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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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外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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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羡慕又憎恨那些满口方言的人:羡慕他们的归属感、语言的鲜活私密;憎恨,则多多少少因为上海给我的记忆。


一定程度上,我家的口音是南腔北调的,我出生在安徽芜湖,周遭本应是芜湖口音,但我爷爷是贵州人,退伍后才到芜湖,贵州话带了一辈子。我外公家原是河南光山人,因早岁饥荒迁至安徽,一开口永远是另一个味儿。外婆家则是安徽广德人,那边是安徽与吴语区交界,与芜湖口音不同,我妈受外婆影响,也不说标准的芜湖话。


六岁前后,我随父母来到了上海并定居,从此每年回一两次芜湖。芜湖话便早早在我的习惯里退散了,也许是上海推普有力,我在上海成长、接受了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毕业的所有教育,却说不好上海话。普通话是我唯一真正掌握的语言。很偶尔地,我能从自己的发音里找到芜湖腔,但往往除了我自己,没人能察觉。


没学会上海话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我从来没喜欢过这方言。在我从小长大的环境,电视里的上海话总是俗闹的邻里矛盾和亲戚争产,身边操上海话的总是最市侩排外的老师同学,出门听到的上海话总是公交出租司机的“册那娘逼”和路人的争吵。


我相信对一些人来说,他们可以用好方言,谈论最真切的生命体验和最高深的学问。但作为一个“外地人”,我从小没有这种体验。也许是推普的错,蒸发了善用上海话的“老克勒们”,也许也是上海文化的错,从张爱玲到王安忆,上海与傲慢、排外、民粹、市侩总是能无缝结合,老娘舅,柏万青,周立波,球迷......我记忆里的上海话被这些符号劫持了,以至于看《繁花》时总是出戏:金宇澄笔下那些“精英”上海人,在我的生活经验里从没出现过。我相信我的体验并不独有,至今我仍常看到在上海生活工作的外地朋友,吐槽上海话对他们造成“精神污染”。


我对上海的感情则是更复杂的。你是哪里人?我是中国人。你来自中国哪里?我来自上海。虽然讲不好上海话,但我的父母住在上海,我在上海长大,我的户口在上海,外国人知道的也大概只有上海......更何况我又凭什么做安徽人、芜湖人?我也说不好芜湖话,我早已不了解芜湖,我喜欢芜湖的一些小吃,却吃不了辣的那些,多年的上海饮食习惯深入骨髓,炒青菜加糖的坚定拥护者......可我又喜欢不上生煎包,又忍不住吐槽上海汤包比南京苏州的都难吃,忍不住嘲讽过去认识的那些满口上海话的同学,那么那么多,都经父母照顾,进了国有银行、事业单位,并遵照父母愿望,只和上海人恋爱结婚。


我看着他们,感到上海人变成了自我蒙蔽、不图上进的同义词,他们很少创业、追求事业安稳。然而我知道他们本不应代表上海。离开了中国,我在世界各地的角落里发现上海人。在澳洲超市里碰见的那些,多半是出来旅游或带孙子的,他们和“上海的上海人”没什么两样。但我们在智利Patagonia也遇到了上海人,开一家“上海饭店”,老板娘听说我们是同乡,给我们做了榨菜炒粉丝。在南澳Bumbunga附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milk shop,老板也是一对上海人,我先生自以为说着普通话,却被老板仅凭一句话就听出了上海口音。在这些地球极偏远的角落里,我们总是遇到上海人,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下创业经营,周边不要说其他上海人,或许其他中国人都罕见。


我逐渐明白,问题也许从来不在上海,也不在任何地方,问题在于“本地人”还是“外地人”。留在故土、一生不挪窝的人,和身处异乡、独力打拼的人,太不一样了,甚至连主动还是被动地成为“外地人”都是很大的区别。我身边区分极明显的,是澳洲留学生vs打工度假签证持有者。前者(尤其本科生)很多国内成绩一般、被父母送来澳洲,往往穿潮牌、住市中心公寓、盼着回国,后者很多在国内已工作数年,却主动辞职暂停一切,宁愿在澳洲的偏远农场从事数月的体力劳动,换取多一年的居留。


如今我很庆幸,父母早年迁居上海,让我成为一个“外地人”,也许这其中的影响要追溯到我的祖辈,他们从贵州、河南到安徽的经历,潜移默化中让我父母觉得做外地人没什么大不了的,才能在成家、有了我后,放弃芜湖国企分配的房子,来到上海一切重新开始。而在上海从小做“乡下人”的经历,也让我早早看透“本地人”的傲慢和无知,如今离开中国居住,也并不那么怀念。


去年六月我开始使用couchsurfing接待沙发客,初心是在家门口收集世界,也果然遇到了很多自称“traveler”甚至“nomad”的人们。我曾觉得nomad是一种太嬉皮士的自我标榜,毕竟真正的nomads如游牧部落或吉普赛人,在过去的世纪里已接近消亡。但现在我却越来越理解nomad的吸引力,“本地人”们为自己属于某个地域文化身份而自豪,我总是嫉妒他们,又伤感自己注定无法加入他们。而nomad则为自己不属于任何地域文化而自豪,虽然我的生活方式完全不是nomad,但我能理解这种自豪的逻辑。相比之下,nomad的自豪难道不更高级一些?定居的生活更符合这个世界主流、也因此更轻松,游荡迁居、面对不同地区的排外要难得多,而我想永远赞颂这些迎难而上的人,是他们搅浑了水,也是他们带来了新鲜的希望。


今年和过去几十年比,是不同寻常的一年,瘟疫在短期内杜绝了旅行,更可能在长时间里污名化全世界的旅行者。在国内,“外地人”们为了回到工作地千辛万苦,在世界范畴,旅行者们被指责为传播疾病的精英,本地人则是受害的穷人。我感到恐惧,却不能做什么。不回国,做个外地人,也许是我唯一的坚持。



没有故乡的人的故乡——我认识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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