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学与启蒙主义随笔

昨天听了一个关于印度的讲座：学者用随机调研的方法研究女性警察与女性报案人的关系。实验的设计很诡异，用了一个看上去中性的角色扮男性以及女性警察，插入在编辑好的假新闻当中。被采访的人看完假新闻后要对案子的紧急程度以及对于案件的结果进行评价。该学者希望强调的结果是：女性报案人在某些比较敏感的案件中往往不信任女性警察。学者的分析：因为女性警察往往被要求对案件进行调节，而不是参与那些用暴力等“男性化”的方法解决案件的行动中，所以女性报案人往往找警察的时候其实是希望找“男性化”的方法解决。程度越是严重的暴力案件，就越希望找到男性去快刀斩乱麻。Al Jazeera前一阵子也拍了一部关于Haryana的女警的纪录片，确实主要调节嫁妆骚扰的事件。其中一位被访人还是哑巴，用手语在警察们面前和丈夫以及嫂子吵架。和以上抽样实验调查的分析相当，这里也确实是以调和为主，而不是讨伐丈夫的家人。

另一方面，youtube上有另一则关于印度女性的调查——那些被“鬼”（bhoot）附身的女性会寻找一些负责祭祀的婆罗门或者灵墓寻求神帮助她们得到解脱。访问她们的女性和上述实验者一样，也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三十分钟的纪录片中，她通片对此现象都是用世俗主义观念出发：这些女性长期被压迫，没有良好被倾听的环境或者心理辅导，因此这类服务进一步剥削她们。其中一位被访问的婆罗门驱鬼人也很大方地报价，两个月驱鬼的时间内，收费可达1 lakh卢比（约等于1350美元）。在他看来，为人办事，收费天经地义。而女性采访人则更是希望用社会科学以及心理学等方法去理解这样的现象。

而我呢，当然信鬼也信社会科学。这也是我对于人类学的一定好奇：比起我读过的大部分历史，人类学给予这类现象更多的解释权。但另一方面来说，人类学需要熟人才能顺利进行实验。与政治科学等抽样方法不同，人类学慢一些，以求嵌入当地的社会。（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研究中东文化的人类学是男性调研男性，女性调研女性。）

然而这又会引申出另外一个研究议题：人类学真的和其他学科有着相同的教育目的吗？当代教育主要被启蒙（Enlightenment）启发——现代“人”要不断前进、进步。而历史学者Priya Satia的新书《Times Monster： How History Makes History》则意在表明这样的重任让历史学有些不堪重负。人类学的方法则是接受所有已有的性别阶级不平等，研究一些不变的因素。如果一个人类学研究者看到最先提到的女警察研究，或许并不会太在意“怎么能让印度女性感到更加安全”这样的政治社会问题，毕竟还有那么多“牛鬼蛇神”等着在这些女性身上附身。而其他学科或许会觉得“女性安全”是该研究的基本前提。

在吉布提的时候，有一位华人酒店老板问了我一些关于华人女性现状的问题。他的工作中会遇到一些社会边缘女性，时不时给她们换钱或者提供出行便利以及住宿。他出于华人男性的角度，会有保护这类女性的冲动。我当时对于他的一些问话的第一反应还是比较“西方”的：如果这些人没有明文规定的保护条约，那么他作为个人能做的微乎其微。我还间接地表达了——你和她们的关系也就是萍水相逢，我们何尝又不是萍水相逢？他当时说，我和她们属于一面之缘的关系，但我和你或许不仅是如此。

后来对这个问题多次反思后，发现这类看法来自我的一个学者职业病。如果他能提供文化方面的洞见，这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的钥匙。但另一方面来说，西方启蒙后建立的道德观也时刻让我面对这样的“非西方”情景感到不堪重负。许多华人面对印度种性制度的态度往往不是“愤慨”、“改变”，更多是寻求如何在这样的制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有些人会认为这是一种熟人社会中的相处之道，有些人（如鲁迅）大概会认为这是一种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