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民
王庆民

中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希望为没有话语权的边缘人群发声者;致力于改善民权民生,做些实事

对于中国“毛派”及自由派与毛派关系的一点评论

我听了王力雄先生《转世》最新章节“毛派”,而关于“毛派”、“毛左”问题,也是时政圈时常争论的问题之一,我在此说一些个人看法。

如今,中国自由派和毛派之间有明显的隔阂、歧见,相互抵触。而且很明显,作为知识分子、生活条件普遍较好的自由派一方,普遍更是对毛派充满了鄙夷不屑。在他们眼里,一方面“毛左”是比当今中共执政者更加可怕、恶心、需要铲除的洪水猛兽、魑魅魍魉,另一方面又视毛派为“乌合之众”,对其智商、能力都贬斥之。

我对于自由派这种观点完全不能苟同。首先,从毛派组成者的性质而言,它的主体是改革开放以来受难最深重、做出牺牲最大的工人和农民,是中国最主要的弱势群体、被侮辱与被损害者;

就他们的动员能力和集体行动力而言,则强过中国自由派、右翼民主势力许多倍,其聚集的人员、参与线下抗争的能力,都远强于更多以动嘴皮子为主的右翼自由派,前年的佳士工运的风起云涌,对比自由派这几年来几乎毫无集体行动的现状,就是例证之一;

而毛派的价值观,虽然有大量谬误、荒唐、偏激、落后之处,但追求人民民主、社会公正的这个方向,与未来中国应该走向的方向一致。作为饱受压迫的弱势者、被剥削者,他们的反抗也更具正当性、坚定性。

我在推特上曾经发过不少关于对自由派、毛派的零散评论,只不过现在不好找了。我认为,中国自由派对于毛派鄙夷和疏远乃至敌对的态度是不合适的。中共还知道建立“统一战线”,而自由派却不能在当前主要诉求有明显交集的情况下团结毛派,无论从现实层面还是价值层面都是非常不妥的。而且,中国的民主化、中国的民运社运及一系列政治反抗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什么?难道不是解放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吗?而如今自由派反而抛弃了最需要解放的对象,岂不是荒谬和缺德的行为?对底层的“毛派”民众的观点错误,可以通过逐步沟通、思想启蒙等方式慢慢纠正、转化,而不是成为放弃联合平民的借口。

对于毛派的错误思想、对毛泽东这样恶魔的崇拜,自由派应该在坚持原则和适当妥协的基础上,逐步改造毛派及工农大众的思想,让他们逐步接受更加进步和文明的普世价值,而不是选择抛弃这些弱势而广大的人民。

我个人认为,对于中国民主派(或者说自由派更准确)来说,选择与毛派妥协,以及以各种形式靠近毛派与非毛派的底层民众,是一定要做的现实选择。

就如今中国的现状而言,最可资动员的力量,就是中国广义的工人和农民,或者说当今社会的“既失利益者”、相对弱势和被剥削者。这不仅在于这些弱势者受难最重、变革动力最强,也在于既得利益群体(包括中产阶级))的极度保守、极为偏向维护现有利益不做变动。想要摧毁保守势力,动员底层是势在必行。

在如此情形下,如果自由派不选择在现实面前与毛派等民间其他反现行体制、不满于当今分配结构的力量妥协,那就很难实现变革的成功,哪怕对于自由派而言这种妥协是痛苦的甚至有违一些重要原则的。因为,没有群众的支持,自由派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只是如风吹柳絮,似雨打浮萍。

当然,自由派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在整体上大幅改变自身的价值观,走向社会民主主义化,由以代表工商界和右翼知识界为主,变为主要代表工人、农民、女性、身心残障者、各类边缘人群,抛开毛派(甚至与毛派在平民中直接进行竞争,抢夺影响力、话语权),在民间培植自身的力量(如组织和动员劳工、女权运动),依托社会运动并将社运平民化、现实化、广泛化、常态化,逐步动员、聚集、启蒙、训练、行动,最终将微观目标集聚、上升到对平等、法治、民主、政治变革的诉求上来。

但事实上,这在目前是极为困难的。即便不是习近平执政,温和派中共领导人都很难容忍民间形成组织化、系统化的政治反对力量,习时代更是不可能了。而且就算培植,也需要时间、资源(人力物力财力知识等)的巨大投入,而这些中国自由派都欠缺。因此,抛开现在已有组织和一定资源、被当局有限容忍存在的毛派势力,另外搞起人民运动,是很难进行下去的路。

