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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弗里斯比(David Frisby):《货币哲学》英译第三版序言


按:这篇文章是大卫·弗里斯比(David Frisby)为齐美尔(Georg Simmel )名著《货币哲学》英译第三版所撰写的序言,是一份十分经典的研究文献。然而在所有中译本中,均没有把此版序言译出。拙译源于本人大学毕业之际参加齐美尔读书会时的兴趣,数年过去,齐美尔之于我早已是“陌生人”。所以这个稿子基本是当年的原样,对原文的理解、译笔的流畅性均有不足,只是勉强弥补空白,敬请指正!


人的目光具有赋予事物以价值的魅力,但它也抬高了事物的价格。(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1984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自从1991年这一版齐美尔的《货币哲学》增订以来,对这项重要的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著作的新研究不断涌现。此外,齐美尔研究的出现与早期的接受史中,一些方面也得以增强。《货币哲学》业已成为客观文化理论的导线,这一事实使我们意识到,齐美尔研究的影响不仅在于文化哲学或社会学,其中包括现代性文化,还在于文化生产本身。宽泛地讲,齐美尔的哲学、美学和社会学可以追溯到美术、建筑和文学等诸多艺术性领域。由于这一点在本书之前的导言和序言中有所忽略,下文将概述一些实例,特别是在可以证实和详述其《货币哲学》之影响的情况下。最后,因为这是本书的第二个序言,读者若是首次阅读,可先从我写的初版序言(1978年)开始,接着是第一个前言(1990年),最后再来看这个新前言。

齐美尔在1889年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的研讨会上对货币心理学进行了介绍,除此之外,1896年3月24日他在维也纳给奥地利经济学家协会(其成员包括卡尔·门格尔 [Carl Menger]、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 [Friedrich von Wieser] 和尤金·冯·庞巴维克 [Eugen von Böhm-Bawerk])的演讲中,首次概括了《货币哲学》中的一些核心主题,这个演讲同年8月发表在领导性的维也纳自由派报纸——《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的经济版上。[1]

【xv】通过齐美尔与法学理论家格奥尔格·耶里内克(Georg Jellinek)的通信,我们可知,他在维也纳的演讲是一次争取维也纳大学哲学或伦理学与社会学教职的尝试。[2]这次讲座本身是由伊西多尔·辛格(Isidor Singer,同时也是新创办的自由派周刊《时代报》(Die Zeit)的编辑,齐美尔经常在其中发表)和经济学家尤金·冯·菲利波维奇(Eugen von Philippovich)促成的。在给奥地利经济学家协会的演讲中,齐美尔提出了“社会主义心理学”和“货币心理学”两个题名,而实际题名尚未确定。在讲座结束后的第二天,齐美尔写信给耶里内克,声称:

昨天的讲座出席者寥寥,因为同时有许多其他的会议在举办……不过还是很成功的,现场掌声雷动,显然发自观众内心……总之我很惊讶,这里有许多人很了解我。我在这儿受到的盛情接待,这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在柏林其实是备受冷遇的。[3]

与这次演讲的成功不相称的是,齐美尔最终没有在维也纳得到教职,甚至同样在考虑之中的切尔诺夫策也没有。直到1914年,他才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得哲学教授的职位。这封信确实表明,尽管他当时的兴趣主要是哲学和社会学,但他也与柏林以外的经济学家有过接触。

从该协会的会议记录中可知,齐美尔以关于“现代文化中的货币”的演讲开场,这被称为一场“从哲学角度讲货币经济的演讲”,一些一般性的评述没有在随后发表的报纸版本或其他地方出现。齐美尔的开场白摘要如下:

经济学对本世纪知识的贡献远大于对哲学。虽是如此,哲学仍可作些贡献。它研究了孤立的知识领域之间的隐秘联系,将它们连接到更高的实体,并提请注意它们的共同根源。正是这样一个哲学项目,就其内容和范围而言,将在这里提出现代时期的整体特征与以货币经济为主的特征之间的联系。这样做,不会提出新的事实,我只是尝试在已知的事实之间建立新的联系。[4]

【xvi】三年后的1899年,齐美尔在其柏林演讲中宣称“人类生活中绝不存在哪一面纯粹是经济的”;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在《货币哲学》的重要序言中宣称,“这些研究中没有一行字是经济学陈述”。[5]

然而,尽管他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自己《货币哲学》之于经济理论的贡献,但还是提请同时代的许多人,包括经济学家,注意到此书与经济学的相关性,以及强调货币的社会意义。对于非经济学家,如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对于那些批评齐美尔贡献的人,如卡尔·门格尔,以及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阿尔特曼(S. P. Altmann)、威廉·莱克西斯(Wilhelm Lexis)和弗里德里希·克纳普(Friedrich Knapp),都是如此。[6]然而,经济学家对齐美尔《货币哲学》的这种认可比上文所述微妙得多。

这些经济学家里面,克纳普与齐美尔之间有更深入的联系。克纳普是《国家货币论》(State Theory of Money,1905)的作者,提出了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货币经济理论之一。经济学家评论齐美尔《货币哲学》时,有时会把它与克纳普的著作比较。[7]克纳普本人在写给经济学家本迪克森(Bendixen)的一封信中也对这两部著作进行了比较,并评论说“他以生活方式结束,而我以奥地利货币结束”。[8]不过,很明显,克纳普对齐美尔的著作和事业有着更为严肃和长远的兴趣。齐美尔早期的书评之一是克纳普的《普鲁士农民的解放》(Die Bauenbefreiung in Preussen,1888)。[9]更重要的是,正如埃尔文·舒勒罗斯(Erwin Schullerus)所指出的,[10]从他与施莫勒的通信中可以明显看出,克纳普至少从1890年初(原文:18908)开始就对齐美尔的事业表现出了兴趣。更具体地说,当施莫勒给他寄来自己对《货币哲学》的评论时,克纳普发现:

我在去年的圣诞假期里读过这部作品,并至少写了三封信给作者,这使我精神振奋。最重要的是,和你们一样,我也强调过,它与货币无关,而是与货币经济的心理方面有关。但最重要的地方在于齐美尔本人:这位高度原创的学者在其中勾勒了他的内心生活。哲学家必须也应该这样做……人们无法从其中的片段就理解全书。它由数以千计的格言组成。要想贴近作者表达的意思,需要一种能够沉浸其中的移情气质。[11]

如果说将此书看作格言的观点突出例子和类比的多元性而不利于系统论证,然而,也正是克纳普更积极地将这部作品当成“生活织锦中的金线”。【xvii】很久以后的1914年,当齐美尔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得了哲学教席的首个全职教职时,他的儿子汉斯说,正是克纳普“为我父亲求取教职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支持”。当时,克纳普“已经70多岁了,且荣休,但仍是一位很有智慧的老先生”。[12]

本书之前的导言和序言概述了施莫勒、门格尔、阿尔特曼等经济学家对《货币哲学》的回应。[13]然而,尽管经济学家有所接受,但他们及其学科的主要焦点貌似不同于齐美尔在此书中的意图,他坚持认为经济现象不再仅是“经济事实”,而且还具有心理、伦理、美学、历史、社会学和哲学等维度。再次,齐美尔的序言表明,揭示1896年所谓的“地下联系”(the subterranean connections)的计划是在对货币的实质性研究中进行的,因为它是对日常生活表面的探索,是以揭示更深层的意义为前提的探索,在表面之下,是对“生活细节”的典范或片段的探索,其总体意义可能被揭示出来,还是历史唯物主义之下的探索。

这类研究针对的是看起来最浅层和抽象的经济实体——货币。然而,它是一个具有实际后果的抽象实体。同样,在1899年由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记录的演讲中,齐美尔以讨论支配和从属关系为背景,提到了在货币经济中可见的社会支配中的“纯粹抽象”的例子:

今日之社会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之上:一些人根本没有钱(最底层),另一些人储蓄一些东西(中层),第三个阶级则仅凭利息就能维生(最上层)。这是一个几乎完全独立于人的社会结构。当然,这种不公正的(ungerecht)状态是通过竞争中的公正胜利、或者更狡猾、更精明、甚至更不公正的胜利来实现的。[14]

虽然这种更为公开的政治思考在他的《货币哲学》中并不常见——但可能是他的一些演讲的特点[15]——他对货币的实质性研究,在分化与去分化、具体与抽象、个人与非个人等方面,都存在着辩证对立。

正如齐美尔所坚持,又如诸多同时代人认识到的,他对货币意义之分析的出发点是“经济事项的表层”,“生活的细节与表面”、“最表面、‘现实’和巧合的现象”、“最一般的、至少是观念论的生活表面”。[16]从这个表面,“一个探测引线”、“一个指南”可以“探到其最深处”,以揭示“其任一元素如何承载其意义之总体,又如何被后者承载”。[17]对于一些论者来说,在此情况下,“齐美尔让人想起洛采(Lotze),只不过有所区别的是,他靠着天赋和倾向去追寻现象最隐秘的根源,揭示它们最微妙的内在关系。”[18]

通过研究“每个人口袋里都有的不言而喻的东西,每个人都必须掌握,及其人尽皆知的用途,物理特征特征和价值”,卡尔·詹奇(Karl Jentsch)认为齐美尔研究货币的日常、不证自明的本质,是必要之举。[19]确实,“在一个人对日常生活惊讶之时,他们就成为了哲学家。在研究和思考这种日常生活本质的过程中,他们获得这样的知识:即自己一无所知。’[20]另一位评论家奥斯卡·埃瓦尔德(Oscar Ewald)坚持认为,面对这一出发点,齐美尔是少数几个能够创造一种货币哲学的人之一:

