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邦黨人文集》| 誰不想玩一玩政治這門技術

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尼可洛·馬基維利獻給洛倫佐二世·德·麥第奇的《君主論》被認為是是現代政治哲學的第一批著作，它擱置倫理，對國家治理進行中立的純技術性分析。在此之前，政治學只是一項“懲惡揚善”的事業，不管是西方中世紀文人的道德文章，還是我們“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規範”的儒家傳統，都在用“春秋筆法”表達對統治者的道德期許。這本著作發表後，觀念史上政治開始有了自身的邏輯，一如所有可分析、可學習的技術。這樣一種協調自由與秩序的技術哪怕不能夠彰顯任何道德價值，本身也蘊含理性之美。

人們能否通過理性自主自由地建立一個優良政體，還是只能依賴強力或者機遇？美國的建國歷程，可以被看作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通過自願同意的方式構建憲制民主政體的嘗試，他們構建的是一個人們和平的、理性的、自由的討論基礎之上的聯邦共和國。他們相信，政府的合法性來自於同意，而不是暴力或者征服。

《聯邦黨人文集》奠定了美國政治的根基。 《聯邦黨人文集》這本書中的聯邦黨人既非代表某個特定階級的利益，也不是來自某個謀私利的政治小團體。他們是共同擁護美國新憲法以及認同新憲法所擬定的政治制度的政治家們。這是一部為美國新憲法全面辯護的著作，開篇緒論中便揭示：“對於能夠高瞻遠矚的人來說，再也沒有比這一點更為明顯了：要么接受新憲法，要么分裂聯邦。”

這本書的時代背景可追溯到獨立戰爭結束之後，此時美國的 13 個殖民地成為 13 個邦，分別建立了各邦獨立的政府機構。而將各邦聯繫在一起的只有 1781 年大陸會議制定的《邦聯條例》。邦聯其實就是邦的聯盟，類似於聯合國，也就是說，13 個邦其實是 13 個國家，而邦聯議會主席並非美國最高行政長官。邦聯沒有軍權，也沒有稅權，只有一個聊勝於無的形式上的外交權。

鬆散的邦聯各自為政，連一支抵抗外敵入侵的軍隊都沒有。當時，美國剛剛脫離英國的殖民統治，幾乎絕大多數美國人都對大政府有一種天然的反感和恐懼。他們擔心，統一的中央政府會對個人的自由產生限制，而建立統一的聯邦就是意味著主張強力的中央政府。這個時候如何說服大多數人，如何處理好諸如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集權與自由的關係，顯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於是200多年前的一天，一群政治精英齊聚費城，他們決定以其卓越的政治才乾和高超的政治智慧，精心設計一套政治制度，來開啟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製憲實驗。

1787年5月，北美12個州（羅德島州拒絕參加）的55名代表齊聚費城，制定了一部新的聯邦憲法草案。新憲法賦予聯邦政府廣泛的權力，並建立起了一套分權制衡的政治體制。費城制憲會議結束後，新憲法要由十二個州的代表會議分別批准，而且規定必須有九個州同意，才可生效。由此，擁憲派和反憲派展開了激烈的論戰。新憲法的堅定支持者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提議，為了讓人們接受新憲法，有必要對其基本原則和內容進行闡釋，並反駁各種各樣的誤解和偏見。於是，他邀請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和約翰·傑伊（John Jay），用“普布利烏斯”（Publius）的筆名，在紐約的報紙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為新憲法鼓與呼。從1787 年10月到1788 年8月，三人共撰寫了八十五篇，後來結集出版，史稱《聯邦黨人文集》。

聯邦黨人進行製度設計的出發點是他們認同和追求的一些政治價值，包括自由、民主以及效率。在當時，公民擁有個人權利和自由幾乎已經是政治思想家們的共識，但自由的內涵和具體如何保障公民自由不受侵犯和損害仍存在爭議。因此聯邦黨人匠心獨運地採用了製約與平衡的原則去設計政治制度。他們相信這樣一種制約與平衡原則下的政治制度可以達到兩方面的目標：首先是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從而實現政治的穩定提高政府的效率，其次是有效制約政府的權力以保護公民個人的自由。 《聯邦黨人文集》中提出了兩種分權制衡：一種是橫向的分權制衡，聯邦政府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與製衡；另一種是縱向的分權制衡，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的分權與製衡。

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國父們對新憲法、新政府的設計都是基於人性的弱點，而不是對“君父”或者“父母官”的跪、等、求。 “聯邦黨人”不僅是滿懷政治理想的理論家，還是在政治場上施展手腕的老狐狸。他們深諳人性中情感與理智的糾纏，更熟悉人們對於權力的喜好。他們要設計一套至少在理論上能抵抗最壞情況發生的製度，防止掌權者一旦到了某個位置，其內心膨脹的慾望給人民帶來災難。

政治曾經讓無數人墮入深淵，也正在助我們深刻聯結。它是注定的本能，也是歷史的必然。當我們不再將掠奪、壟斷作為唯一手段維持生計，而是逐漸走向另一種生存方式，我們需要它來安置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