窄室

在初中的走廊上常常有男生坐在一起，走过的人望着他们，他们也望着别人，也许彼此都看不顺眼。这是五六年前的事情了，我曾经是这群男生中的一员。我们都挺有默契，一旦看到同伴来了，大家都说让他坐下来休息，但若是他不答应，大家也不会搭理他。所有人都很累，坐姿像极了被苦活掏空精神的工人。

在走廊那边还有一面白墙，等许多人在隐蔽的墙上写满了告白后，他们就转道来这里写了。我和几个朋友不乐意，因为我们所思考的要比中学生的情愫高深，于是我们在上面写了政治讽刺语。我们还画坦克，画死掉的年轻人。这个大胆的行为和苏联民众一脉相承，但我们那时多半没有这些苏联人的经历。多少年后，我也不知自己写的那些话语是否被拭去，或者又被多少新朋友们看到，疑惑起来，默默记在心里，或者早就忘掉。

还早些的时候，也就是还能轻易在国内找到黄色网站时，我们还做过一些类似的事情。比如在寝室墙壁上写满黄色网站的网址，这样做的象征性意味要更多，因为实际上没有多少其他寝室的男生前来查阅和学习。这件事最后被宿管发现了，他责令我们得把这些文字消灭掉，这让我们费了一阵功夫。事情的主谋是我和另一个同学。那个同学肤色黝黑，身材高大，沉默少言，看起来倒是清心寡欲的人——我们叫他“猩猩”。后来黄色越来越难找，我们的要求就降低了，先是电影，再是漫画，后是小说。敢于把这些分享出来的，还是那位同学，我们边看边笑，后来也思考，比如总是疑惑小说中异性的反应是否是真的。后来我们看的东西又慢慢多起来，渐渐要求就提高了。备受追崇的是大男子主义式的性虐。而隔壁寝室的某位是这方面的老师。有那么一次，他来到我们寝室，像是个对性虐颇有研究的学者，漫不经心地说起自己的见闻。最后他拿出手机，给许多人看了上面的内容。有些人觉得太过分，太残忍了，有些人却觉得以前看过的一切都相形见绌，有些人则觉得若是这样，那么他的确是大师。我并没有参与，至今不知道上面的内容究竟是什么。这位大师来过这么一次，就慢悠悠地回去了，从此再也没来，看来那神秘的东西终究是不见踪影了。而那位“猩猩”同学，不久后也回到故乡福建，从此失联。关于他，我还记得这么一出事：有一次作文课作业，他共写了十多页，最后让我读一读。作文讲述了一个传统家族的变迁，最后年轻一代准备离开故土，他们坐上了远航的船，生死未卜——一长段意识流作为收尾，最后的一个词语是“马鹿野郎”。他笑了笑，说到了末尾自己写作兴趣已经没了，想添点乱子。我也笑了笑，感到无比钦佩与无比自卑。

的确，有那么一段时间，整个班上都流行文学创作。班长看到这样的情况，不得不说：写当然可以写，但不能影响学习。创作水平有高有低，风格也不尽相同。我在创作一部长河小说，从二战收尾的苏联写到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我也弄不清自己是怀念苏联时代，还是仅仅想写衰亡史，那时我没有什么具体想法。我的同桌（我们叫他“鼹鼠哥”，因为他长得很像某捷克动画里的主角）和我一起读《静静的顿河》，后来还读《白鹿原》，但我们俩都没读完——那时候我们更喜欢谈论历史政治本身，他总把小说中隐喻和批判的文字指出来，觉得我喜欢的就是这些，我们常常不约而同笑起来。我和他当了一年的同桌，上课认真听讲，下课完成作业，偶尔谈笑风生。那段时光的确很有意思。但无论如何，我们所看的，所写的，都在一些人前显得幼稚可笑。除了“猩猩”同学，还有一位隔壁班的朋友，他看上去颇为内向，从未和我说过一句话。语文老师把他的作业带过来，念给我们听，不光是作文，还有一些小说和散文。其中的思想大概是中学生难以参透的，但又跟“猩猩”同学狡黠和机灵的后现代风格不同，不如说更为精致，正统，让我想起那些阅读理解题。“这是人家小学写的。”老师说道，“人家语文能考140。”于是我终于陷入无比的自卑中，再也没把目光转向俄罗斯。我从他的身上很好理解了自己的平庸，如此心理伴随到现在。同时，我又暗暗幻想，如果被念的文字是我的，那又是如何一番场景。