他对于各种关系,或可说现象之间的中介空间(Zwischenräume)的眼光独到,与此相关的是,他的天赋使其可以将最微不足道的关系与最广阔的视角,甚至是存在之范围的最外沿联系起来,于是几乎注定了他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因为金钱乃诸关系之关系,其作为诸价值本身的关系便被揭示出来了;它的定义完全体现在其自身是一个其他实体的度量。然而,这种关系也不仅仅包含现象表面展现的联系;它表达了深藏其中的、甚至是形而上学的估值方式:于是从这一点出发,齐美尔写出了他的《货币哲学》。[21]

这种现象表面与其内在的关联是齐美尔许多著作的方法论主旨,包括他写现代大都会的文章。

然而有另一个表面不常被谈到,即齐美尔《货币哲学》本身的文本表面。在马克斯·德索(Max Dessoir)的简短评论中,可以找到一个例外,该评论从处理原始德语文本的物理布局开始。

此书的页面采用小号标准字体,很少被段落打断,有时连续几面都没有分段,斜体很少,几乎没有感叹号或问号。内部内容与外部图像相对应。从本质上讲,齐美尔的作品是一种极其安静和稳定的思想运动,【xix】但这运动不是线性地朝着目标步步为营,而是环绕着其对象不断缩小距离。作者绝不会将自己置于事物之间。他的灵魂充满了怀疑,摆脱了天真,正是这种天真使年轻人成为教条主义者,因此屈服于已完成的和牢牢稳固的东西。[22]

考虑到原文的密度,英译本在适当的位置插入了详细的目录单,有时还将段落分解成更容易理解的长度。

此书聚焦在作为现代性场所的货币经济,以及在一个成熟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作为万物中介、一般等价物的角色,关注的是流通、交换和消费领域。我们参与货币经济,必须进入这样一个领域,其中,由于中介的存在时我们远离了客体,我们进入“手段的迷宫”和事物间的抽象关系中,所有价值的动态中介都“作为现象变幻的安全支点而出现”。[23]这种公分母支配下,所有价值都被还原成其中介,从而促进“日常生活的平整”。

早在1896年,齐美尔就强调了货币作为一种“中介实例”(a mediating instance)的作用,它创造了一种“经济交易对象不再直接与我们对抗”的局面。相反,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对象之间的中介,

尽管所有具体的事物都在不安中飞逝,背负着这样一种矛盾:事实上,只有它们才能确保所有明确的满足感,但它们的价值和利益只有在还原到这种无个性、无品质的标准之后才能获得。这样一来……货币使我们与客体之间的距离愈来愈远;印象的直接性、价值感、对事物的兴趣被削弱了;我们与它们的联系被打破,我们只能通过一种中介来体验它们,这种中介不允许它们充分表现其完整、自主、直接的实在。[24]

这一货币交换领域本身获得了一种自治,其中,交换“不仅仅是给予和接受两个过程的相加,而是一种新的第三种现象”。[25]

【xx】与此同时,中介(者)的这种力量使我们关注动态中介过程本身,它“作为现象飞逝中的安全支点而出现”,并且是经济目的论中的支配性实体。齐美尔认为,这说明了“现代生活不稳定、狂热和不止息的本质,货币为其提供了无法停止转动的车轮,于是生活机器变成了永动机”。[26]货币不仅仅贯穿日常生活,还“将自身提升至神罗万象之诸客体之上的总体性抽象的高度……(成为)一个中心,彼此尖锐对立、陌生的、遥远的事物在此找到了它们的共同之处和落脚点”。[27]

在考虑经济交易速度和节奏加快所暗含的“从稳定向不稳定过渡”的后果之前,齐美尔的分析还有许多其他方面需要注意。首先是货币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后果。正如汉内斯·勃林格(Hannes Böhringer)所说,

货币……将“生活方式”客体化,使大都市居民变成“客体”、“中立者”(indifference)、“理智者”、“无个性之人”、“无品质之人”。货币将人类社会化为陌生人……还使人类变成绝对存在(res absolutae),变成客体。齐美尔的学生,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正确地认识到这种客体化(或其本人所谓的物化和异化)不是外在的,不会像齐美尔指出的那样,变成“内心深处要素的守门员”,其本身就是内在化的。[28]

主体文化和客体文化关系是《货币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在此背景下,我们对客体化货币文化的逃离在齐美尔的认识里是有所保留的,“个人发展……只能靠诸客体的这个中介”。[29]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成熟的货币经济中是否可以实现“距离的感知”,或者在“积极情况下,(是否可能)确保一个主体之岛,一个秘密、封闭的私域”。[30]对于齐美尔来说,美学领域就是一个可以调谐主体文化和客体文化的潜在领域,我们稍后再谈。然而并不例外,这一领域的自主性也与货币推动的物化交换和流通领域有着某种联系。

物质世界也共享此种明显的自治性和独立性,本雅明后来称之为“终结的物质世界的力量”。正如阿森多夫(Asendorf)所说,齐美尔认识到了内室(interieur)的这种性质。在那里,以及其他地方,

【xxi】曾经熟悉的东西变成了大量的商品,因为它们没有历史,所以没有故事可讲。货币使这些东西得以交换。“今天的物质与智识客体都在独立运作,而无人代理或传输。客体和人已经彼此分离了……在齐美尔这里,事物纯粹的“数量”存在些微神秘感——他谈到周遭繁复事物的“独立性”,谈到它们作为拜物教的服务,谈到这些事物对人之自由的妨碍,因此指出了内室的隐秘面貌,这面貌是由超现实主义者首先曝光的。[31]

齐美尔的同时代人和他的几个学生,如卢卡斯、布洛赫和克拉考尔,以及本雅明等读者,都对物质世界做出了类似的解释。

然而,其他人已经指出了交换领域中事物世界的各种令人不安的特征,却没有完全阐明它们的含义。就齐美尔在其《货币哲学》中的价值理论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边际经济学理论,并且,齐美尔阐述了资本主义货币兑换中价值与价格之间的任意性关系,他本可以更明确提请人们注意商品交易中进一步的动态特征。[32]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对于个人商品需求的满足、个人欲望的满足、事物的消费的关注,建立了一种基于主体性的经济学理论。然而,通过人类主体之间的交流来实现主观欲求似乎基于主体间性。但是,主体之间的这些关系在货币交换领域表现为物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语境下,新古典理论提到的内容并未完全反映出来。 例如,新古典主义理论家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在讨论价值和交换时指出,“每一种交换行为都以两个数字之比率的形式呈现给我们”。[33]数量之间的这种比率是表达价值的间接方式,就其本身而言,它不是“事物的内在品质;这是外在的巧合或关系”。[34]因此,“价值与其他事物和需要它们的人们有关,只能是一种纯粹的关系或巧合之物”。[35]这个偶然的和外部之关系的动态领域也是一个自主领域。

正如齐美尔强调的,价值交换领域是一个“或多或少完全脱离主体—个人基之基础结构”的领域,是一个具有“自主机制”表象的领域,“一个客体领域”。[36]在这个自治领域,货币是所有关系的物化,是“交换的物化功能”,【xxii】是“表现其经济活动的诸事物间的纯粹关系的物化”。货币作为“绝对的中介人”,“立……于一个靠其自身规则组织起来的领域中”。[37]在这方面,齐美尔赞成马克思的观点,即在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中,交换价值具有支配地位,但他接着补充说,用交换价值代替使用价值“似乎不是终点。只有金钱……已经达到了最后阶段;它除了可交换性的纯粹形式以外一无所是。”[38]

同时,货币交换是一个动态领域,其中,货币是“事物之间表现在其经济运动中的纯粹关系的物化”,是“最初由(交换)对象本身完成的平衡与交换运动的客体化”。[39]这种事物之面貌不断运动和动态流动的领域,与齐美尔的现代性概念本身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价值表征的动态流动性可以被视为现代性的象征,这一点也可以在齐美尔对大都会“精神生活”的描绘中找到。更广泛地说,在这两方面之间具有亲和性:其一,他对我们成熟的货币经济和现代大都会经验的描绘,其二,他在论现代雕塑家罗丹的演讲和随笔中概述的现代性概念:

这样的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即根据我们内心生活的反应来体验和解释世界,并且,实际上是一个内心世界,在灵魂的流动元素中,固定内容溶解了,所有实质性的东西都从中过滤出来,其形式仅仅是运动的形式。[40]

这种现代性概念不仅与现代都市精神生活的轮廓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与成熟的货币经济无休止的变幻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摧毁了货币以外的固定价值,而货币本身则是事物之间的最终中介。

齐美尔在论罗丹的文章中试图捕捉现代性,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了现代性与加速运动的关系,回到了曾经稳定之物的流动及其流动性:

坚硬和稳定的个体现象所提供的,在振荡中被破坏,在越来越不稳定的运动中被破坏;但是个体现象的这种运动本身只是统一的宇宙能量总体的一种构造或一个切入点。一个以某种方式自我封闭的实体,其内在得进行纯粹运动是不够的:必须打破其自身的边界,以便这一内在运动立即成为生活宇宙之潮的波浪。只有这样,运动的主旨才变得绝对之物。[41]

【xxiii】转化为货币经济,流通和交换领域的自我封闭运动,这是客观文化的一个突出方面,齐美尔认为,这不仅是在该文化内扩张,也渗透了主观文化本身。现代生活方式及其审美表现都表现出这种“无限流动性”。因此,

