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公民社会及舆论环境与日本台湾香港欧美等地的对比

    韩国进步主义与他国和地区的对比

    韩国进步主义的波澜壮阔，不仅体现在本身，还体现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对比。没有民主法治、公民社会、政治性自由的中国自不必说，其他发达民主的国家地区也难以望韩国向背。

   与韩国一海之隔、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日本，政治其实是一潭死水，虽然首相经常换，也不乏出现丑闻“落马”者，但人们已经习以为常，政治也不会因此有根本动荡，右翼的自民党仍然是长久执政的“万年执政党”。日本的公民运动波澜不惊（当然60-70年代的确大闹过，但是早已停了），国民对政府不满但又顺服，没有强烈的反抗心态。秩序下的自由既平静又无力。而日本电影虽也不乏深刻，但是却更倾向美学和哲学表达，反而淡化了其现实批判性。人们看到那些电影只会有一些深刻但虚幻的感慨，并不能直接与现实对接和产生强烈改变现实的冲动。这样的艺术说白了就是上流社会及知识分子的精神娱乐，平民大众和历史上的苦难只不过是他们充实精神生活的调酒剂和润滑油罢了。还有，日本对自己在历史上制造的滔天罪恶不仅不充分反省和弥补，还百般粉饰和怀念，这也就注定他们不可能在逻辑自洽的情况下挺起脊梁、拥有完全正义的底气（这也算一种报应吧）。

   而更具对比性的是台湾。台湾同样与韩国同属东亚文化圈，历史也非常相似，都经历过殖民时代、右翼独裁和民主转型，经济水平也相近。可是，台湾和韩国的政治风格、公民气质、社会氛围是截然不同甚至明显相反的。虽然台湾的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未必比韩国少和轻，如黑金政治的泛滥、转型正义的拖沓。但是台湾人的反应却与韩国非常不同。台湾的政治和公民运动是严重儿戏化的，从官员到普通公民的正义感使命感都是差劣的。或者说，他们看似也非常重视权利与自由，表面看来各种政治斗争、公民运动也不比韩国少，可是却没有真正的“心气”。舆论环境则更是如此，台湾的政论节目有多少严肃认真的？文艺影视则与韩国差别最为明显，其反映历史和现实的优良影视作品不仅寥寥无几，那寥寥无几的也是浅尝辄止、流于表面。《被出卖的台湾》除了反映一些表象，何曾直接表现复杂的政治博弈与专制机器内部的黑暗？连对黑社会的描写都有明显保留和粉饰。《我们与恶的距离》看起来挺深刻和触及社会边缘，实际上却以亲情冷暖、个人喜怒哀乐掩盖了社会结构的不公义和人性的丑陋（这点倒和大陆影视剧颇类似）。台湾的特点就是“小确幸”，对于深刻宏大的东西缺乏兴趣，也不愿直面社会和人性最黑暗残忍的一面，也就无法生发出气盖千夫的浩然正气、天下为公的家国情怀。这背后是台湾一方面与中国大陆离心离德进而舍弃博大的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又没有塑造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与族群气质（或者说现在的这种状况就是价值观和气质），导致的民族精神的缺失、根本思想源泉的孱弱。

    反修例运动结束前的香港，也是可资对比的一个对象。香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产生了相对独特的政治文化、思想运动和公民社会。一方面，香港的政治运动颇为壮观，社会思潮复杂多样，公民尤其知识分子的政治活力很强；另一方面，香港平民在日常却对政治较为冷淡，相对民权问题更关心民生议题。这显然是香港地狭人稠、生活压力大导致。而香港由于紧邻大陆并受大陆影响极大，所以香港政治总是与中国大陆的政治密切相关。而香港人的利益也与中国大陆及大陆人的利益有强烈相关性，既有相互依赖利用，又有竞争对抗排斥。而随着陆港冲突的加剧，香港的政治主流逐渐由“大中华民主桥头堡”变成“本土自决主义先锋队”，本土主义和分离主义主张压倒了对社会正义及民权民生改善的诉求，政治风气变得极端和畸形。即便后来没有发生全面清场及颁布《国安法》，香港的政治活动及思想运动也丧失了正义性、博爱性，与文明进步背道而驰。

    而欧美国家的政治进程、公民运动、文学艺术表达虽然也波澜壮阔，但是已经进入了相对的疲态，或者说其各种具进步意义、批判性质的运动和表达是分在历史不同阶段逐渐释放的，没有韩国这种因民主后发、历史沉重、转型剧烈、理想现实落差大等原因，而呈现集中而强劲的表达与行动。欧美反映制度、人性、社会黑暗的影视剧当然要远比韩国多，但是如果仅以现实主义手法反映黑暗面这方面而言，除少数难以超越的经典外，绝大多数作品还不及韩国的那些典型作品。