所以，那时的我虽做出那样离经叛道的事情，心中却盼望着被人认同。这种心理并非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无害，因为我渴望的是权威的认同，而这样的认同带来象征价值。我永远记得自己的作文被选入某个比赛，而自己上前去给所有人朗读时的情景：我感到羞耻，但从羞耻中又成长出一丝无比强烈的喜悦，这种喜悦简直是病态的，它让我头脑发热，精神亢奋。然而大家听完后沉默不语，老师也无从评价。她只是给我面子，我想。

和我的一篇文章中（现在我却找不到了）所提到的类似：我在地上与地下的世界游离不定。有那么一年，同学们一起玩小说接龙，我的回合结束后，大家都有些扫兴。因为只有我的文字风格迥异，并非闪着天才的亮光，仅仅是不合时宜，像个搅局的混蛋。而后我将和其中一个同学发生暗面的冲突。那时我混迹学校论坛，想把自由主义引进死气沉沉的论坛，后来遭到学生干部的质疑和阻拦，年轻气盛的我当然不乐意了，于是和她展开了辩论——最后的结果当然很简单，她封了我的号，并用学识来压垮我。不久，那位同学便来告诉我：在政治上高谈阔论是没有意义的，他没有递给我一顶反动帽，倒是说我天真幼稚，而且没有丝毫社会经验。所以在这些时候，我就是属于地下的，要被改造，要被打倒，人们对我当然是谨慎的。但是后来事情有了转机。某位校长进驻了论坛，据说他是开明且智慧的人物，还说他对我很有兴趣。接着，我向论坛里的各位咨询威权主义和寡头主义的相关书籍，他便让我去了解俄罗斯历史。这让我十分感动，好像俄罗斯成了一个神圣的符号。我突然意识到（但只是暗暗地拥有那样的感觉），整个询问不过是作秀，因为我渴望有那么一个人站出来，告诉我，他明白我在说什么，并同意帮助我，握我的手，告诉我他是我的同志。而我更希望的是他的地位比学生干部更高，他就是中南海派来的，说小同学，上面的人支持你。于是我现在又想去地上了。这是一次炫耀，我想向所有人展示自己的学识，而学生的资本就是学识。

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那位校长，是一场训斥中。想起来，我倒是那个被欺负的人。但那也不是什么欺负，更像是玩笑。总之校长来了，看到开玩笑的人，决定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并可能觉得自己的英明决定为我伸张了正义。但我心里想的是他不理解男生间的玩笑，就像被政治正确糊弄脑子的老家伙。随后我另外一个同学又开始看笑话了，前去嘲讽那个受惩罚的同学。后来这位遭受的惩罚更为严重。校长说他是鲁迅笔下最坏的看客。让他写检讨，公开自我批评。他还给我们开展道德讲座，现在，作为受害人的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现在反思一下，我想那同学做的事情的确有些不对，但校长所做的更是匪夷所思，因为他便是施法者，这是场正义秀，是要砍查理一世的脑袋，为什么克伦威尔还要把平民抓起来说：你不可怜陛下，是最坏的看客呢？多少年后，当我再想起所谓的据说，所谓的开明而智慧后，都觉得那个看客同学不仅不那么认为，还恨不得把校长武斗一番。