现实生活中不断增加的运动不仅在其对应的艺术中自我展现,而且生活风格和艺术风格也都深植于这同一根源。艺术不仅反映了一个更具流动性的世界,而且它的反映本身也变得更具流动性。[42]

这种对生活方式(齐美尔《货币哲学》最后一章的标题)、成熟的货币经济对它的塑造及其与审美领域之亲和力的提及,并未被人遗忘,这些人认为它们能够识别这样的现代转型的社会背景。1911年3月,齐美尔在维也纳发表了关于罗丹的“精彩演讲”,对此,利昂·布朗斯坦(托洛茨基)反思了它与分离派运动(the Secession movement)的相关性:

艺术革命仅仅反映了日常生活中的革命。大城市崛起了,使村庄变得毫无生气,因为前者已经吸收了所有有天赋、有活力和勇敢的人。生活变成了汹涌的漩涡。恒常的、不变的、持久的东西已经被毁灭得无影无踪。运动战胜了转化为活跃能量的“物质”。不断变化的形式隐藏着内容,而形式也淹没在主观印象的洪流中。它由此创造了一种新新人类,并在印象派艺术中找到了新的表现形式。[43]

这种新人类主要是现代大都会的居民。但这里应该补充的是,大都市也是成熟的货币经济的所在地,对两者的参与可以看作是对齐美尔所认为的现代性的参与,即“我们内心生活的反应”的增强,坚固内容的消解,以及无尽的“运动形式”体验。

后来,当齐美尔仍在反思罗丹对现代性的意义时,我们发现,我们对现代性体验诸方面的描述不仅符合罗丹的雕塑,而且也符合遍布齐美尔《货币哲学》中现代货币经济的形象。【xxiv】尤其是,齐美尔对罗丹的现代性的分析中,加速货币循环之动态流动的体验被描绘出来了,其中

在经验主义观点中,所有实质性和安全的东西都转化为运动。此外,没有任何形式具有哪怕一丁点稳定性和耐久性,所有外显的坚实轮廓仅仅是振动以及力的交互作用下的来回摆动。[44]

正如我们对货币交易的日益关注是对交换时刻反复出现的直接性的关注,它隐藏了更广泛的历史目的论(货币和商品是如何产生的),所以现代性本身与我们对时间的体验的转变有关:

时间的流动只能建立在本身不流动的东西上。从反面讲,一个徒然流失的时间,也就是说,它是没有记忆的——因为所有记忆早已指明完整的元素根本不是时间(Zeit),而是一个无维度的现在(Jetzt)…。绝对存在恰恰与绝对非存在一样是非历史的。[45]

在流通和交换领域内,记忆的缺失和对一种即时“现在”时间的支配(本雅明后来以不同的方式将其概念化为当下[fetztzeit][可能是jetztzeit?,应当是弗里斯比笔误])也在商品交换行动中与无个性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货币和商品交换的过程不需要特定的个人,而是需要实现交换的功能:

这种无时间性……只存在于现时的突生时刻,它与个体性缺失之间存在深远联系。在存在个性的地方,存在的诸时刻不再有局限,它们彼此不再迷失。愈发强烈的强调个性,那么时间就会被更加强调了。[46]

这个对时间与个性的分析见于齐美尔对罗丹的论述中。然而,由于它是对现代性表达的一种探索,它显然与齐美尔对现代性要素的其他研究有密切联系,尤其是成熟货币经济的方面。

在维也纳演讲中,齐美尔明确提到了现代性的“新灵魂”,它表现在罗丹对现代生活矛盾的动态解决方案里。托洛茨基用了一连串显然更具体的例子来进行说明:

【xxv】事实上齐美尔的“新灵魂”就是大都会中心知识分子的核心。印象派是它的艺术并在美学上表现了其人情之冷漠,尼采为其先知,《痴儿报》(Simplicissimus)为其讽刺文,如同桑巴特是其经济小品文作家,齐美尔为其哲学小品文作家。[47]

这种讽刺性地构思举例或时代精神(Zeitgeist)非常值得进一步探讨。

更重要的是,齐美尔在其《货币哲学》尤其是最后一章中所阐述的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越来越多的统御,两种文化领域的对立也在他1911年——即与其论罗丹的维也纳演讲同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化的文章中被激化。他写道:

马克思归因于商品生产时代中经济客体的“拜物教性格”仅是我们文化内涵普遍命运的一个特别变动的例子。这些内涵受制于这一悖论……即他们确由人类主体所创造也的确为满足后者而存在,但他们也遵循内在的发展逻辑……并因而从其起源与目的悉数脱离。[48]

在当前语境中重要的是具有自己“内在发展逻辑”的文化自治领域的概念,其具有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概念的特征,我们在其中观察并参与事物的“表象”。在这里,商品、货币和资本——连带着作为“用钱生更多钱”的“完美自治的拜物教”的货币资本——表现为那种直接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的东西但其“直接的存在……是纯粹的表象”。[49]

不过齐美尔在其 1904 年论康德的讲座中就已经论及另一个固有领域和假象。他对康德三大批判的总结揭露了一个与货币流通领域亲和的美学领域。虽然前两大批判(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批判)分别关照存在或应该存在的东西,但在审美领域的情境中,“审美判断……仅仅与事物的形象相关,与它们的表现和形式相关,而不论其是否受一个可理解的现实所支持”。[50]因此,对于齐美尔来说,艺术作品“将自身封闭成一个排斥所有外部存在的自在世界”,[51]这与其在《货币哲学》中分析的客观文化很接近,确乎是“物质文化成为人类文化”。更广泛的说,齐美尔在别处强调的美学维度,【xxvi】例如碎片与总体性之间的关系、在主客体之间的“距离感”以及诸形式的对称与不对称性,所有这些都在其对货币经济的探讨中得以体现。[52]

货币流通中“事物的形象”是一种作为无尽当下的无尽运动形式之一。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现代性是作为一个当下时刻的连续体被以瞬间的方式(sub specie momenti)感知的。对于齐美尔来说,罗丹的成就正是在于他在雕塑中捕捉到了“纯粹运动的艺术永恒性”、突现和运动本身。在齐美尔看来,美学领域超越了一个个瞬间,它是一个在现实中通过永恒的相(sub specie aeternitatis)表达的整体。瞬间和整体的关系在齐美尔为青春艺术风格派杂志《青年》(Jugend)撰写的一系列作品的标题中可见一斑:“在永恒的相下的快照”(snapshots sub specie aeternitatis)——即从永恒的角度看待瞬间。[53]在齐美尔讨论罗丹成就的语境下,克劳斯·李希布劳(Klaus Lichtblau)指出:

如同“在永恒的相下的快照”,(罗丹的)形式的运动不仅说明了一个稍纵即逝的时刻的表达,而且同时也说明了超瞬间或说无时间性的表达,这样在一个个运动瞬间就精确地刻画了运动的总体性。[54]

然而齐美尔还可能与维特根斯坦共享这样一个观点,即在永恒的相下刻画事物并不仅仅是美学的特点。进一步地,还存在另外一个领域或者方式使这成为可能,即哲学。对维特根斯坦来说:

除了艺术家外,另有一种在永恒的相中刻画世界的方式。思维有这样一种方式——所以我才信了——这种方式是在空中、在高速运转中观察世界的,就好像它在世界外飞翔,并保持其原样一样。[55]

也许齐美尔的《货币哲学》可以视为对这种观点的不同佐证。

III

《货币哲学》里,上述或其他地方表现的针对我们的货币经济体验的反思,为哲学家、艺术家和作家们提供了丰富养料。以至于将齐美尔视为不成功哲学家的阿多诺也承认,齐美尔“所有的心理学唯心主义(psychological idealism),使其成为完成哲学向具体主体回归的第一人,这个转变为不满足于认识论或思想史而喋喋不休的人提供了典范”。[56]【xxvii】当然在齐美尔的作品中“坚固主体”(concrete subject)并不匮乏,甚至包括货币本身那种最易遗忘的坚固性。

实业家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是在他的同时代人中寻求与工业资本主义具体世界平等关系和一种现代生活的哲学的中的一位(他在罗伯特·穆齐尔的伟大小说《没有个性的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中化身成人物 Arnheim 而遭到讽刺)。[57]拉特瑙既是一位现代实业家(德国通用电气公司的所有者)又是写出诸多流行作品如《论灵魂的机制》(On the Mechanics of the Soul)的作家。[58]有证据表明拉特瑙不仅知悉齐美尔及其著作,在他本人的作品中对后者也有引用。在哈利·格拉夫·凯斯勒(Harry Graf Kessler)的日记中有一则拉特瑙对齐美尔的评价。在 1906 年末的一次谈话中,拉特瑙“用他自己的方式”向凯斯勒(Kessler)、霍夫曼斯塔尔(Hofmannsthal)和穆图斯(Mutius)讲述犹太民族的历史,他谈到“力量和对智识(Geist)认可”的戏剧性发展,这种“高度精致和复杂的犹太法典式(Talmudic)的知识”构成了“一种知识形式”,它

对于我们当今的世界、对于我们当代的国际经济生活至关重要。没有它,现代世界经济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如此,我认为仅仅是这种知识本身是无意义的。齐美尔将这个知识领域运用得淋漓尽致。但从中得到了什么?实际上他只是在参与思想的商业交易(ein Wechselgeschäft mit Gedanken)。[59]

