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沉痛如此歡欣

《巨流河》一書是聞名台灣文學與教育界的齊邦媛教授於耄耋之年出版的自傳體，作者生於1924年，23歲以前經歷家國劇變。其父齊世英在1925年自德國學成歸國後，投效倒戈張作霖的郭松齡之軍，在巨流河一役中落敗流亡，這條父輩倡大義，赴血道亦渡不過的巨流河，成了亂世中一位孱弱女子命運的基點。

作者在序中提到“我的生命被切成兩半”，齊邦媛大學畢業後，渡海至台灣，受聘為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助教，“獻身於棲身之地台灣，似是在世為人，確是穩定真實的六十年”，這是她認為的後半生。而前半生在大陸的歌哭歲月，她追隨父親的理想深度，竭力發展自我智識，戰火紛飛中求學求真。八年對日抗戰開始後，齊家隨著東北中山中學的師生，一路由南京，經蕪湖、漢口、湘鄉、桂林、懷遠，逃難至四川重慶。 1943年，齊邦媛考入位於四川樂山的武漢大學哲學系，一年後轉入外文系。師承朱光潛、吳宓。

歷經轟戰機臨空盤旋，死亡即時降臨的青春，齊邦媛沒有致暴虐以暴虐，致激進以激進，而是以一片潔淨堅守獨立的價值，抵抗政治的虛榮。她一心只讀聖賢書，為今後的學術長路紮實打下根基。對於身邊同學的積極鼓動反應冷淡，以致被視為異類，當眾羞辱。 “回應時代暴虐和歷史無常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文學書寫超越政治成敗的人與事”。當年被校園紅潮裹挾的進步青年們，精英中的精英，還沒來得及深耕所謂的革命理想，許多五十年代就被列為整肅的對象。有些人的一生，也許真如莎士比亞說的那樣，“充滿了聲音與憤怒，全無意義”（full of sound and fury,signifying nothing）。

齊邦媛來台後，先後入職多所高校，創辦國立中興大學外文系，出任國立編譯館人文社會組主任，推動英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而後兼任教科書組主任，推動國民中學的國文教科書改革，剔除政治色彩濃厚的文章，加入“能引起閱讀興趣、增進語文知識的教科書”，遭遇排山倒海的攻擊，最終克服難關，實現教育的志願。 1996年，參與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台灣現代華語文學》（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英譯計劃，1998年，公開呼籲“國家文學館”必須獨自設館，給文學一個“家”，引起媒體與政府的關注。 2003年，“國家台灣文學館”正式於台南成立。 2009年7月出版回憶錄《巨流河》，引起廣泛反響。

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用一首英詩的詩句來形容這本自傳，“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 “她的敘述平白和緩，即使處理至痛時刻，也顯示極大的謙抑和低迴。不少讀者指出這是此書的魅力所在。”

書中提到大學時期，朱光潛先生教授華茲華斯的一首長詩《瑪克麗特的悲苦》，哽咽念到最後兩行：

若有人為我嘆息（if any chance to heave a sign）

他們憐憫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 (They pity me,and not my grief)

朱先生突然摘下眼鏡，快步走出教室，已是淚流滿面。學生們面面相覷，卻無人開口說話。

我們於世間一路跋涉而來的悲苦，如何話與人知。作者描述自己晚年遭遇慘烈的車禍，走過死亡的幽谷，承受左腿、膝蓋、右臂折斷、骨碎的巨痛，也只是總結道：“感謝天主，媽媽已安然逝世，她不必為我流這一場眼淚。” 她談到自己為鐵路事業鞠躬盡瘁的丈夫，因政治壓力備受煎熬，以致中耳炎復發，卻不得醫治。齊邦媛淡淡寫道“看到台北到花蓮直接通車，但是他已聽不見那美麗的海岸海濤擊岸的聲音......退休後不易與人來往，淡泊之外，更加沉默了。”寥寥數筆，像有千鈞之力。她回憶父親的逝世，他“寧靜地放下了這一生所有的理想、奮鬥和失落的痛苦。”作者讓我們看到，面對人生逼仄的苦難，亦能有人用這樣沉靜的自尊開闊出新的境地。

這是“蘊含了怎樣一種看待歷史的方法？”，又是飽含著怎樣一種真摯的情感？

書中最富戲劇激情的那封情書，寫自作者的初戀，一位已經犧牲的空軍英雄。這封信是寫給齊邦媛哥哥的，開篇便是“你收到這封信時，我已經死了。”信中沒有肉麻赤裸的抒發，直接的表達僅是最後一句：“我生前死後只盼望她一生幸福。”他死前已與另一個女孩結婚，“我死了會害她，我活著也是害她......請你委婉勸邦媛忘了我吧。” 他不讓他的邦媛為他轉校，不願愛的人靠近自己所走之路，只是死後盼她幸福。

縱觀齊邦媛波折重重的一生，比起她大學時那些在烽火遍地的瓦鑠中念詩的老師們，似乎還要不合時宜。然而她嚮往的文學中激盪心靈的美與深刻，卻是真正可以在絕望的境遇裡，鼓舞生命的強韌之力。浪濤洶湧的巨流河，奔湧兩千多公里來到台灣南端的啞口海，終於歸於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