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在香港警署被苛待的经历，及想到北京驱逐“低端人口”与取消“互助献血”问题

节选自《受难、维权、再受难、荆棘新前路--我的曲折抗争历程》第五章

  很快，来了一个警员，拿着一个表格，大致意思是要收缴、封存个人物品，还要我交出身上可能会用于自杀之类的物件。我这时也只好签字（还是和在精神病房被迫签字时一样：难道我能不签吗？不签会有好结果吗？）。然后，他要求我把眼镜、腰带、鞋带都取下来给他。最夸张的是，还要把袜子脱掉。当我把眼镜摘掉、腰带和鞋带抽出来、袜子脱下来交给他之后，我才不断感到各种不便甚至痛苦。

    我高度近视，去掉眼镜，整个办公室就一片模糊，我求助（例如上厕所时叫人）或者看东西就更麻烦了。而腰带去掉后，我得不断提起裤子，否则就会掉下来。而我又焦虑的坐不住，只好提着裤子在小房子（或者更恰当说是“小笼子”）里来回走动。连续提几个小时裤子，如果谁试验一下，一定知道不是好滋味。

    这时候，一位穿着白色衣服的警官（在香港应该是叫“督察”之类）过来了，说“你还认得我吗，你在中联办（割腕）我就在场”，我说不记得了。我割腕时脑子一片混乱，四周都是警察和中联办人员，我自然记不起这个人。他又跟我说了几句什么话（记不清了），然后就走了。

    他走了之后，我才看了下自己的形象：弯着腰、提着裤子、精神恍惚，而且没戴眼镜时我的眼色情况我也是知道的，总之一幅败相，毫无抗争者的英雄气度。在精神病院，我摆出英雄气度也没用，在警署，我想摆也摆不出，反而像落败被俘的败兵，没有丝毫生机、气质。

    我努力提振自己的精神，在心中默唱《国际歌》，“起来，极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尽力不让自己这么颓废、荒唐的面对办公室里这么多警察。我想，梁国雄等抗争者入狱时，必定是很勇敢坚毅的，而不是像我这样颓废。而我应该向他们学习。

    但哪有那么容易呢？当我没有穿袜子，光脚穿着没有鞋带的运动鞋来回走动，鞋子晃晃荡荡，不一会，脚就被磨破了，而且，脚上出的汗浸到鞋里，很快鞋子就像在雨水里趟过一样，脚就泡到湿鞋里，不一会就泡肿了，磨破的地方更疼了。我问正好走动到铁门前的警员，我能不能脱光鞋子赤脚走路，他说“那你随便”。我赤脚之后，踩在又脏又凉又硬的水泥地上，脚被硌的生疼，感觉比泡在湿鞋里更不舒服，只好重新踏进湿鞋里。这种肉体折磨，还是那句话，谁自己做下试验就知道多痛苦。如果警察不收走鞋带和袜子，我就不用受这么多罪。

    他们收走这些，是怕利用它们自杀。可我羁押间上面的管道至少三米高，即便最能自杀的腰带也够不着，鞋带就更是了。至于袜子，又不是那种女式的丝袜而是没什么弹性的布短袜，我是想不到这个怎么用来自杀。再说，这羁押间连着办公室，警察对我在里边的一举一动随时都能看见，我又怎么可能躲避开他们的注意而突然自杀了呢？

    我曾经在前面提到，我在精神病房期间，看到一则新闻，讲北角警署一位涉嫌性侵的男性在审讯室自杀。或许是这起自杀事件让香港警方苛待被拘捕者，以免背上管理不力、囚犯自杀的责任。于是，警察对我（肯定还有其他可能有自杀倾向的被拘捕者）采用了这种“收走所有哪怕有一点可能用做自杀‘工具’”的方式，以杜绝发生自杀事件、为自己和警队免责。

