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者可以爱黑丝袜吗

上世纪二十年代，一战刚刚结束不久，一切物质、秩序、思想都遭到了流血式的清洗。在战争中，飞机、毒气、坦克、火箭炮等一系列规模性杀伤武器被欣喜地发明出来，录入到人类文明的光辉史册，最终以毫不留情之势夺走了一千多万人的性命。

残酷的战争使幸存者感到毛骨悚然，此时神秘到来的西班牙大流感更将这种恐惧推向了高潮，仅在1918年10月，就有20万美国人因为流感而死，人们开始思考活着的意义、怀疑起旧有的道德秩序，女权主义也在战后的美国方兴未艾。

尽管被称为女权主义圣经的《第二性》此时还没出现在波伏娃年幼的小脑袋里，但当时已流行起一种“飞来波（flapper）女孩”式的出格装扮，女孩们将大衣的扣子解开，让衣摆在风中摆动（flapper），这一穿衣风格摆脱了原本维多利亚式时代的古板与陈旧，象征着女性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同时，女孩们还对穿衣打扮作出了更加大胆的革新，如把裙子裁剪至膝盖以上，使用偏男性化的中短发型、穿高跟鞋与丝袜、抵制紧身胸衣与胸罩。而所有的这些举动，其实都指向一个声音：我们不再遵守长久以来男性制定的穿衣标准，我们要展现自己的美。

在那个女性穿衣自由受到严重束缚的年代，打破标准就意味着进步，“飞来波女孩”们当然是勇敢而自由的女性。但如果我们将视角放在女权主义理论不断完善发展的今天，就会惊诧地发现，“展现自己的美”这件事竟然变得愈发“不女权”了。

因为女权主义者们意识到了女性正处于更深层次的困境。那些曾经醉倒于裹脚束腰的臭男人们，他妈的（这个词很不女权）竟然也爱上了丝袜、短裙和高跟鞋，还常常对着不穿内衣的女性大肆性幻想。电影、广告等媒介强化了这套新审美，并使得女性再次被男性拽入“被凝视者”的行列，此刻，女性的反叛成为了男性审美标准的一部分，并重新变成一只思想之茧，将你紧紧裹住——如果你不穿丝袜和高跟鞋，就不够有“女人味”了。

简而言之，就是一百年前男性希望女性裹脚穿小鞋，现在则认为穿丝袜和高跟鞋才是“女人”，看起来女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但本质上依旧是在“男性凝视”下装扮自己。在男性仍然主导政治、传媒、经济等领域的当下，这一全方位、长时间的“男性凝视”会潜移默化地在女性的大脑里植入一套男性审美标准，使女性不自觉地就按照那套标准改造自己，以成为一个“合格女人”。

在今天，即使是对大陆保守的中产阶级群体来说，“黑丝袜”也不再象征着女性的自由与解放了，反而成为一种迎合男性欲望的“媚男”装扮，频频登场于各类色情影片中。真正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们也不屑作此打扮，而是追求起一种彻底的男性化，她们剃寸头乃至于光头，在男性专柜购买衣物，刻意远离“白幼瘦”身材和妆容。

这意味着与男性审美的彻底决裂——既然怎样都会被你“凝视”，那么我干脆变成男人，有本事你就连男人一起纳入你的审美标准吧！

无疑，将“男性化装扮”付诸实践是个体对于思想的贯彻，不论我们对女权主义理论持何种看法，都不影响我们去尊重实践者表里如一的品质。然而她们的示范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另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尽管深深认同“男性凝视”给女性带来了各种压迫，却迫于现实生活的压力与个人审美的偏好，根本无法选择那种男性化的装扮。困扰她们的一个疑惑是：我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还可以爱黑丝袜吗，这是不是助长了男性审美的压迫力呢？

事实上，即使你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类似的问题其实也可能并不少见，因为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行为与信仰发生冲突的时候。“我是一个恨国党，还应该去考公务员吗？”“我长期发表不婚言论，那么还可以结婚吗？”“我是一个环保主义者，我还可以吃肉吗？”，“我他娘的信庄子，也可以享受消费主义生活吗？”诸如此类的想法就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使人的内心饱受煎熬。