当然,这些只是我的看法和构想。现实情况是,如今和以后的中国自由派,恐怕是既不想联合毛派,也不想自我社民化和发动群众,而是还抱着哈耶克、里根自由放任主义、保守主义,以及18世纪过时的美国建国那套原则,继续走空谈和“上层路线”。我认为这很难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即便有一天民主化实现了,也大抵是因为其他原因,而绝不是他们的空谈和脱离群众。



附:我在《关于中国各领域现状及未来民主转型的个人看法》

http://zhanlve.org/?p=7885

中“ 高度分化的中国“民间力量”:“民间力量”的复杂性、多样性、激烈的内部矛盾,及多数政治反对派的错误选择”这部分对于如何发动、联合民间力量做过论述,现摘录如下:


关于“如何看民间力量在未来民主转型中的作用”和“中国民主化与国际民主力量间的合作”,我在推特上做过一个系列短评,并结集为《十论民运》,对这两个问题有不少涉及。不过内容较长,只选择部分内容摘录。在此我重点论述中国“民间力量”的复杂与矛盾,及中国政治反对派/自由派道路选择的误区。

    事实上,中国“民间力量”内部是有深刻的矛盾的,有些甚至是不可调和的、大于与中共专制的矛盾的。不同阶层、不同区域、不同利益集团,有着巨大的利益分歧、意识形态差异。例如许志永先生的公盟在未解散时,推动教育平权,反对最强烈的,并不是中共政权,而是京沪等地户籍居民。京沪户籍居民和外地务工者都是“民间力量”,但是却有着近乎生死攸关的矛盾。

    从改革开放到邓小平南巡,再到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数十年间中国已经培育了一批“先富起来”的既得利益阶层,并且正在或已经实现了代际传承,利益逐渐巩固,身份地位越趋清晰,其阶层所属也已稳定下来,形成了庞大的求稳苟安、仰上俯下的精致利己主义群体。

    对于这些处于相对有利地位的中产阶级中上层、京沪等特大城市户籍居民、部分国企央企及事业单位(如三桶油、医疗、烟草、铁路等行业群体)成员,高知理工“工业党”成员(以上群体部分重合)……他们宁可选择与中共合作,也不愿意放弃相对的特权;他们宁可一边没有民主和政治自由、被上层剥削,一边剥夺比他们更弱势者,保持相对于平民大众更优越的地位和特权,也不要人人平等。这既是这些精致利己、因私为恶者习惯了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观,也是由他们精密的算计决定的。至少从他们角度,成为次于核心特权阶层的“二等人(或称为‘优势集团’)”,以压迫下面“三等人”、“四等人”……也比人人平等更有利于他们(至少从经济上和他们的价值判断上)。

    因此,在“民间力量”内部就极度分化、阶层固化且这种分化、固化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谈“如何看民间力量在民主转型中的作用”,必须考虑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差异、矛盾,以及选择侧重于与哪些“民间力量”合作。关于这些,我在《十论民运》和《人民宪章》中都做了阐述,我是倾向于维护广义的工人阶级(产业工人、工薪阶层、普通职员)、农民与农民工、及各相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为优先的。当然,这更多是基于正当性、急迫性方面的考量。而从实用角度考量,究竟是侧重于动员我前面说的那些“二等人”、“优势集团”,还是相对弱势的工农大众,就各有利弊了。

    首先,那些“优势集团”成员掌握着巨量的财富、知识、人脉、话语权等资源,远比工农大众有更强的推动变革的能力。但既然他/她们如今在习近平统治下,享受着较为优越的生活,又缺乏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专制独裁、反自由民主的洗脑教育是其次,更重要是利益。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他们在非民主环境下有额外的“自由”,例如在专制而非法治下,这些既得利益者更容易搞潜规则获利、胡作非为乃至违法犯罪更易于免责和“疏通”。相对于弱势者,荫庇于鼓励弱肉强食体制下的“优势集团”成员,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更便于攫取财富,公共资源配置也更倾斜于他们,更能不择手段的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他们有什么动力去选择变革呢?