拉特瑙坚称这种知识形式本身在商业世界中并不成功。但按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讲,这并不能阻止齐美尔在其《货币哲学》勾勒出一幅资本主义精神那“无与伦比”(simply brilliant)的图景——即拉特瑙本人都浸淫其中的精神、居于其中的世界。

另有些人则对齐美尔讨论大都市与货币经济的作品的影响不吝赞誉。例如,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就声称:

齐美尔对伟大都市的思考……精辟地纳入了将成为历史前卫/先锋运动(historical avantgarde movements)关注中心的问题。在货币经济的不断运动中,所有的客体的重量变得完全相同、均漂浮在同一水平面上:我们难道是在阅读对一件施维特斯(Schwitter)的《梅尔兹图》(Merzbild)的文学评论吗?……事实上,问题在于如何提供不断强化的神经刺激(Nervenleben);如何将大都市激起的刺激转化为一种新型动态发展的准则;【xxviii】如何将由“漠视价值”不断挑逗和滋养的痛苦“利用”到极致。[60]

塔夫里作品主要关照的是建筑领域,其中我们可以审视齐美尔对他比如马丁·瓦格纳(Martin Wagner,后魏玛柏林时期的首席城市规划师)[61]和阿道夫·贝恩(Adolf Behne)[62]这些学生的影响,也包括其他深受其作品影响的人例如恩里希·门德尔松(Enrich Mendelsohn),[63]更别提其转向艺术批评的学生如马克斯·拉斐尔(Max Raphael)[64]和威廉·沃林格尔(Wilhelm Worringer)。[65]

在文学领域,罗伊·帕斯卡(Roy Pascal)较早地概述了齐美尔讨论大都市与货币经济的作品的影响,他告诫文学批评家“在他们试图定义现代性的批判性研究中忽视了齐美尔的作品”。[66]在那些著作受到齐美尔对大都市和货币经济阐释的人当中,帕斯卡不仅引用了齐美尔直接接触的人,如斯蒂芬·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和赖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还包括另一些人,比如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67]

就里尔克来说,谢林斯(Schings)最近就论证了他和齐美尔的关系是多么复杂。除了早些时候在格奥尔格圈和雷普修斯圈(George’s and Lepsius’s circle)的碰面外,里尔克还在 1898—1901 年以及之后的 1905 年夏季参加了齐美尔的讲座和讨论课,并阅读了他的许多作品。回顾里尔克在 1905 年世纪之交的柏林经历,里尔克宣称“早些时候在柏林逗留让我接触到了很少但却很有价值的人;其中最为优秀的一个,要数哲学家齐美尔”。[68]与此同时,在继续阅读齐美尔的作品时,里尔克也偶尔就这段关系表达些负面看法。尤其是谢林斯找到了齐美尔的《货币哲学》影响了里尔克如《马尔特·劳里兹·布里格手记》(Malte Laurids Brigge,1910)等重要作品的令人信服的证据。除了里尔克的《小时之书》(Stunden-Buch,1903)对《货币哲学》第三部分的吸收,最重要的是,他体现《货币哲学》“关联线索:时间-货币-运动-世界变动”[69]这一中心主题的《布里格手记》,通过书中的角色尼古拉·库兹米奇(Nikolai Kuzimitch)和核心人物马尔特本人对大都市(巴黎)的回应,可以被理解成齐美尔作品中金钱和物质世界的一种批判性对抗。对于马尔特来说,患病且孤独地生活在巴黎,

孤独是“大都会及其精神生活”……所允许的那种“生活方式”和“客观文化”之广延的唯一真实立场……是抵抗这种“精神错乱”(distraction)的基本形式。

(马尔特的立场)是抵抗《货币哲学》中的世界。《马尔特·劳里兹·布里格手记》(The Notebooks of Malte Laurids Brigge)可以被视为这世界的对立面。【xxix】他们渗透到“表面”,而不是像齐美尔书中那样,以便它回到生存和生活的终极浮动公式(ultimate floating formula),而是为了揭露隐藏在齐美尔分析背后的困境。[70]

里尔克将对于生活和事物表面之物化世界的焦虑进行了细腻地描绘。

穆齐尔曾在柏林学习,也可能听过齐美尔地讲座,他以其未完成地小说《没有个性的人》而闻名。这部小说以一战前夕地维也纳为背景,它的许多主题无论在文章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与齐美尔的现代性探究相当接近了。在穆齐尔写作这部小说期间的笔记本和日记上确实存在两处对齐美尔文本的明确引用——他对《道德科学的引论》(Einleitung in die Moralwissenschaft)和一篇论二人社会的文章(“Die Gesellschaft zur zweien”),这对于描绘小说中的英雄乌尔里希(Ulrich)与他的妹妹阿加特(Agathe)的关系非常重要。[71]在《没有个性的人》的大纲和草稿中,甚至对货币的哲学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介绍。[72]两者之间联系之紧密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帕斯卡还提及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他的一些作品深受齐美尔影响。具体来说,最近的研究表明,至少有三处地方有霍夫曼斯塔尔阅读过《货币哲学》的痕迹,就连他一些作品的主题也与后者有所相通。[73]这与其对齐美尔其他作品的引用确有不同。如此紧密的联系值得细细检验,不只是对于霍夫曼斯塔尔在维也纳和欧洲现代主义者中的地位来说。

霍夫曼斯塔尔的藏书收录了不少齐美尔的作品,其中一些在他的诗歌和戏剧作品中。齐美尔的《康德》(Kant,1904)成为霍夫曼斯塔尔的《致书商胡戈·海勒的信》(“Letter to the Bookseller Hugo Heller”)中唯一推荐的书目。信中霍夫曼斯塔尔对齐美尔表达了如下评价:

齐美尔的读者赞叹其同几近无与伦比的能力将精神的、将最虚幻的、将智慧思想的最隐秘所指的变成可理解的存在。人们甚至可以说他是歌德所言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正是这两种器具混淆了纯粹人类感官。事实上,我们今日怎会想着摒弃显微镜——即放弃这些非凡的器官——在某种程度上,它将工具类的自身与我们最细密的器官相连,并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享受通晓世界本质的益处。[74]

【xxx】霍夫曼斯塔尔为他的朋友(Helene von Nostitz)也推荐了这本书:

人们可以从论康德的这本书中获益良多,但必须慢慢的读(阅读是一门非凡的技艺,所有那些轻松巧妙地领悟生活、人类存在、自然和音乐之事的人无不是以骑士准则对待阅读的)。[75]

我们也知晓霍夫曼斯塔尔曾数次在其书房深入阅读齐美尔另一部著作,即《货币哲学》。(所以)毫不奇怪,霍夫曼斯塔尔的一些作品中出现了金钱的主题及其对人际关系和价值观的影响。同时齐美尔也不是对他的一些作品产生影响的唯一社会科学家。正如洛伦茨·耶格尔(Lorenz Jäger)已经表明的那样,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是二十世纪初对霍夫曼斯塔尔作品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尤其是后者——与齐美尔——在杂志《摩根》(Morgen)的参与中,桑巴特本人是这本杂志的共同编辑并且后两者都有投稿出版。[76]不过应该指出的是,霍夫曼斯塔尔的金钱主题在其阅读《货币哲学》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正如人们期许的那样,他 16 岁时就创作了一首名为《写在钞票上的诗》(‘Verse, auf eine Banknote geschrieben’)的诗作。[77]当然,在这里重要的是齐美尔对货币的分析被纳入到霍夫曼斯塔尔的作品中了。

霍夫曼斯塔尔被证明最早是在 1906 年阅读《货币哲学》的,并且如耶格尔所言,他“甚至有些章节会(读)两次(之后在 1910 年读了第三次),并且如人们所预料,他不光读了富有文化批判的最后一章,更别提全书了——即使是有选择性地读”。[78]自从 1904 年霍夫曼斯塔尔就开始了他的戏剧《每个人》(Jedermann)新版工作。在一个类似主题中,他在 1906 年开始创作另一个戏剧,即埃伦·李特所说的在当年 5 月阅读齐美尔的《货币哲学》之后创作的《多米尼克·海因尔的最后之夜》(Dominic Heintls letzte Nacht)。[79]1906 年 10 月,作家兼评论家哈里·格拉夫·凯斯勒(Harry Graf Kessler)记录的一篇引人注目的日记,表明了这次阅读对霍夫曼斯塔尔有多重要:

早早从柏林到魏玛。霍夫曼斯塔午后来此处;一切都清新美好。为什么他未完成写作《俄狄浦斯》(Oedipus)第三部分的打算,他觉得自己须经年之后才可做此事。他现在正在做完全不同的事情。我告诉他:费利克斯·霍兰德([Felix] Hollaender)说你正在把齐美尔的《货币哲学》戏剧化。“是呀,就是这样,这又不是什么坏事情。我曾一度需要更接近我们的时代;不是最现代的,而是与大约事物自我简化的 60 年代有一定距离,即四十年前。【xxxi】我们时代最特别的要素在于所有权(Besitz)扮演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角色,这不仅对于银行家或白丁是这样,对于我们如何看待一个有修养的人也是如此。一个人与他财产的这种关系在哪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呢?就在他们死时。这即是我表达的我们时代的人之死(the death of a person of our times)。一个死去的人仅仅是一个有财产或没财产的人。我无疑会创造有财产的人。”我问及《每个人》的修订出现了什么问题时,“事实上我对其感兴趣的一切都转移到这个作品上了”。[80]