    但他们为什么不想想被拘捕者的感受、不考虑被如此对待者会受多少法外的伤害？就例如我，双脚泡在湿鞋里，几小时后就泡肿了，没有鞋带的鞋把脚磨的又红又肿又痛，身体和精神都严重受伤害。尤其对于焦虑、抑郁，有心理和精神问题的人，这反而加剧了他/她们的精神痛苦和身心疾病，埋下了其此后可能厌世、自杀的隐患。当然，那时候自杀，就不是警方的责任了，毕竟不是死在警局、监狱之类。而且，警方和社会得知当事人自杀后，反而会觉得在警署、监狱这样苛刻对待是正确的，因为后来“你们看他/她果然自杀”了，以“印证”采用苛酷方式的必要性。但他们不考虑这种苛待、虐待，本身就是对拘捕者身心的伤害，更是强化其自杀倾向的诱因。而且，如果收缴了他们的腰带等物品后，当事人还是想到了各种高难度的自杀方式，那表明其已经非常的生不如死、实在不想活下去了。既然如此，基于人道，为什么不能遂了他/她的心愿呢（关于自杀的权利和自由问题，我前面已有过详细论述，不再重复）？至于看守警员的责任，不用追究就可以了。

    这让我想到此前北京驱逐“低端人口”和取消“互助献血”的事情。香港警方对待被拘捕人士的作为，以及我在东区医院精神病房的许多遭遇，其实和北京这两件事异曲同工。对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他们考虑的只是“你/你们别死在这”、“你们别在我管辖的范围内出事”、“你们别在我需要承担责任的层面出事”，然后机械的、极端化的执行残酷政策、规章，而让弱势者遭受更多身心和生活上的不便与折磨、不惜把弱势者逼到更加危险（但不属于他们责任范围）的区域、处境。

    例如北京驱逐“低端人口”，就是以避免再次发生火灾、改造社区环境和治安等理由（当然还有更深层次原因，不过至少表面上理由是以上那些），但粗暴的驱逐让他/她们更无处可去，面临丧失廉价住所、丢失工作、陷入贫困、让自己和家人陷入生存危机。而取消“互助献血”，名义上是为杜绝非法血液交易、保障输血的血液安全之类理由，但这会让更多急需用血的患者面临等待“正规血液”太久而失血死亡的危险。而香港警方及许多监狱、看守所、精神病院及其他羁押场所，对可能自杀者的各种苛虐措施（如扣紧手铐脚镣、用束缚带长期捆绑），同样严重伤害当事人身心。香港警方因发生过北角警署自杀事件或其他类似事件，就对我采取一系列苛待手段（不止已提及的，后面还会提到更严重的手段），而且估计对其他有自杀可能的被拘捕者也如此苛待，是极不人道的行为，反而会加剧其脱离严酷环境后因PTSD等原因而自杀的可能。（当然，大陆警方、监狱系统、精神病院等地为“防止自杀”，采取的手段更不人道，如一些政治犯的叙述）

    但无论北京政府，还是香港警方，以及香港精神病房的医护，嘴上却都说“这是为你/你们的安全着想”、“这是法律/制度规定”、“为了避免你们遇到安全隐患/自杀”，把自己不人道乃至残忍的制度、政策、行为，说的冠冕堂皇、理直气壮，表现的“一片好心”，而丝毫不考虑被管理者、弱者自己的选择权，也不顾及这些政策/手段对弱者带来的长远伤害，各种间接的、连带的伤害。这种行为轻则说是缺乏共情、不会将心比心，重则足以用“虚伪”、“残忍”、“无耻”形容。

    法律、制度、政策，都是手段，而目的则应该是让人有尊严、有自由、能够更好的生活，而不是颠倒过来，为了履行责任（同时也是一种推卸责任），而不顾弱势、被执行一方更根本的人权。如果法律、制度、政策违背了人性、侵犯了人权，弊大于利，就应该修改、废除、重新设计和订立。“以人为本”、“天赋人权”，说的都很好听，可现实呢？许多强力机构（包括精神卫生机构）、家庭，都以“为你好”为名，行伤害之实，不给当事的本人自己选择如何生活、选择生死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