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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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用而已

被扼杀的公民社会——从“非典”到武汉肺炎

注册Matters很长时间了,第一次发表文章,有不足,恳请大家指正。


最开始知道武汉肺炎是在今年1月1日,Youtube一个政论自媒体节目谈论的。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这起疫情最初并没有放太多心思。虽然Youtube主谈到大陆官僚会出于各种需要进行信息封锁进而导致疫情恶化,但中国毕竟经历过非典、禽流感等等历练,防疫体系也是今非昔比,即便官僚系统再低效无能,这种关乎到亡国灭种的事情,官员也不敢怠慢吧?

后来,果如Youtube主所说,1月8日,8名造谣者被拘捕,政府率先进入维稳模式,武汉的市民们并没有采取任何防疫措施,湖北省党和政府都忙着开两个重要的会议,1月18日甚至还举办“万家宴”。1月20日,院士钟南山明确表示:武汉肺炎能“人传人”。终于武汉乃至整个湖北都慌了。

看到这些,我不由叹息,整个中国社会在这次疫情全面爆发前(12月8日至1月20日)表现堪称百余年前帝制王朝的臣民社会,对近在咫尺的危机由上至下都一副事不关己的“鸵鸟心态”,冒险转告疫情的市民被当作“造谣者”进行了维稳处理,寒蝉效应让敢怒者不敢言。

可是,更令人惋惜的是,曾经一度蓬勃发展壮大的中国“公民社会”,在习近平上台之后,迅速被扼杀。


非典与胡温“新政”

2003年初非典全面爆发,疫情已经失控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和卫生部官员相继隐瞒疫情,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甚至表示“戴不戴口罩都安全”,而此时疫情在各地已是风起云涌。而已退休的军医少将蒋彦永将军把所掌握的真实情况透入给央视国际和凤凰卫视,却依然被消声处理。

2003年4月3日,蒋彦永将军透过关系向《华尔街日报》和《时代》周刊发布书面声明,表示国内的疫情严重程度远超过官方公布的信息。他在声明中还说,他和许多一起工作的医生和护士听到张文康公布的数字时都感到非常愤怒。他希望新闻媒体能努力为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负责,用新闻工作者的正义呼声,参加到和萨斯病斗争的行列中来。 从而把国内隐瞒疫情的状况公开给了世界,随后有医护人员爆料出北京的医院转移病人躲避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检查,消息引发世界舆论大哗,许多在北京举行的国际会议宣布取消,多国政府开始限制和禁止和中国的人员交往。国际压力下,中国政府被迫公开了SARS防治工作的情况。同月世界卫生组织专家随后再次来华调查疫情。病例数字号称与蒋彦永掌握的基本相似。至此,疫情才全面公开。

不由感慨,当年体制内还有蒋彦永将军这样敢于真正为民请愿、讲真话的人。现在体制内官僚集团,尽是溜须拍马之流。

正如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事件使整个苏联由下至上反思自身体制,社会逐步透明化那样,非典后的中国公民社会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也迎来自己的萌芽。

2002年十六大召开,江朱与胡温完成正常的权力交接,这也是自文革之后,中国第一次成功进行正常的最高权力交接,同时也正式开启了“九龙治水”新模式。“九龙治水”最显著的特征是在这九个元老中,并没有真正的权力核心,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党魁,总书记按照党章规定更像是元老会议的主持人。由于最高权力分散,这也给了下层社会舆论极大的言论空间(当然,比不上89那会)。

随着言论管制宽松话,网络上的各种论坛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那个时候没有实名制,谷歌才刚刚进入中国,百度还没有变成今天的“百毒”,防火长城也没有今天这么高。中国网民们可以在各大论坛上毫不忌讳政府和执政党发表自己政见,去世界各大媒体看西方的报道和评论,也不用担心自己会被请去喝茶。

社会上,调查记者游走中国各地揭开各种黑箱,对抗各种不公;法律上,许多维权律师为民请愿,而中国的法律界在最高法院院长的肖扬带领下逐步与西方司法接轨,法律界也迎来了短暂春天。

就连被称为“影帝”的温家宝总理也在公开场合大谈“宪政民主”,这在今天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非典使得当时体制被迫提高透明度,“九龙治水”时代又使得最高权力去核心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环境迎来89年以后最宽松的时代。

08年汶川与“公民社会的形成”