利特(Ritter)清楚地表明,霍夫曼斯坦创作此剧的动力来自于对齐美尔关于社会关系中的货币力量研究和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Eugénie Grandet)。同年 9 月再次阅读“第六章,即‘生活风格’,来自齐美尔的动力增强了。在对《多米尼克·海因特》(Dominic Heintl)的注释中,这本书被引用了很多次”。[81]它为这部作品奠定了理论基础。利特、雅戈尔和乌特·法斯(Ute Faath)更加充分地概述了基础的详细程度。[82]

在首次阅读齐美尔作品之后、发表于 1907 年的较短的作品《回归者的信件》(‘Die Briefe des Zurückgekehrten’)中,叙述者购买绘画时的审美体验使其厌恶被金钱主导的社会。[83]此外如雅戈尔所说明的,毫不奇怪《每个人》的修订之处也可追溯到霍夫曼斯塔尔对《货币哲学》的阅读,他的喜剧《克里斯蒂娜·海姆莱兹》(Cristinas Heimreise)也是如此。[84]

在接下来的一年,齐美尔使用了霍夫曼斯塔尔所创造的概念“戏剧性群众”(dramatic mass)。在 1908 年 8 月凯斯特致霍夫曼斯塔尔的信中道:

请读一下齐美尔在8月21日发表在《一天》([Der]Tag)上的文章,他以独特的方式得出了“戏剧性群众”的概念,虽然没有这样描述,但他试图在歌德和席勒的形象中恰当地说明和澄清。[85]

这里提到的齐美尔的文章是《论歌德和康德的道德世界观》(“On Goethe’s and Kant’s Moral World View”),它也被证明对霍夫曼斯塔尔的戏剧创作意义非凡。

近 10 年后,有迹象表明(霍夫曼斯塔尔)对齐美尔的货币分析进行了另一次解读,这次是在其:1917 年关于战时演讲《欧洲的思想》[86](“The Idea of Europe”)的详尽笔记(齐美尔在之前的1915年发表过相同标题的文章,不过内容在其1917年的文集《战争与精神决断》(Der Krieg und die geistigen Entscheidungen)中被重制了)。[87]【xxxii】霍夫曼斯塔尔的演讲显然所涉众多,但其中包含了关于货币在时代危机中的作用的部分。在那次演讲中,一方面发现其对金钱在个人影响上的普遍抨击:“最危险的限制和自我贬值:两者都仰赖金钱。金钱所掩盖的影响”。[88]另一方面,在霍夫曼斯塔尔的笔记中,有诸多观点直接源于齐美尔的文本:

货币实际上从普适手段变成了普适目的。其背景如下:我们行动的真正目的多次在我们这里隐匿:手段被转化为目的,是通过如下事实自证的,在终极情况下,目的也只是手段——目标与目的论领域有关,就像地平线与尘世的道路一样。

问某个知晓这个的人吧,金钱是否有力量取代上帝的概念?——于是他将得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这个结论使其陷于渎神的恐惧又充满诱惑:上帝概念的深层次本质在于,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元素和矛盾都统一于祂(Him)身上……金钱越来越可以标识和衡量所有价值,统御所有客体的它变成了天壤相接的中心。[89]

这样的反思——及其他一些——紧密贴合齐美尔的文本。霍夫曼斯塔尔对金钱在客观文化中的力量的评述包含在这次演讲对金钱反思的最后重头戏,并且这远比齐美尔悲观:“超个人的现实失落了——要不就充盈着金钱的噪音”。[90]

然而,尽管有广泛的证据表明齐美尔影响了霍夫曼斯塔尔创造性作品以及后者对齐美尔的作品进行了创造性解读,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齐美尔回应多霍夫曼斯塔尔。如雅戈尔指出的,

令人惊讶的是……齐美尔一方几乎是完全沉默,这需要进行说明。也许是霍夫曼斯塔尔的诗人形象完全被斯蒂芬·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限制以至于对他的欣赏被阻塞了——无论如何,这种明确的沉默建立在一种意识之上,即他的写作和信件也许可以提供一些希望。[91]

在文学领域,拉斐·M.赖克(Ralph M.Leck)[92]等人为重新审视齐美尔的哲学——尤其是他的《货币哲学》——对在 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蓬勃发展的、尤其由齐美尔的早期学生库尔特·希勒(Kurt Hiller)所构想的表现主义文学的影响做出了表率。【xxxiii】赖克试图说明“希勒和表现主义作家们曾为《货币哲学》的反资产阶级社会学(the antibourgeois sociology)背书”,[93]并且“齐美尔的哲学社会学……为极右翼政治运动——行动主义(Aktivismus)的概念的灵感作了嫁衣”。[94]

赖克最近研究了齐美尔的先后影响了数次先锋运动的先锋社会学之开创者角色,这常使齐美尔的立场遭受批评。鉴于齐美尔和批判理论的关系(包括他对卢卡奇和布洛赫的影响)已经为细细研究,并且弗里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 Jameson)对齐美尔的检视以及最近赖克的研究,表明在某些方面他是瓦尔特·本雅明的“社会学前身”,尤其是其撰写的大都会文章和《货币哲学》。[95]在之后的著作中,詹姆森总结道它的“伟大……在于为挖掘和概念性地揭露各种不可通约性(这在社会现实上与其思想本身别无二致)而对金钱形式地不断和多样运用”。[96]

其他人如尤尔根·哈贝马斯,曾问道:齐美尔在其百年之后为何对现代性文化研究地影响如此深远?正是齐美尔

不同于本雅明地方式研究了时尚。也是齐美尔在时尚和现代性间建立关系;是他启发了本雅明在刺激溢出、连接密度以及大都市经验空间中运动加速的考察;是他改变了观察模式、研究主题以及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写作风格……我认为尽管齐美尔曾默默无闻,但他在对时代诊断上产生了惊人的影响,这建立在他于《货币哲学》最后一章中首次提出的文化哲学基础之上。[97]

在同一篇文章中,哈贝马斯表明“齐美尔是以既接近、又远离我们的这种非常特殊的方式作为文化评论人的”。[98]如此的判断应使我们发问:为何初版于1900年的作品没有只逗留在对历史的兴趣——要知道探究其“遥远”背景更为全面的理解此文本至关重要——又为何自其被翻译以来,它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兴趣。也许在齐美尔本人的现代性探寻中的一些问题在我们殊异的时代有所关联和共鸣吧。

IV

【xxxiv】作为对齐美尔的货币分析兴趣盎然的风向标,过去十年出现了大量专著,它们旨在澄清齐美尔《货币哲学》中的主要论点,更宽泛地说,是为了发展无论如何都应归功于这部作品的金钱社会学。还另有些人再次在齐美尔时年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研究上开疆扩土。更有越来越多的在其作品具体方面展开的细致探讨在研究齐美尔尤其是他的《货币哲学》那日益增多的会议上报告。

贾恩弗兰科·波齐(Gianfranco Poggi)在其《金钱与现代心灵》(Money and the Modern Mind)中就已经宣称那些尚未阅读本书的读者更容易理解《货币哲学》的中心论点。[99]对经济行动的检验、(汉斯·费耶尔 [Hans Freyer] 系统阐述的)客观精神、金钱和现代社会突出了在齐美尔本人分析中的中心主题。另外,波齐已经在齐美尔的《货币哲学》中探查出现代性的三维度——顿悟(epiphany)、货币经济的影响和异化。[100]相比之下,南格尔·多德(Nigel Dodd)那对货币社会学更为一般的概述考察了货币经济的基本特点,在此过程中,他对齐美尔在成熟货币经济的文化方面的研究贡献做了批判性分析。[101]齐美尔探讨了在之后被帕森斯和哈贝马斯以不同方式检视的经济发展的文化先决条件。多德认为,齐美尔

对我们货币观念的关心以及对现代文化后果的检视有力地证明了,对金钱的分析必须包含一套解释技术,能敏于货币如何被感知、并报告关于金钱如何被使用的倾向与期望的范围。这个论点触及到……货币网络即为信息网络这一核心意义。[102]

这种货币的文化观与在经济自身利益的货币交换的参与中那愈发受限的认同针锋相对。在潘什·冯·弗洛托(Paschen von Flotow)的一本专著中也详细研究了《货币哲学》的具体经济层面。[103]

金钱的文化意义在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的《货币的文化意义》(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中得到了更为普遍的研究,此书试图展现

【xxxv】人们如何在货币挺进的每一步中重塑他们的商业交易,引入新的特质,发明他们自己的特殊流通形式,用困惑市场理论家的方式调拨货币,将货币纳入个人朋友网络、家庭关系、与权威的交易以及店铺与生意尝试。[104]

通过对女人的家政用款、捐赠的货币、救济现金和其他的例子的研究,泽利泽强调了货币的分化。她总结道“如果金钱在社会生活中更为显耀,那么人们就会将其进行隔离、区分、归类、颁授以及使其成为个人专有以满足其复杂的社会需求。”[105]

对于金钱的文化解释日益增长的兴趣也体现在人类学对齐美尔研究的关注,这在阿卜杜拉(Arjun Appadurai)、[106]莫里斯·布洛赫(Maurice Bloch)和乔纳森·帕里(Jonathan Parry)、[107]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108]以及其他人[109]的作品中都很明显。克里斯蒂安·帕皮洛德(Christian Papilloud)已经仔细研究了齐美尔和马塞尔·莫斯作品的关系。[110]商品交换、货币交换和物质文化的特质总体上都是在齐美尔《货币哲学》和其他作品基础上的反思。鉴于其本人早期对民族学的兴趣和对拉扎鲁斯(Moritz Lazarus)与施泰因塔尔(Steinthal)的民族心理学(Völkerpsychologie)的广泛讨论,这也许并不奇怪了。[111]

