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民
王庆民

中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希望为没有话语权的边缘人群发声者;致力于改善民权民生,做些实事

我当初选择流血自戕方式请愿的动机

节选自《受难、维权、再受难、荆棘新前路--我的曲折抗争历程》第三章第1节

   


    (一)为什么非要用流血与死亡的方式来请愿呢?


为什么我要自杀?其实,前面两章中的许多段落都已提到了,尤其在《个人情况说明》中,也清楚的阐述了自己的绝境(其实,如《自述》在内的我此前的别的文章也都提到自己的处境和绝望)。我在此再汇总一下,也再补充一些原因。

    一,生活条件和精神状态都在日益恶化,难以维持正常生活,更遑论学习和工作,根本无法有尊严的活着。 从2008年至2014年,我的青春因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被毁灭。从2014年至2018年,我又拖了4年,都25岁了,不适应社会,缺乏人际交往能力,无法正常上学和工作。 “虽然我的事情许多已经过了很久,但是我受到的伤害持续至今。我都已经尽力逃避、躲避了,可是谣言与诽谤、以及当年事情留下的心理阴影和恐惧感焦虑感、抑郁症、心理创痛……都还影响到我现在的生活。……尤其那些照片的传播和散布,迄今仍旧存于我认识的人圈子里的流言蜚语,就会让我永远生活在歧视与孤立之中(还有可能被直接暴力伤害,因为歧视等冷暴力,我更易与他人冲突)我就永远无法正常生活。尤其那种被孤立、歧视、威胁的滋味,只有真正经历过的才知道多么痛苦,文字根本无法那么有力的表述出来。”……因此并不是我放弃、放下仇恨,就可以重新生活了。”

    “我已经拖了4年,精神状况越来越差,思维能力也下降和退化,记忆力下降的也是厉害,经常丢三落四,正常学习和生活难以维持。而我家庭也因为变故而很快无法在经济上和思想上支援我。我没办法再等下去了,等彻底发疯、流落街头、自杀,就都来不及了。最多只能继续在大陆河南的出租房再麻木的呆几个月(还是在(6)不发生的情况下),又有什么意义?那时我还有机会来香港吗?”

   “你们提及的如果我在香港滞留、抗议,回陆后会受到巨大压力。这个我明白,但是过去、现在,我已经承受了巨大的伤害和心理压力,2008年和2011-2012经历的校园暴力的心理阴影、2014年高考那年我的心理折磨把我都要逼疯逼死了,还有什么不能经历的?现在我的情况差的已经不能再差了。”

     还有单独想提的一些话,就是无论在校园断断续续7年的经历,还是后来呼吁和维权的两年,以及在互联网上看到听到和经历的许多黑暗的事情和现实,都让我对这个社会非常失望、绝望。鲁迅、契诃夫都看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黑暗,但他们更多是一个旁观者、记述者,自身生活还是相对优渥的、与苦难还是有所隔离的、自身的安全和尊严还是很有保障的。而我,不仅旁观了种种丑恶,也亲身经历了许多黑暗,是受害者、无助的弱者。

    我像祥林嫂、魏连殳、涓生,贫穷、孤独、历经磨难,没有出路或出路就是堕落;又似格罗莫夫、契基尔杰耶夫、姚纳,社会不公和生活艰辛如滚烫的沥青般倾泻在我头上,将我烫的满地打滚、身体和精神都受到腐蚀的酷刑。其中最惨痛的无疑是高考的失败(当然这个我个人要负很大责任)。因此,我对于各种丑恶、黑暗和不公,既体会更深,又无力逃脱和抗拒。所以我不仅有鲁迅和契诃夫二人的清醒和愤怒,还有无助和绝望。而且,即便能生存下来,不仅自身还要受屈,还会沾染这个时代的恶,自己也成为黑暗社会的一部分、丑恶行为的参与者,在互害社会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在校园暴力过程中,我不就是有过加害者的一面吗?而社会比学校更复杂和肮脏,各种受害和加害,我以后必然遭遇/参与更多而不是更少。当然,对我这样的弱者,绝大多数时候还是受害方。在这样的社会生活下去,只会不断遭受屈辱,却无法讨得公道,反抗只会碰壁更多、冤屈更大、受伤更深。而我又没有逃避这种丑恶环境所需的权力、金钱、人脉关系和社会地位,欲逃无路。与其如此,不如一死了之,即便自杀引不起关注,也能免受未来生活中更多的伤害。

