤之痛的亲历。

     当时,我还看到报纸上提到香港一个未成年“巴士迷”遭遇欺凌事件。一位14岁的自闭症少年,遭遇同为“巴士迷”的青年人欺凌,被骑在身上殴打,据说此前还遭遇掌掴,即便他下跪求饶都还被殴打。这件事情因发生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拍下照片及录像,引起媒体关注。这和狭义的校园暴力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其实,99%以上的校园暴力行为都没有欺凌过程的照片或录像流出(这个比例有人质疑吗?),而严重程度往往不亚于大家通过一些欺凌者或公共监控拍下的视频中看到的。性骚扰、职场欺凌,以及精神病院中存在的虐待行为亦是如此。这三件新闻将骚扰与欺凌的严重性普遍性,以及公开与阴暗处暴力关注度截然不同的对比,鲜明的呈现了出来。关于隐蔽处发生的伤害的普遍及危害程度之严重,我在《思考》一文中也有论述:

    “很多人看见公共场合的恐怖袭击觉得可怕,可是,实际上在阴暗无人的角落(例如家里边,在卧室、厨房、卫生间或者锁着门的院子里,又例如学校的厕所、教学楼后面、学校外面后墙或者树林里、河边、废弃的烂尾楼,或者在晚上几乎没有人的时候的大街),发生的事往往比公共场合的更可怕更令人发指。尤其对于受害者来说,公共空间总是有获得帮助的可能,而且至少能让人看见对方对自己的暴行,而在阴暗角落则是完全无助的、绝望的、任人摆布的,在这种封闭环境中所感受到的恐惧绝对比在公共场合要严重的多。

    而且,越是没有人(至少没有参与殴打的“外人”)的地方,施虐者就更能肆无忌惮随心所欲的用各种毫无人性的手段来对待被欺凌者,例如烫烟头、用鞭子反复抽打、往身上头上撒尿等,在公共场合发生几率微乎其微,但是却能在封闭环境中疯狂的不需掩饰的做出来。现在新闻媒体披露的一些新闻附有的照片或者录像,展示了一些受到家庭暴力和校园暴力侵害的受害者身上各种伤痕,央视的社会与法频道就播出过一些案件,尤其妻子因受丈夫或其他家人虐待而杀死对方,投案后警方在她身上验出的男人带给她的各种疤痕。其他平面媒体和互联网上也有许多。例如引述过的李彦案中,南方周末刊登的文章中就有她受家暴后的照片。

    而校园暴力中很多用砖头砸、乱踢乱踹、逼人下跪“认错”、扒光衣服、对着受害者撒尿等很多都是欺凌者拍摄的,网上可以很容易搜到相关信息。而事实上除了一小部分嚣张至极、完全没有法律意识和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害怕的欺凌者,大多数人不会选择拍照留下证据,即使少部分欺凌者拍下这些凌虐图片,也只会在小圈子内部传看,或者只是当做要挟被欺凌者不说出去或者有助于他们以后继续欺凌的胁迫手段,更不会传到网上变成追究自己责任的把柄,所以可以推测在阴暗角落实际受到严重欺凌的学生远远多于现在媒体和其他互联网平台爆出的。至于采取城管手册的“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的方式打人还让受害者确实很痛而且饱受屈辱,那就更难被发现和惩治了。而且如果阴暗角落中的弱者身体弱乃至有残疾,如卧床的老人、幼童、盲哑或者肢体残缺的残疾人被虐待,更是痛苦难以言状,但是却又非常普遍(看看各种爆出的新闻,如家人的虐待、养老院的虐待、残疾人学校的内幕等)。

   对于社会公众来说,不能只把能看见的、容易变成新闻焦点的可怕的事当成可怕,而对于看不见或者不能具体了解的丑恶现象不予关注。同样,我们不能只关注可能伤及主体人群的威胁(而且往往几率很低),而忽视对个体、对弱势群体的伤害。没看见不代表没有发生,相反,很难被看见的、发生在较封闭或偏僻环境中的罪恶远远比在公共场所发生的罪恶情节要恶劣的多,因为没有舆论的监督和众口评价,所以才会完全没有道德底线的疯狂作恶。就像在历史上和当今世界各种监狱、集中营、战俘营已被广为人知的各种酷刑,就说明了在没有社会公众的眼睛和耳朵的监督,人性恶的一面就会被极度释放,给手无寸铁的弱势一方造成往往生不如死的伤害。当然,有时候即使部分阴暗角落的恶被发现,只要强势的欺凌者有足够的权力(尤其暴力)封锁消息、压制议论,也能让恶继续发生。”

    还有很多想说的,但是篇幅所限,只说这么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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