随着齐美尔一些重要作品的出版和《货币哲学》的翻译,在过去的之后 10 年里出现了新的兴趣,即展现一个学科的和跨学科的多样视域。这种多样性在社会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其他学科人员讨论齐美尔《货币哲学》的国际会议和学术研讨会上最为明显。这里应该提到1989年在卢森堡召开的会议,[112]两次巴黎研讨会和一次在比勒费尔德的会议,所有会议都讨论了齐美尔的货币研究。[113]另外一些作品也探讨了齐美尔著作的关键方面。[114]业已接受齐美尔在货币的“跨空间社区”(transpatial community)见解的批判历史地理学也推动了跨学科视角的发展,较早的例子是大卫·哈维的《意识与城市经验》(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115]和德雷克·格利高里(Derek Gregory)的《地理学构想》(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116]我的《齐美尔生前身后》(Simmel and since)——及以上已经提出的观点——试图指出这些与他金钱研究持续的关联,这些工作始于社会学领域,但对于社会心理学、经济学和美学也有贡献。[117]作为齐美尔的现代性研究落脚点之一的、与成熟的(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关联也被用来考察其与后现代性理论一些方面的联系。

【xxxvi】黛娜·韦恩斯坦(Deena Weinstein)和米歇尔·A·韦恩斯坦(Michael A.Weinstein)的《后现代(化)的齐美尔》(Postmodern(ized) Simmel)聚焦于齐美尔《货币哲学》之前的作品,将齐美尔视为一个后现代理论家。[118]类似地,一些有影响力的后现代理论家如鲍德里亚,他们的一些早期作品受到早期齐美尔式的货币主题所启发,而非《货币哲学》。已经表明:

尽管齐美尔预言了鲍德里亚和其他后现代主义者所描述的许多消费主义地超现实主义形式,但他从未忽视过在主体与其产品或拟物客体之间维系的辩证关系。同样地,在描述碎片化和后现代性中增加的经验抽象时,齐美尔预测了那些曾能够锚定无休止的生命漂泊的落脚点将日薄西山。(但)……不像鲍德里亚,齐美尔从来没有被怀旧的渴望所吞噬。[119]

这种比较和判断也许值得进一步探讨。

在前文引用过的李希布劳的一部著作中,已对齐美尔《货币哲学》更为广阔的社会学和文化背景做了研究,这本书仔细探讨了1900年前后数十年文化危机背景下德国文化社会学的发展。[120]对于李希布劳来说,除了其他几个方面,这个背景包括19世纪90年代尼采影响的“世界美学复魅”(aesthetic reenchantment of the world)和“爱的复兴”(the rehabilitation of love)。齐美尔,以及后来的《论叔本华与尼采》(Schopenhauer and Nietzsche)对抗尼采的哲学,以他的“社会学的美学”和《货币哲学》,以及他对女性文化和性别关系的讨论所做的诸多贡献,显然成为在所有这些文化议题中的中心人物。所有这个三议题都在一个世纪后即在我们世纪末(fin-de-siécle)的殊异背景下,在对尼采作品的兴趣复兴中,对美学现代性及其经济空间和文化基础的探究中,以及包含在对齐美尔贡献批判中的女性主义议题的研究——复兴了。[121]

如果我们回顾1900年《货币哲学》初版之前的那个时期,那么很明显齐美尔已经在处理此书中的一些基本主题了。正如克伦克(Köhnke)在他悉心研究和富有原创性的著作中所论证的那样,齐美尔早期的思想发展、这与理论领域的关系以及他对社会运动的兴趣交织缠绕,齐美尔后来如《货币哲学》的主要研究都可以追溯到乍看之下似乎与主题不甚相关的早期作品。[122]【xxxvii】他被忽视的《道德科学概论》(Einleitung in die Moralwissenschaft)(1892/93)就是这样。[123]因此,《货币哲学》不仅可以被追溯到 1889 年关于货币心理学的研讨会报告,而且还“部分地回溯到《道德科学》首次尝试的哲学概述:例如手段之于目的独立性的概念和在稳固形式中的内容结晶”。[124]在齐美尔的《货币哲学》中,其早期作品的引导性脉络逐渐转变了:

《货币哲学》的最初存在仅仅归功于他对民族心理学(Völkerpsychologie)的兴趣,这不仅在他讲座“论货币的心理学”(On the Psychology of Money)中显而易见,对于其所有早期“综合部分”(synthetic part)的形成都是如此。“货币的哲学”真正形成是在他把当下的心灵当作由现代货币经济介导的关系表达的时候,而不再去探寻货币的心理学意义。[125]

正如克伦克用丰富的材料和论点所说明的那样,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是对齐美尔个人的、智识的、哲学的和社会学的发展至关重要的阶段。齐美尔的

转向开始于大约1896年论“社会学的美学”(‘Sociological Aesthetics’)的文章,在《货币哲学》发表之时登上巅峰,这是齐美尔的第一部完全意义上“他的著作”,在双重意义上:它既是一部著作(即代表作),却又不仅仅是项探索(即梗概)——就好像这是极具个人特色却又并不武断的文本。它不再取决于外在环境,该意义下,即不再取决于外来理论概念及其在自身时代中诸社会运动里的位置,而是从现在开始它越来越成为一种现代性的自反性理论[126]

齐美尔1904年写给李凯尔特的信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是为什么,他写道《货币哲学》是“我真正的作品”。[127]

对于齐美尔来说,此书不仅仅是齐美尔的真正作品,也被其视为一部哲学作品。这在《货币哲学》的重要序言和他作品的结构和内容都很明显。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无论他多么欢迎来自其他学科的论者对这个作品的积极接纳,齐美尔本人也期待该书的哲学赞誉。是故,在1905年5月写给施莫勒感谢在其《年鉴》(Jahrbuch)中的长篇评论的信中,齐美尔声称

你已为我带来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礼物,你认为,政治科学(Staatswissenschaften)可以从我的书中获得些启发:而我的意图则仅仅是针对哲学的。【xxxviii】你的出发点需要从经济学者和历史学者的立场得出观点,而且我很开心它也可以出现在这些领域。希望哲学领域也能够善意自发地(bonae voluntaris)发出些相同声音吧!但除了这样的评论者,我本人同样期待这样的读者[128]

齐美尔在他的《货币哲学》中“专注于哲学”的方向与“他的作品”作为一种独特哲学而发展有关。弗里茨·霍伯(Fritz Hoeber)在他对齐美尔的讣告中概述了更一般的相关性:

相比于大学中居于普遍主导地位的“哲学教授的专业哲学”(professorial philosophy of the philosophy professors),格奥尔格·齐美尔采用了独特的、完全个人化的立场:齐美尔仅呈现他自己的哲学……齐美尔把对于我们和他关于世纪之变下人类存在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哲学化了。[129]

至于在我们的新世纪,齐美尔在其《货币哲学》中分析的那些问题还留有几何,就靠今日之读者评判了。


弗里斯庇

2003



[1]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immel’s 1889 essay is available as ‘On the Psychology of Money’ in D. Frisby and M. Featherstone (eds), Simmel on Culture, London, Sage, 1997, pp. 233–43. On the context of this presentation in Gustav Schmoller’s seminar see Klaus C. Köhnke, Der junge Simmelin Theoriebeziehungen und sozialen Bewegungen, Frankfurt, Suhrkamp, 1996, pp. 157–9. For the text of his 1896 Vienna lecture see G. Simmel, ‘Das Geld in der modernen Kultur’, Neue Freie Presse, 13, 18, 25 August 1896; reprinted in D. Frisby (ed. ), Georg Simmel in Wien. Texte und Kontexte aus dem Wien der Jahrhundertwende, Vienna, WUV Universitätsverlag, 2000, pp. 69–81. English translation in D. Frisby and M. Featherstone (eds), Simmel on Culture, op. cit., pp. 243–55.

[2] I am grateful to Klaus C. Köhnke for making available to me Simmel’s correspondence in 1895/96, which will be published in the collected edition of his works.

[3] Simmel to Georg Jellinek, 25 April 1896. See G. Simmel, Briefe, Band I (Gesamtausgabe 23), ed. K. C. Köhnke, Frankfurt, Suhrkamp, (forthcoming).

[4] ‘LXVI Plenarversammlung vom 24. März 1896’,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z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 vol. 5, 1896, pp. 310–13. Reprinted in D. Frisby (ed. ), Georg Simmel in Wien, op. cit., pp. 191–5, esp. p. 191,

[5] See Soziologische Vorlesungen von Georg Simmel. Gehalten an der Universität Berlin im Wintersemester 1899, Chicago, Society for Social Research, Series 1, no. 1, 1931, p. 2; for Simmel’s Preface see this volume, p. 53 below.

[6] See the overview in my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below.

[7] See p. lxxiv, n. 153 below.

[8] Cited in D. Frisby, Simmel and Since,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80.

[9] See G. Simmel, ‘Die Bauenbefreiung in Preussen’, Baltische Monatshefte, vol. 35, 1888, pp. 257–81.

[10] Erwin Schullerus, ‘Simmel und Schmoller. Briefliche Zeugnisse’, Simmel Studies, vol. 10, no. 2, 2000, pp. 221–51. This correspondence also contains evidence of Schmoller’s anti-Semitic reaction to Simmel.

[11] Cited in E. Schullerus, op. cit., p. 225.