    二,理想破灭,人生无望。“对我来说,没有考上如中国人民大学(或至少211、985)等院校,就等于我彻底失去了实现理想与追求的机会,没有了改变充满不公与黑暗的社会的条件和地位、丧失了以名校学生身份参与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可能,我的政治抱负化为了泡影。而我的性格和身体状况,做一般白领和基层工作人员又不甘心(更重要是不能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导致再次被孤立与歧视,害怕受欺凌和伤害),自然也绝不适合于打工,家庭又很贫困,不能考上名校在个人前途上也没有出路。”如自述所说:“心有冲天壮志,命如脚下污泥”。6月7日就是高考日,我却早已丧失了追求理想的机遇。看到这个巧合的时间,更加剧了我自杀的念头。

     三,因上访、维权和做社运,返回大陆后可能会遭遇来自政府部门的体制性迫害。“我回去之后还是只能去学校或者政府游行抗议,然后就会被抓和限制出境。教育厅接受材料一个多月了(4月20日接收的材料),也没有回复。不闹的话,更得不到关注和回应,闹了就出不了境、人身自由和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以我的个人情况,例如精神状况、身体状况,社会背景(没关系没后台,性格还比较偏激,又缺乏人际交往能力,进了监狱或者精神病院,就很可能死在里边,出不来了。而且死前必然还会遭受欺辱,如果激烈反抗和抗议,还可能遭到残酷虐待。”

    在此特别需要说明都是,大陆对待上访、维权者的行为是很不确定的。有时候他们会放任不管,有时则会严厉对待(例如抓起来投入黑监狱,关到久敬庄那样的监狱式“访民中心”虐待),还有在敏感时刻会限制其自由(如“两会”、“十x大”召开期间),派人尾随威胁上访者、在上访者家门口堵门等。更严重的积极维权、为社会不公发声的,则可能直接被拘捕。此外有时政府部门还会派人去上访者工作地骚扰,迫使老板解雇上访者,但有时也不会这样而是给上访者一条生路。所以其实无法准确判定政府或公安会如何对待我。但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会导致压力、恐慌,影响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这样的案例在“维权网”和“民生观察”等网站很多,例如湖北荆门的刘艳丽、安徽阜阳的李卉,就是积极为人权发声,一开始被骚扰、丢工作,后来直接被长期拘留的较知名案例。

     四,返陆后可能会遭遇流氓恶棍学生打击报复。“……我举报的人的打击报复,他们涉嫌有黑恶势力背景(否则当年就不会那么嚣张),拉帮结派,有N多种方式可以骚扰、威胁、伤害我,政府和公安完全可能袖手旁观,借助这些人变相“维稳”。如果我在网上遇到攻击诋毁,并且发展到线下,直接在我现在孤身一人的住所威胁和攻击,再次发生2008年时候那些事,我怎么办?求助谁?当年在学校作为学生都没有人管,现在我实际上已经不属于任何学校了,大陆警察又不愿意管理,那怎么办?”

    五,就是我在大陆与香港一系列的维权与呼吁的失败,让我彻底丧失了信心,没有了希望。以前支撑我的,就是期望能够有知名人士或媒体的关注,让我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呼吁产生社会反响,也能改变我的人生命运。可是,我奋力呼吁,得到的却是连续不断的失败。对此,前面已有详细描述。“对这些冷漠、残酷的经历,已经反复咀嚼了几百次,由痛苦到剧痛,由剧痛到麻木,然后重新清醒,又如落入冰窖。……我本来就因校园暴力身心受创,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求助和呼吁,却得到这样的结果。精神已处于崩溃边缘”。人的承受能力总是有限的,而我已经承受了上百次失败,其中有至少20次都是亲身前往求助,但依旧无果。我还要怎么忍耐、承受呢?