那位看客同学，倒做出了很不一样的事情。他也因此一直是我的朋友。那时，我们的班主任喜欢开展整风运动。一旦班级里的思想混乱，比如说大家都不想好好学习了啊，或者是有几个同学参加了斗殴啊，或者某某又跟某某谈起了恋爱啊，若是被她发现，那么一次整风运动就难免了。我印象深刻的一次运动，是这样开始的：她发现大家都不相信老师的安排，进而不相信老师，最后不相信大人的权威，开始觉得他人就是地狱了。情况危急，她立即召开了一次班会，就如此问题进行辩论。当时她让许多人都发言。学生干部们都识大局，或者的确是那么想的：说有一些人啊，诚然如何如何，那总体上不是这样的。老师表示很满意。但看客同学后来举手，连摆出很多例子，其中有流氓无产者的例子，有农村老光棍的例子，还有许多其他的，范围之广，快把所有中国人都说成禽兽了。最后他总结说：人性本恶，人实在是世间万物最恶毒，最愚昧的造物。他渴望一场灾难，一场启示录式的灾难，把人类都毁灭，最好也能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大自然面前什么都不是。大家对他的话大吃一惊，老师连忙说：“很好很好，你很有思想。快坐快坐。”在中学岁月里，我们的老师都是这么说的，若是他们遇到自己不能马上驳倒的言论。

看客同学就是因为这样的愤世嫉俗，才让我想和他交往。我们常常像道德哲学家一样坐在一起，把人类这种造物骂千万遍，就像给资产阶级扣千万个帽子一样，就感觉寻找出了真理。我们互相点头，那些日子确实是美好的。但冥冥之中，我又和他远离了。他成绩极差，也不努力，若不是那次发言，许多人根本不会关注他，或者把他当作不学无术的混混，只知在网吧蹉跎人生——他也的确是那样的，电子游戏能让他忘记人性本恶，忘掉丑陋的中国人，如果世界上的人都变成电脑，那么乌托邦就来临了。于是我和他的关系在高中后就结束了，离开了那些朝夕相处的日子，我们俩实在没有什么交流的必要。也许我暗暗知道，骂人不能了事，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不是悲剧了；也许我也不属于那样的一个世界，那个地下世界，像雨果所写的那些交错纵横的巴黎下水道。

那时我唯一被认可的资本便是成绩，虽然语文没考140，总还是被老师承认。若是没有考好，我竟然会情绪崩溃，大哭很久。我就这样哭哭啼啼地找看客同学求安慰。他那时正在和朋友们打乒乓，看到我这样子，便说：哭什么哭，哭了成绩也不会好。像我成绩那么差，是不是该去跳楼呢？不，我在这里打乒乓。于是我感觉到一种可怕的疏离感。后来，看客同学带着朋友们去等另外一个人，那人犯了大错，在办公室反省。他们又像工人阶级那样坐在地板上，看到漂亮的女孩子还要吹起口哨，笑起来。我也待在他们身边。老师出来了，气头刚出完，看见一群小无产者：

“怎么了？不回家的？”

“等朋友。”

“那你们真够哥们儿的！”

但是她突然看到了我，脸色突然铁青，随后又嘲笑道：“XXX，你也在这儿啊。”

我不吭声，但心里很难受。

初二那年，我的同桌变成一个女同学。那时班主任总算开了窍，知道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于是我再也不用被下放到末流学生那儿当榜样。那时我并不了解这个女同学，那时我对任何女同学都不了解。后来我知道她英语很好，她自告奋勇地教我英语——她是属于从小就背新概念的学生，而我到了初中才会ABC。慢慢地，我们俩熟悉了，她给我讲英语文化，而我则给她讲我喜欢的游戏，文学，末了我们还谈政治和历史。所谓政治和历史，也无非是道听途说，只是比教科书内容略微多一点的东西。记得鼹鼠哥告诉我，他的某位亲戚曾经在几十年前参加过六四，被关了很多年，我觉得他是个英雄，也给女同学说，但她没有问我想不想做英雄。

总之她似乎是一个什么都懂一点的同学，并在许多方面胜我一筹。后来，我倒因为自己的兴趣把英语学得很好，她只得向我请教了。我们做过很多事情来提高英语，例如一起写英语小说，例如在街道上用英语乱扯淡。记得有那么一次，我用英语说：

“I don’t like Singapore, because people there have little freedom. It is rich, but I just don’t like it.”