08年汶川地震后,最先赶到灾区救援的不是军队而是志愿者救援队,全社会志愿捐助,共和国第一次为她的国民降下了半旗,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亲临灾区现场(你可以说有作秀成分,但这也是一种国家领导人的担当,同时对稳定灾区现场也有很大帮助)。《广州日报》发表这么一篇文章,“汶川地震与中国公民社会形成”,满满“南方报系”的味道,至今令我印象深刻,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官媒公开宣扬公民社会的评论。

当然,当时媒体报道同样存在着大肆人为渲染“英雄”的现象,但后来311日本地震和新西兰地震0死亡也让国内众多媒体人反思对英雄的“渲染”。毕竟,“英雄”的出现,从侧面也反映出的是政府是多么失职。

08年下半年,网民揭发三鹿奶粉问题,促使全国正视食品危机。接下来的几年,各种毒食品事件层出不穷,纷纷被揭露。这也从侧面可以见证着更多中国人公民意识觉醒,不仅仅停留在知识分子圈内。那时,我和许多同学认为,中国社会固然存在各种各样弊端甚至是体制性弊端,但随着中国人公民意识不断觉醒,最终也能走向西式的公民社会。

09年,中国进入微博元年,公民言论有了新的传播媒介;同年,刘晓波因言获罪。

10年,谷歌退出中国,百度开始向“百毒”方向转变。

推特在欧美仅仅是社交媒体,而国内微博在诞生之初就被视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媒介。通过微博,越来越多国人参与社会生活当中,比如,当年的“随手拍”运动,就拯救了不少被拐儿童。同时,微博所起到的网络效应也能让社会公众迅速参与各种事件之中,这也使得当时政府决策多少都会考虑民意。

日本311地震与普世价值

2011年,日本发生311地震并引发海啸,举世关注。中国国内也没有因为与日本的历史恩怨而落进下石,国内媒体追踪关注,民间也自发捐款。总体上,对日本311地震国人都表示关注和同情(这与去年巴黎圣母院被烧,不少国内粉红幸灾乐祸形成鲜明对比)。《广州日报》也曾这样评论“国人对日本受灾居民的同情体现了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大意是这样)。现在再看这样的评论,我都不敢相信我是读的是同一份报纸。

至此,兴起于2003年的中国公民社会,走完了她短暂8年,这也是中国自89年以来最开放的8年。

“中国梦”与“宪政梦”:公民社会最后的挽歌

12年是中国政权交接之年,也注定了这一年不一般。

12年开始,习近平正式进入接班环节,胡温政权变成了“看守内阁”(准确说,习接班肯定是从他成为储君之日就开始了,但直到12年,习的意志才在国家决策的意见中体现)

12年3月,薄熙来政治斗争失势,本人及其派系接连垮台。

12年11月,十八大召开,共产党中国第二次完成正常权力交替。胡春华、孙政才立为储君。九常委变七常委,九龙治水格局开始被打破。

12年12月,《网络实名制》法令发布。习近平提出“中国梦”。

13年1月,《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中国梦,宪政梦》被改,史称“南周事件”。各路媒体人纷纷声援南周,但依然阻挡不了习的强权。中国公民社会寿终正寝。

中世纪的愚昧与“新时代”的自欺欺人

关于习上任各种举措,大家自可去《纽约时报》、BBC上看,本篇就不细说了。但要说的一点就是,在我看来,习个人是十分忌讳公民社会的,因而,上任开始就不断从党政文宣方面打压异议,杀鸡儆猴。社交媒体一片噤声,调查记者绝迹,维权律师被捕认罪。但该有灾难事件一样都不少,天津、煤改气、低端人口、红黄蓝幼儿园、疫苗、盐城......

没有了公民社会的压力,各级官员彻底沦为权力的附庸。

17年,19大,习正式开始第二任期,并宣布进入“新时代”。我不知道新时代的“新”在哪里,但我感觉“新时代”的种种足以媲美中世纪的地方。

18年,臭名昭著的“习式宪法”出炉。

正如是中世纪的愚昧使得黑死病得以肆虐欧陆多年,“新时代”的自欺欺人也使得新的瘟疫在武汉这座千古名城爆发。

何为公民

清华人文社科教授秦晖在其作品《走出帝制》谈论“专制主义者”和“宪政主义者”的区别。他认为,即使自认为是专制主义者的人,只要他允许有不同意见者的存在,那么他本质上还是一个宪政主义者。

那么,当今中国,何为公民,又如何成为公民呢?借用秦晖教授言语,只要对他人之事有一点关心,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都可视为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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