    “一个人要能够勇敢战斗,需要感觉到背后有庇护、侧翼有支持、脚底下有大地。”索尔仁尼琴的话真是至理名言。我危险重重、连受打击,精神濒临崩溃(或者某种程度已经崩溃),却孤身一人,四处求助全都碰壁,既无人保护,也没有声援,如双脚悬空挂在悬崖边,处绝地而难生。我怎么可能坚持的下去呢?

    况且,我将近两年的维权,最终几乎没有成效,我没有完成呼吁社会关注和解决校园暴力、网络暴力问题的目标。这样的情况下,我难道不应该殉难于事业、以死亡来展示我的决心、体现我付出的牺牲吗?

    而促使我自杀的导火索,还是钱的问题。这一点毋庸讳言,我并不高尚。前面已经提到,我父亲得了脑溢血不能工作之后,家中已捉襟见肘。在2015年之后,我多次处于身无分文的边缘,虽然依靠给朋友借钱和网上贷款勉强度过,我父亲后来又接济上来,但这种有惊有险的金钱危机早晚有一天会真正酿成危及生存的灾难。因为,我家里的钱越来越少,父亲越来越拿不出钱来,而我的开支却并未减少,反而时常有额外需要。在2015年之前,我要钱基本没有什么障碍;但2015年后,经常需要催促、死皮赖脸的要更多的钱,才能支撑我的维权呼吁、吃饭住宿。我对这种要饭一般的生活,以钱来维系的家庭关系深恶痛绝,却又无法摆脱。我的维权和呼吁,以及家庭成员看病,已经吸干了我的家庭几乎所有财产。我在香港时,已经断定家庭对我无法继续接济下去了。

    如果我还有钱,哪怕几万元,我就会选择继续在港滞留,有更多耐心,以更温和的手段求得支持,再去找各种机构和个人,如各政党、媒体、学者;也有钱购买各种宣传道具,以温和手段如举牌等方式请愿;哪怕激烈一些,也只会在中联办、中环、维园这些场所,进行宣讲、绝食,吸引香港市民的注意与同情,看看是否会有转机,而不是用激烈手段自杀,至少不会那么快自杀。当然,假设我有更多的钱,例如几十万上百万,那我可以去许多国家和地区进行求助和呼吁。但问题是,我就剩几百元了,包括所有港币和人民币,银行卡里也没钱了。当然,给我父亲要还是能要一些的,但还能要几次呢?要的钱又能撑几天呢?(说到这我又想说,比我、比我家有钱的那么多,但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愿意像我一样维权和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呢?为什么没有人肯推动制度性和普遍性的社会变革呢?)

    我当时也以为,我在中联办门前的自杀很有可能引起媒体的重视,能够让我的事情广为人知。如我自杀未遂,就可以接受记者的采访,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更进一步的,如我在《致纽约时报的一封信》中所说:

    “我若被监禁或杀害、被逼自杀,希望人们知道,我是国内因公开揭露和反抗校园暴力而牺牲的第一人,我希望我的死亡能够成为反抗校园暴力的一个里程碑,我愿做21世纪反抗校园暴力领域的布鲁诺,用燃烧自己的生命刺破黑暗,引发人们对于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关注,推动对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防治,拯救这些处于痛苦而绝望,却又被社会忽视的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受害者。”

    或许,我可以成为防治校园暴力领域的布鲁诺,成为与校园暴力抗争、挑战青少年社会结构性不公与暴力的第一人。如果那样,我就和布鲁诺、释广德、帕拉赫一样,死得其所、死的光荣伟大。

    活着,要面临那么多绝望与屈辱,无路可走,且最终还是会悲惨的死去;自杀,却可能得偿所愿,壮烈辉煌。所以,选择自杀,已是顺理成章。死去反比活着更有价值,至少也是一种解脱。更简单的说,活着,有那么多坏处;死了,却有那么多好处,为什么不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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