    还有的国家，例如与韩国同为发达国家、也同样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新加坡，其政治尚未完全民主化，政治自由与公民社会不健全，价值观也因制度、文化、历史经历与国际环境等被压抑限缩。新加坡最重要考虑的是在异族异教的环绕下生存，是稳定和民生，正义与使命这些就被有意无意的束之高阁了。

    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仍然困在一些基本的生存与发展上，根本无法像韩国这样的标准去寻求真相、追逐正义。印度的恶性强奸数不胜数，柬埔寨儿童捕蛇为妓，尼日利亚遍地腐败，墨西哥深陷暴力和毒品泥潭……当更惨痛的悲剧普遍发生，那些客观上很严重但和更惨痛相比好一些的，也就自然失去了被聚焦的可能性与正当性，除非被某些力量有意推向舆论焦点。他们还没有条件去追求那些更高更深的正义。（当然，其实这些国家的政治变革、公民运动、舆论表达也都是很激烈的，可是由于其所处发展阶段尤其实力局限，无法有韩国同样甚至反而相对更温和的抗争的影响力、关注度）

    韩美及世界一切真诚正直进步主义者的伟大与其奋斗探索的意义

    于是，韩国进步主义的激进、刚勇、深刻、自省自律，就无比突出的体现出来了。这既有各种客观因素造成，更在于人基于良知的主观能动。从金大中、卢武铉、文在寅、朴元淳这些政治家，到林权泽、奉俊昊、金基德、金秉佑这样的艺术家，再到尹祥源、全泰壹、权仁淑、沈相奵这样的抗争者，以及千千万万的仁人志士与普通公民，韩国进步力量的奋斗、呐喊与牺牲，既充分诠释了“事在人为”，也展示了时代的局限、社会的复杂与人心的无奈。（当然我并不是说卢武铉、朴元淳这样的人是十全十美的伟人、英雄，这样说也会伤害他们罪行的受害者。我只是说他们只是部分方面伟大，而其拒绝泼污受害者而是认罪甚至自杀，虽然并不能以伟大相称，但是其已经伏法或者付出代价了。起码在当今时代，这还是值得敬佩的吧。同时这也不影响我对受害者的同情）

    韩国进步主义者对道德政治、正义社会的探索和追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反而造成了一些反噬和倒退，但是这种探索与追寻从根本上是应该肯定的。就像法国大革命付出的代价更大，许多革命之士也殒命断头台，却让世界永远不一样了。他们的牺牲是值得的，是“举大计”而死的“死国者”，不仅是本国本民族的英雄，也将永远刻在人类历史的功劳簿上。甚至说，那些还没有坏透了的他们的对手、那些倒在探寻正义之途路上的保守派，他们遭受的惩罚和痛苦也同样是有价值的、可算功绩的。就像法国大革命中的吉伦特派、保皇派及贵族阶层，与雅各宾党人、革命民众同样值得尊敬，国王路易十六夫妇也算死得其所，“因为共和必须生”。韩国全斗焕、卢泰愚、朴槿惠、李明博及他们的背后和下面所有付出代价的人，也都是进步进程中的罹难者。他们虽然坏，但是和那些完全违逆历史车轮、毫无底线、未受惩罚甚至生荣死哀的各国既得利益者相比，已经是“好”的了，毕竟与进步主义者共同完成了伟大的变革，并促使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社会前进。

    韩美等国的进步主义者所主张和践行的，虽然现在难以在功利层面取得全胜甚至导致反噬和倒退，实际成败得失（包括理想本身的成败得失）令人担忧，但其情可悯、其志可嘉。人类经历了漫长而昏暗的长夜，17至21世纪的人们虽未完全看见日出，但已迎来了充满希望曙光的黎明。只是，这仅仅是一部分人的黎明，而还有更多的人仍然处在昏暗之中，甚至对一些人来说他人的黎明恰恰是自己的黑暗。因此，我们不仅要实现有人得到正义、让主流和大多数人得到正义，还要让所有人都得到正义、所有人和世界的一切都得到完全的正义。那时候，一切逻辑不自洽与不诚实都将消失，一切问题和事情都能根据是非曲直本身得到恰如其分的处理对待，每个人都能得到与其付出相匹配、更与其德行相匹配的物质与精神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