[12] Hans Simmel, ‘Lebenserinnerungen’, manuscript, p. 80.

[13] See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and ‘Introduction’ below. Also, my Simmel and Since, op. cit., ch. 5.

[14] Soziologische Vorlesungen von Georg Simmel. Gehalten an der Universität Berlin im Wintersemester 1899, Chicago, Society for Social Research, Series I, no. 1, 1931, p. 50.

[15] See, for example, the report on Simmel’s lectures in 1898 by F. Frey, ‘Psychologische Konsequenzen des Sozialismus’,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1898, pp. 572–9. Simmel reacted strongly to the publication of such extracts from his lectures without permission.

[16] See p. 55 below.

[17] Simmel’s self-advertisement for his Philosophy of Money, cited below p. 520. For the complete original text see G. Simmel, Philosophie des Geldes, ed. D. P. Frisby and K. C. Köhnke (Gesamtausgabe 9), Frankfurt, Suhrkamp, 1989, pp. 719–23.

[18] Anon, ‘Philosophie des Geldes’, Die Zeit, 30 November 1901, pp. 141–2, esp. p. 141; reprinted in D. Frisby (ed. ), Georg Simmel in Wien, op. cit., p. 247.

[19] K. Jentsch, ‘Was ist das Geld?’, Neue Freie Presse, 18 January 1908; reprinted in D. Frisby (ed. ), Georg Simmel in Wien, op. cit., pp. 262–67, esp. p. 263.

[20] ibid., p. 262.

[21] O. Ewald, ‘Philosophie des Geldes’, Morgen, vol. 2, 2, 1908, pp. 1660–2; reprinted in D. Frisby (ed. ), Georg Simmel in Wien, op. cit., pp. 268–71, esp. p. 268.

[22] M. Dessoir, ‘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Westermann’s illustrierte Deutsche Monatshefte, 93, 1903, pp. 294–7, esp. p. 295.

[23] G. Simmel, ‘Money in Modern Culture’, cited in my Simmel and Since, op. cit., p. 141.

[24] G. Simmel, ‘Soziologische Aesthetik’ (1896) in G. Simmel, Aufsätze und Abhandlungen 1894–1900, ed. H. J. Dahme and D. P. Frisby (Gesamtausgabe 5), Frankfurt, Suhrkamp, 1992, pp. 197–214, esp. p. 213.

[25] Cited p. 527 below.

[26] G. Simmel, ‘Money in Modern Culture’, op. cit., p. 252.

[27] ibid.

[28] H. Böhringer, ‘Die “Philosophie des Geldes” als ästhetische Theorie’, in H. J. Dahme and O. Rammstedt (eds), Georg Simmel und die Moderne, Frankfurt, Suhrkamp, 1984, pp. 178–82, esp. p. 182.

[29] G. Simmel, ‘The Concept and Tragedy of Culture’, in D. Frisby and M. Featherstone (eds), Simmel on Culture, op. cit., p. 58.

[30] See p. 469 below.

[31] C. Asendorf, Batteries of Life. On the History of Things and their Perception in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132–3.

[32] For a discussion of economic aspects of Simmel’s Philosophy of Money see my Simmel and Since, ch. 5.

[33] W. S. Jevons, Money and the Mechanism of Exchange, London, Kegan Paul, 1887, p. 11.

[34] ibid. My emphasis.

[35] ibid., p. 12. My emphasis.

[36] See p. 79 below.

[37] See p. 176 below.

[38] See p. 130 below.

[39] See p. 176 below.

[40] G. Simmel, ‘Rodin’, in Philosophische Kultur (third edition), Potsdam, Kiepenheuer, 1923, p. 196.

[41] ibid., p. 194.

[42] ibid., p. 197.

[43] L. Trotsky, ‘Dve venskiye Vistarki’, Literatura i Revolutsiya, Moscow, ‘Krasnaya nov’, Glavpolitprosvet, 1923, pp. 376–85. In German as ‘Zwei Wiener Ausstellungen im Jahre 1911’, in D. Frisby (ed. ), Georg Simmel in Wien, op. cit., p. 218.

[44] See the Sorbonne manuscript ‘Philosophie der Kunst’ reproduced in Critique & Humanism International, Special Issue 1992, p. 77.

[45] ibid.

[46] ibid., p. 78.

[47] L. Trotsky, op. cit., p. 218.

[48] G. Simmel, ‘The Concept and Tragedy of Culture’, in D. Frisby and M. Featherstone (eds), Simmel on Culture, op. cit., p. 70.

[49] Marx cited in D. Frisby, Fragments of Modernity,Cambridge, Pol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6, p. 108.

[50] G. Simmel, Kant. Sechszehn Vorlesungen, Leipzig, Dunker & Humblot, 1904, p. 166. My emphasis.

[51] G. Simmel, ‘The Picture Fram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11, 1994, pp. 11–17.

[52] On the ‘pathos of distance’ see K. Lichtblau, ‘Das Pathos der Distanz’, in H. J. Dahme and O. Rammstedt (eds), Georg Simmel und die Moderne, Frankfurt, Suhrkamp, 1994, pp. 231–81.

[53] On the context for Simmel’s contributions to Jugend see O. Rammstedt, ‘On Simmel’s Aesthetics: Argumentation in the Journal Jugend, 1897–1906’,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8, no. 3, 1991, pp. 125–44.

[54] K. Lichtblau, Kulturkrise und Soziologie um die Jahrhundertwende, Frankfurt, Suhrkamp, 1996, p. 229. See also his ‘Die Seele und das Geld. Kulturtheoretische Implikationen in Georg Simmel’s “Philosophie des Geldes”’, in F. Neidhardt et al. (eds),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Sonderheft 27, 1986, pp. 57–74.

[55] L. Wittgenstein, Culture and Valu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 5.

[56] T. W. Adorno, ‘The Handle, the Pot, and Early Experience’, in Notes to Literature, vol. 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13.

[57] See R. Musil, 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 (trans. S. Wilkins and B. Pike), New York, Knopf, 1995.

[58] W. Rathenau, Zur Mechanik des Geistes, Berlin, S. Fischer, 1912.

[59] Cited in Walther Rathenau, Hauptwerke und Gespräche, ed. E. Schulin, Munich, G. Müller, 1977, p. 650.

[60] M. Tafuri, Architecture and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8, pp. 88–9.

[61] Wagner attended Simmel’s lectures in Berlin and is reported to have been impressed by his work. See D. Frisby, Cityscapes of Modernity: Critical Explorations, Cambridge, Polity, 2001, ch. 7.

[62] Adolf Behne also attended Simmel’s lectures and collaborated with Wagner on a famous but short-lived journal Das neue Berlin. See the introduction by Rosemarie Haag Bletter to A. Behne, The Modern Functional Building, Santa Monica, The Getty, 1996, p. 4.

[63] Mendelsohn’s wartime correspondence suggests a close and favourable reading of some of Simmel’s texts such as his Rembrandt study.

[64] A student of Simmel’s whom Simmel introduced to Rodin. Even before Raphael became a Marxist art historian, he distanced himself from Simmel’s influence.

[65] Wilhelm Worringer, a student of Simmel’s, relates how he met Simmel, the inspiration for his Abstraction and Empathy treatis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53), fortuitously in a museum in Paris. More generally on Worringer see N. H. Donahue (ed. ), Invisible Cathedrals. The Expressionist Art History of Wilhelm Worringer,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66] R. Pascal, ‘George Simmel, “Die Grossstädte und das Geistesleben”’, in H. Kreuzer (ed. ), Gestaltungs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Stuttgart, Metzler, 1969, pp. 450–60, esp. p. 450.

[67] On George see M. Landmann, ‘Georg Simmel und Stefan George’, in H. J. Dahme and O. Rammstedt (eds), Georg Simmel und die Moderne, op. cit., pp. 147–73; on Rilke see U. Faath, ‘Rainer Maria Rilke und Georg Simmel’, in Rainer Maria Rilke. Blaetter der Rilke Gesellschaft, vol. 23, 2000, p. 48; for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connections with Simmel’s Philosophy of Money see H.-J. Schings, ‘Die Frage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 und Georg Simmel’, Deutsche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Geistesgeschichte, no. 4, 2002, pp. 643–71. On affinities between Musil and Simmel see D. Frisby, Sociological Impressionism (seco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1, ch. 5. More recently on Musil and social theory see Austin Harrington, ‘Robert Musil and Classical Sociology’,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vol. 2, no. 1, 2002, pp. 59–76.

[68] H.-J. Schings, ‘Die Frage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 und Georg Simmel’, op. cit., p. 652. Rilke’s novel is translated as R. M. Rilke, The Notebooks of Malte Laurids Brigge (trans. S. Mitchell),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5.

[69] H.-J. Schings, ‘Die Frage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 und Georg Simmel’, op. cit., p. 662.

[70] ibid., p. 665.

[71] See G. Simmel, Einleitung in die Moralwissenschaft, ed. K. C. Köhnke (Gesamtausgabe 3, 4), Frankfurt, Suhrkamp, 1989,1991; and G. Simmel, ‘Die Gesellschaft zu zweien’, Aufsätze und Abhandlungen 1901–1908. Band II, ed. A. Cavalli and V. Krech (Gesamtausgabe 8), Frankfurt, Suhrkamp, 1993, pp. 348–54.

[72] R. Musil, ‘Philosophie des Geldes des freien Mannsu. ä’, Gesammelte Werke, 4, Reinbek, Rowohlt, 1978, p. 1389.