    这些“优势集团”与工农大众的关系,很大程度就像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白人与黑人的关系那样。如前所述,他们甚至在专制下过得更好,可以享受廉价劳动力、户籍特权、相对良好的治安、相对优良的公共服务(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他们为何要选择失去相对特权、甚至面临战乱和财产再分配的风险,去推动中国的改变呢?尤其在如今渐变不可能的情形下,他们更不会赞同革命、“打倒旧社会(如今的社会)”了。对相对弱势者,习近平时代是尊严和权利上相对的“最坏的时代”,但对这些“优势集团”,恰恰是“最好的时代”。(而且,这些“优势集团”中的许多人是有能力移民到发达国家或在国外长期生活的,可以既在中国大陆争权夺利、聚敛钱财,又可以去享受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至于中国是否民主,其他国人是否自由,他们并不关心)

    还有,中共也在巩固与“优势集团”的关系,也会继续拉拢这些既得利益群体。即便将中国国内外反现行体制的力量结成合力计算,无论从金钱、人脉、舆论影响力,都与中共统治集团差了十万八千里,又如何有能力与中共争夺既得利益群体的支持呢?当然,我们有道义的正当性。但对于这些精致利己者来说,道义值几个钱呢?能买房换车、享受良好教育医疗服务吗?能在和他们眼中的下等人发生纠纷时“私了”、占便宜吗?能保住阶级、职业、地位、户籍这些带来的特权吗?不能。而这些中共则反而可以给他们。如此一来,道义不仅不是我们争取“优势集团”的长处,而是缺点。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为这些“优势集团”许诺比中共更多的特权、利益,但那我们改变中国意义在哪呢?那不仅没有道义,而是丧心病狂了。哪怕一些自由派、政治反对派已经在思想上倾向于如此了。

    而工农阶层及弱势群体,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习近平执政后,无论物质利益、个人权利乃至尊严、地位上,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但他/她们(我这里要着重提到代表女性的“她们”)恰恰缺乏能够促进变革的金钱、知识、人脉、话语权,也缺乏起码的革命觉悟、组织力,内部还呈一盘散沙、难于团结。

    无论侧重于和既得利益阶层合作,还是召唤中下层民众,都是极具挑战性的。而调和二者诉求、利益,让两大群体协作改变中国,更是困难重重。即便短时期组成某种一致的反体制联合阵线,也会在“革命”或其他方式推翻现体制后,重新陷入分化和对立,很难就新国家的发展方向、制度和社会建设达成一致。

还有一点很值得提及的,中国国内外的大多数自由派,包括许多民运人士,难道不是在本质上已背弃工农阶层及弱势群体了吗?中国的自由派人士、民运人士,大多数都是里根、哈耶克的信徒,甚至是特朗普的支持者,难道会支持左倾的、类似于1970-1980年代西班牙、希腊、拉美诸国、韩国那样的民主革命?说的更直白一些,中国的自由派本身就是“优势集团”的成员,大多数人考虑问题与那些精致利己、主张弱肉强食、自由放任的“一等之下,百等之上”的相对特权者、处境优越者没有区别。或者再直白一些,这些自由派只是反感头顶上有中共的控制压迫,但根本不在乎平等、公正、平权这些,甚至坚决反对之,不是主张完全自由放任、实质丛林化,就是想“彼可取而代之”的“在野共”,甚至兼而有之,把两种恶叠加。

    这些人德智皆乏,论才智,除了在个别领域有成就,视野普遍狭隘,基本的通识性人文社科常识缺失,认知水平和理性思维能力差;论道德,前面讲的他们的主张已经证明其卑劣了。这些人最多有肤浅的、选择性的同情心(而对异质群体则不仅不同情而是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了),同理心和悲悯心就完全没有影子了。这些话不好听,但是难道不是事实吗?我曾经多次分析过支持特朗普的中国自由派人士的心态,他们对中国受苦难的百姓,尤其底层民众的内心想法大抵是:1.我同情你,但那都是共产党干的,与资本主义无关,相反资本主义非常好;2.我虽然同情你,但我们尊卑不同,我是贵族和社会精英,你是底层老百姓;3.即便共党亡了,自由民主了,我还是精英,你还是底层,可以让你不受专制迫害,但平等别想。当然,其他的群体,无论是体制内权贵和其他既得利益者,还是平民大众,价值观同样乃至更加差劣。但是,作为希望改变中国的力量,就应该对自身有更高要求,而不是去“比烂”。我们要做开拓者、变革者,而不是“取共而代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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