这类问题如果摆在今天道德化严重的互联网环境中去讨论，大概会招致一面倒的批评和谩骂：“当然不可以，那不就是双标和虚伪吗？”展示内心的纠结与复杂成为了一件危险的事情，大多数时候并不被公共讨论所理解。但我始终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言行不一”都指向虚伪，有时候它也揭示了个体生命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年轻时以为能够得到超脱时代的自由，最终却悲哀地发现，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这是《走向共和》电视剧里的一句台词。梁启超在辛丑条约签订前找到李鸿章，劝他趁清朝战败之际起兵勤王，推动中国完成立宪改革，但李鸿章以不愿意造反为理由拒绝，并留下了这句话。

这是段非常有意思的对话。李鸿章是清廷内部的改革派，（剧中）曾在戊戌变法时言明自己也支持君主立宪，但真到了节骨眼上，他却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把“皇权”拉下马的事情。其心中所想也不难推测——自己饱受皇恩才有今日，又读四书五经，再怎么改革，思想上也绝对迈不过“忠君爱国”这道坎，更别提要造反了。

当然，历史上李鸿章是否和梁启超有过这么一段对话，李鸿章究竟是忠是奸，我并不清楚，《走向共和》近年来也因为所谓“魔改”历史而饱受争议。但就剧中而论，这个李鸿章的纠结实在像极了行动跟不上信念的女权主义者们。道理我都懂，应该这么做，可对不起，这事儿我真干不了。

这种纠结不来自于理性的思考和判断，而是受制于长期受环境影响形成的潜在偏好。

女权主义者当然清楚地明白所谓“有女人味儿”的审美是如何被男性植入的，但她们毫无办法，从小到大就是这么过来的，身边的人都说女孩要有女孩儿样、要打扮成漂亮公主被男人呵护、要努力向电视广告里的明星靠齐，以至于这套审美偏好就空气和水一样寻常，却比毒品还要难戒。

在理性主导大脑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拼命地去遏制那些下意识的美丑感，但一旦涉及到了择偶和性关系，这套审美偏好简直牢不可破。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男性女权主义者，整天嘴上说着要审美多元化，要打破刻板的女性形象，可一落到自己这儿，不行，我还是喜欢白幼瘦、胸再大点，最好穿学生制服和黑丝袜和我做爱。放在女性身上也是如此，尽管总是硬邦邦地强调“我打扮只是为了自己”，但却很少往中性化的美（在男权社会这其实是男性化）那方面行进，这是一种客观上的迎合。当然，女性可以自我辩解说“女性化”也是审美的一部分，不应被拒斥，但整个社会的绝大部分女性都遵循这一审美，这本身就说明问题。

类似这样“不纯洁的女权主义者”普遍存在，大家都是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吗？也不尽然。

还是要回到那句话：“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在所有人都认为洋人的火车会惊扰祖坟的年代，李鸿章能把火车开进中国就已经是一种进步了，非要他去搞什么共和革命，他真的就只能做到嘴上说说而已。女权主义者们也是一样，如果非得让这些在强大的男权势力里成长起来的人与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彻底决裂，大多数人是办不到的。

因此对我来说，判断一个女权主义者是否虚伪很简单，即她是否有突破哪怕一点自身成长的年代。男女平等在中国说了很多年，但每个年代的理解都很不一样，如果我外婆今天说出了“女人不一定要做家务”，那我就会称之为女权主义者。不然呢，难道要我年迈的外婆真把厨房的碗砸了，举起拐杖敲我外公的脑袋大喊你不准“凝视”我吗？

同样，我认为在当下的中国大陆，有些事是可以争取去做的，比如普及女权主义理论、追求日常生活的独立，但有些事是大多数人没法做的，也不该因为没做这些被谴责虚伪，比如彻底砸烂这套审美，把自己完全中性化，那会给生活带来沉重的负担，毕竟女权主义者也得上班见人、赚钱吃饭的嘛。

最后，尽管受到种种束缚，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们能做出的事情如此有限，但这些有限依旧意义非凡。因为每一道声音都能够轻微地撼动这个社会牢固的高墙，哪怕蹭下一点稀稀落落的墙灰呢？即便还是逃不开对黑丝袜的热爱，但你的呼吁和实践会改变下一代人的生活环境，让她们在一个更加多元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等到她们长大，如今激进的主张都有可能会变成新的日常与习惯，就好像我们今天不会再把女性的抛头露面当作不守妇道了。

回到标题那个问题，女权主义者可以爱黑丝袜吗？当然可以，但如果还能把黑丝袜里的门道弄清楚、说出来，并对此保持一份警惕，那就最好不过了。