[73] Sources fo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ofmannsthal and Simmel’s writings include Pascal, ‘Georg Simmel “Die Grossstadte und das Geistesleben”’, op. cit. ; L. Jäger, ‘Zwischen Soziologie und Mythos. Hofmannsthal’s Begegnung mit Werner Sombart, Georg Simmel und Walter Benjamin’, in U. Renner and G. B. Schmid (eds), Hugo von Hofmannsthal. Freundschaften und Begegnungen mit deutschen Zeitgenossen,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und Neumann, 1991, pp. 95–107; Hugo von Hofmannsthal, Sämtliche Werke, XXXI, ed. E. Ritter, Frankfurt, Fischer, 1991, esp. Sämtliche Werke, XVIII, ed. E. Ritter, Frankfurt, Fischer, 1987; U. Faath, ‘Jedermanns Endzweck. Hugo von Hofmannsthal’s Rezeption der Philosophie des Geldes’, Simmel Studien, vol. II, no. 2, 2001, pp. 161–79.

[74] H. von Hofmannsthal, ‘Brief an den Buchhändler Hugo Heller’, Prosa, II, Frankfurt, Fischer, 1959, pp. 199–207, esp. p. 206.

[75] Hugo von Hofmannsthal/Helene von Nostitz, Briefwechsel, Frankfurt, Fischer, 1965, p. 23.

[76] L. Jäger, ‘Zwischen Soziologie und Mythos’, op. cit., pp. 96–7.

[77] ibid., p. 95.

[78] ibid., p. 98.

[79] H. von Hoffmannsthal, Sämtliche Werke, XVIII, op. cit., pp. 532f.

[80] Cited in ibid., pp. 532–3.

[81] ibid., p. 536.

[82] See references in n. 56 above.

[83] See Ritter in H. von Hofmannsthal, Sämtliche Werke, XXXI, op. cit., pp. 439ff.

[84] L. Jäger, ‘Zwischen Soziologie und Mythos’, op. cit., p. 98.

[85] Hugo von Hofmannsthal/Harry Graf Kessler, Briefwechsel 1898–1929, Frankfurt, Insel, 1968, pp. 188–9.

[86] H. von Hofmannsthal, ‘Die Idee Europa’, Reden und Aufsätze II 1914–1924, Frankfurt, Fischer, 1979, pp. 43–54.

[87] See G. Simmel, ‘The Idea of Europe’, in P. Lawrence (ed. ), Georg Simmel. Sociologist and European, Sunbury, Nelson, 1976, pp. 267–71.

[88] H. von Hofmannsthal, ‘Die Idee Europa’, op. cit., p. 49.

[89] ibid., p. 50.

[90] ibid.

[91] L. Jäger, ‘Zwischen Soziologische und Mythos’, op. cit., p. 101.

[92] See Ralph M. Leck, George Simmel and Avant-Garde Sociology,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2000, ch. 5. More generally and briefly on Expressionism see D. Frisby, ‘Social Theory, the Metropolis and Expressionism’, in D. Frisby, Cityscapes of Modernity, op. cit., ch. 6, with illustrations originally in T. O. Benson (ed. ), Expressi,nist Utopias, Los Angeles, LACMA, 1993, enlarged edition now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p. 88–111.

[93] R. M. Leck, George Simmel and Avant-Garde Sociology, op. cit., p. 221.

[94] ibid., p. 253.

[95] G. Simmel,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 D. Frisby and M. Featherstone (eds), Simmel on Culture, London, Sage, 1997, pp. 174–85; see F. Jameson, ‘The Theoretical Hesitation: Benjamin’s Sociological Predecessor’, Critical Quarterly, vol. 25, no. 2, 1999, pp. 267–88. The general case for this connection was already made in my Fragments of Modernity, op. cit.

[96] F. Jameson, ‘The Theoretical Hesitation’, p. 288.

[97] J. Habermas, ‘Georg Simmel on Philosophy and Culture: Postscript to a Collection of Essays’, Critical Inquiry, vol. 22, no. 3,1996, pp. 403–14, esp. p. 408.

[98] ibid., p. 403.

[99] G. Poggi, Money and the Modern Mi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100] G. Poggi, ‘Three Aspects of Modernity in Simmel’s Philosophie des Geldes’, in R. Kilminster and I. Varcoe (eds), Culture, Modernity and Revolution. Essays in Honour of Zygmunt Bauman,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 42–65.

[101] N. Dodd, The Sociology of Money, Cambridge, Polity, 1994.

[102] ibid., p. 58.

[103] Paschen von Flotow, Geld,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eorg Simmel’s ‘Philosophie des Geldes’, Frankfurt, Suhrkamp, 1995.

[104] Viviana A. Zelizer, 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 p. 2.

[105] ibid., p. 216.

[106] A. Appadurai (ed. ),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07] J. Parry and M. Bloch (eds), Money and the Morality of Ex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08] D. Miller, Material Culture and Mass Consumption, Oxford, Blackwell, 1987.

[109] Aram A. Yengoyan has drawn my attention to the lectures of the anthropologist Franz Baermann Steiner at Oxford. See F. B. Steiner, Selected Writings, vol. II,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1999, pp. 208–26. Also A. A. Yengoyan, ‘On the Question of Heritage and Hierarchy in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104, no. 1, 2002, pp. 334–9.

[110] C. Papilloud, Le don de relation. Georg Simmel—Marcel Mauss, Paris, L’Harmattan, 2002. See also his ‘Critical Relations. Anthropology of Exchange in Georg Simmel and Marcel Mauss’, Simmel Studies, vol. 12, no. 1, 2002, pp. 85–107.

[111] On Simmel’s early development see K. C. Köhnke, Der junge Simmel—in Theoriebeziehungen und sozialen Bewegungen, op. cit. For a recent collection of Lazarus’s key writings see M. Lazarus, Grundzüge der Völkerpsychologie und Kulturwissenschaften, ed. and introduction by Klaus Christian Köhnke,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03.

[112] See Jeff Kintzelé and Peter Schneider (eds), Georg Simmel’s Philosophie des Geldes, Frankfurt, Athenäum, 1991.

[113] See Jean-Yves Grenier et al., A propos de ‘Philosophie de l’argent’ de Georg Simmel, Paris, L’Harmattan, 1993; Jean-Marie Baldner and Lucien Gillard (eds), Simmel et les normes sociales, Paris, L’Harmattan, 1996; O. Rammstedt (ed. ), Georg Simmel’s Philosophie des Geldes, Frankfurt, Suhrkamp, 2003.

[114] See also Natalia Cantó i Milà, ‘Concerning a Theory of Value: Simmel and Neo-Kantianism’, Simmel Studies, vol. 10, no. I, 2000, pp. 31–65; Klaus Frerichs, ‘Die Kohle und die Kete. Zu Georg Simmels Pragmatik des Geldes’, Simmel Studies, vol. 11, no. I, 2001, pp. 87–91; Otthein Rammstedt, ‘Geld und Philosophie—Überlegungen mit und zu Georg Simmel’s Philosophie des Geldes’, in D. Borchmeyer et al., Geld, Heidelberg, Universitätsverlag C. Winter, 2002, pp. 71–96; Willfried Gessner and Rüdiger Kramme (eds), Aspekte der Geldkultur: Neue Beiträge zu Georg Simmel’s ‘Philosophie des Geldes’, Magdeburg, Scriptum Verlag, 2002. See also the articles on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in Simmel Studies, vol. 13, no. 1, 2003.

[115] David Harvey,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Oxford, Blackwell, 1985.

[116] Derek Gregory,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94.

[117] D. Frisby, Simmel and Since, op. cit. ; on Simmel on modernity see also Gisela Müller, ‘Der Massencharakter des Lebens und das ratlose lch. Eine Leseart zu Simmel’s Moderne-Bild’, in N. Krenzlin (ed. ), Zwischen Angstmetapher und Terminus,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2, pp. 43–72.

[118] D. Weinstein and M. A. Weinstein, Postmodern(ized) Simmel, London, Routledge, 1993. For a critical discussion see Gary D. Jaworski, Georg Simmel and the American Prospec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ch. 8.

[119] D. Ashley, ‘Playing with the Pieces: the Fragmentation of Social Theory’, in P. Wexler (ed. ), Critical Theory Now, London, Falmer Press, 1991, pp. 70–97, esp. p. 86.

[120] K. Lichtblau, Kulturkrise und Soziologie um die Jahrhundertwende, op. cit.

[121] There is a growing critical confrontation with Simmel’s writings on female culture, gender relations and sexuality. See, for instance, Rita Felski, The Gender of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 2; more recently, Anne Witz, ‘Georg Simmel and the Masculinity of Modernity’,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vol. 1, no. 3, 2001, pp. 353–70.

[122] K. C. Köhnke, Der junge Simmel, op. cit.

[123] See Einleitung im die Moralwissenschaft, ed. K. C. Köhnke (Gesamtausgabe 3, 4), Frankfurt, Suhrkamp, 1989,1991.

[124] K. C. Köhnke, Der junge Simmel, op. cit., p. 168.

[125] ibid., p. 488.

[126] ibid., p. 508.

[127] See epigraph to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below.

[128] Cited in E. Schullerus, ‘Simmel und Schmoller’, op. cit., p. 224.

[129] See F. Hoeber, ‘Georg Simmel. Der Kulturphilosoph unserer Zeit’, Neue Jahrbücher für das klassische Altertum, Geschichte und deutsche Literatur, vol. 21, 1918, p.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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