她说我是个democrat，我说是的，我就是个democrat，我可能还是个liberal。在我们谈话时，有个老太太很生气地看我们俩，她可能觉得我们俩在用洋话早恋，或者她是英语高手，儿子还在新加坡读书呢。她笑了笑，说我以后想干嘛。我说我想当程序员，到法国育碧上班。她说那好，我也想去那儿当美工。她的绘画水平特别高，我本还保存了几张，但后来就遗失了。所以我想我们俩说不定能当同事。虽然现在我知道自己不仅不能去法国育碧，连成都育碧都要赶我走。

多少年后，当我读到《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时，读到斯蒂芬对埃玛的暗恋：那个冬日早晨，埃玛浑身穿得厚厚的，在台阶上跳上跳下。斯蒂芬对这样的场景恋恋不忘。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这样一次英语对话，我说自己是德先生和利先生的信徒，我们谈谈少年少女的梦想。我搞不清楚那时自己是否喜欢上她了。但是那时确实是有同学说闲话的。我读乔伊斯时，已经上了高中，那时我很少和她联系。后来当我想到斯蒂芬走过圣斯蒂芬草地，把圣托马斯式的美学讲给同学听，把自己写成了耶稣，就想到可能也把说英国话的自己真的想成了democrat和liberal。在那时，我明白，我们俩都是自作多情，要的是那种象征感，因为它能够给青春期的自卑添点色彩。

初三那年，学校发生了一次斗殴。两个男生无缘无故就打起来了。后来女同学告诉我：这是因为A说了B妹妹的坏话。我说：他妹妹是谁啊？原来不是亲妹妹，而只是称兄道妹来着。这场冲突酝酿了很久，最后才爆发。对此，我什么都不知道，就像我不知道称兄道妹的游戏。女同学又说了一些内容，我都记不得了。回忆起来，那时我的疏离感又来了，现在才变得明朗：我一点都不了解身边的人事，当我把目光移向这位女同学时，我会说：我也不了解她，不了解她的伙伴，家庭和生活，只有那些若有若无的共同记忆。而我似乎想进入她所处的世界，想着以后能去法国过上中产阶级的神圣生活。等到乔伊斯不再是青年艺术家后，他找到了诺拉，写了本被许多人是黄书的小说，但最终人们还是把他捧为现代文学祖师爷，《尤利西斯》成了文化人的圣经。我不再是democrat和liberal后，什么也没得到。我和女同学在毕业时因为误会吵架，后来虽是和解了，但不久就没有联系过。

若是以后有人问我怀念青春吗？我会明确说不。他若要问什么，我就会说因为我的青春是窄室的青春，所以算不了什么青春，更像是一头乱撞墙的猪，迟早给拿出去宰了。我会让他读读路易-费迪南·塞利纳的《死缓》，虽然我没那么疯狂，想去跟女校长上床。我会告诉他这才是我们这种人的青春，一团烂账，或者没有什么账，因为我不能跟女校长上床。塞利纳说：人生就是一个笑话，他支持法西斯。但我能做的就是每天玩玩游戏，感到十分空虚，谈谈政治，指点江山，没人理我，也是感到十分空虚。那时候大家都空虚，现在也很空虚，每个中国青年都很空虚，我们是被二手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欺骗的一代。我永远记得一个初中同学总是模仿我的话，我谈吐还是比较机灵，他特别喜欢重复那些笑话。那些笑话说了几遍，就不好笑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在笑，仿佛是一种坚持。我想他的内心别提有多空虚了，空虚到嘴巴只能装别人的话。

