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覆滅，真要歸因於個人？

最近一次體味歷史，還是三月份在北京參觀中國美術館。

疫情倒逼下，為響應國內國外雙循環大政方針，原本不對外的上層館藏也終於鑿開壁壘，讓我這樣的尋常百姓亦有幸一睹大師真跡。一進入那個空間，時間的壓力便頃刻如清泉，如滄海，奔湧而至。

我看到那些人們反复吟唱的詩句和名字，看到那些自己早已知曉的故事與筆觸，感到從未有過的震撼。他們也曾像我這樣，凝視這些宣紙、墨跡和美，他們也曾像我想理解他們一樣，想理解我。在我們忘我的瞬間，就是我們對話的時刻。終於來到了這裡，走過長長的路，和幾位逝者說上了我也不明白的話。

這幾天翻閱手裡這本《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的時候，我時刻在思念以前的人。他們看到這些研究著作會作何感想？會覺得被理解嗎？看到我們這些不自量力的後輩，前赴後繼想去複原他們生活的圖景，遭受的苦難，掙扎的時代，會嗤笑這些努力嗎？我們為他們伸的冤，正的名，會讓他們覺得感傷還是釋懷？

也許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得學會記住他們的錯誤，不重蹈覆轍，看清他們的局限，不妄加指摘。

這本書開篇緒論便為賣國賊琦善叫屈，“沒有一個民族和國家，會饒恕自己歷史上的賣國賊。可是，琦善果真賣國嗎？”經過作者剝繭抽絲般詳密的舉證，我們得知琦善不存在蓄意賣國的可能。

作者為其辯誣，旨在思考琦善賣國說的形成。對琦善的非議，早在鴉片戰爭進行期間就比比皆是。當時的士人學子們列出琦善的重重罪名，把他描繪成大清朝的“奸臣”。除了出於維護皇帝正統——即為皇帝尋找替罪羊，也與儒家學說裡“剿夷”的觀念，中國古典政治學裡潛在的忠奸之說密切相關。

“既然剿夷是唯一正確之途，那麼，他們也就合乎邏輯地推論，戰爭失敗的原因在於剿夷的不力。之所以剿夷不力，又被進一步推論為是因為奸臣的破壞......每一次戰役的失敗，無不是奸臣作祟的結果。”

在腐朽、弊陋的體制綱紀面前，在缺乏理性高度，無法萌芽民主科學的思想形式之中，欲得戰爭的勝利，只需誕生幾位英雄般的明君與忠臣。作者用手術刀般精準鋒利的敘述，切開鴉片戰爭的層層截面，再將這些生動的片段以訓練有素的史學功底融貫匯通，試圖為讀者還原歷史的真相。

他詰問那些迷信明君與忠臣的人，鴉片戰爭能否避免？天朝為何覆滅？這樣好的書，這樣好的問題，對於今日跪著渴求強權，哭著吶喊救世主的人，依然振聾發聵。

我們總是能聽到這樣的聲音，“如果他做得好一點，怎麼會遭遇這些不公？”“他的不幸背後肯定有他的不是。”“他活該倒霉，誰讓他生來幸運？”

說這些話的人恐怕需要多讀一點歷史，或者學會思考歷史。閱讀歷史，絕不能以觀察者的角度去評論是非，而是要沉入當時的情境，設法找出人物、事件在另一個時空的脈絡，分析結果背後盤根錯節的動因。對待遠去的古人，需多一份尊敬、共情，多一層思考、思辨。

對待古人如此，對待今人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