于是我就浑浑噩噩一般来到了高中。我的心理始终处于自大与自卑之间，初中常常是自卑，高中就有些自大了。高中同学可能觉得我太自大了，就叫我大神。我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神，仅仅是英语好，还会点法语和德语。我一直不愿意来一所郊区的末流高中，所以恰恰在这里，我开始自大了，仿佛是从贵族学校跌落至此——这样的心理是很有趣的，这像一种虚荣，但却是一种可怜的虚荣，和《红与黑》的于连有点像。但自卑心理依旧潜存，并在第一天夜晚发作。那时我一个人发完豪言，说要当英语课代表，然后走下楼去寝室。黑夜中人群像迁徙一样赶路，我被夹在中间，突然对自己说：刚才说了什么啊，真是个废物。看来，我也真是个废物。我的身体先废掉，高三来不了学校，精神也废掉，整天读叔本华和尼采过日子。废物的结局总是很惨的，所以我又浑浑噩噩地去了末流大学，跟一群废物生活在一起——他们每天坐在寝室，坐在办公室，倒也无忧无虑。

几年后，我和高中同学C吃饭。他笑了笑说：我比你还废物。我心里想：废物怎么找得到女朋友。后来我的大学室友真的有了女朋友，我就打消了疑问。我说：咱们都是废物，是униженные и оскорблённые（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为一无所用干杯。然后我知道他分手了。这是个必然命运，他的高考也很失败，我们俩都不敢回学校——也想了想，说：没有必要回这窄室。在高中时，我总觉得他就是毛姆笔下那些为情欲所困扰的人，这种爱情常常带有受虐性，最终会毁掉自己。他说分手几年了，总还是时常梦到她。也许我应该像海沃德（《人生的枷锁》的角色，最后死在布尔战争）一样对他说：爱情啊——爱情，古希腊人是这么说的。

记得在学校操场的看台上，他经常跟我谈自己的艳情史。他说自己小时候就知道扮大人勾引女孩子。我听了那么多，只觉得这一切离我很远。那时候我们还谈各种物理化学知识，谈什么量子力学。我们都看过霍金的书，觉得真的看懂了，这是荣誉，所以我们都做起进中科院的梦。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那时他成绩特别好，总是跟老师谈论高深问题。老师什么都不说，觉得研究这些没出息。后来我们俩连高考模拟题都得想半天，慢慢理解了自己的平庸。于是进入平庸以外的世界的尝试彻底破产，在那里有无数个天才从小学习量子力学，长大了造核子武器。

我说了那些荒唐话后，就得负责。那时我确实有精神，什么都使劲学。从这点来说，我是个勤奋刻苦的学生，后来乐极生悲，把自己送到医院去了。我在那里名气也的确大，除了有专门的荣誉称号以外，大家都尊敬我，至少在外语方面是这样。高中没有多少人会有智识上的兴趣，我读过一些书，所以在歪门邪道的知识上强过大多数人。在寝室里，有个同学特别喜欢听我讲人民共和国历史，这样以后，他问我：“毛主席究竟是不是好人啊？”我说你得独立思考。在知识贫乏的平原上，我还挺乐意分享自己的储备。那时我跟另外一个同学讲述意大利的统一，后来又谈到莫斯科公国的历史，有位年轻老师旁听我的发言，感叹道：“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后来她的哥哥也来学校玩，他在北京读研究生，告诉我也来北京。多少年后，我的大学老师也让我去北京，他们都不知道我连机票都买不起。

他们兄妹俩是唯一欣赏我的人。马上，我的同学也不想听加里波第和伊凡雷帝的传奇了，他在意的是怎么做完作业后去玩游戏。无论如何，他的作业做得很好，所以去了本地最好的大学。那时我会领读英语，后来觉得把教科书上的内容读来读去，实在无聊，便把早读时间当成了历史讲堂。我在讲台上讲述拿破仑帝国的故事，从科西嘉少年的梦想讲到孤岛放逐者的忧思。突然班主任气冲冲地走进教室，把我批判一番——历史讲堂就变成了批判台。也许我应该讲乔治国王和华盛顿的，比如说：It was then that General Washington had become the undoubtful leader of the war…不过，我想想，也的确没人听讲，大家都忙着做作业，用上政治课才会有的眼神看我。

似乎只有两个同学，倒是听得津津有味。D同学撑着下巴，我不想讲的时候，他也说：别把拿破仑丢在埃及啊。E同学甚至在课外也喜欢听我讲故事。我们在运动会时离开队伍，找到一处阴凉地，我看我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他看他的日本电影——然后一起在回去的路上被老师训斥。那些日子里，我们经常谈自己的未来，在未来里，我们肯定要去旅行的。我想我们都渴望离开，离开学校，离开城市，我们是堂吉诃德。有那么一个夜晚，我被邻居吵醒，在浑浊的空气中感到不能呼吸。我于是想，如果能够远离这样的生活，该多好啊。那时候我读加缪，眼前浮现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大地大海。

几年后，我们也坐在一起吃饭。我们谈到了F同学，据说这位一到大学后就与所有人失去了联系。我记得认识F同学时，看起来是默默无闻的。不久他的成绩赶超第二名几十分，那时我们才进高中，没有熟悉高中考试的感觉。他的成绩像升起的火箭一样，冒出熊熊火焰。他不仅成绩优秀，各方面都是如此，虽然他的语文考不了140，但语文老师总是默默夸他思想深刻。语文老师夸过很多人思想深刻，但我学的是歪门邪道，是General Washington和Empereur Bonaparte，而F同学仅仅是沉默着，对那些最为正经的知识充满热情。在读他的读书笔记和散文时，那些似曾相识的意象，家乡的小道，山上的风景，小资产阶级的趣味，会用很认真的笔调写出来。在我的记忆里装的却全是工厂那边的臭水沟。于是我不写臭水沟，改写阿尔及利亚的大地大海，充充门面。这就是F同学。在我身体和精神完全废掉时，他像孩童般兀自笑着，他的人格中总是有一种戏剧性，仿佛总是在幽默地游戏。我想他会像任何一个优秀者一样过上得体的生活。

我从来都没有和F成为朋友，若是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一种违和感就会油然而生。实际上，我和大多数人都没有成为朋友，和领导们更没有成为朋友，所以在毕业那天校长说我一辈子成不了气，永远是个愤世嫉俗的小孩子，还说我跟香港的暴恐分子一模一样。我的确很愤世嫉俗，所以那时想狠狠揍他一顿。我和D也没成为朋友，即使总是觉得自己能够交上这个朋友。但在空荡荡的漫无目的之游中，我似乎也没有必要这么做。没有必要的心态跟随着我，用这样的心态打量这些过去的岁月，斯人已去，斯物已没，好像我不属于任何时空，哪怕用超凡的记忆力把所有瞬间全部临摹下来。这是一个物的世界，但可能就因为如此，我恰恰成为了唯一的物。于是我就默默说：真是个废物。这种自知之明到头来有什么用，我也不是很清楚，或者说它的作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带着这种废物的感觉，我离开了高中，那一天我暗想到：一切都结束了！现在我会说，一切才开始啊！

几年后，当我再知道D的消息时，他第一次和我谈起话来。我们论及布鲁诺·舒尔茨，内容不超过十句话。等彼此都沉默后，他说我是高中他最佩服的人，因为我聪明，博学，必定会有一番成就。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自己重病缠身，活下去都有些艰难。随后他安慰我。我也安慰我自己。我本想告诉他一件事：那次他写的诗被老师表扬时，老师骂我，说我自认为比他厉害得多。这是不对的。虽然那时，我的确觉得这首诗有青年人的故作深沉，但哪个青年人不故作深沉呢？我在读书笔记上写康德话是故作深沉，我找老师谈心也是故作深沉，什么都是故作深沉，在浅浅的现实中划水。窄室里要伸出脚，甚至醒来，都很难。要是可以的话，我宁愿给那时的自己一巴掌，再让他把哲学从前苏格拉底学起。但我做不到……当我读《巴黎手稿》时，我还是知道我做不到，我知道批判父权社会和资本主义的理论，我知道马克思的“重要的是改变世界”。但我做不到。想完这些后，我也不想说了。就这样，我们俩陆续去关心自己的事情了。

本篇散文写于2018年下旬，原发表于墙内。

2020年，我的病情好转，虽然不能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